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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的相对贫困和社会危机（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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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的相对贫困和社会危机（1999年）
黄安年文 发表:
（按：1999年4月笔者在中央电视教育台《中学历史教师之友》栏目讲授《美国经济发展史专题》，共15讲，这是第十五讲的内容，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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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的相对贫困和社会危机（《美国经济发展史专题第15讲）
黄安年文 发表: 中央电视教育台《中学历史教师之友》栏目，1999年4月；学术交流网/美
国问题研究/
一. 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是困扰当今世界发展的全球性普遍问题，即使最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经济现代化是和部分居民贫困化共生的。经济的增长并不能消除美国的贫困，尽管保障赤贫的基本生活需求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界定贫困概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问题, 它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 不同时期情况有别。在早期和近代美国有旧贫困和新贫困之分, 前者指移民来到新大陆时期的贫困, 后者指新大陆发展中的贫困现象。在现代美国, 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和贫困现象。
一般说来,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绝对贫困指处于维持一个人的生存和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收入状况。即基本生存权和最低限度的营养、休息、温饱和照顾。有人称为生存贫困标准,或最低体面生活标准。这种绝对贫困标准线随不同时间、家庭和个人情况变化而改变, 因为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的生存需要,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标准是不同的。
在美国绝对贫困表明其生活水平低于政府每年公布的贫困线标准。由于美国现代化进程在二战后的巨大变化, 50年代后期进入了丰裕社会阶段, 与此同时在美国出现了新贫困现象, 对这现象进行阐述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958年由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出版的《丰裕社会》和1960年迈克尔·哈林顿所著的《另一个美国》, 这种强调美国存在“被遗忘的人”和“被忽视”穷人状况的新贫困现象,并采取反贫困措施的主张, 对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加尔布雷斯认为:“当人们的收入即便足以维持生活,但明显地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时, 他们就是受贫穷袭击的人。”他建议把每个家庭的现金收入1 000美元定为贫困线。
1964年美国社会保障署在对穷人家庭状况作了研究后, 将贫穷界限分别确定为贫穷和接近贫穷的概念, 提出依据对124种类型家庭做出一般概括, 区别他们的家庭供养者的性别、瞻养子女数字、住宅情况、食品消费情况等。
1964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城市居民四口之家年收入在3 000美元以下者定为贫困线, 按此计算当时美国有1/5的贫困家庭。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什么是贫困?哪些人是贫困的专题论述中说:“社会保障署确定四口之家的非农民的‘低收入费用’1962年有3 955美元。而按‘经济计划费用’来计算,则确定为3 165美元。”“平衡这些家庭的费用, 确定家庭所有年货币收入为3 000美元(1962年税前价格计算), 即每周收入低于60美元。”“按总费用1/3用于食品开支预算计算, 四口之家年预算3 000美元, 即人均周5美元。其余2 000美元, 保守估计住房将要800美元。下余1 200美元每周不到25美元用于衣着、学校书本等费用,家庭设备维修,交通工具,医疗照顾,个人照顾,娱乐,保险及其他。”事实上最低生活所需要标准,往往设想规定心理学上和生物学上的需要, 由于社会经济福利质量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经常改变并调整体面生活需求的, 所以不少人认为这种最低体面生活所需标准也是相对的绝对标准。
生活所需标准在生活费中是不分类的。这种生存贫困标准是按美元实际价值每年进行调整的。1969年美国政府所通过的官方贫困标准是以社会保障局关于贫困线来决定的。并区分农民和非农民、性别、年龄和家庭规模。贫困线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贫困程度则要看它的贫困发生率, 即收入低于贫困线下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同时还看贫困缺口率, 即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纯收入与达到贫困线所需要的收入的比例。由于低收入家庭几乎以他们收入的33％用于食物, 政府将贫困线计算为食物费用的三倍或三倍多一些。
关于相对贫困标准是随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至少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在完全的相对收入家庭标准, 取中间值的相对贫困标准50％以下为贫困线,6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社会保障署经常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贫困线。自1947-1965年间, 绝对贫困几乎减少了一半, 但在中等收入以下的相对贫困却几乎保持稳定。
另一种计算办法是将家庭收入分成五等, 计算最低20％家庭占全部家庭收入的分额, 用以说明贫困程度。在50-60年代美国步入丰裕社会后,虽然绝对贫困化的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相对贫困化的状况一直存在。按全部家庭分五个等级来统计, 最低收入的20％家庭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1935-1936年占4.1％, 1947年占5.1%, 1966年占5.6％,1972年占5.4％。
根据1985-1995年间《世界银行》对美国收入分配中五类20％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额及最高的10％作了统计,显示:1980年最低20％占5.3,第五个20％占39.9, 最高的10％占23.3。1985年则分别占4.7、41.9、 25.0。这些情况表明自1980- 1985年间社会财富向有利于富人方面转化。
贫困特征是和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有密切关系的。如老年人、妇女、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情况各不相同。1966年美国贫困和接近贫困的家庭情况统计表,说明了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哪些家庭。在全部家庭中贫困的占15.3％,接近贫困的占7.8％,其中女性贫困家庭占43.0％, 接近贫困家庭占8.5％。白人家庭中贫困的占10.2％,低于全国家庭指数, 接近贫困家庭占7.3％, 也低于全国的指数。而黑人家庭中贫困的占39.9％, 接近贫困家庭占12.9％, 均远高于全国指数。
至于女性家庭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均高于男性家庭。在各类年龄段贫困家庭中18岁以下儿童占到18.0％, 65岁及以上占到55.3％, 其中黑人女性18岁以下的占78.4％, 黑人女性65岁及以上的占84.3％。可见贫困现象集中在黑人、女性、65岁及以上, 18岁以下, 而最贫者为黑人女性中的65岁及以上家庭。
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保守主义政策的流行,贫困发生率上升。 80年代初期贫困率达到15.2％, 1988年为13.1％,有3 2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1988年老年贫困率在12％以上,儿童中的贫困率达1/5, 就种族而言,在1988年白人只有10.1％, 1966年占5.6％,1972年占5.4％,为最高的20％家庭收入的41-43％左右的12％。
美国人口普查局在1994年发表《战后美国贫富收入不均现象的简要分析》报告, 报告认为:1968-1994年间,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比例从40.5％增加到46.9％,报告还认为克林顿执政的头两年,最富有的5％家庭在全国收入中的比例比在里根政府执政的8年还要快。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以缩小贫富差距自诩的克林顿比起里根来说, 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更为扩大了。
二. 80年代以来美国的种族问题
这是美国化进程中的种族问题。“瓦式普”(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白人清教徒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和美国黑人、美国西裔、亚裔等少数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关系美国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方面,同时又为美国主体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为丰富多采的舞台。 同是它可能是美国社会中的又一颗不定时炸弹。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 种族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 使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熔炉”。这对于新老移民来说, 美国为他们提供了较为自由发展的大好机遇, 对于整个美国来说, 各民族各献所长，导致美国快速发展。但是, 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同时, 如何保留本民族的次文化, 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则困扰着美国社会。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美国民族群体关系上的转折点。
居民结构的重大变化, 即白人主体结构的减弱和亚裔、西裔、黑人等非白人人口的增加, 种族歧视势头发展和种族问题再度突出影响社会发展和安定。到1992年3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4.2％, 而白人只占6.9％; 在3 100万黑人中, 有36％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而白人只占11％。
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估计:“到2010年, 每5个美国人中大概有1个人是西班牙血统, 1个是非洲和亚洲血统, 3个人是欧洲血统。而到2050年, 每5个美国人中, 西班牙、非洲和亚洲、欧洲血统的人则分别占2人、1人和2人。”“美国从一个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拚奏成的社会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有所丧失。”
保罗·肯尼迪在1993年所写的《为21世纪作准备》一书中说：“美国种族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其结果是,一些人口学家所说的到2050年美国‘颜色逐渐变深’,而白人变成少数民族”。60年代, 黑人民权运动一度高涨,出现了黑人武装抗暴斗争, 90年代以来种族危机又呈激化趋势,出现落杉矶黑人骚乱事件。 由于出现了居民种族结构的重大变化, 即白人主体结构的减弱和亚裔、西裔、黑人等非白人人口的增加, 种族歧视势头发展和种族问题再度突出影响社会发展和安定。
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说:“今天，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美国最大的县生活在人就可分成150多个不同种族和民族集团!我们怎样才能把美国所有这些多样性都包容下来,同时又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公民意识呢?”“我们有过宗教和民族冲突。我们曾对每一波移民潮都抱有偏见，尽管我们自己就是移民的后代。而且，显然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与种族冲突斗争。今天我们仍要对付其中某些问题。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把我们分割开来。在宗教表达尤其是学校的宗教表达方面的不同意见仍然针锋相对。而移民问题又成了众人辩论不休的话题。”
“我们必须消除仍然撕裂着我们的国家的种族分界。”“这一分野使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国家成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社区。”“我们这个国家消灭歧视的工作并未完成。”“要记住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法制国家，这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合法移民造就了今天的美国－－一个生气勃勃的多样化的国家。”“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宪法中包含的价值，如果我们要履行美国的承诺，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白人、黑人、亚洲人、拉美人－－不互相隔离的集团，而是邻居和公民同胞，分享基本的美国价值观，并愿意靠它们生活。现在，在21世纪的边缘，我们将不能作为一个分裂的社区而生存下去。”“黑人也好，白人也好，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来，扑灭仇恨制焰，点燃希望和信仰制火。”
克林顿的担心很好的说明了种族问题是美国除相对贫困外的另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三. 当代美国的精神文化危机
美国文化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主体文化或主流文化;多元文化;非主流文化;亚文化;反主流文化。它还涉及美国人的宗教观、家庭观、教育观、价值观、文艺观、社会生活观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在跨世纪的当代美国正由主体文化向多元文化过渡之中。当代美国主体文化和多元文化关系的演变显示了生机、危机和转机。从历史上考察,美国文化具有一体多元的特色。多种文化在长期的共处生活中的逐渐融合;传统文化保持自力、求实、创新三大精神;追求独立、平等、民主三大目标;坚持个人奋斗的价值观。而在当代世界又具有现代文化霸权主义的色彩。
二战后美利坚民族主体与多元结构的重大变化,涉及美利坚民族发展中多元种族带来的多元文化问题。
美国的主体文化是WASP的主体或主流文化。这种美国文化模式包涵清教主义、共和主义、个人主义的三大要素。她最初产生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斗争之中，产生于对中世纪宗教黑暗的斗争之中，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之中。它具有包容性、自主性、公开性、进取性、多元性等特色,在200多年的演变中,作为象征性的“大熔炉”，它吸纳了世界上诸多文化的精华，逐渐成为独立的固有美国特色的开放性文化体系。
WASP主体文化下的各种族文化的趋同存异,文化多元与主体文化的并存是历史的进步。主体多元文化符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统一规律；主体多元化文化多样性反应了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多样化发展趋势和要求；主体多元化文化趋势也是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对WASP主体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主体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多元文化在美国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阵痛，在当前民族主义势力、反移民情绪抬头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协调发展WASP主体文化和多元文化, 趋同存异是美利坚文化发展的关键，处理种族问题和多元文化问题是关系美国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
反主流文化,是本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青年大规模反叛运动。嬉皮士作为其中独特的方式,反对美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权力机构,并与新左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民主运动、妇女解放和民权运动相交织，对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反主流文化的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通过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否定和反叛。
反主流文化(Counter Culture)中实践延续较长的是嬉皮士运动(Hipples Movement)。美国的嬉皮士文化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以人本主义观念取代深层次的社会分析观念，以人的存在，人的本质的矛盾理论取代社会矛盾、文化矛盾的理论。嬉皮士的基本特征是消极对抗，脱离人民大众，主观主义和享乐主义。嬉皮士文化中的自相矛盾现象表现为：集体主义形态的群居村受到极端个人主义的挑战；理论上主张非暴力而行动上表现出暴力倾向；口头上反对拜金主义，而追求享乐至上；理论上宣称‘返朴归真，行动上则对高科技的严重依赖。嬉皮士的主要成员来自白人男子,黑人嬉皮士人数极少。作为嬉皮士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性的理论，包括性解放、同性恋等。摇滚乐也是嬉皮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嬉皮士还有一套群居理论：嬉皮士群居村多数散居在农村。
嬉皮士运动的理论是混杂的，有人称它是缺乏理论的盲动,它具有浓重的随意性，往往表现为行动中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享乐主义。由于它对社会采取消极态度，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嬉皮士运动无法摧毁美国现存的权力机构，无法触及美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它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只不过是对主流文化的消极反叛，但是它毕竟反映了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实现的强烈不满，对传统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显示了美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危机。
80年代美国出现了雅皮士文化(Yuppies),有人称它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青年人”。一般认为雅皮士的特点是主要是1946-1965年这一代中青年人。有人形容这些人男性饰短的流行发式，穿三件头套装，手带薄材料制成的公事包，脚着轻便皮鞋，手拿网球拍，身戴汽车钥匙。女性则留短发式，穿办公套装，手提沉甸甸的提包，走路穿竞走鞋，办公室穿轻便舞鞋。他们一般集中居住在大城市。是专业人员，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专门知识。大多年收入在几万到几十万间。有人说这些人是90美元一双运动鞋,900美元一只公文包,90万美元一套公寓房。这些人的一般生活方式是追求物质享受；同时拼命干活。
当代美国的精神危机表现为精神危机的加深, 即精神文化生活的相对贫困化和商品化。其中涉及美国教会蓬勃发展, 信仰危机却十分严重; 美国青少年吸毒现象有增无减, 美国是世界上毒品最大的国家, 每年毒品贸易额达1 100亿美元,约占世界毒品贸易额的1/3和全世界毒品市场的60％。据美国卫生福利部统计, 约有7 000万美国人曾使用过毒品, 其中经常吸毒的人数达3 300万人, “隐君子”有300多万人。美国面临普遍的价值观念危机 。全球现代化进程要求与之相适应精神文化，或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明。
90年代以来随着种族危机的加深，美利坚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白人主体文化(WASP)面临新的挑战,“美国精神”又面临又一次危机。在这方面以一批未来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家为先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随即一些政治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丹尼尔·贝尔1978年所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出版,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作用的再评价。
布热津斯基则在《大失控与大失败》一书中充满着对美国文化危机的忧思之情。他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普遍地影响着和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的“需要除敝兴利的基本难题”。这些包括：低质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恶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贪婪的富有阶级、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会上绝望情绪的内部滋生、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公民意识下降、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抬头、政治制度出现拥塞现象、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14个难题。他惊呼“美国诸多的棘手难办的社会问题,和越来越主宰美国文化和精神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最大的差距。”他以清楚的语言, 警告人们, 美国的主体文化面临危机。他尖锐地提出了重振美国精神问题。这是比里根、布什单纯的重振美国经济的主张要高出一筹的地方。
连克林顿在1996年出版的新著《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中也意识到强调责任，恢复“美国精神”的必要。它写道：“许多社会问题是由于缺乏个人责任感而引起的：十几岁的少年母亲离开学校靠福利生活；赖帐的父亲放弃他对自己孩子的责任；犯罪向我们周围的人伸出魔爪，略夺同胞；邻里们向贫困的孩子背过身去；企业的总经理不能善待他的职员或埋掉有毒的废物。美国是建立在相互的责任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想使21世纪的梦想成真，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基础。”
正是在传统“美国精神”面临危机和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强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的论点,甚至鼓吹冷战结束后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见解。
除了三大社会问题，还有跨世纪的其他社会问题。
这种社会危机表现：
其一，为老年保障危机的深化;
其二，表现为家庭危机的加深，单亲家庭的增加, 黑人社会中2/3为独身母亲家庭和数量不大的单亲父亲家庭。由于性关系混乱, 自1981年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HIV)以来, 美国艾滋病感染者已高达200多万人,成为25-44岁青年人的头号杀手。
第三,是社会安全危机加深,暴力案件和恶性事故上升。1982年10月,里根宣称:“犯罪在今天已经是美国的一种流行病”。由于恶性凶杀案一再出现, 围绕枪支管制问题美国政界展开了又一场大辩论,
根据调查,美国境内枪支总数有2.11亿支。美国联邦司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舒墨证实, 1992年死于枪械凶杀案的人数有15 377人，6.5万人受伤,有照枪支销售店26.7万家。美国监狱犯人总数925 ,247人。1993年向警方正式报告的暴力案件总数为200万起。
美国的杀人率高居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榜首。造成美国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是: 单亲家庭数量增多, 导致街头犯罪率升高; 电视暴力节目的诱导, 使青少年中毒颇深; 枪支失控; 刑罚较轻, 例如杀人犯在狱中服刑平均仅七年等。他说在他就任总统之前:暴力犯罪连续4年直线上升,被判有罪的重罪犯可以走到随便哪一家枪支商店买手枪,除了杀人外没有其他目的的攻击性武器,像猎枪一样自由出售,普通的守法的美国人害怕走在他们自己家园附近的街道上,甚至害怕送孩子上学。青少年犯罪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青少年犯罪和对青少年的犯罪这样一个孪生问题。从1984年到1994年，青少年凶杀率增加了82％，现在枪杀已经成为10岁至19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许多枪杀是青年人杀青年人。枪杀的原因常常是过度饮酒、吸毒、贩毒，而且经常是有帮派组织的。
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许多青年是非婚生的孩子。他们没有在双亲的监护下成长，生活在困难和危险的家庭环境中，他们被抛在一边自己养活自己。许多这样的孩子发奋改革了生活，但其他许多人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们滑入犯罪、毒品、帮派和暴力阴暗世界中。即使是最警觉的父母、最好的孩子也会受到一大堆难题的困扰：似乎在一味宽容暴力和不恰当性行为的电视和音乐，以及来自同辈的消极的压力。其极端的表现形式，举例来说，是来自生活条件差的街区中的不良少年帮派的压力。在某些家庭，贫穷、父母虐待或干脆撒手不管、酗酒、吸毒成隐等等，都危害着孩子的前途。
最后: 关于教学的重点、研究建议、思考问题（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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