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

受权发布刘家农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1月17日发布

按：昨天上午，接到老吕50年代在北师大中文系同学秦摩亚（博古长女）打来电话，惊悉她的老伴刘家农先生已於2015年6月7日病故，享年88岁。  

老刘是爱国华侨、计量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他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2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都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对我国计量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技界领军人物，在哈军工的校友成果展中均占一席之地。而现在的该单位领导却知之甚少，并且表现得相当的冷漠。不得已秦摩亚的侄女秦红_幸娅游士2015-06-1018:08在新浪网上发布了这一噩耗并刊登了刘家农先生的自述。她在博文中写道：2015年6月7日大姑父（秦摩亚之夫），原中科院计量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家农去世，享年88岁。遗体将于明日（6月11日）火化，骨灰择日海撒。

     我听了并看了这些，感到无语，我们的科技界某些掌权人物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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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

计量院  刘家农

我出生于印尼龙目岛，小学毕业后，就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上初中。我的护照是荷兰属民，因为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但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华中，最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礼堂的一条醒目标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新加坡民众公开地宣传及组织抗日筹款和文化等活动，我在龙目岛没有见过。

 历史老师讲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以及当时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情，虽然平、津、沪相继沦陷，但上海战场的“八百壮士”，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大大鼓舞同学的爱国热情，相信抗战必胜。华侨中学的学生，一直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的国家，指的是中国。

到初二下半年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只两个多月，日军就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与龙目岛的海路交通断绝，我就流落于新加坡，寄居于伯父与族人合伙的店里。新加坡沦陷初期，日军大肆捕杀无辜市民，我的两个族叔当时就被捕杀了。日军经常随便殴打百姓，我才领教什么是亡国奴。

1943年，我做汽车修理工以维持生计。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学校复课，我才继续上高中。在华侨中学，除了学习宝贵的知识外，还学到做人的道理，培养“自强不息”校训的坚韧意志和刻苦学风，建立起献身祖国的志向。

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号称“五强”之一。但是国家贫穷又落后，还被人瞧不起。有一次，我的马来族朋友指着冥品商品的纸汽车和纸飞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只能做这种汽车和飞机。”顿时我脸上无光。于是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工程，为祖国工业而奋斗。

我从学校到社会，又回学校，经过9年才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龙目岛母校当一年半的小学教师。

1950年回国升学，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大学里，除免交学费、住宿费，还免费提供教科书籍，有一半都是翻印的苏联大学教材，俄文书籍，聆听中国和苏联教授讲课，学习科学技术理论基础。在哈工大经过政治学习，我才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但地大物不博。经过数十年外患内乱，又来一个抗美援朝战争，贫穷的祖国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世界列强，做到真正的五强。据说，培养一个大学生，相当于5家农民的全部收入，我十分珍惜祖国人民的培养，刻苦学习。

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研究科，从事精密仪器的设计。大约1959年，工具研究院改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后，我被调到实验工厂（后改为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综合设计室工作。计量基准、标准是统一单位量值的最高依据，具有现代科学达到的最高标准，也是开展计量工作的物质基础。因此，基准、标准的研究制造成了整个计量工作的重要一环。50年代初期，中国的标准计量器具，靠国家进口，在外国的封锁下，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当时，在综合设计室从事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主要是1955年前后毕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缺乏设计工作经验，主任是工人出身的中专生，为人认真，办事公正。为适应工作需要，先从翻译苏联图纸开始，仿制较简单的基准、标准器。到60年代，对基准、标准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苏联图纸已不适用，所以从1962年开始，我们就自行设计制造。我们从当时可能得到的一些英文俄文有关科技杂志、照片，一些国外仪器说明书，再按现有近似的仪器设计，先研究设计方案，再组织工艺制造和检查人员进行讨论后，分析比较，决定后进行设计，对重要的零部件，还要先进行试验。基准、标准器具的主要要求是精确度高、稳定、可靠、使用方便，有些基准器需要定期同国际比对，与国际保持一致。我们从比较简单的机械式标准仪器逐步发展到包括光学、机械、电子等综合技术的高精确度计量基准和标准。

后来，国家每年分配应届大学毕业生充实我们的队伍，在我国初具工业规模的形势下，虽然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生活物质条件极差，但我们设计人员不辞劳苦，晚上加班已成常事，大家团结一致为祖国的工业化献身，也锻炼了自己。每当我们的成品诞生之时，特别激动。令人难过的是，1964年四清运动，工作组按照桃园经验，把设计人员的家庭出身分类，制造矛盾，本来团结和谐的革命队伍，于是出现分裂，我被列入另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22日，我就被“革命群众”揪出，开辟一个大字报专栏，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主要罪状是白专道路，崇拜外国技术，崇洋媚外，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暴露其出身阶级的思想本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当天宣布罢免我的设计小组长职务。马上，往日同事、朋友，与我划清界限，连周围邻居，也不敢和我说话，比身处异国还难受。

我无法理解的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我在新加坡是工人，回国20多年，经过党20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经过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又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现在何以反而倒退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到1966年7月29日的万人大会以后，斗争矛头转向“走资派”我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经过批判以后，我又恢复工作。以后，计量院内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夺权斗争，我一概不介入。经常，整个设计室，只我一个人独立看资料进行设计。其后，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计量院，我被编入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由于科研任务的需要，两个月后我又返回设计室工作。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接受过多项设计任务。多次出差长春、上海、昆明、西安、武汉等地的工厂及科研单位调查研究，文革期间，设计工作没有间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归国华侨要有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坚持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归侨的处境才有改进。大学毕业以后经过20多年，直到1979年我才被评为工程师，1980年为高级工程师，任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5年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计量学报》编委、《当代中国的计量事业》编委及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能为祖国做贡献，是我极大的幸福。对外单位的来人的技术咨询，从来都是无偿服务，所需资料，无保留免费提供。我担任某些计量项目的鉴定会任务，每次除收额定的30元酬金外，从来一律不收额外财物。

直到1987年12月退休以前，我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2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都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现在虽然退休29多年了，但我设计的许多重要基准标准仪器仍在使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欣逢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祖国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幸亲历这伟大的部平凡的时代，我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的培养和提供条件，才能使我做出微薄的贡献，达到我报效祖国的夙愿。我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科学治学，依法治国的正确路线。我深信，再过30年，中国必将民主富强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平凡的人经历不平凡的时代，无悔也无愧。

（本文刊登在北京市侨联组织的《第四届首都新侨乡文化节》获三等奖；同时登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辉煌60年  我们共同走过——全国质检直属系统离退休干部征文集》）

（文革中几个群众给家农组织大字报专栏，但当时的领导军宣队对他是心中有数的，是信任的，他们怕我与家农离婚，专程找我校军宣队说明他没问题，并直接找我解说。他曾是朝阳区政协委员；华国锋当政时，曾被邀参加国宴。  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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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刘家农

秦红_幸娅游士

2015-06-1018:08

2015年6月7日大姑父（秦摩亚之夫），原中科院计量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家农去世，享年88岁。遗体将于明日（6月11日）火化，骨灰择日海撒。

我出生于印尼龙目岛，小学毕业后，就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上初中。我的护照是荷兰属民，因为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但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华中，最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礼堂的一条醒目标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新加坡民众公开地宣传及组织抗日筹款和文化等活动，我在龙目岛没有见过。

  历史老师讲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以及当时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情，虽然平、津、沪相继沦陷，但上海战场的“八百壮士”，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大大鼓舞同学的爱国热情，相信抗战必胜。华侨中学的学生，一直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的国家，指的是中国。

到初二下半年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只两个多月，日军就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与龙目岛的海路交通断绝，我就流落于新加坡，寄居于伯父与族人合伙的店里。新加坡沦陷初期，日军大肆捕杀无辜市民，我的两个族叔当时就被捕杀了。日军经常随便殴打百姓，我才领教什么是亡国奴。

1943年，我做汽车修理工以维持生计。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学校复课，我才继续上高中。在华侨中学，除了学习宝贵的知识外，还学到做人的道理，培养“自强不息”校训的坚韧意志和刻苦学风，建立起献身祖国的志向。

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号称“五强”之一。但是国家贫穷又落后，还被人瞧不起。有一次，我的马来族朋友指着冥品商品的纸汽车和纸飞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只能做这种汽车和飞机。”顿时我脸上无光。于是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工程，为祖国工业而奋斗。

我从学校到社会，又回学校，经过9年才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龙目岛母校当一年半的小学教师。

1950年回国升学，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大学里，除免交学费、住宿费，还免费提供教科书籍，有一半都是翻印的苏联大学教材，俄文书籍，聆听中国和苏联教授讲课，学习科学技术理论基础。在哈工大经过政治学习，我才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但地大物不博。经过数十年外患内乱，又来一个抗美援朝战争，贫穷的祖国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世界列强，做到真正的五强。据说，培养一个大学生，相当于5家农民的全部收入，我十分珍惜祖国人民的培养，刻苦学习。

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研究科，从事精密仪器的设计。大约1959年，工具研究院改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后，我被调到实验工厂（后改为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综合设计室工作。计量基准、标准是统一单位量值的最高依据，具有现代科学达到的最高标准，也是开展计量工作的物质基础。因此，基准、标准的研究制造成了整个计量工作的重要一环。50年代初期，中国的标准计量器具，靠国家进口，在外国的封锁下，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当时，在综合设计室从事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主要是1955年前后毕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缺乏设计工作经验，主任是工人出身的中专生，为人认真，办事公正。为适应工作需要，先从翻译苏联图纸开始，仿制较简单的基准、标准器。到60年代，对基准、标准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苏联图纸已不适用，所以从1962年开始，我们就自行设计制造。我们从当时可能得到的一些英文俄文有关科技杂志、照片，一些国外仪器说明书，再按现有近似的仪器设计，先研究设计方案，再组织工艺制造和检查人员进行讨论后，分析比较，决定后进行设计，对重要的零部件，还要先进行试验。基准、标准器具的主要要求是精确度高、稳定、可靠、使用方便，有些基准器需要定期同国际比对，与国际保持一致。我们从比较简单的机械式标准仪器逐步发展到包括光学、机械、电子等综合技术的高精确度计量基准和标准。

后来，国家每年分配应届大学毕业生充实我们的队伍，在我国初具工业规模的形势下，虽然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生活物质条件极差，但我们设计人员不辞劳苦，晚上加班已成常事，大家团结一致为祖国的工业化献身，也锻炼了自己。每当我们的成品诞生之时，特别激动。令人难过的是，1964年四清运动，工作组按照桃园经验，把设计人员的家庭出身分类，制造矛盾，本来团结和谐的革命队伍，于是出现分裂，我被列入另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22日，我就被“革命群众”揪出，开辟一个大字报专栏，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主要罪状是白专道路，崇拜外国技术，崇洋媚外，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暴露其出身阶级的思想本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当天宣布罢免我的设计小组长职务。马上，往日同事、朋友，与我划清界限，连周围邻居，也不敢和我说话，比身处异国还难受。

我无法理解的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我在新加坡是工人，回国20多年，经过党20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经过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又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现在何以反而倒退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到1966年7月29日的万人大会以后，斗争矛头转向“走资派”我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经过批判以后，我又恢复工作。以后，计量院内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夺权斗争，我一概不介入。经常，整个设计室，只我一个人独立看资料进行设计。其后，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计量院，我被编入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由于科研任务的需要，两个月后我又返回设计室工作。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接受过多项设计任务。多次出差长春、上海、昆明、西安、武汉等地的工厂及科研单位调查研究，文革期间，设计工作没有间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归国华侨要有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坚持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归侨的处境才有改进。大学毕业以后经过20多年，直到1979年我才被评为工程师，1980年为高级工程师，任基准器具工艺研究所总设计师，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5年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计量学报》编委、《当代中国的计量事业》编委及计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能为祖国做贡献，是我极大的幸福。对外单位的来人的技术咨询，从来都是无偿服务，所需资料，无保留免费提供。我担任某些计量项目的鉴定会任务，每次除收额定的30元酬金外，从来一律不收额外财物。

直到1987年12月退休以前，我主设计的长度、力学、光学方面有12项国家基准、标准及精密测量仪器都交付使用。其中获：国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现在虽然退休29多年了，但我设计的许多重要基准标准仪器仍在使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欣逢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祖国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幸亲历这伟大的部平凡的时代，我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的培养和提供条件，才能使我做出微薄的贡献，达到我报效祖国的夙愿。我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科学治学，依法治国的正确路线。我深信，再过30年，中国必将民主富强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平凡的人经历不平凡的时代，无悔也无愧。

（本文刊登在《第四届首都新侨乡文化节》获三等奖、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辉煌60年 我们共同走过——全国质检直属系统离退休干部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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