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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领导世界”论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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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领导世界”论的抬头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3月24日发布
出书是每个人的自由,炒书则是出版商的强项也是写书人乐见其成的。不过如果用中国的名义出书,不管是谁哪家出版社都需要慎之又慎。原因是过于敏感,不管作者与政府有无关系,打中国牌是没有含糊的,这在外国政府的眼中被认为通过书来传递一种思潮袭来的信号，何况日本在1990-1992年尖日本右翼石源慎太郎等日本要说不的三本书（《日本可以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日本还要说“不”》）开了先例。1996年宋强等人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现在却又出版了《中国不高兴》这本书。
我们且不来评论《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全部观点，这里只是要强调该书罕见地提出“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宋强则这样概括：“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9-03/23/content_11058376_1.htm）
这种说法笔者实在无法苟同。所谓领导世界论实际上是“世纪论”、“霸权论”的翻版，中国宣布永远不称霸，不是权宜之计,而且出于和平发展的诚意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领导世界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唱到了奥巴马时代。1948年7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费城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家将负起领导者的全部责任”。1941年1月20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现在各国前所未有地指望美国称为善意的力量和英明的领导”。1950年5月10日,他在密苏里圣路易斯发表演说：“第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总统要我们确立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如今正由我们来承担这项任务。”
人们不难了解美国的领导世界意味着什么,这里没有什么有没有能力领导和想不想领导的区分。《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意图说“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所以要领导世界的国家记住中国不高兴的份量，可是这种思维逻辑恰恰为西方媒体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寻找到口实。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实力与日俱增，但是即使这样，中国从不谋求领导世界,如果中国的发展引发国际朋友越来越大的威胁感,究竟对我有利还是不利呢？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该出手时不出手,丝毫不意味着以无原则妥协求生存，而是真正懂得永远不当，永远不称霸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道理。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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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震动西方 书中观点颇具"冲击力"
2009年03月23日 15:47:25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不高兴》简介及书摘
《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都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
我不知道
风朝哪边吹
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
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而打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目录，类似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震动西方世界的“小平头”
对于出身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文章应该并不陌生。1996年，随着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图书的诞生，“说不”风靡国内，当时的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本。这是一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
张小波等五位当年被季羡林称为“小平头”的青年作者，也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张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在读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译本后“受到刺激”的结果。“那年有个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是写书的契机。”张小波说。
另一个契机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在1995到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国威胁论”。
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观念开始转变。而“说不”的出现，抒发了中国人积压在内心多年的愤怒，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此爆发。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极高关注，”作者之一的宋强，自称来自民间的草莽知识分子，他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间，美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热潮。此后几年里，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
称“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王小东也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网络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者在知识界的代言人，甚至被帖上了“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的标签。
在王小东看来，《中国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此外，《中国不高兴》还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明确“惩罚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宽容，也有较真。
对于两本书的差异，作为策划人的张小波解释道，“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中西方关系是不是一直在摊牌？”而宋强则这样概括：“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尽管“不高兴”的内容包含如此之广，但宋强还是透露，由于出版安全的考虑，做了些技术处理，“内政删的比较多……删了一些措词。”
中国对外心态仍是争论焦点
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震动了西方世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曾说，“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13年后，《中国不高兴》再次吸引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香港《亚洲周刊》在3月18日的报道中称，《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首问题，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反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而与当年直斥《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种偏执狂言论”相比，西方媒体在13年后的关注仍然有些担忧，却温和了许多。3月20日的《时代》周刊对《中国不高兴》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了担忧，“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刊在19日的文章里说，“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当年的《美国之音》讥嘲我们为乌合之众。1997年，《时代》杂志两位记者甚至合写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全面反驳《中国可以说不》。”宋强笑着说。张小波也坦言，当时遭遇的质疑很多，“《华盛顿邮报》有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写一本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啊？”
13年后，当相似的质疑再次袭来，张小波这样反问道：“这还需要我们写吗？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你们已经有了很多。”
一场没有硝烟的争论
《中国不高兴》自面世后，也重新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在网络中，对于书中观点的反应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该书“直言内政外交，是谏言国策”；有的则认为其过于偏激，有的人则质疑该书“投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的观点只会使中国人更加愚昧，“书里说中国知识分子矮化中国，这是以偏概全，我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正确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则认为，书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但很多话、很多态度说过了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一种特征，左派的特征——批评多，建设性意见较少。”
对于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观点，宋强解释，“当外国轮番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生怕闹崩，我的意思是，决裂了又怎么样呢？”
沈丁立对此表示不认同，“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时殷弘则表示，中国对西方的态度，过去是太左了，太孤立、太民族主义了。“但这些年来，我们战胜左的思潮，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自己有些地方是太右了点，对西方主流的依赖，信念幻想太多了一些，我们需要反思。”（记者刘科）
附：书中观点
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宋晓军）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
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美国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谁当政都不可能轻易解决，但奥巴马摇滚歌星式的执政方式是更不行的。他执政不如希拉里、麦凯恩，乃至小布什。有人也许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好，能够制衡一个没有执政经验和智慧的总统，甚至能够制约一个胡来的总统。但这样一来，美国所谓的“变革”也就成了胡扯了。
金融危机的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
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
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要较真儿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
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专访《中国不高兴》作者宋强：“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
■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
为什么要写《中国不高兴》？主要是2008年奥运前后，当时国际社会抵制中国奥运，虽然没抵制成，但是我们有种判断：中西方事实上已经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温情默默的东西，进入了现实主义较量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需要写一本书告诉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爱思考国际时政关系的这些人，比如说，有没有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选项，如果这种决裂到来，我们要准备什么？
2008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年，国家利益，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博弈从这一年才真正显露。
与《中国可以说不》相比，《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和话题更有对接的地方，因为几位作者都适合谈这方面的话题，他们的观点从来没有在公众视野里隐瞒。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高兴》是超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书里的一些观点，就是为中国的现在、当下和未来的建言和主张。
“我们不是一帮神经质”
现在质疑的人说我们有政治投机的成份在内，说我们都是“极左派的胡言乱语”。他们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我不认同。
昨天英国《卫报》、《时代》周刊来采访，我就对他们说，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不指望通过与你们的交流、介绍我们的观点来改善中西关系。这个东西是框好了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们曾用大量时间介绍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好感，当年我和张小波介绍西方议会民主、美国的宪法，那是种仰幕和欣赏，对美国机制的欣赏。但西方报道不会讲平衡的，我昨天就对外国媒体说“我们不指望改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英国《卫报》记者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知道你们的担忧。你们西方人总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是一帮神经质，像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有一种自尊的洁癖。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在批评中国社会的现状，对我们认真的批评我们是能接受的。
“中国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
在书里，我们提出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中西关系都是一个利益博弈。撕去那些华丽的词藻，国际关系就是丛林法则这个东西。
我只是从感觉上，从基本判断上，有条件决裂，前面是有条件。决裂了又怎么样呢？一说起这些东西，有人就说外交上的难度，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我们也是爱国者，我们是很痛苦的爱国者，我们是国策派，（我们同意）还是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我们北面看到了俄罗斯，南面看到了印度，俄罗斯是照着西方的路走的，但西方对他们更好了吗？俄罗斯民族卑劣吗？苏联解体的时候，国民素质非常高，所以普京就在恢复过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实在是太幸运了，（没有走俄罗斯的大陆）我觉得真是天佑中国。
再看南边印度。咱们国内有一帮人刻意把印度神话，这在道德上是有罪的。《中国不高兴》里有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无法不显其大。这不是个“帝国主义”，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缺少自信”
两会期间，很多港台记者都在问：“你这样不是做实‘中国威胁论’了吗？”12年前问这个问题，12年后又问这个问题。我觉得王小东回答得非常好，“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国家目标是没法潜伏的，事实上，中国表达的很温柔敦厚，中国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但人家还是在指控你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绥靖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信的一种体现，这是不对的。至少中国还有一帮人，他们能表述出对国家更高的期望，做一个骄傲大国，做一个英雄国家，这不是土里土气的思想。有人说这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壮烈情怀吗？这是两码事。我们梳理了一个概念：内修人权、外争主权。这两个可以并肩。
《中国不高兴》主要是刺激知识分子的，老是按美国的要求去改造是不行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特别悲剧，整个莫斯科差点冬天都过不来，而且美国的导弹系统照样架在你脖子上。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吗？
“我们想改变美国人看法”
《中国可以说不》的客观意义大于其他意义。克林顿1996年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情，美国大使馆的人见了我们两次，一般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做外交的人和搞政治的人就是不一样，原来美国人肯定认为，99%的中国青年都是反对政府的，有伤痕在，所以制裁中国，中国老百姓会很高兴。结果这个情况不对啊。
《中国不高兴》也有很多真知灼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启迪一种思考。描述的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至少它有启迪意义。网络时代嘛，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比网络上的言论更有水准，如果能影响国策，当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一些人，不再是过去那种想法——不会还抱着过去的那种想法，理直气壮，不求思变。有这么一种声音，虽然让人不舒服，但是这个声音在，就对了。因为文人只能起这个作用。
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我们就是想让美国人知道（这种看法），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即使从学理上、从观点上、从对中国建言建策上。（【作者】口述宋强 采访 记者 刘科 金微对本文亦有贡献）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9-03/23/content_11058376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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