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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本科选修课出现的“偏瘫”症纠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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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本科选修课出现的“偏瘫”症纠正了吗？
黄安年文 发表:黄安年的博客/2007年12月28日
1999年3月20日笔者在提交了《历史系本科选修课出现“偏瘫”症——1998-1999年第二学期本科教学巡视报告之四》，报告提出: 对于大学本科教学最具吸引力的“品牌”来说，莫过于开什么课,聘谁来讲课。新生入学最关心的是四来里学什么?谁来开课? 毕业后进入社会人们往往谈论起大学里学了哪些课程,是谁教的? 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评价一个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最初印象,往往是比较一下各校之间的课程质量和教师水平。目前，历史系本科选修课程能已经出现的“偏瘫”现象十分严重。报告同时分析历史系本科选修课出现“偏瘫”症的原因。
现在笔者历史系本科选修课出现的“偏瘫”症纠正了吗？为题发表在博客上,旨在提请历史学院的师生考虑这样一个对于历史学院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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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998-1999年第二学期本科教学巡视报告之四
黄安年 1999年3月20日
谢维和副校长 并教务处:
对于大学本科教学最具吸引力的“品牌”来说，莫过于开什么课,聘谁来讲课。新生入学最关心的是四来里学什么?谁来开课? 毕业后进入社会人们往往谈论起大学里学了哪些课程,是谁教的? 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评价一个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最初印象,往往是比较一下各校之间的课程质量和教师水平。历史系多年来引以教改的最大成功之路在于大批“选修课的开设”，“‘开一门课，出一本书，成一方面专家’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见杨共乐:<<以教改求发展 以发展促教改----谈北京师大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可现在的情况是，这种宣布“已经变成现实”的现实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严重危机，出书的倒是多了，专家、教授、博导也多了不少，可选修课并未显多了多少，有些在社会上已经影响很大的专著，并没有通过开设选修课里传授给学生，特别是世界史选修课日益减少。现在提供的这份报告中谈的是1998-1999学年历史系专业选修课的情况。最近我研究了历史系1998-1999学年课程表。由于目前课程是按年级安排的,各年级之间、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之间不得跨越，所以对一个学生来说，在四年内课程安排不变的情况下，从一个学年的专业选修课表中，我们大体上就能看出大学期间学生所能选学的专业选修课了。目前，历史系本科选修课程能已经出现的“偏瘫”现象十分严重。请看1998-1999学年本科生选修课开设的统计如下：
中国古代史和文献学领域共11门：<<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上）、<<中国古代民族史>>(上)、<<资治通鉴研读>>(上)、<<清史>>(上)、<<魏晋南北朝史>>(上)、<<中国传统文化>>(上)、<<随唐史>>(上)、<<先秦史>>(下)、<<中国古代经济史>>(下)、<<中国历史文献学>>(下)、<<‘汉书’研读>>(下)。
中国近代史领域共6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国近代史料学>>(上)、<<中国近代学术史>>(下)、<<中国近代经济史>>(下)、<<晚清政治史>>(下)、<<中国近代文化史>>(下)。
中国现代史领域共2门: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文化大革命史>>(下)。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共1门: <<希腊罗马史>>(下)(由杨共乐副教授开设)。
世界近代史领域共1门: <<日本近代史>>(下) (由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副教授杨宁一开设)。
世界现代史领域共2门: <<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上)(由黄安年开设)、<<韩国当代史>>(上)(由金相春教授开设)
以上,四个年级全部选修课程23门。其中,中国史领域19门,世界史领域只有4门,为中国史所开课程的1/5多，其中有一门还是已经退休的教师所开。这就是说，本科生如果将世界史全部选上，也只有4门，也可能有大学生一门也不选它。所以说出现“偏瘫”现象并不为过。这里我们一，不谈论一些“史”的课程实际上名不符实，说专题研究比较贴切。二，不论在课表排列上过于“机械”，使得学生没有多大选择余地，在各年级之间、系级之间、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没有打通，从而严重影响发挥现有课程的“资源共享”优势。三，不研究本科学生强烈希望“资深博导”为他们开设选修课而不是作一两专题讲座该还是不该（如规定两年内至少需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选修课大概不为过，既然“名牌”教师要上本科一线，“资深”“名牌”当不例外）。四,不谈论现行选修课设计的类型较为雷同，有些课程内容有明显重复之处，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五,不评论选修课程开设数量的多寡。以上问题涉及教学计划修订和课表编制的改革,当另议。
其实,“偏瘫”现象前几年已见端倪,根据历史系1995-1997学年间三年所开世界史领域选修课程总共有10门,即<<俄国近代史>>(王新副教授开设,现已退休)、<<现代国际关系史>>(张宏毅教授开设,现已退休)、<<法国近代史>>(刘宗绪教授开设,现已退休)、<<日本现代史>>（金相春开设）、<<西方政治思想史>>(刘北成教授开设)、<<美国史专题>>(黄安年开设,现已退休)、<<二十世纪西方经济>>(黄安年开设)、<<古代东方史>>(周启迪教授开设,今年退休)、<<日本史专题>>(杨宁一开设、<<美国近代史>>(杨玉圣副教授开设)。但是每分别学年课程表来看，1995-1996学年世界史选修课6门，1996-1997学年5门，1997-1998学年5门，1998-1999学年4门呈现减少趋势。前些年开设过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刘北成教授研究强项的课程，但是从1996学年以来已经三年没有开设了。究其原因，近代史基础课已经揭不开锅，谈何选修课呢？
课程安排“偏瘫”现象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可能影响本科学生选学知识结构的失衡。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选修的课程为学生提供多侧面、多视角、多层次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提供富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和增加涉及“球情”的课程同样也很重要。作为校系领导的前瞻性，要求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来积极推进这一进程,而不能因人设课，任其自生自灭。更不能仅仅扶植某些重点学科，搞起“自留地”来。其次,可能影响本科生的就业和考研的选择面。目前历史系的学术优势无疑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文化史领域,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一枝独秀”，本科的选修课程既要利用本系“独秀”优势的有利条件，又要注意大力扶持“百花”，做到“扬长补短”，走提高整个学术水平“共同繁荣”的道路，这样才不致让学生面对广阔的就业市场和考研机遇走上“独木桥”。由于“偏瘫”，目前毕业生选择涉外的就业机会和涉外的硕士学位专业已经面临较多的困难。第三，不仅影响世界史学科发展，而且最终可能带来“两败俱伤”的后果。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史的教师，不大深入了解和研究世界史，势必对本学科本研究的某些专题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目前系里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和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间的合作和沟通很少，例如我系藏国内独一无二、美国也少见的的553卷1842-1867年间<<美国国会档案>>，是拥有原始资料方面的特别优势，不仅对于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而且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很有必要价值，然而迄今作为重点学术研究领域的近代史专家们几乎长期没有问津，而其中恰恰含有大量有关中国近代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现在简单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偏瘫”情况的原因。如果说是由于世界史教师不努力,大概说不过去,因为只要了解一下历史系教师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就清楚,就数量和质量而言,绝无“偏瘫”现象。至于说是因为世界近代现代史没有博士点,这确实有影响，它确实带来了后继乏人，难以留人、物色人才难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大概在十七、八年前,校系领导在酝酿争取设博士点的时候,具有前瞻性思考的中文系，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请来了外校李何林先生为博士导师，从而开创了该学科在我校兴旺发达的局面,而历史系当时在为是否请外单位的知名教授黄绍湘、刘柞昌或黄德录为博导、硕导时，犹豫不决，最终失去了争取博士点的机遇。其后又在申请博士点问题上，一再受挫。问题在于，对上不了博士点的世界近现代史专业，领导是加大扶植力度，还是任其发展变化呢？一旦放松，将会失去有利机遇（客观地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时期是个非常有利的机遇），“偏瘫”和滑坡现象随之出现将难以避免。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教师队伍问题了。世界近代现代史领域的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60年代毕业生）、青黄不接，“入不敷出”在我系成为十分尖锐的矛盾。
90年代以来，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师退休和调出（1人）的有13人：他们是马家骏教授（开设过<<日本近代史>>,<<日本明治维新研究>>）、张文淳副教授(开设过<<近代国际关系史>>)、韩文娟副教授(开设过<<日本史>>)、庄建镶副教授(开设过<<英国政治史>>)、王新(开设过<<近代国际关系史>>,<<俄国近代史>>)、刘宗绪教授(开设过<<法国史>>,<<法国革命史>>)、吴豪德教授(开设过<<东南亚史>>)、彭琼熙讲师、卢文璞副教授(开设过<<苏联史>>)、冯月华副教授(开设过<<现代国际关系史>>)、段炳麟副教授(开设过<<苏联史>>)、张宏毅教授（开设过<<美国外交史>>、<<现代国际关系史>>）、黄安年教授（开设过<<美国近代史>>,<<美国现代史>>,<<20世纪西方经济史>>,<<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这个退休一个时期里相对集中退休的数字超过了中国史古代、近代、现代、古典文献专业方面的退休教师数（10人）。在上述已经世界近代现代史退休教授中,在全国日本史、法国史、世界现代史、美国史领域均相当的影响，并仍担任着学术领导职务。目前在职的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师6人中，尚无一在相关学术界领导职务，同时法国史、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现代史、美国外交史、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等课程尚无后继者，而开设这些课程是必要的。此外，在世界现代史的在职三位教师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即两位熟悉日语，一位俄语，没有一位熟悉英语，这在作为全国师范文科基地排头兵的师大历史系是不正常的。
造成“偏瘫”、滑坡现象和青黄不接，“入不敷出”局面，并不在于退休的教师（在中国史领域由于有博士点，迄今还有60年代毕业的教师在职，而在世界史领域，除金相春退休在即外已经没有一位60年代的毕业生，全部是80年代以来恢复高考以来的毕业生，既断档20年），也不在于在职的中青年教师（目前世界近代现代史6位教师中除一位“提退教授”外，最大年龄为50岁，远低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教师年龄），问题在于领导的决策，在于“一刀切”的规定（在学校的退休规定中，实际上是“几刀切”而不是“一刀切”。就看你碰上哪把“刀”，而不看实际情况，看似“公正”，其实不然。看来以不影响学术发展的首要原则（这里包括培养年轻学者，但不能以滑坡为代价）安排为宜。而这种原则的衡量标准是不能仅仅用是否能争得或保住博士点来划线。
当然系里为解决世界史领域薄弱的问题，采取了历史系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共建”的措施，即请世界史所的学者来历史系举办系列讲座，这种借助外部力量来充实我系世界史教学不失是个好办法，不过其结果应该是促进本系世界史力量的加强，而不是以此取代本系的世界史人力资源（客观地评价世界史所和我系世界史力量各有所长，优势各异），两年来“共建”的结果，并没有遏制住世界史滑坡的趋势。一方面外单位来系讲学的学者每周轮流登台，好不热闹，另一方面，本系世界史退休教师亮相的机会却少至又少，普受冷落，似乎可以用一种学术力量来取代了另一种学术力量，然而系里的世界史总体实力未见增强。
有人说也可以延聘或返聘嘛，这里我们且不来评论学校有关部门在这笔返聘经费该由学校来出，还是系里来出，“斤斤计较”地算帐，相互扯皮。客观地说，专项返聘所缺选修课程的教师，在目前它仍不失为缓解矛盾的一个临时办法。然而，这并非校系领导一厢情愿的事。事实是，愿意接受目前这种返聘方法者寥寥无几，据我接触多位退休教师绝非退休教师缺乏敬业奉献精神，而是认为返聘的报酬并不合理。教师退休前，实际上已经被学校有关部门精确地计算好何时起列入编外了，对于退休教师来说，已由“师大资源”转入“社会资源”，返聘不按“社会资源”计酬，仍按“师大资源”计酬怎么行呢！试想按照教委规定在外面讲课每节课一般40元，不少单位高出这个数字（社会办学单位正凭借不必付给工资，只需按高课时费计酬即可，很自然地从高校吸引了许多教师去为他们开课），仅以每周3学时计算,20周,应为60学时,每学时共2400元,和现行学校特聘基础课教授每月600元持平,而在我校上学期讲授基础课的退休教师并没有享有一视同仁的竞争待遇，参加特聘的名单之列。返过来说，按特聘教师待遇返聘教师讲授基础课和选修课，我不相信，教师不愿效力的。再说，按学校规定凡返聘者硕士生导师每月300元，博士生导师400元，和特聘相比差了一大截，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接受在学校的返聘呢。据说师大主楼门口值班的退休教师每月是500元,这当然是应该获得的辛苦费,教师们不会有异议,不过返聘教师低于值班教师的待遇,这就是使人难以解释了。此外，已经没有课程任务的研究生导师，只剩下“指导论文”的任务，拿着一样的“大锅”返聘费，为什么还要再接一份讲课任务呢。“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反映在返聘教师并没有任何奖金、也没有科研费用补贴等名目的“隐形收入”。1998年学校提高了计算工作量的含金量，其结果，教授每月多出160元，而退休教师只有60元，而返聘费并没有相应提高，结果本来返聘金和退休费加在一起，大体和退休后减少的工资单上的钱数持平（奖金等不在其列），现在则明显减少了100元。所有这些情况，显示返聘的教师实际上与在职的存在着不平等。这些相信校系当局并不是不清楚，如果切实采取措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公正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将已经退休的教师拥有“宝贵学术资源”的教学科研积极性充分开发出来，还是大有可为的。看来用人制度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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