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一生  成就斐然

张友伦（南开大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3日发布

（按:本文为原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友伦所作。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499-50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现在博客上发布，PDF版3幅附后）

今年3月10日,黄安年教授电告,要我为祝贺邓蜀生先生90华诞的文集写几句话。我欣然响应。一是我对邓先生的为人,他的卓越成就和巨大的贡献都非常钦佩，可以借祝贺之机表达自己的心情,二是我同邓先生在工作上有所接触，对他的言行有切身的体会，从我所了解的点滴中可以看出他高尚的为人和不凡的修养。

      我和邓先生的接触始于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此前我只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读过他发表的《历史研究》上关于威尔逊和中国那篇文章，记得文章的署名是邓楚川。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世界近代史，虽然觉得文章写得非常好,但也没有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要求，后来才知道我心仪已久的邓楚川就是邓蜀生教授。

邓先生是人民出版社很有影响的资深编审,经他的手出过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同时他又是我国杰出的美国史学家，本身有关美国史的论著也相当丰硕,完全可以跻身于老一代美国史学家之列，是他们当中的少壮派。邓先生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活动家。他在美国史研究会中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但他却利用这个平台沟通了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做出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和不可取代的。

邓先生曾为研究会编辑和出版过几本论文集，文章基本上都是研究会会员撰写的。几本论文集既显示了当时我国美国史的研究水平,也加强了会员凝聚力。当时国内的历史刊物很少，会员们为年会提供的文章很难得到发表的机会。文集的出版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激发了研究的兴趣和信心。这对于广大会员确实是功德一桩。但是，别以为邓先生是人民出版社编辑出论文集比较容易。据我了解,当时大多数出版社对出集体论文集不感兴趣。要取得有关领导的同意，肯定要大费先生的唇舌。个中的辛苦别人是很难体会的。另外，要从大量文章中挑选出质量优秀的20多篇是很费神的事情。这也只能由邓先生自己承担。

论文集问世以后很受读者的欢迎,一直是高校学生们的重要读物。

邓先生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力挺六卷本《美国通史》的立项、编写和出版。正如邓蜀生先生所说的，它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有关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有同志认为这是“我国美国史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就有邓蜀生先生在内。1979年,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等前辈美国史专家倡议动员研究会的力量,群策群力，编写一部高质量的多卷本《美国通史》。这个倡议得到了与会的美国史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热烈响应。但在进一步讨论中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主要觉得项目太大、难度太高,担心难以完成。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让它蔓延。在几位前辈专家的坚决表态和耐心解释下,研究会终于做出了立项的决定。记得邓先生曾经在会上比较激动地说,黄绍湘先生一个人都写了一本部头不小的《美国通史简编》，我们这么多人还不敢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吗？在场的与会者受到前辈专家们无比热情和坚强信心的感染，劲头也就提起来了。

对一个研究会来说,在它成立伊始就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规模越大，困难越多，最大的困难就是撰稿人员非常分散,而且主编对他们没有行政约束力，全凭他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样写作进度就很难保证。邓先生和两位主编采取以学校为单位把各卷分下去,并设立了各卷分主编的办法，使编写人员相对集中,而且相互比较了解,便于交流、协调。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使得人员分散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撰写人员都有很多工作,而撰写《美国通史》在各自单位又不是硬任务,有些撰稿人无法按时完成工作,甚至不得不退出。更不幸的是有分卷主编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工作。记得邓先生曾为此大伤脑筋。到处物色人来接替留下的工作。我的单位不在北京， 他抓住我因公赴北京的机会让我推荐合适的人选。邓先生对《美国通史》的书稿要求非常严格。他本人又精通美国史，那些论述不到位的地方和细小的错误都难逃他的法眼。每一本分卷在成书的时候都要通过两次严格的审查。第一关是两位主编的严格审查。最后就是邓先生那一关。按照统一规定,分册成书以后要编索引。编索引很容易出错,我曾就此请教邓先生。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为我做了详细的介绍,使我顿开茅塞，获益匪浅。

六卷本《美国通史》的问世影响很大。这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三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晶。但是，如果没有邓先生的穿针引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部书的出版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庆贺之余千万不可看不到邓先生的重大贡献。

上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设立了美国学丛书评议小组。邓先生和我都应邀作为小组成员。主要工作是审阅申请资助的书稿,提出意见,由小组讨论决定。审阅者的个人意见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对的审阅者承受的压力也比较重,看稿绝对不能马虎。每本书都有30-40万字。工作量是相当大的。邓先生当时年岁已高,但每次参加会议都准时到达。记得他来去都骑自行车，显得神采奕奕。

邓先生在每次会议上对所审阅书稿的评议都很具体,很细致，而且意见很明确,决不拖泥带水。让人听了以后就可以决断。无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都有充分的根据。

我和邓先生交往不多,但印象深刻。据我所知，他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有容有辱、有得有失，但他都能泰然处之。是一位有抱负、有追求、有修养的人。正因为他能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走自己的路,才能在几十年间成就一位出版界名人，美国史学界的一位顶级专家。在他90华诞大庆之日，我仅祝贺他在今后的日子里走得更高更远。我想到一副对联，虽然不工整,但多少同他的经历有点关联,写在下面，博大家一笑:

九旬回首荣辱不惊等闲过 

今日展望得失淡然从头越。

        （写于2012年4月中旬）

[张友伦教授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