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一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7月15日发布

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阅览室浏览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我们知道在近万种浩如烟海的我国地方志书中，有一部分流传到日本。如序言所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依据缩微胶卷进行了整理，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选取其中现为日本所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近百种，编成《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随后于本世纪初现在出版社又精选日本所藏中国稀见地方志十六种，编为《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其中明代十一种，清代五种，汇编为二十册，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十六种志书，不仅在国内均为稀见，而且有好几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还不见著录。如《崇祯肇庆府志》五十卷，陆鏊、陈烜奎纂修，崇祯六年——十三年刻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著录的只有《万历肇庆府志》二十二卷，再后则为《康熙肇庆府志》三十二卷。序言换谈到这批罕见的地方志，对于研究方志发展的历史同样具有学术价值。特别是《崇祯肇庆府志》，居然有序十一篇，其中崇祯五年、六年、十三年各一篇，当然都是为崇祯新志而作。另外保存下来旧志之序八篇，这在明代所修众多志书中还是不多见的。计有正统五年两篇，成化九年一篇，嘉靖四十年两篇，万历十六年三篇。从这些序言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肇庆这个地方在明代编修方志的大体情况。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续修的地方志能够补充历代为人忽略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清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华工远洋欧美修建铁路等情况,就更加完善了。

这里的照片32张拍自《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其中部分选自广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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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序

仓修良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自从两汉产生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种地方性著作都很重视，故每个朝代都有明确规定，各个地方政府都必须按时编写，及时呈送。自隋唐以来，直到清代从未中断。对于这种规定史书都有记载，真可谓有案可查。甚至对编写内容都有具体要求，这就保证了我们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特有的文化发展现象得以代代相传而不衰。尽管其内容总是不断地在发展与丰富，体例也不断地完善与更新，但是作为方志所应有的特点始终保持着不变。正因如此，自宋以来为我们留下了各种方志(包括山水志)有八千五百种左右，共十一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献宝库。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就已指出：“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中国地方史志通讯》一九八一年五、六合期)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在其《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一书中将其称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的瑰宝。”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俗民情、农业生产、自然灾害、教育思想等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内容还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如各地设置的机构，正史等著作往往缺载，而在地方志中却往往都有记载。宋元以来，由于各国商人到我国来经商日益增多，因而在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等地都曾先后设立过市舶司，可是正史都不曾记载，而在有关方志中却有记载，因此，研究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及中外交通的历史，地方志自是不可缺少。故陈高华、吴泰先生所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就曾引用了二十多种地方志资料。邹逸麟先生所撰《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青龙镇》(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年第一辑)一文，共引前人著作十八种，其中地方志就有十二种，占三分之二，而文中许多重要结论，都是根据地方志记载的材料而得出的。又如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它反映在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各个生产领域。尤其是手工业，这时有了长足的发展。就全国而言，虽然占统治地位的手工业仍是依附于农业的家庭工业，但在江南许多城镇，特别是许多著名的乡镇，则早已突破了这种情况。纺织、采矿、冶炼、制瓷等独立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并且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的许多特点。而能够反映出这些内容的，恰恰又正是当时各地所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凡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论著，尤其是研究明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著，几乎无不引用江南一带明清时期所修方志材料为主要依据，而这些内容正史中却又很少有记载。仅从上述两个方面，已经可以看出作为地方性综合性著作的地方志其重要价值之所在。至于记载各地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特别是各地的土特产，更是地方志的重要强项，若要研究这些内容，如果没有方志这种地情著作，可以想见势必困难重重。所以，八千多种旧方志，是一个珍贵的、巨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宝库。

但是，在这八千多种历代方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散在海外，为日本、美国等国图书馆所收藏，其中有些国内甚至仅存其目。为了保存祖国的文献，发扬传统的民族文化，满足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需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国际交换的方式，广泛查寻，搜集流散于海外的方志，并制成缩微胶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对这批胶卷进行了整理，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选取其中现为日本所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近百种，编成《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出版。该丛刊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很好，至今已近售完，可见很受学术界的欢迎。现在出版社又精选日本所藏中国稀见地方志十六种，编为《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其中明代十一种，清代五种，汇编为二十册，影印出版。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十六种志书，不仅在国内均为稀见，而且有好几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还不见著录。如《崇祯肇庆府志》五十卷，陆鏊、陈烜奎纂修，崇祯六年——十三年刻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著录的只有《万历肇庆府志》二十二卷，再后则为《康熙肇庆府志》三十二卷。又如《万历沙河县志》八卷，姬自修、王九秋、李国士同纂，谷师顾重修，万历三十七年刻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联合目录》中最早的也只有《康熙沙河县志》八卷。再如《崇祯蔚州志》四卷，来临纂修，崇祯抄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而《联合目录》著录最早的也只是《顺治蔚州志》二卷。我们如此不厌其烦地列举，目的在于说明这部续编所选之十六种志书，确实均为国内罕见，足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当然，这批罕见的地方志，对于研究方志发展的历史同样具有学术价值。特别是《崇祯肇庆府志》，居然有序十一篇，其中崇祯五年、六年、十三年各一篇，当然都是为崇祯新志而作。另外保存下来旧志之序八篇，这在明代所修众多志书中还是不多见的。计有正统五年两篇，成化九年一篇，嘉靖四十年两篇，万历十六年三篇。从这些序言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肇庆这个地方在明代编修方志的大体情况。据《明太宗实录》卷二○一载：“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仍命礼部遣官，编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而正统五年梁致育在为《肇庆府志》所作的序中亦说：“国朝永乐十七年檄纂修方志，吾郡奉行。”“至今又二十年。”这就说明肇庆于明代最早编修的一部志书也是在永乐年间。崇祯六年，王鏊在为新修的《肇庆府志》所作的序中则说：“国初诏辑《一统志》，”“嗣是正统、成化、嘉靖、万历间修辑再四”。可见肇庆仅在有明一代就先后六次修过方志，而最早的一次同样是为《大明一统志》编纂而编修的。并且全国各地无不如此，所以万历十六年黄时雨在为《肇庆府志》所写序中说：“宇内郡各有志，盖自文皇一下诏，而志业上献矣。”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明代各地修志情况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又如，在明代修志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修志工作者已经很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强调方志的作用，这在上述十一篇序中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何乔新在成化九年所写序中说：“夫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载天下之事，其所书者简而严；志纪一郡之事，其所书者详以尽。然而史之所书多本于志之所录，则其所系亦重矣。为政者岂可忽而不之究耶!昔宣宗，唐之英君也，命词臣纂次诸州境土风物为分处语，故能成大中之治；萧何，汉之贤相也，收秦图籍，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寡之处，故能成佐命之功。彼为天子相天下者且然，况于郡之守佐于其统内山川之险易、风俗之淳漓、贡赋户口之登耗、人物之盛衰，皆当究而知之，以为出治之资者也。能究而知之，则所以施诸有政者不出户庭而得之矣。”这段文字，既讲了志书的性质，又讲了志书的作用，特别指明为地方官吏“出治之资”。若要治理好一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若是一无所知，自然是不可能的。应当说这些都讲得很有道理。嘉靖四十年黄佐在所写序中，直称“郡乘，乃史之支流”，更是史不多见。序文说：“迁、固而下诸史，文有工拙，而记载源乎《诗》《书》，褒贬祖乎《春秋》，举相似也。郡乘，乃史之支流，具体而微者，其所裒集，惟恐文献之不足，……”同年，徐鹢所写序中，则强调志书的作用，“志者，君子之所以观风考俗、监古证今以彰治道者也。”“志亦君子所由以适治道之路也。”诸如此类，议论虽然不多，但对此后方志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要指出的是，该志在《凡例》中专门列出一条，撰写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志乘宁信毋疑，宁核毋滥，宁缓以质舆评，毋逞笔于臆见，宁缺以俟后日，毋阿意于目前。其真惠真廉，必闿泽曾编，穷檐冰玉，可风百代。即立言立功，必捍御著有劳勋，经纬蔚为文采，使作者无腴词，受者无愧色。它若职守平常，不敢概为传述。”作为封建时代的修志工作者，能够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自然是很了不起的，写的人不允许有阿腴奉承的语言和内容，要让被写的人能够当之无愧。尤其可贵的是，对于官吏们如果政绩平平，也就不必为之作传。对于这条凡例所规定，我敢大胆地说，我们不少新编方志的作者尚且未能做到，只能说甘拜下风。像这种优良的道德作风和思想品质，自然是我们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优良的传统，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不过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明代修志中也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就是欢喜发表空洞的议论，而这些议论与所修志书毫无关系。这种风气在上述十一篇序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征引。

在这十六部志书中，《嘉靖山阴县志》的《述志》写法很有特色，不称序而称《述志》，并且毫无空洞的议论，尤其是《述志》开头的几句话，却讲出了方志的起源是秦置郡县之后，“夫自禹绝封，秦皇肇制列县，称名张官置理，分合代更，群职联叙，志为邑而作也。”这就是说，由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度，派官吏治理，郡县之划分也常有变更，于是为一邑而修的志书也就产生了。看来这位《述志》的作者确实很有点见解，能够知道邑志是产生于秦始皇行郡县制之后。很显然比我们今天有些方志理论工作者还来得高明，因为这些方志理论工作者还在抱着《周官》、《禹贡》等书坐而论道，总希望方志产生于西周或者更早能够成为现实，就是不愿意面对历史现实，他们有的固执到连正史记载也不承认。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连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家还不如。

这里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部名称非常特别的志书《寿宁待志》，其作者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也许因为他编纂了通俗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使他出了名。其实他还编著和改编了大量的传奇戏曲，因此在明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今许多文学史论著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对他的评介。在这众多的评介中，却很少有提到他编纂的《寿宁待志》。尽管他从小就有才华，但在科场上却是一位失意者，为了名登仕籍，进了国子监，成了一名贡生，于是不久被破例除授丹徒训导。崇祯六年(一六三三)结识了巡抚苏松的山阴祁彪佳，也许因此于次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清代修的《寿宁县志》，将他列入《循吏传》，称其在任期间：“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是一位正直文人和清官。在崇祯十年，即离任前一年修成了《寿宁待志》两卷。至于为什么称为《待志》?他在该志《小引》中作了回答。“曷言乎待志?犹未成乎志也。曷为未成乎志?曰：前乎志者有讹焉，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何待乎?曰：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然则何亟亟乎待志之刻也?曰：天运如轮，昼夜不停；人事如局，胜负日新。三载一小庚，十载一大庚，经屡更之故，实质诸了不关心之人，忽忽犹计梦然。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略旧所存，详旧所缺，四十五季间时事之纡促，风俗之淳浇，民生之肥瘠，吏治之难易，一览三叹，司牧者可以不兢兢乎哉!不敢志，不敢不志，待之为言，欲成之而未能也。然则旧志可谓成乎?曰否。言待不言续，总之未成乎志云尔。旧以待余，余以待后之人，有其待之，其于志也，功过半矣。”他认为一部志书要写好是不容易的，前人所写的志书有错误，后人所写的志书有缺漏，既要纠正错误，又要补充缺漏，何必急于求成?况且闻见总是不断增加，各个人才识又各不相同，应当集思广益，使志书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在这短短三百字的《小引》中，包含了很有意义的人生哲理，还有许多欲言又止的深层内容。尤其是那“一览三叹”，岂不令人深思?表现了一位清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总之，他认为一部志书的记载应当是完善而真实，一个人的精力见识有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有后人的纠误、补遗和增加新的内容，只有这样，志书的内容才能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他在该志《旧志考误》中有这样一条：“志书即一邑之史，旧志成于邑人叶朝奏之手，未免贡谀戴令，叙事中多称功诵德之语，殊乖志体。宜直载其事，稍删赞美。”这就代表了他的修志之指导思想。因此，他在《寿宁待志小引》中所反映的修志理论和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新志编修工作者借鉴，特别是对那些主张断代续修的人来说，尤其是一篇很好的教材。《寿宁待志》虽然仅有两卷，约四万字左右，但篇目设置和所记内容却相当完备，这与一直为前人所吹捧的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都是以文学家角色参与修志，其结果却大不相同，看来这只能归结于冯梦龙所说，“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可以想见，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冯梦龙的为人性格、学术思想和治学之道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因为大家知道的他是一位文学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修过一部县志。

总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陆续编辑出版，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不单是对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使这部分流散海外的志书能够回归故里。希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后能够将流散在美国各图书馆的中国方志，亦能通过各个渠道加以搜集，编辑出版，以使流散在国外的方志都能回归祖国，为发展祖国学术文化而作出贡献。(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