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心里话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0月29日发布

（按:本文是邓蜀生先生为《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一书所写的前言，该书已由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笔者受权发布《说说心里话》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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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朋友的策划和操作下，出版这本文集，写此短文，表达我的衷心感谢，同时借此机会，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1944年8月，我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印缅前线战地通讯。从那时算起，到2008年因严重眼疾而搁笔，相隔将近70年了，其中有十多年是在农场改造、农村劳动、“浩劫” 洗礼和干校“锻炼”中度过的。其余的岁月，都是在新闻出版岗位上或编译或译或写。总算编出了一些书，写了一些文章。

　　上世纪50年代，我是从事国际时事编辑和评论写作的。从1957年下半年起因“右派” 搁了笔。搁笔三年多回到出版社以后，工作由时事转为历史，干起外国历史编辑这一行。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主要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40多年了。

　　作为一名编辑，第一要务是选好稿，编好书，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我认为用唐人这诗句来称颂编辑的“奉献”未必贴切。原诗句“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一“恨”字是诗人情感的凝聚，饱含怨怼之情，而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并无“为他人作嫁衣裳” 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之喜悦。这是题外话。我要说的是，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编与写很难分隔。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编辑要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

　　本集论中的文章，第一篇《威尔逊与中国》耗时两年，成于1964年，也是我担任外国历史编辑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文中使用的词语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基本观点在我1982年出版的《伍!罗· 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时仍旧保留。

　　本文集中未收入上世纪50年代用邓超笔名写的文章，因为不是学术性的。选用的有关美国史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是用心写的。但这些文章，卑之无甚高论。今天读来更觉得了无新意。但它们毕竟反映了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我要特别感谢黄安年、王旭、李剑鸣三位教授朋友为这本文集得以面世所作的大量工作。我更要感谢许多见过面和从未谋面的文友们的热情祝福和寄语，对于你们对我的溢美之词真是受之有愧。我把这些祝福当作是送给我这个老人的九旬礼物吧，谢谢。我的世纪同事、挚友书法家吴道弘为本文集题写了封面书名，他的书法早就蜚声出版界。说到封面，要多说两句，原来我拟定的书名比较直白，念起来总感到有点别扭，黄安年教授和吕启祥研究员夫妇反复琢磨，想出了现在这个书名，十分合我意，在此向各位好友抱拳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文集中收录了我在解放前写的部分战地通讯和时局评述文章，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人生轨迹的片断展示出来，聊备一格而已。

　　　　　　　　　　　邓蜀生

　　　  2012年盛夏于北京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