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记我所尊敬的邓蜀生先生

王  玮(山东师范大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26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16-51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4页。]

我同邓蜀生先生的初次相见是在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这届年会是在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烟台举行的，所以又称“烟台会议”。我当时正在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门下读研，虽然已经年方35，人到中年，但由于刚刚进入学术界的大门，同参加会议的诸位学者相比，只是一名小学生，同与会的黄绍湘、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黄德禄等老先生相比，更是一个小小字辈。只记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我的同门师弟王心阳和徐秋，还有武汉大学刘先生的大弟子韩铁，以及祝立明、李其荣几位，我们住在烟台市政府交际处（现在的烟台山宾馆）一个大房间里，互通款曲，相聚甚欢。报到当天吃晚饭时，杨先生把我叫了过去，指着一位瘦瘦的老先生对我说：“这是邓蜀生先生”，立时，一种敬佩、仰慕的情愫从我的心底升腾漫延，包裹了我的全身。

第一次听到邓先生的名字也是从杨先生那里。1979年初，先生把我叫到家里，要我为刘祚昌先生刚刚出版的《美国内战史》写一篇书评。我深知写书评一事非同一般，非由学术功力深厚之人担当不可，而我只是初出茅庐的一普通学子，难当此任。更何况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我并不认同刘先生一书的观点，比如林肯评价的问题。我把我的顾虑同杨先生讲过之后，先生答道：“邓蜀生先生刚刚发表了一篇谈林肯的文章，你可以看一看”。我问，邓先生是谁。杨先生对我说：“邓先生，那可是学术界的传奇之人”，然后，就向我娓娓述说了邓先生的经历和成就。

据杨先生讲，邓蜀生先生曾以译员和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抗日战场上。在闻名世界的滇缅战役中，年轻的邓先生服务于史迪威指挥的印缅战区，写过许多反映战区生活和战事的新闻稿件。抗战胜利后，邓先生又在重庆继续他的新闻工作。建国后，他还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朝鲜战争。先生那洗练犀利、生动传神、富有文采的写作风格就是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练就的。先生还嘱咐我要多读邓先生的文章，向邓先生学习出色的文字功底。从此，邓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凡是我能找到的，必精心攻读，并从中受益匪浅，使我在今后的研究和耕读中，不知不觉受到邓先生的影响，在文字表达方面，养成字斟句酌、细推慢敲、千锤百炼的习惯。我深深感到，史学研究，除了具备收集解读资料、发现提出问题和逻辑抽象思维的能力之外，还需有潇洒典雅优美的文字功夫。多年来，我指导过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阅读评审过多篇学位论文，深感现在的年轻学子，知识领域宽广、理论基础扎实、并且通过互联网技术获取材料的能力极佳，但是，由于缺少一定的文字修辞功底，写出的东西辞藻贫乏、行文涩钝、文风干瘪呆板、形同八股，令人不忍卒读。历史学不仅仅是靠史料说话的实证科学、也不仅仅是思辨哲学，还是一门文学和美学。在此我呼吁学界诸生，要多读一点邓蜀生先生，从那里汲取点点滴滴的治学素养，创作出真正的史学佳作。

话说回来，同杨先生交谈过后，我找到了邓先生题为《林肯这个人》的评论文章读了起来，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喝着一壶醇美的老酒，又如品着一杯甘冽的清茶，竟是那么有滋有味、如醉如痴，方信杨先生对邓先生的评介果然不虚。后来我几乎把我所能找到的邓先生的作品通读了一遍，才知原来读书竟是一种享受。

邓蜀生先生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80年中期，杨生茂先生开始筹划撰写《美国外交史》，这是国内第一部美国外交通史。参加者有张宏毅、任东来、徐国琦、张红路诸君，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杨先生说，邓先生听说此事后，愿意负责该书的出版事宜，并担任责编。邓先生以出版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集于一身的角色，对该书的撰写和出版投入了辛劳和精力。比如，书成之后，我们就是采纳了邓先生的意见，将书名改为《美国外交政策史》，邓先生并且在观点体系、章节目录、编辑体例、篇幅字数等，做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邓先生在美国史研究方面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六卷本《美国通史》了。这部洋洋三百万言的卷帙浩繁的学术巨著，从创意策划、设计主题、编写提纲、组织撰写，一直到编辑出版，无不浸透了邓蜀生和其他老先生的心血。关于《美国通史》，还是把时光回溯到1980年的烟台会议。在学术讨论的间歇之时，我们这些初入学术之门的小字辈们在波涛和沙滩之间漫步玩耍, 殊不知老先生们正日夜苦战, 对参加撰写通史的5 所高校提出的编写提纲、通史的编写原则和体例进行讨论和修改，其间便有邓蜀生先生。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跨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一代人也都年过半百，鬓发染霜。这期间，《美国通史》由分册出版，到结集成套，其中的曲折甘苦，自有这漫长的20余年的日日夜夜可以作证。2003年我应《史学月刊》之邀，参加了庆祝《美国通史》出版而举行的笔谈。我在提交的文章《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中回忆道：

2001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为庆祝建所20周年,在北京青蓝大厦召集了一次纪念会议,我作为山东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聚会。开幕式正在进行, 我正在专心倾听主席台上的发言,此时,我恍惚之中觉得有一位长者悄然在我身旁落座，那瘦瘦的身影是那样的熟悉, 猛然回头望去, 竟然是多年不见的邓蜀生先生。邓先生是出版界的巨擘, 同时也是国内老一代知名学者,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几年前已经离休, 但还担任出版社的顾问。对这样一位学术前辈, 我一直是非常敬重的。激动之下, 我赶忙上前同先生打招呼,紧紧地握住了先生的双手。邓先生比过去更为消瘦, 且略见憔悴, 头发近乎全白, 但仍是那样的精神矍铄, 目光炯然, 谈吐之间随时可见当年的昂然豪气。先生说, 近年来为照顾病中的老伴, 身心交瘁,颇感疲惫, 但既已“充任” 顾问, 就不能不顾不问, 所以还经常去出版社顾问顾问。说到此, 先生突然话锋一转, 无比激动地说: “告诉你, 美国通史丛书各分卷即将全部出齐, 不久将以合集的形式再版, 共六卷三百万字。这个工程终于完成。” 会后, 我去天津探望我的导师杨生茂先生,先生也告诉我《美国通史》即将出版的消息。当时, 先生感叹道: “二十多年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 ”是的, 二十多年虽然弹指一挥, 但为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学科工程, 老一代学者如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 奋勇挂帅, 身体力行, 皓首穷经, 可以说将毕生精力和学术积累都奉献给了这部300 万字的学术巨著,其中的丁先生没有等到这部书的合集问世就仙逝西归。后继的中年一代, 如张友伦、余志森等老师, 以及年轻学人中的佼佼者李剑鸣教授等, 都全身心地投入到通史的编纂和写作的工作。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光, 整整三代人的心血, 全都凝聚在装帧精美的六卷本当中了。

我写到这里，心中不禁闪过一个念头：虽然《美国通史》的撰著者名单上没有邓蜀生先生的名字，但是邓先生的贡献是伟大的，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将这部巨著比作一座丰碑，邓蜀生的名字将深深地、牢牢地镌刻其上，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邓先生的道德文章，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谨以此文纪念邓蜀生先生九秩嵩寿。

                                    2012年7月

 [王玮教授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