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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罗荣渠先生的求实创新精神---读《美洲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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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罗荣渠先生的求实创新精神---读《美洲史论》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27日发布
本文是应罗荣渠先生的夫人周颖如教授的要求而写。发表在《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上。由于本人只有一次性校对清样的机会，又没有与原著认真核对，从而造成在发表文章中引文出现某些差错，这是要特别向读者致歉的。也要感谢刘家欣先生的批评意见。2001年4月4日是罗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罗先生，将《学习罗荣渠先生的求实创新精神---读〈美洲史论〉》一文在2001年3月21日学术交流网上发表。笔者对于文章中的引文与原著进行了仔细核对,同时恢复了本人原稿在《世界历史》发表时被编辑删略之处。现在我的博客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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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每当我拜读罗荣渠先生有关美洲史、世界史、现代化研究的论著时，我都有耳目一新深受教益之感,并盼望不断地从他新论中获取营养。1996年4月4日罗先生猝然去世,噩耗袭来使我极度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突然感到一种失落，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苦受磨难的直笔多才的史学栋梁。为表达同仁们的心情，我们代表北京市历史学会，起草了一份唁电：“他为发展和开创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新局面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正当学术成熟、成果迭出之际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 这是北京和我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罗荣渠教授的学术开创和奉献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1997年9月在“纪念罗荣渠教授诞辰7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上,当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罗先生的沉甸甸遗著《美洲史论》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却匆匆地离我们而去，我们再也不能读到他的续论了。我沉思良久，为开创中国的历史学科新局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罗先生究竟为中国学术界留下了哪些宝贵遗产?我们怎样承继他所留下的丰硕学术成果和勇于开拓，求实创新的可贵精神？
我以为罗先生的这种精神之所以难能可贵，首先就在于史学界实事求是精神的匮乏。罗先生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不畏艰险，独持主见，成为我国当代少有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史学工作者。这位一生坎坷,但始终上下求索的历史学者的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勇气，实在是可敬可佩的。兹撰此文作为对罗先生的纪念。
《美洲史论》收集了罗先生自1962年以来有关美国史、拉丁美洲史、中美关系史、中国拉丁美洲关系史方面的论文24篇。恰如杨玉圣君在后记中所言：在我国学术界，能够真正做到在这几个领域打通的，“罗荣渠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在这方面，罗先生是的确开先河者，他的《美洲史论》堪称典范。因为在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而不研究拉丁美洲史的，研究美中关系史而不研究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大有人在。[1]这种情况难以适应面向21世纪历史学科发展的要求。
就美洲史而论，美洲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向我们提出了科学阐述多样性统一的、一元多线美洲历史客观进程的任务，这就需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史的整体和国别进行系统深入的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例如，为什么同是美洲的土著原始居民，在美国和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演变却各不相同？同是500年前欧美两大洋文明的汇合，为什么一方面出现美利坚合众国的特色道路并使之保持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多数已经有着170年左右独立历史的拉丁美洲国家群体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台阶上？在目前，作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已经联合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整个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态势正在发展。这一态势要求面向21世纪的美国史学工作者和拉丁美洲史学工作者携手并进、共创新局面，而罗先生在这方面正是身体力行的先行者。
罗先生有关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一组论文堪称史学家的谨严治学和求索良知的完美结合。假如中国人早在古代就发现了美洲，中华文明的传播一千多年前就直接越过大洋彼岸，这岂非大大弘扬了祖国古老文明的魅力？岂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教材？况且外国人早在200多年前就论证了中国人发现美洲，我国的“信史”《梁书》也已载明,还有大量文字考古资料似乎可作佐证。
然而，罗先生不是一位“Yes man”型的史学家。他于1962年在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反复深入的考证和缜密的论证后,在“对西洋汉学家们的全部‘研究’，从方法论到史料考证，从其科学性到其目的性，重新加以批判和和估价”[2]后，著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斩钉截铁地说:“不”！
文章在论及学术争论的复杂情况时写道：“研究者缺乏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往往从主观臆测和假想立论，穿凿附会，各执一端，因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在研究方法上，是孤立地将一条一条的史料进行生硬的比附；同时对于史料的选择也很不谨严，将可靠的史料与不可靠的史料甚至神奇志怪之书混淆不分。”[3]
21年后，鉴于“这个老问题又被提出来”，“又有人在我国报刊、广播、科普读物、历史著作上谈论这个问题，甚至写成国际报道，宣扬为古中华的光荣。”[4]罗先生于是撰写了《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这篇著名论文,从一份慧深的假履历表、一个虚构的美洲扶桑国、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一些尚未“水落石出”的“石锚”、扶桑国的史料估价和方位探测等几个方面，再次说：“不”！文章最后对于古代文明传播和交往作出了科学论断：“在古代美洲文明中,的确可以找出与亚洲文明有某些相似和巧合的东西。但必须看到有更多得多的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带有本质性，是旧大陆文明所根本没有的。因此，全面地看问题，古代美洲文明只能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独立创造物，绝不可能是外来的。”
因此，罗先生提性人们：“加强对于文化传播的历史研究对增进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但这种文化传播是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时应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必要把一切活动都扯到人民友好的文化交流上来。”[5]
在《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一文中, 罗先生又从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对比的角度,对“发现说”作了更深层次的剖析，并得出了“激发中国转变发展趋向、走向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6]的历史思索。李慎之先生在为《美洲史论》写的序中对罗先生“发现说”的研究成果深有感触地写道：“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一批驳，应当说已经一言定献，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真是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清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7]
对于非专业历史工作者的轻信,还可以理解,但必须注意区别货真价值还是伪劣赝品。为此笔者建议那些迄今还在国内国际各种场合进行有意无意进行误导的人们，在百忙中抽点时间认真读读《美洲史论》中的论述，增加识别力，以免再谬种流传。
不过，罗先生从不以学术权威压人，他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自序的结尾中写道:“科学研究需要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又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科学研究愈充分，百家争鸣才愈加深入，愈接近探索的真理。”罗先生以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虚怀若谷的胸襟坦言：“这个集子中所提出的这样那样的论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推倒，但只要这些论证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态度得到肯定，严谨的科学的历史方法引起重视，这些探索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8]可惜现在真正百家争鸣的文章太少了，那些动辄拉起“批判错误思潮”大旗、而说理乏力的文章却不时以显要地位在舆论媒介上露脸，对此人们心里会自有一杆公平秤的。
罗先生《史论》中《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从正面阐述了自16世纪以来的这种历史联系,很值得一阅,文中再次展现一位史学家的求实风范。例如文章论及了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远越大洋的文化接触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感受到的美洲影响，同时提出“中国从与美洲的间接接触中感受到什么影响,美洲文化在中国留下什么踪迹,是一个很难说明的问题,因为美洲文化的界说就很难确定。”文章分析了“美洲在中国的明显的影响”,但认为无形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9]
《美洲史论》中有13篇文章是涉及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罗先生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同样充分展现了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求实创新的可贵精神。由于8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现代化理论与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美国历史的研究难以系统展开，但是透过他的已有文章， 我们仍处处看出他的真知灼见。
在我国，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研究长期以来相当敏感，在一个时期里它不能不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罗先生在那时文章的字里行间也难免于这样的干扰的影响。但是,他以一个正直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把它的影响减少到很低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和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罗先生在文章中率先突破禁锢，以更加求实创新的精神对美国史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他的《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长文,是60年代国人对于门罗主义研究的代表性力作。尽管全文主要立足于揭露近代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但这是一篇有着很强科学性和思想性的学术争鸣文章,并无政治说教和挥棒之感，迄今仍有它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杨生茂先生精选的1949-1979年美国史20篇论文中就有这一篇，这不是偶然的。[10]李慎之先生也称“他对理性的要求显著地高出流辈”。[11]
文章对门罗主义的不再殖民主义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进行了精辟入里的分析。在论及门罗主义的当时影响时，罗氏科学地指出“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宣布这个声明，对于拉丁美洲争取独立斗争的各国人民来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显而易见，门罗总统的声明中一般地反映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利益的外交原则”；尽管门罗主义并不含有捍卫拉丁美洲独立的意味，但“拉丁美洲各国在巩固自己的独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际地位的斗争中，不但曾竭力争取美国的合作，而且也富于策略性地利用过门罗宣言中针对欧洲旧殖民势力的某些原则。”[12]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罗先生的学术研究获得思想大解放。他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被三个美国问题研究论集收录。客观地说与当时有关综合评论文章相比，罗先生的思想境界显然是高出一筹的。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时期已经开始。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提出要对美国的一些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13]，这一观点比起单纯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这类的话来要切中要害的多。当然两者不同对立地理解，不过前者重实践、后者重本本，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即使在学术文章中，使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类话的概率一向是很高的，自建国以来大体上很多文章从来都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在文革期间讲得更多。而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来衡量，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同样要经受实事求是的检验，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此外，怎样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不同理解，无论如何却都要受到实践检验的。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是非常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罗先生的文章在论述早期中美贸易关系时，强调“不能抹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正常国际贸易的作用和意义。”[14]
在全面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时，他不仅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指出了在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通病即：“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15]
罗先生观察事物的“球情”与“国情”相统一的方法论，在今天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的跨世纪的新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论述“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时，文章说：“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尊重别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夸大为全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16]
罗先生还实事求是地评论道：“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17]文章说：“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
他明确提出：本世纪美国的经济“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研究，对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18]这些论述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而这些观点发表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0年，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即使到了1997年的今天，也还是有人在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提出质疑，认为这涉及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也说明：在我国，世界史工作者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美洲史论》中收录了两篇有关美国史学的论文,一篇是为比尔德夫妇的名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中译本所写的序,对于查尔斯.比尔德的史学贡献作了实事求的是评价,他没有以学派的阶级属性划线并作为是非曲直评价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历史总是要不断被后人重新写过的。但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不会因为它的某些缺陷而被人遗忘，它的光辉将长久地启示后来的学者，使它们从中去披沙拣金，去探索已故大师们的成就与不足。”[19]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持这种对史学成就与遗产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我们大可不必对后来者评论先行者的披沙拣金以至披沙漏金之举而耿耿于怀了。《对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的思考》一文虽然是一篇考察记，但是它对20世纪美国史学思潮的新变化、新流派、新动向，提出了引人深思的新见解。文章实事求是地评介了演变中的美国史学流派，没有给人以逐一批判各个被认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而唯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正确之感。文章说的好：“美国是一个崇尚变革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本身在不断变化，美国的历史学也在不断变化。”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必须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实际的作出新的判断，得出新的结论，而不能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辞典上睡大觉。
文章认为：“应该怎样看待近20年来美国史学界出现的新流派新趋势呢？是否定一切、嗤之以鼻，还是肯定一切、亦步亦趋？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是否也有可供学习、参考、借鉴的东西呢？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技术可以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毫无价值，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20]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认真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很清楚了。
如果我们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笔记》逐一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有86%的字句直接引自当时西方学者的论述和资料,而得出的却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罗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对于当前美国的史学新流派、不能简单地一律看成是出风头、标新立异，扣一个‘反动学术’的帽子，而应该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也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在重新研究历史和理解历史的。”
他认为“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既应保持中国史学的悠久的优秀传统，也应学习和吸收外国史学中可以吸收的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和科学方法，还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为了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学术，更得有人深入进去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然后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批判，才能击中要害，而不是放空炮。”[21]
罗先生是我国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等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现代化理论和框架。在《美洲史论》一书中,罗先生为《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一书所写的序,则体现了罗先生在早期美国史领域中的现代化观点。他从美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两条道路的高度展开剖析，这比起一些论者就汉密尔顿、杰斐逊两人谁革命、谁保守之类的评论岂止高出一筹！
文章认为“在政治上，共和党人打败了联邦党人；在思想上，杰斐逊的激进民主主义战胜了汉密尔顿的保守集权主义。但在经济上，杰斐逊的政府却继承了汉密尔顿的大部分政策，甚至走得更远,......实质上是执行了没有汉密尔顿的汉密尔顿路线。”文章高度评价杰斐逊顺应历史潮流，还指出：“就富于远见卓识，在现代化第一次浪潮刚启动时就能把握时代的航向，倡导联邦主义，把美国引向时代的主航道而言，汉密尔顿无疑是美国革命时代最具有创造性的人物”。[22]
可以说，这是迄今我国学者论述美国早期工业化进程及评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最具新意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史研究中深入地考察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立国思想及其争论,并从多方面评论它对美国建国初期发展进程影响的研究，是很少见的。在我们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对于政治史、外交史、国际关系的研究给予集中的关注，而对于经济领域包括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的考察则往往注意不够。应该说，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对美国建国早期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美国早期的发展是汉密尔顿“工业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两种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我国一度出现的“扬杰抑汉”倾向不是偶然的。我相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人们对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评价将要客观得多。
一言以敝之《美洲史论》的出版有助于我们认识罗先生的价值和精神所在。我认为,所有从事美洲史和世界史的教学、科研工作者都应该认真读读这部来之不易的学术文集，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的。
(修改于1997年12月18日)
注释：
[1] 在北京师大历史系就有这种情况,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间的很少沟通,两类学科力量失衡现象近年来有增无减,长此以往,将两败俱伤。该系存有全国独家的美国19世纪40－60年代的国会档案553卷，其中包含大量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文献档案，可惜迄今极少有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师、研究生利用它。
[2] 罗荣渠著：《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3] 同上，第133页。
[4] 同上，第166-167页。
[5] 同上，第194－195页。
[6] 同上， 第250页。
[7] 同上，第4页。
[8] 同上，第200页。
[9] 同上，第356、364页。
[10] 见《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41页。
[11] 罗荣渠著：《美洲史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2] 同上《美洲史论》,第100页。
[13] 同上，第1－2页。
[14] 同上，第6页。
[15] 同上，第9页。
[16] 同上，第17页。
[17] 同上，第18－19页。这一观点引来了批判式的反驳，其看法请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4页。认为这种观点“脱离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特点，脱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来考察美国现代史”。其实，笔者以为只要把1949－1979年间我国出版的美国史著作做一个统计就是非清晰了。请参见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上、中、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90年版。
[18] 同上,《美洲史论》第21-22页。
[19] 同上，第110页。
[20] 同上，第118、127页。
[21] 同上，第127、130页。
[22] 同上，第61页。
[说明：本文是应罗荣渠先生的夫人周颖如教授的要求而写。发表在《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上。由于本人只有一次性校对清样的机会，又没有与原著认真核对，从而造成在发表文章中引文出现某些差错，这是要特别向读者致歉的。也要感谢刘家欣先生的批评意见。今年4月4日是罗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罗先生，现将《学习罗荣渠先生的求实创新精神---读〈美洲史论〉》一文在网上发表。笔者对于文章中的引文与原著进行了仔细核对,同时恢复了本人原稿在《世界历史》发表时被编辑删略之处。黄安年 2001年3月21日。]
[2002年1月7日重发说明：《学术批评网》(www.cariticism.com)于2001年3月21日发表；了本文。笔者以为学习罗荣渠先生的求实创新精神迄今仍有着现实意义。时下，在我国美国史学界有学者提出“国内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个别同志片面颂扬美国高生产力、政治民主和改革，并赞许‘这两大线索事实上始终是主旋律’等议论，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例外论’的折射。”(《黄绍湘集·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对于这一观点笔者难以苟同。按照实践是检验的真理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美国史是我们美国史研究者应当遵循的根本原则，任何“主义”、和“倾向”都必须接受这个根本原则的最终检验。黄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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