《五月花公约》并非美国历史的开端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8月1日发布

尽管美国史学界对于《五月花公约》签订的地点和时期等细节看法不一，但是并不认同“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也不认同“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这有大量的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著为证。

然而，科学网上转发的某著名学者的有关《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的博文（2016年7月13日原发，转发已经是31日了）引发热议，却无人对其中关于美国早期历史一段叙述中的明显不实用语提出异议，这是令人遗憾的。人们在论述中国现状和问题时经常拿美国来对照，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见用心良苦，问题是需要尊重美国的历史事实。例如关于五月花号的说法，就值得质疑：文中说：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

一般认为，美国早期移民历史有据可查始于1607年，21世纪初，李剑鸣教授在对美国早期历史作了深入研究后更提出了早期移民的具体年代记载：“1564年，法国人在佛罗里达建立卡罗琳要塞。1565-1574年西班牙人试图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之间建立拓殖地。1585年沃尔特.罗利派人在罗阿洛克岛建立英国人定居地。1590年罗利派遣的补给船队发现罗阿洛克岛的移民全部失踪。1606-1608年，普利茅斯公司在缅因的萨加达霍克河畔建立定居点。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建立詹姆斯敦。1614年约翰.史密斯在新英格兰地区探查。1619年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在詹姆斯敦一座教堂召开。1620年清教堂移民订立《五月花号公约》，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美国通史》第一卷第590-59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总主编杨生茂、刘绪贻，第一卷李剑鸣著）

笔者的《美国的崛起—17-19世纪的美国》（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的第二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第一节北美大西洋沿岸英属13个殖民地的建立，第二节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欧洲被人移民潮，都涉及北美早期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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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公约》考实

推荐李世洞文，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5月30日发布

博主按：自23日起陆续发布《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的PDF版。该书出版于2003年，今年5月13日是刘绪贻先生的100周岁，是他跨入第二个世纪的年代。

30位美国问题研究者的31篇文章随后陆续发布。

这里发布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的文章，题为《五月花公约》考实，原载《学术界》2000年第2期)。

PDF版另发,共10页，自《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第189-198页。注释在页下,文字版在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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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公约》考实

李世洞文发表：学术界/2000年第2期；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2002年11月2日发布；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评论/2002年11月3日转发


《五月花公约》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被认为是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渊源之一。在我国史学界，虽然不能说对这个问题已有很深研究，但一些学者开始触及到它并有了初步成果。和研究任何其他历史问题一样，在分析、论证、评价该公约时，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但对它的基本事实却不能“人各一说”，也不能含混不清。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起码的原则。

由于编纂《美国研究词典》的需要，笔者曾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一次不全面的调查。从所看到的一些专著、教材、工具书、论文中发现：我国学者在《五月花公约》签订的地点、时间上，明显地存在着不一致、不明确、不准确的情况。也许因为这都是些“芝麻绿豆”，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澄清。笔者认为，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即使“小问题”也应求其真、求其准，不能因善小而不为之，因错微而不纠之。巍巍大厦是由一块块优质砖瓦构成的。因此,不揣浅陋，将考订的结果及由此而生的一些想法形成文字，就教于大家。


一
当《五月花公约》在船上签订时，该船究竟处于何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根据历史记载，五月花号船从英国西南部海岸启航后，因风浪过大偏离预定去弗吉尼亚的航向，被吹到科德角（今普罗温斯敦所在地），后来又驶到普利茅斯。翻开美国地图册，其航线是一目了然的，而且从图上可以得知：科德角位于马萨诸塞海湾（又叫科德角海湾）东岸北端，普利茅斯则在该海湾西岸中北部，两者直线距离估计起码有五、六十公里，如按海湾的海岸线计算则距离更长，当年五月花号船从科德角驶到普利茅斯曾花去一个月时间。

根据有关史料，五月花号船是1620年11月抵达科德角的，《五月花公约》也是在当年11月签订的，而抵达普利茅斯则是1620年12月下旬的事。《五月花公约》签订时该船究竟处于何地，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然而我国的一些论著却把这一问题弄得模糊不清。例如，黄绍湘先生的《美国史纲（1492—1823）》中就写道：1620年“12月，在普利茅斯海港鳘鱼角登陆。登陆前，由于预防哗变和无政府状态，以威廉姆·布雷福德为最初发起人，要求船上41名成年男子在上岸前签订保证遵守领导人起草的法规和公约，即‘五月花公约’”[1]。余志森先生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一书也说：“1620年9月，102名清教徒乘上‘五月花’号船只离开荷兰（引者按：有误。从荷兰开出的不是五月花号船而是另一艘叫“Speedwell”的船，因不适于远航被弃于英国。也不是所有102名乘客均来自荷兰，来自荷兰的只有30余人），向北美洲进发。两个多月以后，‘五月花’号驶抵今麻萨诸塞湾海岸，清教徒们就在这里建立了居民点——普利茅斯。为了按照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移民区，清教徒们在登岸前共同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2]顾学稼等先生编写的《美国史纲要》也十分明确地说：“‘五月花号’于12月抵达普利茅斯。登陆前，这批常被人们称为‘移民始祖’的人，以威廉·布雷福德为发起人，由船上41名成年男子在上岸前签订‘五月花公约’。”[3]这些论著均既未提到普罗温斯敦或者科德角，又未提到签订公约的具体时间“1620年11月”，它给读者传达的必然是在普利茅斯海岸登陆前签订《五月花公约》的错误信息。如果说上述所引之内容均出自史纲性的通史著作，不能要求其太详细和太具体而可以谅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讲《五月花公约》的论文、工具书又是如何阐述的呢？

令人遗憾的是，就笔者所看到的多数论著仍没有能给读者一个准确、明确的答案。例如，严维明先生在《<五月花公约>——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的开始》一文中写道：“1620年9月12日（应为9月16日——引者），102名男女老少搭‘五月花’号船从英国西南海岸的普利茅斯港启程……9个星期以后，这些旧世界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抵达了现在马萨诸塞州的科特角……上岸前，1620年11月11日，他们制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纲领——《五月花公约》。”[4]这段文字正确说明了《五月花公约》是该船在科德角（亦即普罗温斯敦所在地）登陆以前签订的。然而，该文后面却又说“移民们在船上宣誓完毕，一个个踏上了美洲的土地。他们在海边搭起简陋的木屋，在今天的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普利茅斯村（以‘五月花’号船启航的那个港口命名）。”[5]这段文字当然不能说错，因为“宣誓完毕”后上岸的不管是马萨诸塞湾东岸的科德角还是该海湾西岸的普利茅斯都是“美洲的土地”。他们建立“普利茅斯村”的行动也是“在船上宣誓完毕”后采取的，并未涉及该船在签订《五月花公约》时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上下文的口气看，它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在普利茅斯海岸的五月花号船上“宣誓完毕”后立即上岸的。既然“宣誓”被认为是签订《五月花公约》的必要程序，这也就等于说，签订该公约时，五月花号船是在普利茅斯沿岸。前一段文字明确指出《五月花公约》签订于在科德角登陆前，后一段文字却又含含糊糊地暗示该公约签订于在普利茅斯上岸以前。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必然使读者无所适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作者本人就没搞清楚，要么就是作者在行文中没有表达清楚。不管何种原因，后果都是不明确、不准确、不一致。

江泓先生在《<五月花号公约>的由来及其影响》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模糊陈述：“1620年9月16日，这批101名志愿赴美移民自英国西南海岸普利茅斯启航，向北美新大陆进发。他们经过了漫长的、与风浪搏斗的远航，未能到达预定目的地弗吉尼亚，却被风浪吹到了科德湾角（今马萨诸塞州）。此时，船上的人员对是否在该地登陆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以‘占有者主权’（意思不明——引者）的名义登陆，开拓自己的殖民地。11月11日，他们签订一份《五月花号公约》。在他们宣誓后，于21日登陆，踏上了这块人烟稀少、荒芜的北美土地。他们以出发港‘普利茅斯’的名字，来命名自己所开辟的这块殖民地。”[6]在这段长长的文字中，尽管作者提到了科德角湾（原文写成科德湾角，疑为笔误——引者），也提到了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时间是在1620年11月11日，但实际上仍没有准确回答该公约在何处签订的问题。因为科德角湾范围很广，它既包括科德角（普罗温斯敦即位于此），也包括普利茅斯。至于提到签订公约时间“1620年11月11日”，由于文中并未指出抵达普利茅斯的时间是当年12月，所以“11月11日”也不会让读者得出签订公约是在科德角沿岸的概念。相反，从引文最后两句话中还会让读者认为公约是在普利茅斯登陆前签订的。与上述两文相比，齐文颖教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的“五月花号”词条则要明确得多、准确得多。词条写道：“1620年9月23日（似应为9月16日——引者），在牧师布莱斯特率领下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11月21日，到达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参见彩图插页第82页）。在登陆前，即11月21日由分离派领袖在船舱内主持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7]这段文字明确地指出五月花号船于1620年11月21日首先抵达科德角，之后于12月26号（即文中所说圣诞节后第一天）才到达普利茅斯，同时也指出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时间是在11月，因而使读者对在何地签订该公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只是在表达方式上还不够完满，“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之后紧接着是“在登陆前……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如不认真体会也可能产生在普利茅斯上岸前签订《五月花公约》的印象。

出现上述不明确、不准确的说法，可能同美国学者编写的论著、工具书有些关系。更具体地讲，有些是受美国学者论述不明确的影响，有些则是我们在参阅时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不够全面仔细所致。前者如比尔德夫妇的《新美国史纲要》（New Basic History of theUnited States），该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写的含糊不清：1620年，移民始祖们在普利茅斯实际拓殖以前，一小伙人就在“五月花号”船舱中开会并拟定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五月花公约》。[8]这段文字显然会让读者得出在普利茅斯登陆前签订《五月花公约》的结论。后者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的《五月花公约》词条，一开始就在定性解释中写道：“‘五月花’号船上的41名男乘客在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登陆前即1620年11月21日签署的文件。”[9]如果仅看这一条，当然也会认为《五月花公约》是在普利茅斯登陆前在船上签订的。但是该词典同时又列出“五月花号”的语条，具体写出11月21日在科德角登陆，如果两条均认真看，并仔细思索一下，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关于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时间，从前面所引用的资料，也可以看出是五花八门、极不一致的。归总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620年12月”（黄绍湘、顾学稼），“1620年11月21日”（齐文颖），“1620年11月11日”（严维明、江泓）。第一种说法显然不确切，也不知何所依，不过要指出这是笔者根据前引黄、顾等先生著作听表述方式得出的假设，并不能肯定他们就是持这种观点。后两种说法的提出者倒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他们都有所依据。因为在美国学者的论著中就存在着两种说法。持“11月21日”说的，除前面提到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外，还有R.莫里斯的《美国历史百科全书》。[10]持“11月11日”说的有《简明美国历史词典》[11]、S.E.莫里森等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12]、《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13]等。究竟何真何伪，只有查核史料。翻阅了“五月花公约”英文原文，发现其落款就明白无误地写着“1620年11月11日”。[14]这就使人感到困惑。那些持“11月21日”说法的都是美国学术界治学极为严谨的著名学者，难道他们也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发生疏漏？抑或是另有其他原因？抱着这个问题继续探索，最后终于找到答案。原来，“11月11日”是按西方儒略历（又称“旧历”）计算的，而“11月21日”则是按格雷果里历（又称“新历”）计算的。后者是教皇格雷果里（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对前者进行改造而制定的，公布于1582年。“新历”与“旧历”在记年上相差10天，更确切地说“新历”在记数上比“旧历”多出10天。英国及其殖民地是在1752年才采用“新历”的，《五月花公约》订于1620年，自然采用“旧历”的记年法“11月11日”。“新历”逐渐在全世界流行后，一些美国史学家可能是为顺应潮流与国际通用记年一致起来，将其换算成“11月21日”。另一些学者可能考虑忠于史料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仍坚持“旧历”之记年法，继续采用“11月11日”。这就出现了两种记年并行的“双轨制”。由此看来，二者均不为错，均有根据。问题是美国学者在其著作中尤其是工具书中很少对此作出说明。唯有30卷本的《美国百科全书》在有关条目中采取了“11月11日（即‘新历’11月21日）”的表述方法。正由于不了解这种学术背景，加上美国学术界存在的上述不加说明的缺点，我们在参考美国资料撰写论著时就可能“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你引用“旧历”记年，他引用“新历”记年。有的甚至是“一人两把号，吹出两种调”——在一处引用了“旧历”记年，在另一处又引用了“新历”记年。前述江泓先生的论文即为一例，他在介绍“五月花号”船驶离英国普利茅斯时用的是“新历”（“9月16日”），而在介绍签订《五月花公约》时又用了“旧历”（“11月11日”）。严维明先生的文章也属此类。

即使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阐述得比前述诸文均好的《美国大词典》（杨铮先生主编）有关词条，也难免一人“吹出两个调”。该词典在“五月花号”词条中写道：“1620年9月16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11月11日，‘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的科德角……船上的41名成年人签定（应为“订”——引者）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公约草案”。[15]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与江文一样也是“前新后旧”。客观地说，板子也不能都打在中国学者的屁股上，美国人也有这种所谓“亦新亦旧”的情形。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简明美国历史词典》即如此。它在“五月花号”词条中使用“新历”记年，而在紧接其后的《五月花公约》词条中却又使用“旧历”记年。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对洋人的书也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盲目地人云亦云。

通过上面的考订，并参考有关资料，对《五月花公约》中的时空问题似可大致作如下表述：五月花号船于1620年9月6日（“新历” 9月16日）驶离英国西南海岸的普利茅斯港口，11月11日（“新历”11月21日）抵达马萨诸塞海湾（又叫科德角湾）东岸北端的科德角（今普罗温斯敦所在地），登岸前41名成年男子在船舱内签订了《五月花公约》。此后船上16人另乘筏沿马萨诸塞湾海岸航行以探寻未来的拓殖地，最后于1620年12月11日（“新历”12月21日）在马萨诸塞湾西岸中北部今普利茅斯处登陆。1620年12月16日（“新历”12月26日），五月花号船也驶抵该地，船上移民登岸开始拓殖建立永久定居点。


二
一个小小的日期模糊混乱问题竟然长期得不到澄清，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学界同仁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局面的呢？要从客观上找理由，可以摆一箩筐。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还在主观方面，即世界史学界普遍存在着轻视、忽视史料考订和史实梳理排比的思想，视其为低级的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是不能出“学问家”的工作，因而不屑为之或不愿为之。

说起来，史料考订原是我们的国粹，是祖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老祖宗在漫长的治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诸如校勘、辨伪、训诂、考据等方法。它本应成为我们后来人攻克学术堡垒的利器，但长期以来却被当作破履而弃于市中。这种“数典忘祖”是有历史根源的。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对“史料挂帅”、“让史料说话”的批判。史料考订在当时被看作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统帅历史学的主要手段。既如此，“我辈革命青年”当然应视其如粪土，咒之、骂之、弃之犹恐不及，谁还去学之、研之、行之？毋庸讳言，老祖宗那一套有其局限性，也毋庸讳言那场批判发动者的动机有其合理性，但实践证明“矫枉过正”了，泼脏水连孩子也泼掉了，结果后患无穷。如今，虽然时代已变，但那场运动造成的偏见仍“子孙绵延，香火不断”。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多“以革命的名义”考虑，把史料考订看成是“旧史学体系组成部分”而拒之，今天则可能更多地从个人利益角度上考虑，把它看成“投入多，收获少，出力不落好”的“低级活”，对自己“戴帽加钱”没有助益的“傻子活”而避之。不管形式有何不同，其实质一样，那就是对史料考订、史实排比梳理工作的极度轻视。这种轻视不仅表现在鲜有人去从事这项工作，也表现出对考订成果的不屑一顾，不认真借鉴和改正谬误，而是继续我行我素，以讹传讹。[1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观点如不彻底转变、克服，要想使学术事业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现实却让人感到这种坏学风有继续蔓延之势。不断出现在报纸和专业刊物上的那些订正事实的书评告诉人们：忽视史料考订和史实排比梳理已不再是美国史、世界史的“特产”，而是许多领域共同拥有的“财产”了。这种情况令人忧虑。

早在八十年代末期，杨玉圣就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许多书评、文章不仅是大声疾呼学术界重视“考实性研究”的呼吁书，而且也是身体力行进行这种研究的有益实践。另一位年轻学者周祥森在一篇颇有份量的论文中[17]针砭了我国世界史学术领域里的弊端，呼唤“乾嘉遗风”劲吹，以扫除克里空的浮躁迷雾。他们还提出（或重复、强调）很好的改进意见：提倡坐冷板凳的苦干、实干精神；消除轻视、忽视“考实性”研究的偏见；尊重和扶助这种研究的成果，在评职称、评奖中不要把它当作“小儿科”等等。

我以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工作，那就是分门别类地对每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工具书、教科书等基础性成果作一次“考实性”的回顾、检查，把史实错误、不妥之处列出，并探根觅源，警示后学者。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学术界就将会取得一个扎扎实实的进步。

我衷心希望“各路英雄豪杰”都能花点力气写一些“考实性”的书评、论文，为奠立扎实的学术基础作出贡献。

注释：
[1]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2]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3]顾学稼、陈必录、姚波、吴文嘉：《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4]《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第94页。
[5]《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第94页。
[6]《历史教学》，1984年第5期，第16页。
[7]《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卷，第961页。
[8]CharlesA. and Mary R Beard, New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and Broughtup to date by William Beard),N.Y.,1968.P.80
[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8卷，第360页。
[10]RichardB.Morris,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Harperand Row.,N.Y.,1982,P.38
[11]Concise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N.Y.1983.p.646
[12]S.E.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纪琨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13]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林本椿等译、许崇信校，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5页。
[14]CharlesA. and Mary R.Beard, New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evised and broughtupto date by William Beard),N.Y.,1968,P 490—191
[15]杨铮主编：《美国大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我曾撰文批评该书的谬误（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但同时也肯定其不少词条写的较好，“五月花号”就属于此类词条。
[16]最明显的例子是齐文颖教授在1985年就发表了有关独立宣言的考实性研究成果，提出有关美国建国的新观点，但是大多数学者置之不理，仍然继续使用似是而非的旧观点。详见杨玉圣（英堂）：《读<独立宣言>札记》，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6期。又见其论集《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3页。
[17]周祥森：《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史学月刊》，1994年第9期。

[本文原载《学术界》2000年第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11月2日

[2002年11月3日转发说明：李世洞教授在《美国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2期上还发表了《“五月花号公约”究竟订于何地、何时？——兼论考订性研究》一文（第1-9页）。在2002年10月西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黄绍湘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也谈“五月花号公约”——兼就考订性研究与李世洞先生商榷》，有兴趣的网友可对照研究。]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问题评论/2002年11月3日转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3446&cid=5

《五月花公约》考实

推荐李世洞文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5月30日发布

博主按：自23日起陆续发布《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的PDF版。该书出版于2003年，今年5月13日是刘绪贻先生的100周岁，是他跨入第二个世纪的年代。

30位美国问题研究者的31篇文章随后陆续发布。

这里发布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的文章，题为《五月花公约》考实，原载《学术界》2000年第2期)。

PDF版另发,共10页，自《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第189-198页。注释在页下,文字版在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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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公约》考实

李世洞文发表：学术界/2000年第2期；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2002年11月2日发布；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评论/2002年11月3日转发


《五月花公约》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被认为是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渊源之一。在我国史学界，虽然不能说对这个问题已有很深研究，但一些学者开始触及到它并有了初步成果。和研究任何其他历史问题一样，在分析、论证、评价该公约时，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但对它的基本事实却不能“人各一说”，也不能含混不清。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起码的原则。

由于编纂《美国研究词典》的需要，笔者曾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一次不全面的调查。从所看到的一些专著、教材、工具书、论文中发现：我国学者在《五月花公约》签订的地点、时间上，明显地存在着不一致、不明确、不准确的情况。也许因为这都是些“芝麻绿豆”，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澄清。笔者认为，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即使“小问题”也应求其真、求其准，不能因善小而不为之，因错微而不纠之。巍巍大厦是由一块块优质砖瓦构成的。因此,不揣浅陋，将考订的结果及由此而生的一些想法形成文字，就教于大家。


一
当《五月花公约》在船上签订时，该船究竟处于何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根据历史记载，五月花号船从英国西南部海岸启航后，因风浪过大偏离预定去弗吉尼亚的航向，被吹到科德角（今普罗温斯敦所在地），后来又驶到普利茅斯。翻开美国地图册，其航线是一目了然的，而且从图上可以得知：科德角位于马萨诸塞海湾（又叫科德角海湾）东岸北端，普利茅斯则在该海湾西岸中北部，两者直线距离估计起码有五、六十公里，如按海湾的海岸线计算则距离更长，当年五月花号船从科德角驶到普利茅斯曾花去一个月时间。

根据有关史料，五月花号船是1620年11月抵达科德角的，《五月花公约》也是在当年11月签订的，而抵达普利茅斯则是1620年12月下旬的事。《五月花公约》签订时该船究竟处于何地，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然而我国的一些论著却把这一问题弄得模糊不清。例如，黄绍湘先生的《美国史纲（1492—1823）》中就写道：1620年“12月，在普利茅斯海港鳘鱼角登陆。登陆前，由于预防哗变和无政府状态，以威廉姆·布雷福德为最初发起人，要求船上41名成年男子在上岸前签订保证遵守领导人起草的法规和公约，即‘五月花公约’”[1]。余志森先生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一书也说：“1620年9月，102名清教徒乘上‘五月花’号船只离开荷兰（引者按：有误。从荷兰开出的不是五月花号船而是另一艘叫“Speedwell”的船，因不适于远航被弃于英国。也不是所有102名乘客均来自荷兰，来自荷兰的只有30余人），向北美洲进发。两个多月以后，‘五月花’号驶抵今麻萨诸塞湾海岸，清教徒们就在这里建立了居民点——普利茅斯。为了按照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移民区，清教徒们在登岸前共同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2]顾学稼等先生编写的《美国史纲要》也十分明确地说：“‘五月花号’于12月抵达普利茅斯。登陆前，这批常被人们称为‘移民始祖’的人，以威廉·布雷福德为发起人，由船上41名成年男子在上岸前签订‘五月花公约’。”[3]这些论著均既未提到普罗温斯敦或者科德角，又未提到签订公约的具体时间“1620年11月”，它给读者传达的必然是在普利茅斯海岸登陆前签订《五月花公约》的错误信息。如果说上述所引之内容均出自史纲性的通史著作，不能要求其太详细和太具体而可以谅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讲《五月花公约》的论文、工具书又是如何阐述的呢？

令人遗憾的是，就笔者所看到的多数论著仍没有能给读者一个准确、明确的答案。例如，严维明先生在《<五月花公约>——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的开始》一文中写道：“1620年9月12日（应为9月16日——引者），102名男女老少搭‘五月花’号船从英国西南海岸的普利茅斯港启程……9个星期以后，这些旧世界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抵达了现在马萨诸塞州的科特角……上岸前，1620年11月11日，他们制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纲领——《五月花公约》。”[4]这段文字正确说明了《五月花公约》是该船在科德角（亦即普罗温斯敦所在地）登陆以前签订的。然而，该文后面却又说“移民们在船上宣誓完毕，一个个踏上了美洲的土地。他们在海边搭起简陋的木屋，在今天的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普利茅斯村（以‘五月花’号船启航的那个港口命名）。”[5]这段文字当然不能说错，因为“宣誓完毕”后上岸的不管是马萨诸塞湾东岸的科德角还是该海湾西岸的普利茅斯都是“美洲的土地”。他们建立“普利茅斯村”的行动也是“在船上宣誓完毕”后采取的，并未涉及该船在签订《五月花公约》时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上下文的口气看，它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在普利茅斯海岸的五月花号船上“宣誓完毕”后立即上岸的。既然“宣誓”被认为是签订《五月花公约》的必要程序，这也就等于说，签订该公约时，五月花号船是在普利茅斯沿岸。前一段文字明确指出《五月花公约》签订于在科德角登陆前，后一段文字却又含含糊糊地暗示该公约签订于在普利茅斯上岸以前。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必然使读者无所适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作者本人就没搞清楚，要么就是作者在行文中没有表达清楚。不管何种原因，后果都是不明确、不准确、不一致。

江泓先生在《<五月花号公约>的由来及其影响》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模糊陈述：“1620年9月16日，这批101名志愿赴美移民自英国西南海岸普利茅斯启航，向北美新大陆进发。他们经过了漫长的、与风浪搏斗的远航，未能到达预定目的地弗吉尼亚，却被风浪吹到了科德湾角（今马萨诸塞州）。此时，船上的人员对是否在该地登陆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以‘占有者主权’（意思不明——引者）的名义登陆，开拓自己的殖民地。11月11日，他们签订一份《五月花号公约》。在他们宣誓后，于21日登陆，踏上了这块人烟稀少、荒芜的北美土地。他们以出发港‘普利茅斯’的名字，来命名自己所开辟的这块殖民地。”[6]在这段长长的文字中，尽管作者提到了科德角湾（原文写成科德湾角，疑为笔误——引者），也提到了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时间是在1620年11月11日，但实际上仍没有准确回答该公约在何处签订的问题。因为科德角湾范围很广，它既包括科德角（普罗温斯敦即位于此），也包括普利茅斯。至于提到签订公约时间“1620年11月11日”，由于文中并未指出抵达普利茅斯的时间是当年12月，所以“11月11日”也不会让读者得出签订公约是在科德角沿岸的概念。相反，从引文最后两句话中还会让读者认为公约是在普利茅斯登陆前签订的。与上述两文相比，齐文颖教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的“五月花号”词条则要明确得多、准确得多。词条写道：“1620年9月23日（似应为9月16日——引者），在牧师布莱斯特率领下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11月21日，到达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参见彩图插页第82页）。在登陆前，即11月21日由分离派领袖在船舱内主持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7]这段文字明确地指出五月花号船于1620年11月21日首先抵达科德角，之后于12月26号（即文中所说圣诞节后第一天）才到达普利茅斯，同时也指出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时间是在11月，因而使读者对在何地签订该公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只是在表达方式上还不够完满，“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之后紧接着是“在登陆前……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如不认真体会也可能产生在普利茅斯上岸前签订《五月花公约》的印象。

出现上述不明确、不准确的说法，可能同美国学者编写的论著、工具书有些关系。更具体地讲，有些是受美国学者论述不明确的影响，有些则是我们在参阅时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不够全面仔细所致。前者如比尔德夫妇的《新美国史纲要》（New Basic History of theUnited States），该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写的含糊不清：1620年，移民始祖们在普利茅斯实际拓殖以前，一小伙人就在“五月花号”船舱中开会并拟定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五月花公约》。[8]这段文字显然会让读者得出在普利茅斯登陆前签订《五月花公约》的结论。后者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的《五月花公约》词条，一开始就在定性解释中写道：“‘五月花’号船上的41名男乘客在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登陆前即1620年11月21日签署的文件。”[9]如果仅看这一条，当然也会认为《五月花公约》是在普利茅斯登陆前在船上签订的。但是该词典同时又列出“五月花号”的语条，具体写出11月21日在科德角登陆，如果两条均认真看，并仔细思索一下，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关于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时间，从前面所引用的资料，也可以看出是五花八门、极不一致的。归总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620年12月”（黄绍湘、顾学稼），“1620年11月21日”（齐文颖），“1620年11月11日”（严维明、江泓）。第一种说法显然不确切，也不知何所依，不过要指出这是笔者根据前引黄、顾等先生著作听表述方式得出的假设，并不能肯定他们就是持这种观点。后两种说法的提出者倒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他们都有所依据。因为在美国学者的论著中就存在着两种说法。持“11月21日”说的，除前面提到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外，还有R.莫里斯的《美国历史百科全书》。[10]持“11月11日”说的有《简明美国历史词典》[11]、S.E.莫里森等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12]、《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13]等。究竟何真何伪，只有查核史料。翻阅了“五月花公约”英文原文，发现其落款就明白无误地写着“1620年11月11日”。[14]这就使人感到困惑。那些持“11月21日”说法的都是美国学术界治学极为严谨的著名学者，难道他们也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发生疏漏？抑或是另有其他原因？抱着这个问题继续探索，最后终于找到答案。原来，“11月11日”是按西方儒略历（又称“旧历”）计算的，而“11月21日”则是按格雷果里历（又称“新历”）计算的。后者是教皇格雷果里（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对前者进行改造而制定的，公布于1582年。“新历”与“旧历”在记年上相差10天，更确切地说“新历”在记数上比“旧历”多出10天。英国及其殖民地是在1752年才采用“新历”的，《五月花公约》订于1620年，自然采用“旧历”的记年法“11月11日”。“新历”逐渐在全世界流行后，一些美国史学家可能是为顺应潮流与国际通用记年一致起来，将其换算成“11月21日”。另一些学者可能考虑忠于史料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仍坚持“旧历”之记年法，继续采用“11月11日”。这就出现了两种记年并行的“双轨制”。由此看来，二者均不为错，均有根据。问题是美国学者在其著作中尤其是工具书中很少对此作出说明。唯有30卷本的《美国百科全书》在有关条目中采取了“11月11日（即‘新历’11月21日）”的表述方法。正由于不了解这种学术背景，加上美国学术界存在的上述不加说明的缺点，我们在参考美国资料撰写论著时就可能“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你引用“旧历”记年，他引用“新历”记年。有的甚至是“一人两把号，吹出两种调”——在一处引用了“旧历”记年，在另一处又引用了“新历”记年。前述江泓先生的论文即为一例，他在介绍“五月花号”船驶离英国普利茅斯时用的是“新历”（“9月16日”），而在介绍签订《五月花公约》时又用了“旧历”（“11月11日”）。严维明先生的文章也属此类。

即使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阐述得比前述诸文均好的《美国大词典》（杨铮先生主编）有关词条，也难免一人“吹出两个调”。该词典在“五月花号”词条中写道：“1620年9月16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11月11日，‘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的科德角……船上的41名成年人签定（应为“订”——引者）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公约草案”。[15]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与江文一样也是“前新后旧”。客观地说，板子也不能都打在中国学者的屁股上，美国人也有这种所谓“亦新亦旧”的情形。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简明美国历史词典》即如此。它在“五月花号”词条中使用“新历”记年，而在紧接其后的《五月花公约》词条中却又使用“旧历”记年。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对洋人的书也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盲目地人云亦云。

通过上面的考订，并参考有关资料，对《五月花公约》中的时空问题似可大致作如下表述：五月花号船于1620年9月6日（“新历” 9月16日）驶离英国西南海岸的普利茅斯港口，11月11日（“新历”11月21日）抵达马萨诸塞海湾（又叫科德角湾）东岸北端的科德角（今普罗温斯敦所在地），登岸前41名成年男子在船舱内签订了《五月花公约》。此后船上16人另乘筏沿马萨诸塞湾海岸航行以探寻未来的拓殖地，最后于1620年12月11日（“新历”12月21日）在马萨诸塞湾西岸中北部今普利茅斯处登陆。1620年12月16日（“新历”12月26日），五月花号船也驶抵该地，船上移民登岸开始拓殖建立永久定居点。


二
一个小小的日期模糊混乱问题竟然长期得不到澄清，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学界同仁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局面的呢？要从客观上找理由，可以摆一箩筐。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还在主观方面，即世界史学界普遍存在着轻视、忽视史料考订和史实梳理排比的思想，视其为低级的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是不能出“学问家”的工作，因而不屑为之或不愿为之。

说起来，史料考订原是我们的国粹，是祖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老祖宗在漫长的治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诸如校勘、辨伪、训诂、考据等方法。它本应成为我们后来人攻克学术堡垒的利器，但长期以来却被当作破履而弃于市中。这种“数典忘祖”是有历史根源的。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对“史料挂帅”、“让史料说话”的批判。史料考订在当时被看作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统帅历史学的主要手段。既如此，“我辈革命青年”当然应视其如粪土，咒之、骂之、弃之犹恐不及，谁还去学之、研之、行之？毋庸讳言，老祖宗那一套有其局限性，也毋庸讳言那场批判发动者的动机有其合理性，但实践证明“矫枉过正”了，泼脏水连孩子也泼掉了，结果后患无穷。如今，虽然时代已变，但那场运动造成的偏见仍“子孙绵延，香火不断”。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多“以革命的名义”考虑，把史料考订看成是“旧史学体系组成部分”而拒之，今天则可能更多地从个人利益角度上考虑，把它看成“投入多，收获少，出力不落好”的“低级活”，对自己“戴帽加钱”没有助益的“傻子活”而避之。不管形式有何不同，其实质一样，那就是对史料考订、史实排比梳理工作的极度轻视。这种轻视不仅表现在鲜有人去从事这项工作，也表现出对考订成果的不屑一顾，不认真借鉴和改正谬误，而是继续我行我素，以讹传讹。[1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观点如不彻底转变、克服，要想使学术事业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现实却让人感到这种坏学风有继续蔓延之势。不断出现在报纸和专业刊物上的那些订正事实的书评告诉人们：忽视史料考订和史实排比梳理已不再是美国史、世界史的“特产”，而是许多领域共同拥有的“财产”了。这种情况令人忧虑。

早在八十年代末期，杨玉圣就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许多书评、文章不仅是大声疾呼学术界重视“考实性研究”的呼吁书，而且也是身体力行进行这种研究的有益实践。另一位年轻学者周祥森在一篇颇有份量的论文中[17]针砭了我国世界史学术领域里的弊端，呼唤“乾嘉遗风”劲吹，以扫除克里空的浮躁迷雾。他们还提出（或重复、强调）很好的改进意见：提倡坐冷板凳的苦干、实干精神；消除轻视、忽视“考实性”研究的偏见；尊重和扶助这种研究的成果，在评职称、评奖中不要把它当作“小儿科”等等。

我以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工作，那就是分门别类地对每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工具书、教科书等基础性成果作一次“考实性”的回顾、检查，把史实错误、不妥之处列出，并探根觅源，警示后学者。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学术界就将会取得一个扎扎实实的进步。

我衷心希望“各路英雄豪杰”都能花点力气写一些“考实性”的书评、论文，为奠立扎实的学术基础作出贡献。

注释：
[1]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2]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3]顾学稼、陈必录、姚波、吴文嘉：《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4]《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第94页。
[5]《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第94页。
[6]《历史教学》，1984年第5期，第16页。
[7]《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卷，第961页。
[8]CharlesA. and Mary R Beard, New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and Broughtup to date by William Beard),N.Y.,1968.P.80
[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8卷，第360页。
[10]RichardB.Morris,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Harperand Row.,N.Y.,1982,P.38
[11]Concise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N.Y.1983.p.646
[12]S.E.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纪琨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13]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林本椿等译、许崇信校，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5页。
[14]CharlesA. and Mary R.Beard, New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evised and broughtupto date by William Beard),N.Y.,1968,P 490—191
[15]杨铮主编：《美国大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我曾撰文批评该书的谬误（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但同时也肯定其不少词条写的较好，“五月花号”就属于此类词条。
[16]最明显的例子是齐文颖教授在1985年就发表了有关独立宣言的考实性研究成果，提出有关美国建国的新观点，但是大多数学者置之不理，仍然继续使用似是而非的旧观点。详见杨玉圣（英堂）：《读<独立宣言>札记》，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6期。又见其论集《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3页。
[17]周祥森：《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史学月刊》，1994年第9期。

[本文原载《学术界》2000年第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11月2日

[2002年11月3日转发说明：李世洞教授在《美国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2期上还发表了《“五月花号公约”究竟订于何地、何时？——兼论考订性研究》一文（第1-9页）。在2002年10月西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黄绍湘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也谈“五月花号公约”——兼就考订性研究与李世洞先生商榷》，有兴趣的网友可对照研究。]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问题评论/2002年11月3日转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3446&c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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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黄安年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