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任东来对老一代美国史学家的深厚感情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5月4日发布

任东来是新一代美国史学者中承前启后的学术带头人，他对老一代美国史学家怀有真诚的深厚感情。从他撰文谈及已故李慎之、杨生茂、丁则民、冯承柏先生和高龄学术前辈刘绪贻、邓蜀生、曹德谦等先生的印象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真挚的情感和对前辈学者的尊敬。这些都反映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如：《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2003-04-22－23，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4月8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4948&type=1008；

《冯承柏教授：一个永远追追求新知的学者》（《春思秋怀忆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第158-16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冬日里那温暖的阳光：怀念恩师丁则民教授》 (2012/02/07)

http://www.ahrac.com/Special.asp?ID=7；

《任东来：杨生茂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为师》（2010年06月26日）http://www.ahrac.com/yjhxx/2037.html

《任东来：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史学月刊》  2010年05月09日

http://www.ahrac.com/yjhxx/1884.html

《神秘的“倜西”——祝贺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书生业志—曹得谦先生九十华诞祝贺文集》第26-27页，杨玉圣、孙洁琼编,2012年内部出版）

对于迄今笔耕不缀的百岁老人刘先生，他撰文表示要《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百岁华诞文集》第85-8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他还和我、杨玉圣合作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收入他的《论1934-1936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一文（第555-578页）。

他还多次对我谈起对已故刘祚昌、罗荣渠、李道揆和迄今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资中筠等先生的崇敬之情。

这里，我想专门说说，为纪念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东来付出的辛劳。虽然东来时人在美国，且身体已很不适，还是欣然命笔，撰文《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全文见下）这篇文章颇有老邓文风。

我在2012年3月初,发电子邮件给东来：

东来老友:

近来可好,甚念。今有一事请予以支持。

为邓蜀生先生90华诞准备出版文集，其中有学界同行的回忆与祝贺的文章，希望你能拨冗安排时间写篇回忆与邓先生交往的文章，字数不限，截止时间在2012年7月31日。其他同仁如便请转告。邀请函请见附件

顺问教安

安年

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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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我收到他的回信：

黄老师：

好的。我一定尽力而为。这学期我来IOWA 的Grinnell College作研究，我女儿在此读大三了，正好陪陪她。问吕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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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我收到东来的撰文，15日回信给东来:

东来:

你的大作，老邓和我都看了,个别笔错字已改,还请你再看一下，有无问题，改后告诉我算定稿。

文集一切进展顺利,老邓自己的部分已经准备好。

本书最后定名《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书名字已经找人写好,封面照片老邓自己也选好。

顺便请问,你文中一下一段中的两篇文章有复印件可否给我一份？

“写了一篇口气魄大的综合书评“前进中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发表在陕西社科院办的〈社会科学评论〉（已停刊）。另一篇书评介绍邓先生的大作《罗斯福》。因为该书太受欢迎，国内几家有书评栏目的报刊都发表过重量级的书评，我这个小人物根本无处再发。这时我偶然看到香港三联出版的一个书评刊物《读者伴侣》，遂投了过去并得以发表。”
黄安年

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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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随即回复：

黄老师：

社会科学评论找不到杂志了，因为是1985年的某一期，那时从北京到天津求学，杂志没有收到。香港的杂志找到了，刊名应该是《读者良友》，下周扫描给你。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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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东来发来电子邮件：

黄老师：

非常不好意思。打开杂志才发现，我的书评被自己裁了下来，变成了空白。剪报则不知何处，只好将目录页传过来。顺颂夏安。东来

7月26日,我发信给东来:

老邓保存了你的书评,我将他打印出来,请看如下内容,并见影印件:

邓蜀生新著《罗斯福》

任东来（按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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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我发信给东来：

东来：

《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选》，将于近日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公开出版, 16开本(787×1092毫米)，34.25印张，45.6万字，另有16页照片,2012年10月第１版。该书由刘绪贻先生任名誉主编，黄安年编。

为了在该书出版后尽快将书寄达您的手中,请确认您的邮寄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黄安年

另近闻,你身体欠佳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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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我收到东来回信：

黄老师：

很高兴知道文集即将出版，确实有一种想先睹为快的渴望，了解邓公不平凡的经历和人生体验。

我在美国时就发现自己易疲倦、盗汗和消瘦，回来后没有改善，7月初去医院检查，很快被诊断出是患有NK/T（非霍奇金T细胞）淋巴瘤，一种比较少见的鼻咽部恶性肿瘤。在南京作了两期化疗。其间检索文献发现，医科院肿瘤医院放射科主任李晔雄是这种病专家，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积累了500多病例，遂在国庆节前来京就医。一共要作25次放疗，目前已经做了15次。副作用就是咽部溃疡严重，吞咽困难。其余没什么问题，精神很好。我要到11月5、6日才能结束治疗，所以如果书记在此前出版，可寄我的病房：

100021 北京潘家园17号医科院肿瘤医院外科楼1913房间。我病房有外线电话 8778 7282。

问吕老师好！东来

我看到信后,和吕启祥交换看法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这种情况治愈难度极大,就看他运气如何了。我即刻拨通电话进行安慰，令人惊讶的是感觉他心态非常好，和常人无疑对于这样的恶性病魔，他没有心乱,有点视死如归的感觉。

19：51分,我发电子邮件给他:

东来:

这件事被你自己出来证实使我感到你的精神状态会很好,既来之则安之,全力以赴面对病魔,期间有无中药辅助治疗?夫人是否在身边陪同

东来随即回复：

黄老师：

谢谢鼓励。在放化疗期间没有用中药，我太太说，放疗过后，找中医配些调养的药。放疗每天只有10分钟，而且，我住在VIP病房，条件很好，我完全可以自理。所以，我太太还在上课，把课排在周1-3，周三下午过来。

November 1, 2012,2:54 AM，我发电子邮件给东来

东来:

最近感觉可好。

邓先生的样书已出版,全部书11月6或7日可以装订，你是何时北京,请告诉我,我要争取送到你手中。

电话没有联系上,先电子邮件联系

黄安年

东来随即回复：

黄老师：

我下周一放疗结束，计划周三（7日）返回南京。书看来要寄了。非常不幸，我的手机昨晚被偷了。到南京才能重新办理原来的号码，所以要联系的话，只能用病房的电话。

November 1, 2012 9:27 PM，我发信给东来

东来:

书如果6日送到我回立即奉上的,如果万一不行,我用特快专递寄给你,请你说出在南京的寄达地址家里最好,避免去取。

黄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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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天，东来发信告诉我:

我们周三下午出院，四点的高铁，7点45就到南京。8点半到家，非常顺利。邓书可寄到家里：*******（按地址电话,发表时略）（回来后重办了一张卡）。

我随即发信给东来：

东来:

本来有望书在你返回南京时送到,但是在看到样书后发现一处错排了两个字必需取消,谁知印厂已经装订了,等于样书没有作用,不得已换页重装所以耽误了时间,现在要14日书到收,届时特快专递寄上,请耐心等待,问你太太好,请多保重

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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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中午书到，下午2时用顺风特快专递寄送任东来家中。16日,东来收到书,来电话对书大加赞赏，并谈及现在病情稳定，有望康复等等。

我本以为，也许可以暂过难关，谁知今年以来病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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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

任东来（南京大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22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26-52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4页。]

邓蜀生先生也九十岁了，真是不可想象！我对先生的印象依然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邓先生精力旺盛，思路敏捷而又开阔，讲起话了语速飞快，滔滔不绝。

   与绝大多数晚辈对前辈学者的认知一样，我知道邓先生也是先读其文（书），后识其人。我是东北师大（入学时还叫吉林师大）历史系78级学生，当时学习劲头极大，课本知识远远满足不了年轻人的求知欲。所以，《世界历史》1978年创刊，我在第二年就订阅了，订费都是从国家给我们师范生的生活费中省下来的。因为“成本”很高，几乎每篇文章都要读一遍。在1980年的第一期上，读到一篇论点摘编，介绍邓蜀生的“罗斯福与美国孤立主义的斗争”一文。该文观点非常新颖，完全改变了把罗斯福对日外交与张伯伦对英外交相提并论、视为绥靖政策的传统观点。当时自己对罗斯福颇为崇拜，于是，赶紧找来文章最初发表的刊物《复旦大学学报》。文章很长，分两期刊载，但读起来却非常流畅，与通常的外国史论文的沉闷感和欧化腔完全不同。就这样，邓蜀生的名字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年多后，又读到邓先生的在《复旦学报》的第二篇大作“罗斯福与珍珠港事件”，再次对邓先生佩服的五体投地，特别是对文章结尾那段华丽的文字表述印象深刻。（该文后来收入到《世界现代史论文集》，但我发现那段我认为最精彩的结尾没有了。后来见到邓先生时，我还特别提及这一点，邓先生说，有些学者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所以删掉了。真是遗憾）。出于好奇，我问自己的老师丁则民教授，邓蜀生是何方神仙，何以能够一鸣惊人？我的疑问不无道理，因为从文章的水平和文笔来看，是研究有素的大学者所为，但此前，我从没有见过他有文章发表。当时国内世界史领域的文章极少，薄薄一本内部发行的《世界史论文索引》，几乎囊括了文革前全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资料，其中的美国史论文有百余篇，我们作作业时经常据此查阅，对有关作者颇为熟悉。丁老师告诉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记者出身，后被打成右派，故无法发表文章。他还说，邓先生口才极好，滔滔不绝，没有做教师，真是可惜了。我想，当时丁先生也不知道，1964年《历史研究》上，署名邓楚川的“威尔逊与中国”一文就是邓先生的大作。 大学期间，邓先生出版的《伍德罗·威尔逊》，编辑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太贵了，当时买不起）都是我非常喜爱的著作。他在《读书》、《人物》发表的书评（《美国通史简编》）和人物小传（罗斯福）也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东施效颦，在读社科院读研究生期间，我也开始在《读书》发表豆腐干文章，在《人物》发表了一篇汉密尔顿的传记。   1982年秋天，到北京读研究生后不久，我就向邓先生写了“致敬信”，表达自己对其作品的喜爱，以及拜访先生的愿望。信发出后，很晚才接到他的回信。原来，我没有写朝内大街166号，结果寄到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大概经常出现这种差错，北京人民出版社改为北京出版社），而不是邓先生所在的“人民出版社”。邓先生非常客气，谦虚地表示，他总是把年轻学生的赞扬视为对自己工作的鞭策和鼓励。记得后来，我曾经去出版社拜访过他，后来他又在我们美国研究系所的中美关系讲座上讲“威尔逊对华政策”。1985年6月，我和师兄何志功硕士答辩，邓先生也是我们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我写的是美国对华“租借”援助，其中涉及到中国驻印军、驼峰空运、史迪威公路和缅北战役。就是在这次答辩上，邓先生才第一次向我们提及他作为战地记者参与报道缅北战役的经历。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另一个答辩委员会委员、美国所副所长吴展教授（已故）对我论文中涉及的驼峰空运吨位表示怀疑。他是国防科工委出身，对数字极为敏感，说这样的运输吨位需要多少、多少架C-46运输机。我的数字来自美国陆军战史，但我的确不知道每天有多少架次飞行。这时，邓先生替我解围了，说到自己当时就在在印度和缅北，目睹了这次空运，的确非常壮观。我在研究中，用了一些中国文史资料上的回忆录，甚至采访过驻印军司令郑洞国将军（已故）。所以，答辩后，我对邓先生表示，很遗憾我才知道您的这段经历，您应该写回忆录。他说，我曾经就缅北大战为《大公报》写了系列报道，早就发表了。我1988年从南开博士毕业后，没有按85年离开北京时的设想，重返北京工作，而是南下南京大学中美中心执教。这样，我与邓先生的联系也断了。1990年我评副教授时，杨先生主编的、我参与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已经交稿但尚未付印。我向邓先生寻求帮助，他二话没说，就寄来了出版社的证明，使我顺利得到正常晋升。邓先生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巨大，我无以回报。我只做过两件事，算是对邓先生教诲的回报。受邓先生等几位美国史前辈的影响，我也有写书评的兴趣。最早的两篇书评均与邓先生有关，第一篇是把邓先生编的《美国史论文集》（第1、2辑）和杨先生编的《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集中在一起，写了一篇口气魄大的综合书评“前进中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发表在陕西社科院办的《社会科学评论》（已停刊）。另一篇书评介绍邓先生的大作《罗斯福》。因为该书太受欢迎，国内几家有书评栏目的报刊都发表过重量级的书评，我这个小人物根本无处再发。这时我偶然看到香港三联出版的一个书评刊物《读者伴侣》，遂投了过去并得以发表。该刊物后来也停办了，我也不知道邓先生看到没有。还有一次，那时已经到了21世纪了，和邓先生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有一天突然接到邓先生电话，告诉我他已经退休，但还在东方出版社帮忙。他们要重新翻译出版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打算找张纯如在致谢中提及的在南京采访时的助理杨夏鸣来翻译，但没有他的信息。他问我知道此人不，可否有他的电话。因为杨曾经是中心学员、南大历史系研究生，我很快告诉了邓先生他的联系方式。邓先生的编辑成就有目共睹，我写下这些交往，还想说明他虽非教师，但他曾经给予我这样的年轻学生极大影响和帮助。可以想象，我只是他无私帮助过的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位。另外，邓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值得我们记住。首先，在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他开创了撰写建设性书评的先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为我们学科的好传统。其次，有关威尔逊和罗斯福的传记，为后来学者撰写美国人物传记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第三，在美国移民史和美国联邦制研究中，邓先生的研究都是引领学术潮流的开山之作，不可逾越。

最后，在言之有据基础上，邓先生开创了一种活泼生动、行云流水般的论文写作风格，非常值得我们这些世界史学者借鉴。

2012-5-16离美返国前夕于古林学院

[任东来教授为现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634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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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蜀生新著《罗斯福》

任东来（南京大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2月5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426-42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2页。]

这是一本一看封面就喜欢，一读内容就放不下的书。作为《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的一本，邓蜀生的书《罗斯福》一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他的了解不是来自“正统的”历史教科书，就是源于《战争风云》这样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形象常常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这个人太重要了，对美国来说，“他推翻的先例……,他打破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迅猛而激烈”;对世界而言,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参与设计和创造的“联合国”和“雅尔塔体制”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这个人太复杂了，是他实行所谓“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加速摆脱了“大萧条”，从而维护了美国民主制度；但也是他，下令进行非法窃听和邮政检查,成为“水门事件”之先声；是他在为所谓世界民主事业，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而努力同时，却同意把日裔美国人驱赶到集中营，并拒绝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大量进入美国；是他把美国人民一步一步带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但也是他在德国潜艇攻击美国船舰问题上大做文章，制造舆论，进而为以后美国另一位总统约翰逊制造对越南宣战的“东京湾事件”提供了先例；是他竭力维护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力促胜利早日到来，但也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牺牲小国弱国利益，从而破坏了自己倡导的原则。如此重要，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作者笔下变成一个可以理解、可以认识的历史人物。这无疑是需要渊博学识敏锐眼光和生动文笔的。

英雄史观认为，历史祗不过是伟人的传记。但我们则相信,伟大人物的传记祗是历史的部分而已。伟人之成为伟人，恰恰是由于时代的结果，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因而，传记不仅使我们了解伟人的活动,而且也从中认识了时代，并培养了一种正确的历史观。《罗斯福》一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历史广阔的背景下,作者勾划了自己主人公的素描。从而使这本书的容量超出了主人公的事迹，而多少成为一部丰实多彩的美国现代历史。不是吗，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典型的美国掌握者的培养方式：英国式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然后是所谓“常青藤大学”；哈佛和哥伦比亚，出来后就成为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操纵政党机构的政客；到处是司空见惯寡廉鲜耻的政治权术和官场弊端；错综复杂的政界、商界、舆论的权势网络；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道义原则和自私自利的价值考虑决策选择。

  《罗斯福》一书另一特点是研究性与普及性结合,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根据外文材料写成的外国名人传记能这样富有“中国味”，实在难能可贵。材料基本笔笔有出处，并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举要”，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为方便读者研读，作者还编有“罗斯福生平及主要活动简表”和书中“部分人物简介”。不过书中也有明显的漏洞,即在正文中只字未提罗斯福是怎样、在何时何地去世的。作为一本传记，缺少了主人公的结局，很难说是完整的。尽管如此,此书仍然是读书界不可多得的译本雅俗共赏的传记。

（原载香港《读者良友》1987年5月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6392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