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戡阵亡，西安震动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1月10日发布

邓蜀生先生在《职业生涯回顾》写道：“1947年春 内战全面展开，政治形势急剧恶化。5月25日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晚报三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并逮捕记者。我侥幸逃脱抓捕后,在友人处躲避了一段时期，报纸复刊后,新民报系总经理自南京致信赵超构，示意让我辞职，离开报社。赵也认为我离开新民报是不可避免的事,并将我推荐时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的赵敏恒。二赵私交不错，而且赵敏恒与我还有师生关系,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时，赵是新闻系兼职教授。他同意我去与他面谈。经过两次谈话，赵同意我到新闻报来,但考虑到当时形势,也表示,我不能在上海工作,要改名换姓,派往外地。1947年7月我改名后去西安担任该报驻西安记者，1949年4月回上海。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 兼任西安《时代新闻》日报总编辑。”邓先生告诉我他所用的化名。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之间，在上海《观察》以特约记者名义发表了12篇有关陕西军政形势的专文,现在是其中的一篇专文。

（第四卷第4期，1948年3月）

观察特约记者

（观察西安通信）记者于上期本刊报道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的消息。共军的攻势终于引起了西安的震动。胡宗南将遭遇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挫折，他的爱将刘戡军长于二月一日宜川一役阵亡, 刘戡部下一个师长也跟着阵亡了。（编者按：中央社十日南京电：军长刘戡及师长严明于宜川以西石村丹阳镇一役殉职。）还有一个师长也下落不明，这两个师都折损了三分之二以上。

延安以北是马鸿逵部防守，延安以南及关中地区由胡宗南部负责。王震的部队挑中了刘戡将军的防区。原来大家都很放心,因为刘将军及其所部是是胡部的精英，刘将军又是去年三月二十九日“跃马进延安”的第一人。谁料到王震集中了近六个旅的优势兵力，直指宜川，这儿是刘戡的指挥部所在地，刘部措手不及，实在没有料到王震敢来打硬仗。三月三号西安已经遍传刘戡被俘的消息,虽然军方极力防止这消息的泄露。可是商人的消息最灵通，据说这消息最初还是由商人方面传出来的。这严重的挫败，震动了西安的军政当局。四号警备司令部与市政府联合会报上,警报司令和市长都承认局势的险恶，而要求新闻界的审慎，对于战讯的报道,和粮食价格的消息都要慎重，以免动摇民心。

这次刘戡挫败的原因，一方面是轻敌,未把王震放在眼中，一方面是国军联络欠佳。王震围攻宜川时，延安的国军也没有出援。但事实上也不能出援，因为彭德怀在米脂、清涧、吴堡一带控制了六个旅的兵力，对延安采“看管”姿态，同时又扼住了榆林国军南下的路。延安国军一动，他就可能直扑延安。榆林国军一动,他又可能进取榆林。在战略地位上,彭德怀得到主动。大家眼巴巴看着刘戡吃亏。刘部这一垮使关中感到重大压力。同时,陇东的共军近一万人,向邠州、永筹进逼。据说共军有截断宝鸡到西安铁路的企图。再经未经证实的转述共军企图谓：南下的共军要越铁路与陕南的共军会师汉中。这在现阶段,也许有些夸大,但共军心目中的远景未始不想这样。

刘部失利的消息传来,胡宗南的心情当然是沉重得很。三月三日祝绍周主陕四周年纪念会，他本来预备亲自来对他的干部勗勉一番，临时又不来了,由高桂滋代表说胡主任临时因事不能来。祝绍周致词时，也要大家提高警觉，不要让西安成了太原沈阳第二!现在胡宗南将晋南豫西的董剑部（这是胡的最后的本钱）一起调到潼关集中,向西安增防。西安现由第七十八师镇守,另外又调了几个旅到陕北增防，原在汉中的青年军二0三师也出动向东堵截企图窜川的孔从周部。

市场动态是反映战局的镜子，四五天来,粮价狂涨,其他各物转疲，小麦由一百四十万一石跳到二百四十万，宝鸡的粮价也闻风而涨，使得省市当局不得不废止非粮商不得往外县购运粮食的禁令，而奖励自由购运。市当局再四要求市民储粮储煤。

这一次的动荡,使胡宗南在西北培植了十几年的威信，完全丧失。原来他有“西北长城”的徽号,现在这座长城开了很宽的缺口。他个人自信心太强,也太自负,刚愎有余，宽宏不足，从不听别人的意见。据说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他也有些自省，在今日关中的老百姓，还是靠他来庇护，也只有希望他来切实地检讨一下他自己。

共军的陕北攻势，使胡宗南部完全退出山西,使他又回原防，底定晋南还谈不到，何况北上。现在只想如何击溃共军攻势，保全延安,保卫关中，损兵折将的损失是捞不回了。

记者曾一再指出，共军在陕北是要打击国军的有生力量 ，而不在攻城略地，现在这种看法充分地获得证明。共军集中力量来吃刘戡，不惜留置大兵于榆林延安之间，以牵制国军，使国军不能应援。彭德怀也不会长期扮演牵制任务的。不久也许要开始活动,对手是马鸿逵的部队,就是白部长一再颂扬的西北骑兵。

（本文作者邓蜀生为观察特约记者，原载（《观察》第四卷第4期第16页，自右至左直排自繁体字,收入本书简体字横排由黄安年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