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國華盛頓紀念塔内徐繼畬的碑文说起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12月27日发布

我国近代正眼看世界第一人和第一书非徐繼畬及其编著的《瀛環志略》莫属。为其如此，我和李炬合著的《沉默道钉的足迹》一书A修路缘由的第一页（书中第6页）一组图片就是中美友好关系先驱徐继畬和《瀛环志略》A1图版面文字写道：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晚清洋务和自强运动的先驱。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镶嵌着1853年中国清代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花岗岩石碑。纪念碑上写道：“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咸丰三年六月初七。镶嵌在塔内第10级内壁上的这块石碑,是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里程碑。这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赞扬和学习新兴美国精神的心情。

图A01 徐继畬画像原载黄安年编著《沉默的道钉》，图4 第16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图A02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镶嵌着1853年中国清代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花岗岩石碑文字,徐继畬撰写,李炬拍摄。

对于图A01-A02的注释，笔者写道：“他曾任同文馆首任馆长。他所著的10卷本《瀛环志略》（五年数十易稿，1848年出版），为中国近代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概况的专著，被誉为“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华盛顿纪念塔内的这块汉字石碑高1.6米，宽1.2米，碑石周边刻有僧侣、游龙、武士和精美的花纹，碑文书法工整挺秀。上面刻有时任清政府福建巡抚部大中丞的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肯定美国独立战争和称赞华盛顿的文字。1867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委托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后来经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向徐继畬赠送了华盛顿画像。徐继畬在接受美国政府赠送的华盛顿画像复制品时的答词中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1997年5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前南草坪举行了纪念开创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问世150周年的纪念仪式。1998年6月29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讲演中提到了徐继畬和这块汉字碑，称它是“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参见中美友好关系先驱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1月21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861408.html”

 2006年笔者编著的《沉默的道钉》（2006年10月，五洲传播出版社，中英文版）的图1，2，3均有详细介绍。

美國華盛頓紀念塔內鑲嵌著1853年中國清代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的花崗岩石碑。這塊漢字石碑高1.6米，寬1.2米，碑石周邊刻有僧侶、游龍、武士和精美的花紋，碑文書法工整挺秀。上面刻有時任清政府福建巡撫部大中丞的徐繼畬在《瀛環志略》中肯定美國獨立戰爭和稱讚華盛頓的文字。鑲嵌在塔內第10級內壁上的這塊石碑,是中美早期友好關係的里程碑，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讚揚和學習新興美國精神的心情。1998年6月29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北京大學講演中提到了徐繼畬和這塊漢字碑，稱它是“150年前美中兩國關係溝通交往的見證”。

   [見黃安年編著《沉默的的道釘——建設北美鐵路的華工》第14-15頁，圖1-3選自美國華盛頓紀念塔全景、碑像、拓片，任復興供圖。《克林頓在對北京大學師生的講話》(1998年6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談到徐繼佘時任清政府福建巡撫部大中丞，他在華盛頓紀念碑上寫有兩段話：“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耶穌教信輩立石合眾國傳教士識咸豐三年六月初七。”（原文見《瀛寰志略》）。這座華盛頓紀念塔白色大理石方尖碑，高169.33米，重9.1萬噸，歷時36年竣工。碑身由190塊紀念石塊組成。]

   中國近代啟蒙學者徐繼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晚清洋務和自強運動的先驅，曾任同文館首任館長。他所著的10卷本《瀛環志略》，系他在福建巡撫任上收錄中外有關圖書資料編輯而成,為中國近代介紹世界各國歷史、地理的概況的專著，被譽為“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67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詹森委託著名畫家普拉特，製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複製品,後來經由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國政府向徐繼畬贈送了華盛頓畫像。徐繼畬在接受美國政府贈送的華盛頓畫像複製品時的答詞中稱“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勳,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於世無疑也”。1997年5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紀念塔前南草坪舉行了紀念開創中美友好關係的先驅徐繼佘及其《瀛寰志略》問世150周年的紀念儀式。

[見黃安年編著《沉默的的道釘——建設北美鐵路的華工》第16頁，圖4-5選自道光庚戌本封面《瀛環志略》；，1998年7月2日；太原新聞網

http://www.tynews.com.cn/longchengsanjin/2004-12/02/content_513569.htm參見紐約報導（1868年3月29日紐約時報登載的蒲安臣代表美國政府向徐繼畬贈送華盛頓畫像的述評）]

        徐繼畬作为当年富有开放和改革心态和愿望的官员和华工赴美参与建设太平洋铁路也有着有待深入探究的关系。李沣教授今年11月29日在《沉默道

钉的足迹》出版座谈会上关于徐繼畬研究的发言提出了这个研究课题（见附文）

笔者注意到三个月前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的《金色道钉》首发式，该书的序由侨联林主席署名，序文中有段涉及徐繼畬撰写的碑文，林文是这样写的：

1853年，一块来自中国的石碑飘洋过海运到美国，被牢牢地镶嵌进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上。由清朝福建巡抚徐继畬撰写的碑文，称赞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从而成为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见证。

对于这段叙述的措辞，有待讨论。

其一，“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似为“美国华盛顿纪念塔”更适宜，这块碑鑲嵌在塔內第10級內壁上，是塔内众多碑文之一，笔者1991年曾登塔目睹了这块碑。

其二，“不循世袭之规”中的世袭两字和原碑世及不符。

其三，徐继畬撰写的碑文是他在《瀛环志略》中肯定美国独立战争和称赞华盛顿的文字。这怎么也《瀛环志略》是不能省去的。

其四，1853年的石碑是“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耶穌教信輩立石合眾國傳教士識咸豐三年六月初七。”并非徐继畬所赠，当时他是否在“福建巡抚”任上待考，但绝非以“福建巡抚”立的碑。

其五，序言这段文字和全书二、三百幅画册对不上，画册中有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的图片，却没有这块石碑的任何照片令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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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与太平洋铁路华工

——在《沉默道钉的足迹》座谈会的发言

李  沣

黄安年教授和李炬合著的《沉默道钉的足迹--纪念美国铁路华工》一书(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年9月)，提到了“中美友好关系先驱徐继畬”（第6页）。我以为对徐继畬与大量广东华人赴美、早期中美人文交流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近代意义上的门户开放、学习西方、中西交流，一般认为始自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原称“同光新政”，即同治、光绪年间的门户开放和中西交流，其主要产生在上海、武汉、天津等东北部中国；而在此之前的道光、咸丰（1821至1861）年间广东沿海城市向南洋、北美的早期出国潮，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侨乡广东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影响是个很值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今日广东做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这个历史背景有关。

在道光、咸丰以至于同治的晚清，为什么中国唯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能远涉重洋到南洋、北美异地他乡去谋生、创业？是什么诱惑、勇气、技能和力量，让一些世代生活在故土的农民、渔民背井离乡？而这种连续不断地群体出国又集中发生在五邑？也就是在研究北美华工史时，我们需要寻找其源头，其原始的条件和动因。

据我的粗浅理解，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早期任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闽浙总督等职的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的影响，对华工赴美条件比较公正的《浦安臣条约》的签订，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是广东，或者是“五邑”地区农民、手工业工人出国潮的很重要的动因。考索这三者的关系或影响时，徐继畬是个关键人物。

一、关于美国传教士早期来华的活动

广州是海上霸主英国人对中国殖民掠夺的主要港口，而美国的对华贸易较晚，直到1817至1820年，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增加，每年来往中国的商船有三、四十艘。与英国的血醒掠夺贸易相比，美国的殖民贸易相对温和，“在英、法历次战争时期，中国海面上仅有两种非常显著的旗帜，就是英国的和美国的，——英国旗帜所以显著，因为英国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旗帜却因为中立的美国是所有国家的友好国，┄┄它能在别些国家所不能经商的地方经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93页，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鸦片贸易，主要从广州入海。广州也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虎门销烟和三元里抗英斗争表明，晚清中外的交集和矛盾斗争，也集中表现在广东和中英之间。美国虽然也参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但由于他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对中国的殖民掠夺相对温和些。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虽然在乾隆时就已来往，但中美的规模性交往，似乎应从奥立芬在广州设立公司，并派传教士俾治文、牙雅俾理于1930年来华传教开始。

1830年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和雅裨里，乘“罗马号”轮船抵达并落脚广州。他们在广州传教并办学堂、办医院、办报纸，广泛地与当地官员、商人、平民接触。俾治文主笔的《中国丛报》，办的时间长（1832年至1851年共出200多期），发行量大，而且比较客观（比如发表了48篇反对鸦片和鸦片贸易的文章）让美国和世界了解了中国。雅俾理的《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在香港、广州一版再版，让中国，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了解了美国。

由于美国传教士在广东的种种活动，因此在广东及口岸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语言，叫“洋泾浜英语”，即英语和汉语的混合语。传教士雅裨里的《中国日记》里也说广东地区的一些渔民、市民会说一些蹩脚的英语，但基本能沟通。

 总之，在广东口岸，有美国商船定期往来，中美交通已开通；美国传教士在广东传教和办学、办报，使中美两地、两国间有了一定的相互了解；美国的中立政策与英、法比起来，中美关系相对友好；农民、渔民中有了一些与洋人有交往并粗懂英语或称洋泾浜英语的人。再加上国内阶级斗争在这个地区尖锐表现，如1854年广东天地会在佛山起义，番禺、东莞、新会、清远周围十数郡县响应，攻城40余座，围攻广州半年之久。起义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了，失败的起义农民四处逃散，这其中恐怕有很多的人逃到了南洋或北美。这些特殊背景条件，就形成了五邑地区的华人接连不断去南洋和北美谋生的潮流。

第二个条件和动因就是徐继畬的影响

徐继畬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任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1844年，徐继畬与雅裨里相识交往，雅裨里成为徐继畬洞悉西方世界的关键人物。两人频繁地长时间交往、交谈，雅裨里不仅口头向徐继畬详细介绍世界及美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人物，并多次送给他有关的地图和书面资料。徐继畬“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情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的多。”（雅裨里语）184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在欧洲问世时，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付梓了。

《瀛环志略》在大清王朝统治下，引起了很大轰动，也改变了徐继畬的官运。声讨的用语就是“称颂夷人，献媚夷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林则徐领头上书咸丰皇帝，弹劾徐继畬，最后罢了徐继畬的全部官职。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同治四年（1865年）两宫皇太后宣旨召徐继畬入京，命任通商衙门行走（相当于外贸部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对外通商的官员。《瀛环志略》也由总理衙门重新刊行，成为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标准本”。1867年，徐继畬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总理同文馆(主要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事务大臣。成为晚清总理对外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

徐继畬长期在广东任职，后又成为朝廷对外事务的总管。他的《瀛环志略》也趁机大量发行流传。大量华工去北美修铁路是在1863至1869年间，而这期间总理对外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恰好是徐继畬（1865至1869年）华工赴美与徐继畬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但从逻辑关系上说，徐继畬与华工赴美应该有关联，比如《浦安臣条约》。

书中有专门一节，即《蒲安臣条约》推动大批华工来美，列出1868至1870三年来美33856人。客观地说，《蒲安臣条约》对华人来美及在美国的生存，做出了很多公正的制度性安排。美国对华人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公正的安排，应归功于徐继畬。本书提到了赠送美国的徐继畬碑文。美国对这块石碑非常重视，专门砌于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的内壁上，并于1867年派公使蒲安臣将华盛顿的画像作为总统的礼物送给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赠送仪式后的第二年，即1868年中美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中方与美方谈判签约的是谁？公开的文本资料无载。但1867、1868年担任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是徐继畬，按照常规，主管整个谈判和签约过程的中方代表人物应是徐继畬。

当然，五邑华工赴美还有很多其它原因，比如“苦力贸易”，英国的官方数字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被掠卖出国的华工，1849年为900名，1850年为3118名，而1852年上半年竟达到15000名。”（《英国兰皮书•关于从广东移民的通信》第一页）从事这种“苦力贸易，”的不止英国，是列强掠夺中国的一种普遍形式；又比如被官方追捕的农民起义军残余等等；从技艺上说这个地区的劳工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的工种——打石工，三元里抗英斗争队伍中的主力之一就是打石工，在美国来华招募中，这些与石头打交道的人当然是首选。

对徐继畬的研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的富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军旅作家王龙说：“今天的学者早有一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次序，而徐继畬早在《瀛环志略》中就勇敢地透过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同舟共进》2014年第3 期）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学习外国利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说明，中国失败的主要不是兵器、技术，而是制度。对此，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也很清楚，不改变腐朽没落封建王朝制度，只搞“船坚利炮”，就“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李鸿章自白）表面好看，但不堪一击。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李鸿章只敢偷偷写下来，不敢说出来，而徐继畬不仅大胆地写出来，还刻在石碑上，大张旗鼓地送给了美国人。因此，徐继畬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一番。

              写于2015年11月28日,2015年12月5日修改

(李沣,中国古代史专家、教授。在2015年11月29日的《沉默道钉的足迹》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受权在2015年12月1日黄安年的博客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940094，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