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温: 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回顾2004年6月南开学术会议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11月1日发布

本文写于四年半以前，附文《关于南开美国史学研究机构4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发表于10年前的学术交流网/2004年06月22日。文中谈到四点突出感受迄今依然难忘：文中写道：

  我自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和南开的美国史研究同行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多年工作中接触了解到的我国各个美国史学术机构的发展变化，从比较分析中有以下几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学术机构的学术带头人的承传和发展关系学术机构的命运。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尽管由于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大起大落，除了“文革”一度中断外，一直维持发展势头。这和南开同时起步具备相同学术实力的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要好得多，比起东北师大、南京大学也要好些，比起山东师大、四川大学和北京师大都要好。回顾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在学术带头人的选班、交班和接班问题上，可以说其他高校都难以和南开相比，可见这对于一个美国史研究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关系何等重大。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往往和学术带头人自身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往往出在运行机制特别是行政干预上面。这种现象值得教育部和学校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美国史机构在“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与美国学术机构和美国学者交流、组织和扩大派出“留学”“访学”活动中卓有成效，成绩显赫。《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中提供的一系列数字显示：南开学人历年来出国访问研究22次，国内外讲学25次，参加国际会议24次，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57次，并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其规模来说超过了其他高校同类的美国史机构。这对于大大缩短南开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史学研究的差距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1990-2002年，南开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所在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杨生茂先生作为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张友伦（1986-1996）和李剑鸣（2003-）担任了三届学会理事长的重任，不仅对推动学会的发展起了核心作用，同时也使南开在中国美国研究中享有盛名，加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在全国美国史研究队伍中的优势学术地位。客观地说，南开美国史研究者中的理事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者既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同时有助于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全国起到了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第四,从1984年起,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南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获得美国史博士点授权的高校之一,经过20年的连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博士生44位,形成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其中有的人还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一显身手。尽管和北京相比，南开的区位优势不如北京的高校，但是南开队伍建设和学术力量的优势弥补了区位优势上的弱点，吸引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生员，而北京一些高校与南开相比为之逊色。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当然，有了博士点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南开不以量取胜，重在精心培育，这个经验尤其值得时下博士扩招中需要极度关注确保培养质量借鉴的。

   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为纪念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机构成立50周年，开辟专栏讨论,笔者重温当年的撰文依然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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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回顾2004年6月南开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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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回顾2004年6月南开学术会议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6日发布

   93岁高龄的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于2010年5月4日在天津逝世，杨先生是我国美国史学科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誉海内外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杨先生的美国史、世界史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身体力行、锲而不舍的精神，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作风，几十年来影响着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许许多多研究者，我们这些后学者深受先生的恩泽。杨生茂先生的逝世，是我国世界史、美国史、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南开大学的重大损失。

   6年前的6月,南开大学举行了一次《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与会学者一致盛赞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道德文章,笔者有幸参加了会议,从中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了杨生茂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道德风范。这次会议也再次说明,没有杨生茂就没有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和美国的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杨先生的心血和辛劳。杨先生培育和滋润了南开重镇的成长和壮大。

   2004年初，我在美国探亲期间，接到李剑鸣和张聚国分别发来的电子邮件,询问我能否参加订于2004年6月下旬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机构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计划在5月下旬回国,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正是一次学习了解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的机会,同时可以看望德高望重的杨生茂先生。我回国后看到自2003年12月以来，杨先生先后给我写了四封信，我赶紧和杨先生通了电话并特地说明，这次来南开开会一定要来看望他老人家。利用在南开机会我还可以和南开及国内其他学术单位的美国史研究同行交流,实在是件美事，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5月24日回到北京后看到了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5月20日发出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邀请函》，上面写道：定于6月19-20日举行的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为加强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提高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水平，促进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并纪念南开大学美国史、日本史和拉美史三研究室成立40周年”。对于这一学术讨论主题我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时间仓促，我还是赶写了一篇文章《高度重视适应21世纪需求、富有时代气息的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发表在2004年6月17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栏目中，权当与会的入场券。

   依据我的记事本的记载2004年6月18日上午11:00，我离开天通苑乘849路到城铁(2元),转乘轻轨由立水桥到东直门再转二线地铁(5元)到北京站时才12:05分,即在站口购买北京----天津的直达火车票(30元),最近一次是T539次北京——天津的直达快车，13:00---14:19分,在车站等了片刻即上车,火车提速,开得很平稳，这天是星期五,去天津的人特别多，显得很拥挤。14:20分正点到达天津东站,为会议服务的杨令侠的研究生已经在那里等候,在他们的安排下我，乘出租车于15:00到了会议报道处,天塔入口处对面的红楼大酒家,报道后领到一份会议资料,其中有《南开拉丁美洲史学四十年》、《南开日本史学四十年》、《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这套会议资料集中介绍了南开三个世界是史领域的研究机构40年来走过的不平凡道路，也是我国世界史地区过别史领域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到了下榻的402房间和以往不同是一人一间，正放下随身带了的小包，李剑鸣和原祖杰前来看望。剑鸣是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从杨生茂到张友伦再到李剑鸣，南开美国史三代学术带头人，了解了日程安排后即打车下午3：20-5：20在杨生茂先生家，看到他身体健康，住房在10年前是第一世界，现在则是第三世界了,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搬。谈到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他特别说自己无功而碌，我为先生照了像，时王玮和梁茂信也在哪里。打的回红楼大酒家后与张聚国聊天。6：15分我的表弟媳跃芬来，表弟郑政一家开车带我到附近一家饭店吃饭，然后去他们家坐了一个多小时，10：40分郑开车送我回到红楼。6月19日白天参加全天的会。会议期间和张象教授，陆镜生教授和张友伦教授等聊。下午开会时为罗宣的书稿《鲁斯与中国》写推荐信（评审意见），晚上王淑丽等人来，不久韩铁来长聊，深夜1点半玉圣在井建斌陪同下了聊。20日上午分组讨论，我和韩铁主持美国史组的会议。13：00出发去汉沽新技术开发区参观，主要参观俄国的基辅号航空母舰（110元），并于5：20分开始返回北京，到北京东三环的国贸时已经晚上8：20了，回到天通苑家则21：40分了。

   对于这次南开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会后写了两篇短评。

   6月23日,我在“有感于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从开幕式和大会主题报告谈起”一文中谈到:与会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都涉及一个共同的话题：饮水思源，回忆杨生茂教授、吴廷璆教授（2003年12月3日逝世）、梁卓生教授（1982年已调北京外交学院）创建和发展研究室的历史性贡献，谈到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德高望重的杨生茂教授昨夜专门来到下榻的天津红楼大酒家看望外地代表，今天一早又来到会场和与会代表相聚并参加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就座，外地代表的发言很自然地联系到杨生茂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以及他们和杨生茂先生的个人交往。张芝联教授在讲话中专门回忆了他和杨生茂教授一起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受命编写世界近代史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难忘情景，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编写人员倾注全力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校世界近代史统编教材面世，这部教材集中体现了60年代初我国世界近代史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张教授还谈到研究历史贵在求真，而求真的历史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任东来教授作为南开第一届美国史博士生谈到了在南开受到的做学问做人的终身难忘的教育，详细而生动地谈到杨先生治学精神和道德文章,概述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上的历史性贡献。”

   “会上校内代表讲话的有杨生茂教授、俞辛焞教授、洪国起教授和王敦书教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三个研究室的艰难困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谈到了60年代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反复修改的细节，并就美国史研究室学术发展道路进行了回忆，强调指出了四点:1.坚持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不变。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在研究基础的上，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在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在近年来对于杨先生还是少有的现象。”

   6月20日,我在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的发言，该发言经修改后以《关于南开美国史学研究机构4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为题发表在2004年6月22日学术交流网上。文章谈到:“南开的美国历史研究机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年方面来无论在出人材和出精品，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方面成绩显赫，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创始人杨生茂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一书的《序》中谈到“四个令人感受最深、光彩夺目的特点”时指出：1.建立“据点”时确定的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直坚持至今。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着重贯通纵向与横向历史发展的全貌，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培典研究基础，进而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影响。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杨先生强调坚持、坚持、再坚持，而要长期坚持并非易事。”

   笔者在文章中谈到了:“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杨先生领衔培育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文章尤其对比南开和武汉说: “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

   文章还说:“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有鉴于此，我希望今后南开能够及早主办新一届中国美国史年会，以满足全国美国史学界同行学习南开经验的愿望，因为迄今南开尚未主办过一届美国史年会，京津鲁冀豫地区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杨先生年事已高，难出远门，人们有理由能够期望再次聆听杨先生的教诲祝愿他健康长寿，并来到来南开学习南开经验，从这次纪念活动中，杨先生见到不少同行显得格外兴奋。”

   遗憾的是,健康状况时好时差的杨先生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或者说,南开的同行过于谦逊，将主会场让给了兄弟单位,当然这种事情可遇不可及。

   杨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和学术成果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宝贵财富。

附两篇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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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开美国史学研究机构4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黄安年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2004年06月22日

   南开大学美国研究机构，从1964年成立的“点”经过“室”和“中心”4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最有影响的美国史研究机构和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30年前根据毛主席“反修放修”的指示精神，在全国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成立了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在武大、南开、北师大等高校当时都紧急组织力量开始涉外研究，北师大的外国问题研究室主要研究美国教育，日本教育和苏联教育问题。南开的美国历史研究机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年方面来无论在出人材和出精品，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方面成绩显赫，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创始人杨生茂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一书的《序》中谈到“四个令人感受最深、光彩夺目的特点”时指出：1.建立“据点”时确定的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直坚持至今。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着重贯通纵向与横向历史发展的全貌，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培典研究基础，进而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影响。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杨先生强调坚持、坚持、再坚持，而要长期坚持并非易事。张友伦先生在《序》中谈到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交班”时物色到“人品好、才华出众、学术造诣十分突出的学者”李剑鸣作为新的学术带头人，这样“有了新的带头人和杨生茂先生的声誉、学术地位这样宝贵的无形资产，美国史研究室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喜人的成绩”，并预言“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史研究室还会不断兴盛”。这些分析符合实际，令人信服。

我自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和南开的美国史研究同行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多年工作中接触了解到的我国各个美国史学术机构的发展变化，从比较分析中有以下几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学术机构的学术带头人的承传和发展关系学术机构的命运。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尽管由于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大起大落，除了“文革”一度中断外，一直维持发展势头。这和南开同时起步具备相同学术实力的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要好得多，比起东北师大、南京大学也要好些，比起山东师大、四川大学和北京师大都要好。回顾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在学术带头人的选班、交班和接班问题上，可以说其他高校都难以和南开相比，可见这对于一个美国史研究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关系何等重大。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往往和学术带头人自身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往往出在运行机制特别是行政干预上面。这种现象值得教育部和学校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美国史机构在“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与美国学术机构和美国学者交流、组织和扩大派出“留学”“访学”活动中卓有成效，成绩显赫。《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中提供的一系列数字显示：南开学人历年来出国访问研究22次，国内外讲学25次，参加国际会议24次，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57次，并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其规模来说超过了其他高校同类的美国史机构。这对于大大缩短南开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史学研究的差距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1990-2002年，南开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所在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杨生茂先生作为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张友伦（1986-1996）和李剑鸣（2003-）担任了三届学会理事长的重任，不仅对推动学会的发展起了核心作用，同时也使南开在中国美国研究中享有盛名，加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在全国美国史研究队伍中的优势学术地位。客观地说，南开美国史研究者中的理事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者既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同时有助于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全国起到了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第四,从1984年起,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南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获得美国史博士点授权的高校之一,经过20年的连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博士生44位,形成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其中有的人还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一显身手。尽管和北京相比，南开的区位优势不如北京的高校，但是南开队伍建设和学术力量的优势弥补了区位优势上的弱点，吸引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生员，而北京一些高校与南开相比为之逊色。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当然，有了博士点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南开不以量取胜，重在精心培育，这个经验尤其值得时下博士扩招中需要极度关注确保培养质量借鉴的。

   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有鉴于此，我希望今后南开能够及早主办新一届中国美国史年会，以满足全国美国史学界同行学习南开经验的愿望，因为迄今南开尚未主办过一届美国史年会，京津鲁冀豫地区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杨先生年事已高，难出远门，人们有理由能够期望再次聆听杨先生的教诲祝愿他健康长寿，并来到来南开学习南开经验，从这次纪念活动中，杨先生见到不少同行显得格外兴奋。同时我还建议南开美国史研究中心投入力量建设富有特色的南开美国史网站，做到资源共享，使南开和我国的美国史的研究成果推向全国和世界。南开具备这个学术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条件，罗宣博士还在南开开设了《史学电子资源利用》和《美国史网络资源概论》两门课程。我们有利用指望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网络化资源共享方面加快缩短和美国学术机构差距的步伐。

(说明:本文是2004年6月20日在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为纪念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三研究室成立40周年而举行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所增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 2004年07月05日转发

http://ahrac.com/mgjw/mgwh/559.html

有感于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

----从开幕式和大会主题报告谈起

黄安年文发表: 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研究/2004年6月23日首发

   6月19日是为期两天的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的重头戏，参加这次活动使我有机会集中了解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世界近现代史的近年来的学术动态，所以对于与会的每个发言都感兴趣。在上午的开幕式上，宣读了兄弟单位和学术同行对南开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三个研究室成立四十周年的贺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贺词就写得很好，相当的到位。会上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教授和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代表校方和院方分别致词，外地代表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齐世荣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庞卓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吴恩远研究员、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教授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都涉及一个共同的话题：饮水思源，回忆杨生茂教授、吴廷璆教授（2003年12月3日逝世）、梁卓生教授（1982年已调北京外交学院）创建和发展研究室的历史性贡献，谈到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德高望重的杨生茂教授昨夜专门来到下榻的天津红楼大酒家看望外地代表，今天一早又来到会场和与会代表相聚并参加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就座，外地代表的发言很自然地联系到杨生茂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以及他们和杨生茂先生的个人交往。张芝联教授在讲话中专门回忆了他和杨生茂教授一起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受命编写世界近代史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难忘情景，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编写人员倾注全力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校世界近代史统编教材面世，这部教材集中体现了60年代初我国世界近代史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张教授还谈到研究历史贵在求真，而求真的历史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任东来教授作为南开第一届美国史博士生谈到了在南开受到的做学问做人的终身难忘的教育，详细而生动地谈到杨先生治学精神和道德文章,概述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上的历史性贡献。

   会上校内代表讲话的有杨生茂教授、俞辛焞教授、洪国起教授和王敦书教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三个研究室的艰难困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谈到了60年代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反复修改的细节，并就美国史研究室学术发展道路进行了回忆，强调指出了四点:1.坚持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不变。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在研究基础的上，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在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在近年来对于杨先生还是少有的现象。洪国起教授特别谈到了梁卓生教授对建立拉美史研究室的贡献,和拉美史研究室艰难的恢复过程，会前他还专门拜访了梁教授。王敦书教授回忆起自己在资料员工作期间为研究室建设的亲身感受。俞辛焞教授受到重病后遗症的影响，讲话的逻辑受到干扰，但是还是能够清晰感受到他对研究室建设的奉献精神。

   在下午的大会主题发言共有四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宏毅以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做了《世界之交我国现代史研究现状与几点思考》报告，这份报告曾经在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世界史学会负责人会议上提交。报告从八个方面论述了现状，报告给人印象是着重强调齐世荣教授和现代史研究会负责人们的学术贡献，报告在列举学术成果时还把国别史例如美国史的研究成果也囊括在内。在谈到思考时强调现在现代世界史学界有人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但是并没有具体指出是谁在哪些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然而全球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和主张在中国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并不是同一回事，而研究全球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实在是我们的研究者需要注意的。

   资中筠研究员主讲的题目是《美国向何处去》。她的交谈式深入浅出报告和听众拉近了距离。她分想清楚的问题和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两个方面论述。认为：美国走向富强，达到今天这样的全球影响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例如美国的创新机制最强，对于出现问题有着自我调节功能，丑闻能够及时曝光，得力于舆论监督的净化器，强调基本的四大自由民主等。在她看来对内民主和对外霸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一般说美国在国内有此机制，而在国际上则没有，在国际上基本上还是强权政治，在国内拥有的条件使得美国具有称霸条件。她强调美国的势力还在上升，越来越霸道，现在实际上多极化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联合反美态势。以上是想清楚的问题。

   但是"9·11"后是一个转折点，使美国乱了方寸。有些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从阿富汗战争到对伊拉克战争，都有这样的问题。例如对伊战争涉及干涉内政问题，不能说在任何条件下不可以“干涉”，而是她不相信美国能够在“干涉”后驾驭伊拉克局势。用大规模战争的手段来改变一个政权，迄今还没有先例，这种情况和当年的日本不同。伊人民是愿意在暴君统治下生活还是愿意在外国枪炮统治下生活？反恐是越反越多，还是越反越少？国内安全的突出，在一定程度下转移了注意力，潜在的种族歧视已经显露出来。疟俘事件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现在美国已经摆到最右了还说不清楚。她还认为在美国现代史上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于美国影响较大。资中筠研究员的发言给人以思考的较大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冯昭奎研究员作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的报告。他回顾了日中历史上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目前日中关系是的相对强弱型关系,日本在骨子里是看不起弱者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还不够强，在军事上日中力量不对称：中国有能力毁灭日本，而日本不能毁灭中国；但如果日美联合起来则优势在日本方面，如果发生海上战争则优势在日本方面。日中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根本途径是是早日建成我国的现代化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员苏振兴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拉丁美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份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结论的研究报告的概要简介。报告以大变革与"民主赤字"为题认为：拉丁美洲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成就，也从来没有那么多问题。报告分析了《思想与贡献：拉丁美洲的民主》研究报告，从民主角度切入，分析了20多年来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成就与问题。报告从政治民主、公民民主、社会民主三个方面进行总结。调查了1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宁要发展不要民主的主张，有56.3%的人认为经济发展更重要。54.7%的人认为如果一个专制政府能解决经济问题，宁可支持专制政府。少关心指标体系，多研究实际问题。苏振兴认为:在拉丁美洲很多事情不是按照发达国家的规律来走的，如城市化问题，1940年阿根廷就超过60%。拉丁美洲第三产业的产值早就超过了第二产业，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结果。关于工业经济比重的下降问题，工业经济衰落是当前世界的新趋势吗？是到了工业经济衰落和知识经济崛起相联系吗？知识经济崛起一定要以工业经济衰落为提前吗？他以为是"工业化倒退"，而不是什么"新趋势"。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绝大部分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现在人均GDP以超过3000美元，但是也没有出现转折点，收入差距还在扩大。苏振兴的报告给人以新的思考，他不是根据传统的或官方的结论为指导来进行调查，而是以求真务实为调查的指导原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研究工作者是否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大问题。

   四位学者的报告风格不同，但是我更欣赏资中筠研究员和苏振兴研究员的论述方式。

附照片 4幅，前两幅于2004年6月18日杨先生家中，后两幅于会场主席台上。

旧文重温: 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回顾2004年6月南开学术会议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11月1日发布

本文写于四年半以前，附文《关于南开美国史学研究机构4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发表于10年前的学术交流网/2004年06月22日。文中谈到四点突出感受迄今依然难忘：文中写道：

  我自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和南开的美国史研究同行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多年工作中接触了解到的我国各个美国史学术机构的发展变化，从比较分析中有以下几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学术机构的学术带头人的承传和发展关系学术机构的命运。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尽管由于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大起大落，除了“文革”一度中断外，一直维持发展势头。这和南开同时起步具备相同学术实力的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要好得多，比起东北师大、南京大学也要好些，比起山东师大、四川大学和北京师大都要好。回顾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在学术带头人的选班、交班和接班问题上，可以说其他高校都难以和南开相比，可见这对于一个美国史研究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关系何等重大。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往往和学术带头人自身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往往出在运行机制特别是行政干预上面。这种现象值得教育部和学校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美国史机构在“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与美国学术机构和美国学者交流、组织和扩大派出“留学”“访学”活动中卓有成效，成绩显赫。《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中提供的一系列数字显示：南开学人历年来出国访问研究22次，国内外讲学25次，参加国际会议24次，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57次，并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其规模来说超过了其他高校同类的美国史机构。这对于大大缩短南开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史学研究的差距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1990-2002年，南开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所在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杨生茂先生作为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张友伦（1986-1996）和李剑鸣（2003-）担任了三届学会理事长的重任，不仅对推动学会的发展起了核心作用，同时也使南开在中国美国研究中享有盛名，加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在全国美国史研究队伍中的优势学术地位。客观地说，南开美国史研究者中的理事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者既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同时有助于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全国起到了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第四,从1984年起,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南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获得美国史博士点授权的高校之一,经过20年的连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博士生44位,形成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其中有的人还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一显身手。尽管和北京相比，南开的区位优势不如北京的高校，但是南开队伍建设和学术力量的优势弥补了区位优势上的弱点，吸引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生员，而北京一些高校与南开相比为之逊色。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当然，有了博士点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南开不以量取胜，重在精心培育，这个经验尤其值得时下博士扩招中需要极度关注确保培养质量借鉴的。

   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为纪念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机构成立50周年，开辟专栏讨论,笔者重温当年的撰文依然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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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回顾2004年6月南开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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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和南开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回顾2004年6月南开学术会议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6日发布

   93岁高龄的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于2010年5月4日在天津逝世，杨先生是我国美国史学科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誉海内外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资深学者，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创始人。杨先生的美国史、世界史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身体力行、锲而不舍的精神，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作风，几十年来影响着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许许多多研究者，我们这些后学者深受先生的恩泽。杨生茂先生的逝世，是我国世界史、美国史、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南开大学的重大损失。

   6年前的6月,南开大学举行了一次《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与会学者一致盛赞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道德文章,笔者有幸参加了会议,从中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了杨生茂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道德风范。这次会议也再次说明,没有杨生茂就没有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和美国的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杨先生的心血和辛劳。杨先生培育和滋润了南开重镇的成长和壮大。

   2004年初，我在美国探亲期间，接到李剑鸣和张聚国分别发来的电子邮件,询问我能否参加订于2004年6月下旬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机构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计划在5月下旬回国,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正是一次学习了解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的机会,同时可以看望德高望重的杨生茂先生。我回国后看到自2003年12月以来，杨先生先后给我写了四封信，我赶紧和杨先生通了电话并特地说明，这次来南开开会一定要来看望他老人家。利用在南开机会我还可以和南开及国内其他学术单位的美国史研究同行交流,实在是件美事，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5月24日回到北京后看到了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5月20日发出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邀请函》，上面写道：定于6月19-20日举行的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为加强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提高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水平，促进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并纪念南开大学美国史、日本史和拉美史三研究室成立40周年”。对于这一学术讨论主题我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时间仓促，我还是赶写了一篇文章《高度重视适应21世纪需求、富有时代气息的20世纪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发表在2004年6月17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栏目中，权当与会的入场券。

   依据我的记事本的记载2004年6月18日上午11:00，我离开天通苑乘849路到城铁(2元),转乘轻轨由立水桥到东直门再转二线地铁(5元)到北京站时才12:05分,即在站口购买北京----天津的直达火车票(30元),最近一次是T539次北京——天津的直达快车，13:00---14:19分,在车站等了片刻即上车,火车提速,开得很平稳，这天是星期五,去天津的人特别多，显得很拥挤。14:20分正点到达天津东站,为会议服务的杨令侠的研究生已经在那里等候,在他们的安排下我，乘出租车于15:00到了会议报道处,天塔入口处对面的红楼大酒家,报道后领到一份会议资料,其中有《南开拉丁美洲史学四十年》、《南开日本史学四十年》、《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这套会议资料集中介绍了南开三个世界是史领域的研究机构40年来走过的不平凡道路，也是我国世界史地区过别史领域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到了下榻的402房间和以往不同是一人一间，正放下随身带了的小包，李剑鸣和原祖杰前来看望。剑鸣是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从杨生茂到张友伦再到李剑鸣，南开美国史三代学术带头人，了解了日程安排后即打车下午3：20-5：20在杨生茂先生家，看到他身体健康，住房在10年前是第一世界，现在则是第三世界了,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搬。谈到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他特别说自己无功而碌，我为先生照了像，时王玮和梁茂信也在哪里。打的回红楼大酒家后与张聚国聊天。6：15分我的表弟媳跃芬来，表弟郑政一家开车带我到附近一家饭店吃饭，然后去他们家坐了一个多小时，10：40分郑开车送我回到红楼。6月19日白天参加全天的会。会议期间和张象教授，陆镜生教授和张友伦教授等聊。下午开会时为罗宣的书稿《鲁斯与中国》写推荐信（评审意见），晚上王淑丽等人来，不久韩铁来长聊，深夜1点半玉圣在井建斌陪同下了聊。20日上午分组讨论，我和韩铁主持美国史组的会议。13：00出发去汉沽新技术开发区参观，主要参观俄国的基辅号航空母舰（110元），并于5：20分开始返回北京，到北京东三环的国贸时已经晚上8：20了，回到天通苑家则21：40分了。

   对于这次南开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会后写了两篇短评。

   6月23日,我在“有感于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从开幕式和大会主题报告谈起”一文中谈到:与会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都涉及一个共同的话题：饮水思源，回忆杨生茂教授、吴廷璆教授（2003年12月3日逝世）、梁卓生教授（1982年已调北京外交学院）创建和发展研究室的历史性贡献，谈到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德高望重的杨生茂教授昨夜专门来到下榻的天津红楼大酒家看望外地代表，今天一早又来到会场和与会代表相聚并参加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就座，外地代表的发言很自然地联系到杨生茂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以及他们和杨生茂先生的个人交往。张芝联教授在讲话中专门回忆了他和杨生茂教授一起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受命编写世界近代史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难忘情景，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编写人员倾注全力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校世界近代史统编教材面世，这部教材集中体现了60年代初我国世界近代史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张教授还谈到研究历史贵在求真，而求真的历史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任东来教授作为南开第一届美国史博士生谈到了在南开受到的做学问做人的终身难忘的教育，详细而生动地谈到杨先生治学精神和道德文章,概述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上的历史性贡献。”

   “会上校内代表讲话的有杨生茂教授、俞辛焞教授、洪国起教授和王敦书教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三个研究室的艰难困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谈到了60年代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反复修改的细节，并就美国史研究室学术发展道路进行了回忆，强调指出了四点:1.坚持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不变。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在研究基础的上，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在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在近年来对于杨先生还是少有的现象。”

   6月20日,我在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的发言，该发言经修改后以《关于南开美国史学研究机构4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为题发表在2004年6月22日学术交流网上。文章谈到:“南开的美国历史研究机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年方面来无论在出人材和出精品，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方面成绩显赫，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创始人杨生茂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一书的《序》中谈到“四个令人感受最深、光彩夺目的特点”时指出：1.建立“据点”时确定的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直坚持至今。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着重贯通纵向与横向历史发展的全貌，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培典研究基础，进而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影响。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杨先生强调坚持、坚持、再坚持，而要长期坚持并非易事。”

   笔者在文章中谈到了:“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杨先生领衔培育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文章尤其对比南开和武汉说: “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

   文章还说:“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有鉴于此，我希望今后南开能够及早主办新一届中国美国史年会，以满足全国美国史学界同行学习南开经验的愿望，因为迄今南开尚未主办过一届美国史年会，京津鲁冀豫地区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杨先生年事已高，难出远门，人们有理由能够期望再次聆听杨先生的教诲祝愿他健康长寿，并来到来南开学习南开经验，从这次纪念活动中，杨先生见到不少同行显得格外兴奋。”

   遗憾的是,健康状况时好时差的杨先生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或者说,南开的同行过于谦逊，将主会场让给了兄弟单位,当然这种事情可遇不可及。

   杨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和学术成果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宝贵财富。

附两篇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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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开美国史学研究机构4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黄安年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2004年06月22日

   南开大学美国研究机构，从1964年成立的“点”经过“室”和“中心”4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最有影响的美国史研究机构和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30年前根据毛主席“反修放修”的指示精神，在全国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成立了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在武大、南开、北师大等高校当时都紧急组织力量开始涉外研究，北师大的外国问题研究室主要研究美国教育，日本教育和苏联教育问题。南开的美国历史研究机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年方面来无论在出人材和出精品，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方面成绩显赫，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创始人杨生茂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一书的《序》中谈到“四个令人感受最深、光彩夺目的特点”时指出：1.建立“据点”时确定的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直坚持至今。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着重贯通纵向与横向历史发展的全貌，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培典研究基础，进而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影响。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杨先生强调坚持、坚持、再坚持，而要长期坚持并非易事。张友伦先生在《序》中谈到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交班”时物色到“人品好、才华出众、学术造诣十分突出的学者”李剑鸣作为新的学术带头人，这样“有了新的带头人和杨生茂先生的声誉、学术地位这样宝贵的无形资产，美国史研究室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喜人的成绩”，并预言“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史研究室还会不断兴盛”。这些分析符合实际，令人信服。

我自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和南开的美国史研究同行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多年工作中接触了解到的我国各个美国史学术机构的发展变化，从比较分析中有以下几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学术机构的学术带头人的承传和发展关系学术机构的命运。40年来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三代学术带头人发挥了传帮带承上启下管好班、选好班、交好班、接好班的作用。这保障了南开美国史学术机构机构的运转和发展，尽管由于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大起大落，除了“文革”一度中断外，一直维持发展势头。这和南开同时起步具备相同学术实力的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要好得多，比起东北师大、南京大学也要好些，比起山东师大、四川大学和北京师大都要好。回顾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在学术带头人的选班、交班和接班问题上，可以说其他高校都难以和南开相比，可见这对于一个美国史研究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关系何等重大。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往往和学术带头人自身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往往出在运行机制特别是行政干预上面。这种现象值得教育部和学校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美国史机构在“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与美国学术机构和美国学者交流、组织和扩大派出“留学”“访学”活动中卓有成效，成绩显赫。《南开美国史学四十年（1964-2004）中提供的一系列数字显示：南开学人历年来出国访问研究22次，国内外讲学25次，参加国际会议24次，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57次，并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其规模来说超过了其他高校同类的美国史机构。这对于大大缩短南开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史学研究的差距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1990-2002年，南开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所在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杨生茂先生作为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张友伦（1986-1996）和李剑鸣（2003-）担任了三届学会理事长的重任，不仅对推动学会的发展起了核心作用，同时也使南开在中国美国研究中享有盛名，加强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在全国美国史研究队伍中的优势学术地位。客观地说，南开美国史研究者中的理事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者既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同时有助于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全国起到了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第四,从1984年起,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南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获得美国史博士点授权的高校之一,经过20年的连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博士生44位,形成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博士团队,这个团队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新一代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全国美国史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建设中突显了南开的活力，其中有的人还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一显身手。尽管和北京相比，南开的区位优势不如北京的高校，但是南开队伍建设和学术力量的优势弥补了区位优势上的弱点，吸引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生员，而北京一些高校与南开相比为之逊色。南开和武大都是在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室，在1979年又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单位，还是大型美国通史的两个主编单位，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武大之称，然而南开和武大两个研究单位的发展态势不同，南开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而武大却没有，这一事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至80年代实力雄厚的武大团队的学术地位急转直下，到了20世纪末，美国史学界的两强态势成了南开一枝独秀，连武大学术带头人刘绪贻先生的得意门生韩铁最终深情告别武大，加盟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尽管刘先生的个人学术成果累累，93岁高龄仍笔耕不停，但是难有挽回团队之力。这一事实显示了南开、武大学术团队的兴亡是和有没有博士点授予权相关的，博士点授予权的获得和扩大成为一个学术机构学术团队的学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关键。当然，有了博士点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南开不以量取胜，重在精心培育，这个经验尤其值得时下博士扩招中需要极度关注确保培养质量借鉴的。

   南开现象是值得庆贺和庆幸的，南开精神更值得学习，希望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多几个南开这样的美国研究研究学术机构，让南开精神推向全国。也希望南开为今后美国史学术的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有鉴于此，我希望今后南开能够及早主办新一届中国美国史年会，以满足全国美国史学界同行学习南开经验的愿望，因为迄今南开尚未主办过一届美国史年会，京津鲁冀豫地区的美国史研究队伍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杨先生年事已高，难出远门，人们有理由能够期望再次聆听杨先生的教诲祝愿他健康长寿，并来到来南开学习南开经验，从这次纪念活动中，杨先生见到不少同行显得格外兴奋。同时我还建议南开美国史研究中心投入力量建设富有特色的南开美国史网站，做到资源共享，使南开和我国的美国史的研究成果推向全国和世界。南开具备这个学术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条件，罗宣博士还在南开开设了《史学电子资源利用》和《美国史网络资源概论》两门课程。我们有利用指望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在网络化资源共享方面加快缩短和美国学术机构差距的步伐。

(说明:本文是2004年6月20日在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为纪念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三研究室成立40周年而举行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所增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 2004年07月05日转发

http://ahrac.com/mgjw/mgwh/559.html

有感于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

----从开幕式和大会主题报告谈起

黄安年文发表: 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研究/2004年6月23日首发

   6月19日是为期两天的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的重头戏，参加这次活动使我有机会集中了解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世界近现代史的近年来的学术动态，所以对于与会的每个发言都感兴趣。在上午的开幕式上，宣读了兄弟单位和学术同行对南开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三个研究室成立四十周年的贺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贺词就写得很好，相当的到位。会上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教授和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代表校方和院方分别致词，外地代表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齐世荣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庞卓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吴恩远研究员、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教授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讲话都涉及一个共同的话题：饮水思源，回忆杨生茂教授、吴廷璆教授（2003年12月3日逝世）、梁卓生教授（1982年已调北京外交学院）创建和发展研究室的历史性贡献，谈到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德高望重的杨生茂教授昨夜专门来到下榻的天津红楼大酒家看望外地代表，今天一早又来到会场和与会代表相聚并参加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就座，外地代表的发言很自然地联系到杨生茂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以及他们和杨生茂先生的个人交往。张芝联教授在讲话中专门回忆了他和杨生茂教授一起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受命编写世界近代史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难忘情景，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编写人员倾注全力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校世界近代史统编教材面世，这部教材集中体现了60年代初我国世界近代史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张教授还谈到研究历史贵在求真，而求真的历史研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任东来教授作为南开第一届美国史博士生谈到了在南开受到的做学问做人的终身难忘的教育，详细而生动地谈到杨先生治学精神和道德文章,概述了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上的历史性贡献。

   会上校内代表讲话的有杨生茂教授、俞辛焞教授、洪国起教授和王敦书教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三个研究室的艰难困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谈到了60年代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反复修改的细节，并就美国史研究室学术发展道路进行了回忆，强调指出了四点:1.坚持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不变。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克服急于求成过急的浮躁情绪，在研究基础的上，开出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3.在研究与教学中,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能力,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4.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与教学。在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在近年来对于杨先生还是少有的现象。洪国起教授特别谈到了梁卓生教授对建立拉美史研究室的贡献,和拉美史研究室艰难的恢复过程，会前他还专门拜访了梁教授。王敦书教授回忆起自己在资料员工作期间为研究室建设的亲身感受。俞辛焞教授受到重病后遗症的影响，讲话的逻辑受到干扰，但是还是能够清晰感受到他对研究室建设的奉献精神。

   在下午的大会主题发言共有四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宏毅以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做了《世界之交我国现代史研究现状与几点思考》报告，这份报告曾经在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世界史学会负责人会议上提交。报告从八个方面论述了现状，报告给人印象是着重强调齐世荣教授和现代史研究会负责人们的学术贡献，报告在列举学术成果时还把国别史例如美国史的研究成果也囊括在内。在谈到思考时强调现在现代世界史学界有人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但是并没有具体指出是谁在哪些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然而全球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和主张在中国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并不是同一回事，而研究全球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实在是我们的研究者需要注意的。

   资中筠研究员主讲的题目是《美国向何处去》。她的交谈式深入浅出报告和听众拉近了距离。她分想清楚的问题和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两个方面论述。认为：美国走向富强，达到今天这样的全球影响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例如美国的创新机制最强，对于出现问题有着自我调节功能，丑闻能够及时曝光，得力于舆论监督的净化器，强调基本的四大自由民主等。在她看来对内民主和对外霸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一般说美国在国内有此机制，而在国际上则没有，在国际上基本上还是强权政治，在国内拥有的条件使得美国具有称霸条件。她强调美国的势力还在上升，越来越霸道，现在实际上多极化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联合反美态势。以上是想清楚的问题。

   但是"9·11"后是一个转折点，使美国乱了方寸。有些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从阿富汗战争到对伊拉克战争，都有这样的问题。例如对伊战争涉及干涉内政问题，不能说在任何条件下不可以“干涉”，而是她不相信美国能够在“干涉”后驾驭伊拉克局势。用大规模战争的手段来改变一个政权，迄今还没有先例，这种情况和当年的日本不同。伊人民是愿意在暴君统治下生活还是愿意在外国枪炮统治下生活？反恐是越反越多，还是越反越少？国内安全的突出，在一定程度下转移了注意力，潜在的种族歧视已经显露出来。疟俘事件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现在美国已经摆到最右了还说不清楚。她还认为在美国现代史上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于美国影响较大。资中筠研究员的发言给人以思考的较大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冯昭奎研究员作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的报告。他回顾了日中历史上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目前日中关系是的相对强弱型关系,日本在骨子里是看不起弱者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还不够强，在军事上日中力量不对称：中国有能力毁灭日本，而日本不能毁灭中国；但如果日美联合起来则优势在日本方面，如果发生海上战争则优势在日本方面。日中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根本途径是是早日建成我国的现代化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员苏振兴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拉丁美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份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结论的研究报告的概要简介。报告以大变革与"民主赤字"为题认为：拉丁美洲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成就，也从来没有那么多问题。报告分析了《思想与贡献：拉丁美洲的民主》研究报告，从民主角度切入，分析了20多年来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成就与问题。报告从政治民主、公民民主、社会民主三个方面进行总结。调查了1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宁要发展不要民主的主张，有56.3%的人认为经济发展更重要。54.7%的人认为如果一个专制政府能解决经济问题，宁可支持专制政府。少关心指标体系，多研究实际问题。苏振兴认为:在拉丁美洲很多事情不是按照发达国家的规律来走的，如城市化问题，1940年阿根廷就超过60%。拉丁美洲第三产业的产值早就超过了第二产业，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结果。关于工业经济比重的下降问题，工业经济衰落是当前世界的新趋势吗？是到了工业经济衰落和知识经济崛起相联系吗？知识经济崛起一定要以工业经济衰落为提前吗？他以为是"工业化倒退"，而不是什么"新趋势"。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绝大部分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现在人均GDP以超过3000美元，但是也没有出现转折点，收入差距还在扩大。苏振兴的报告给人以新的思考，他不是根据传统的或官方的结论为指导来进行调查，而是以求真务实为调查的指导原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研究工作者是否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大问题。

   四位学者的报告风格不同，但是我更欣赏资中筠研究员和苏振兴研究员的论述方式。

附照片 4幅，前两幅于2004年6月18日杨先生家中，后两幅于会场主席台上。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320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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