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校量化机制及其他潜规则的考验——从谢泳先生受聘厦门大学教授谈起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文 2007年5月7日

 

（按《对高校量化机制及其他潜规则的考验——从谢泳先生受聘厦门大学教授谈起》，发表在学术批评网2007年5月6日；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改革栏目2007年5月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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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先生是学界知名人士，如果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来考量，谢先生的学术水平是远高于某些具有教授、博导称号的人的。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厦门大学，敢于破除唯学历论的羁绊，聘请谢先生为该校教授，这是令人鼓舞的。接下来，将考验这所大学以及其他教育部直属高校，如何要求这位张扬学术自由的学者应对量化机制及其他潜规则。比如，是否还要折腾这位主张学术自由的学者来申报和填写层出不穷的量化表格？高校和媒体迄今还在宣扬的教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博导高于和优于非博导的教授这样一类的学校人才政策和学术评价潜规则。如果厦门大学要求谢先生和其他教师一视同仁，那就将考验谢泳教授能否保持本色，或者接受教育部门量化机制及其他潜规则的改造。或者说，厦门大学可能对谢泳教授一路开放绿灯，任由谢教授自由讲学和研究，弘扬学术自由，发挥其学术专长。

 

近年来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已不少见。例如，还在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突然规定1955年以后出生的教师申报教授资格必须具备博士学位，这项唯学历论规定，不仅违背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而且人为地排除了那些即使早已具备教授水准而因某种原因未获博士学位的学者的申报资格。由于我主持的学术交流网发表了三篇批评该校在人才决策的错误文章，竟然遭到学校当局某些人的封杀。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据可靠消息，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老先生已年过八旬，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的一再力邀下，同意在人大创办并主持国学院，其后不久，院方即要求冯老先生按照校方的量化要求，填写近年来学术文章成果表格，这引起了老先生不悦。按照校方的量化规定，如果在近年没有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是“不合格”的。冯老近年来已经出版了数百万字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单是在2005年，除了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冯其庸书画集》外，还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精美装帧的两函十六册《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被认为是《红楼梦》众多版本中一部内容完善、制作精美的全新版本。然而，按照量化要求，如果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则还是“不合格”。在冯老的据理力争下，学院只得退步说，“还是我们来查一下”。其实。冯老近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十分突出的，只是他认为，让他提供文章目录，实在没有必要。这还不算，对于冯老推荐的在国学院讲座的专家，国学院还要审查一番，要求他们提供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哪些文章，如果不达标，还得考虑是否邀请，显然这也是多此一举，因为这样一来，事实上把是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准入标准，这种潜规则是十分荒唐的。

 

在红学界还有这样的事例，著名红学版本专家杜春耕先生的版本研究成果堪称学界一流。他多次无私地向不少博士生提供版本研究和点播研究心得，近年来出版界出版的不少红楼梦版本的图书来自他的收藏，新发现的红楼梦版本都有他参与考订。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为他题词曰：“光学是本行，又为红楼狂，往来多鸿儒，当代小孟尝”，在国际红学版本界他享有很高的声誉，来自美国、法国、韩国、斯洛伐克以及港台地区的知名红学家纷纷登门造访。就是这样一位知名专家，因为没有教授职称，在与他版本研究领域关系密切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却不被邀请他出任答辩委员。某些号称红学研究的国际会议也不邀请他参加，理由居然也是他没有学术职称。岂非咄咄怪事？

 

在学术界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为了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先生撰写的《丁文江图传》2007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用大量挖掘出来的第一手史料，描绘了丁先生这位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该书发表了大量作者多年搜集到的鲜为人见的丁先生的照片，这些照片不独家属未见过，有很多也是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所未见的。然而，就是这样学术性《图传》，据说不算学术成果。我自己也有深切的感受，我编著的《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2006年10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用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时出版。这部大型历史画册图文并茂，集中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历史的、现实的意义。然而，本书并未立项，按照现行学术评价机制难以纳入学术成果，因为现行评价机制要求学术研究项目立项，有研究资金，否则难以参评。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高校作为推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研究的重镇，要突出学术评价的本质要求，不能把那些非本质因素放在一票否决权的地位。

 

第一，拥有博士学位不应作为进入高校教授门坎的否决票。否则的话，就是唯博士学位论。是否具有博士学位，不仅取决于学者本人的努力，而且和专业博士点的排他性相关，和目前博士学位点评定及其培养中存在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操弄有关。把强调是否具有博士学位作为能否受聘为教授，不仅剥夺了早已具备教授水平的没有博士学位的学者申请的资格，而且助长了博士学位产业化的不良倾向。

 

第二，博士生导师不该成为高于教授的学术职称。教授是最高学术职称，博士生导师是培养博士生工作的职务，有的学校和专业并没有博士学位点，即使有博士生点的单位由于某种原因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并不是博士生导师，像钱钟书、冯其庸、郭预衡、刘绪贻、陈旭麓、刘宗绪等知名学者，并非博士生导师，但其学术成就和水平远高于某些博导们。遗憾的是，时下媒体还在宣扬博导高于教授一等的错误导向。

 

第三，要求一年内务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规定数量文章等量化指标，不该拥有学术评价的否决权。

 

第四，是否科研立项并有足够的立项资金，同样不应拥有学术评价的否决权。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学术成就和学术研究的本质因素，而不应该让那些非本质的学术评价因素拥有否决权。

 

写于2007年5月6日晚

 

（感谢黄安年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2007年5月6日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高等教育改革/2007年5月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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