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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高手长相知——〈鹿鼎记〉与〈红楼梦〉》【《名人名家论金庸》2000】

已有 372 次阅读 2019-11-10 07:27 |个人分类:个人藏书书目|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艺林高手长相知——〈鹿鼎记〉与〈红楼梦〉》【《名人名家论金庸》2000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00)】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9日发布(第22978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艺林高手长相知——〈鹿鼎记〉与〈红楼梦〉》,写于199710月,载《红楼梦寻味录》,第114-1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4月版。收录入台北扬智揚智文化社,20008月。并载《名人名家论金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8月。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寻味录》第439-46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4月版, 题名《鹿鼎记》与《红楼梦》

 

照片34张拍自《艺林高手长相知——〈鹿鼎记〉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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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与《红楼梦》

 

 

    《红楼梦》以一部言情小说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研《红》之学已蔚为大观。

    《鹿鼎记》是金庸武侠小说压轴的一部,金庸小说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金学”正方兴未艾。

    “红学”和“金学”有缘份吗?《红楼梦》与《鹿鼎记》可以沟通吗?回答是肯定的。二者的联系不在表象,而在深层。

    《红楼梦》如同一株大树,余荫绵远,泽被後世。人们熟悉的许多现代名作都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受到它的影响,最著名的如巴金的《家》、《春》、《秋》系列,还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张著曾被称之为“民国红楼梦”;再如中短篇小说作家张爱玲、白先勇等都酷嗜《红楼梦》。这些作品,多写大家族,叙日常事,演儿女情,感盛衰变,让人一看上去就觉得“像”,就似红楼家数;尽管它们自成格局,各有千秋。

    《鹿鼎记》却不像,它的题材、场景、人物都与《红楼梦》相去甚远。如果要便捷地寻找二者有什么瓜葛的话,那麽它们写的都是清初故事,或如《鹿鼎记》卷末所云,康熙六下江南、信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是为了寻访韦小宝的下落……,可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金庸小说的武学术语来说明二者的关系,我们的着眼点不在招式套路,而在内功修为;不在剑招,而在剑意。也就是说,《鹿鼎记》在抒写人生和人性,在对人的认识和理解这个作家最基本的内功修为上,同《红楼梦》相契贯通。正因为要写出“真的人”,才有了艺术创新的勇气,才有别开生面的人物,才有耐人品味的境界。

    在《鹿鼎记》的“後记”中,金庸明言这部作品不同於他以前的武侠小说,针对读者惯於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而不满於韦小宝其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可见,创造人物,写出真实的人,乃是金庸自觉的美学追求;也正同大家稔熟的鲁迅那句老话相合,说《红楼梦》所写的是“真的人物”,“并非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这不是什么作文秘诀或武功绝招,已成了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就如一种最平朴无奇的招式套路,在高手那里,

却能得到最佳的以至超常的发挥,决定的因素在於作家的内功修为,在於作家对人的认识和把握。高明的作家深知仅仅从好坏善恶的角度是很难洞察人性奥秘领悟人生真谛的,要理解人物须从人性本身入手,所谓人性包含着人的本能和人的理性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随着人自身的生命律动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许多人物从道德礼义看往往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然而从人性的角度看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好之所以为好,坏之所以为坏,而且可以理解正邪兼备、善恶泯灭的人性奇观。

在中国,古之君子包括文人作家历来“明於礼义而陋於知人心”,擅於教化而缺少理解,正是在“知人心”这点上,金庸得了《红楼梦》的真传。

 

 

    先从主人公说起,《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和《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可以说天差地远,无论是出身教养还是气质秉性都不搭界,不必强作比附。然而如果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他们又都堪称作家的一个杰作、一种创新,是以前同类作品中未曾有过、令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的艺术形象。对於贾宝玉这个人物,有一段为人熟悉的脂评,道他是“古今未有之一人”,“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第十九回脂评)这一连串“说不得”,正表述了对人物把握不定、捉摸不透的一种新奇感,“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是说只有林黛玉与他相契,是他知己。

    现在不妨将这段评语活剥一下,用以表达我们对韦小宝即小桂子这个人物的感受。这也是“古今未有之一人”,“听其粗鄙无文之言,观其歪打正着之行,察其身不由己之境,亦古今未见之人,未见之文字。说不得忠,说不得义;说不得武,说不得侠;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聪敏机灵,说不得狡滑无赖;说不得贪财好色,说不得重义轻财;说不得官高禄厚,说不得尴尬无奈;……。总未摸着是何等脱贻,何等心思,何等骨肉,恰恰只有一小玄子可对。”小玄子(康熙)和小桂子(韦小宝),一个是小皇帝,一个是小无赖,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由于二者在不明对方身份的孩提时代摔跤扭打而结下了友谊。这份总角之交包含的平等和真诚,使韦小宝以康熙亲信和替身的角色,经历了擒鳌拜、救顺治、救太后、屡次以身救护皇帝脱险,破神龙教、削弱吴三桂羽翼、以及与罗刹国较量和缔约等一系列少年皇帝亲政之初的风风雨雨,立下殊勋,步步高升,封为“一等鹿鼎公”。小桂子不学无术,却福星高照,小玄子对之了如指掌,不愧为小桂子的唯一“知己”。上面那段套袭脂批的“评语”乃笔者杜撰,谨供当今评点《鹿鼎记》的方家参考。

    韦小宝这样一个极其独异的古今未见的人物出现在文学画廊里几乎不可思议,我们为作家敢于突破“禁区”的创新胆识所折服,更为人物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内涵所震撼。这种效应,类乎二百多年前贾宝玉形象出现在文坛上,惊世骇俗,前所未见,“宝玉之为人,是我辈於书中见面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者”(第十九回脂评)。曹雪芹独立特行的艺术魄力鼓舞和启示着後世作家,不论他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

    上述的那一连串“说不得”,也反映了传统的观念、现成的规范於这新鲜独异

的人物都不适用,哪个框子也套不下,哪顶帽子也戴不上;或者说单是一种观念、一个框子已远远不够用了,要用多重的多元的多维的新眼光来观察和审视了。总之,人物已经不那么纯而又纯、一目了然、正邪分明,《红楼梦》不是已经提示贾宝玉是秉正邪二赋所生之人么;那么韦小宝呢?他当然不是仁人君子,亦非大凶大恶,用他自己的话说,“英雄做不成,那也罢了”“大白脸奸臣是决计不做的”“韦小宝良心虽然不多,总还有这么一丁点儿”。的确,从道德礼义看,人物缺陷很多,如果说偏僻乖张的贾宝玉不过是不肖子弟,不足为训,那么韦小宝简直可以说是无聊小丑、社会渣滓。然而,倘若换一个视角,从生存环境、生存欲望、生存策略诸多方面透视描摹之,则人物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容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同。作家似乎冒天下之大不韪涉此险地,人生和人性的真面本相藉此得以展示凸现。

    韦小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真一言难尽。

    韦小宝不学无术、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也认不全,书信谕旨都靠别人给他讲解;就是这个韦小宝却衔领内廷、统率武将,位尊权重,一直做到“一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

    韦小宝油腔滑调、刁钻惫赖,具有营私舞弊的天赋奇才。诸般作官诀窍,一点即通,尤其对“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拍马之术,运用自如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韦小宝在官场之中焉能不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韦小宝天性懒惰,赌性极重,从扬州到北京,从宫中到兵营,无处不赌,无事不赌。他把人生际遇也看作押宝下注,虽时有风险却也有趣得紧。就是这个本来一无所有的小赌徒,却成了人生赌场的大赢家。

    看看韦小宝,令人不能不生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叹息与愤懑,不能不感到小丑扛大梁式的滑稽与荒诞。

    一个人物包孕如此丰厚的文化内涵已足够使人警省和深思,然而韦小宝这一形象最为令人震撼的在於其人性内涵,即他那被沉埋被压抑被扭曲的个性中所未曾泯灭的真诚和善良。

    如上所述,韦小宝是个小赌徒、小无赖、小滑头。他生长於妓院之中,混迹在市井之间,自幼被呼来喝去,充耳是小畜生小乌龟小叫化的骂声,吃的是嫖客的残羹剩饭,挨打受辱,污言秽语,习以为常。正是在这样一个出身低贱、气质不佳、毫无教养的小人物身上,不仅有强烈的求生本能,而且闪现着人性的亮点,犹如浑江浊流中的金砂,虽则驳杂不纯,却难能可贵。

    我们看到,惯会撒谎的韦小宝当他初次接触到陈近南之时,在这位神色和蔼、英气逼人的天地会总舵主面前,只觉说谎十分辛苦,还是说真话舒服得多。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陈近南的凛然正气仿佛一种无言之教,此刻小宝满腹大吹法螺的胡说八道霎时忘得乾乾净净,把自己的出身经历和盘托出,加入天地会的发誓也是真心诚意,并不捣鬼。以後,每当见到师父陈近南总会真情流露,师父憔悴他心中难过,师父受屈他满腔不平,师父被害更像失去父亲一般悲切,伤痛之泪如洪水决堤倾泻而出。这些地方令人感动。韦小宝对九难神尼也有类似的感情,九难原为大明长平公主,自有一种高华贵重的气质,加之武功高超,小宝对之敬爱侍奉,出于至诚。

    我们看到,惯会耍滑的韦小宝,在至急至难的紧要关口,会表现出一种出人意表的机敏和扭转局面的智巧。为了保全自身和救人困厄,他常常不择手段,洒石灰、下迷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赌咒发誓,样样来得,就是用这些君子不齿的手段,歪打正着,干出了一椿又一椿惊天动地、快意恩仇的大事。他的相助茅十八、手刃鳌拜、屡次使小皇帝、总舵主、九难师徒转危为安,莫不如此。特别是救出天地会群雄,免遭一网打尽的浩劫,韦小宝确有殊勋在焉。可见在节骨眼上,韦小宝毫不含糊,难怪陈近南夸奖他“紧要关头,居然能以义气为重,不贪图富贵、出卖朋友,实是难得。”

    即在平时,韦小宝虽爱钱,却出手大方;虽滑头,但坦率,并不城府深严;虽无知,总带几分幼稚,他还是个少年呢。

    韦小宝的一切都是侥幸得之吗?都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吗?恐怕不能。他的心灵深处还是有善良真诚的种子在。有的论者以为作家在他的小白脸上涂了太多的油彩,总在感受韦小宝的可爱。应当说人物的光彩不是从外面涂上去的,而是人物本性中就有某些亮点,作家发现了,於是我们便真切地感受到了。

    当然,韦小宝不是英雄,并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没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所以说他不明大势,只明小势;不懂大义,只懂小义。他只凭直觉朴素地感到小皇帝是好的,天地会众兄弟也是好的,“人家真心对我好,我不能对不住人”,如此而己。一个凡人、一个小人物,能居心如此,也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苛求于他。

    把人物写成英雄,对于金庸这样的作家并不难,金庸笔下的英雄豪杰早已够得上一整个系列了。就在《鹿鼎记》中,陈近南便是一位人品高尚的君子、正气凛然的英雄。作家不仅从师徒二人的强烈反差中突现了陈近南的正气和英气;同时深刻地揭示了英雄人物身外与自身的矛盾。陈近南所献身的反清复明大业由于清室的日渐稳固和义军的矛盾纷争而前途渺茫,更为可悲的是凌驾於陈近南这样有胆有识的君子之上的竟是狭隘、专横、残忍的小人,他最终不死於正面敌手而为小人阴谋所害。变迁了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的道德操守注定了这个英雄的悲剧性质。相对而言,韦小宝扮演的是喜剧,他不像师父那样拘执,不再从一而终,他信奉的是实用主义,韦小宝“成功”了。喜剧的反讽较正剧的悲壮更耐人寻味,也更难于把握。

金庸不愿意重复自己,不再以陈近南式的英雄而以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有意的即自觉的选择。倘若写前者,真是驾轻就熟;而写韦小宝这样的人倒要冒风涉险、难度很大。这正体现了作家的自信和成熟,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和开掘的新高度。

 

 

    小人物、卑微的人,其对面是大人物、至高无上的人,两者在社会地位、权威财富和气质修养等等方面可以有天渊之别;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却能沟通、认同,以至於达到“忘机相对”的境界。这是《鹿鼎记》为我们展现的一种人性和人生的奇观。

    封建社会最大的人物莫过于帝王,历来被神圣化、偶像化,称作真龙天子、万岁爷。现在让他走下龙椅走下圣坛,还原为一个常人、一个少年、一个小男孩。於是在误闯宫禁的韦小宝和初登大宝的康熙帝之间,在小太监小桂子和小皇帝小玄子之间出现了奇迹,他们成了伙伴,成了朋友。真是匪夷所思而又合情入理。

    帝王后妃是人不是神,也有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这在《红楼梦》里已有动人心弦的描写。贾元春虽则不是全书的主要人物,但归省的情节耀眼夺目、催人泪下,其着力处在於将元妃还原为贾家女儿。元春是贵妃,更是贾府的大小姐、贾母的孙女、贾政的女儿、宝玉的长姊,父母兄弟的亲情被割舍,生离犹如死别,铸就了人性对皇权控诉的一幕,深深嵌入了读者的心中。正是在把帝王后妃当作普通人来写这一点上,《鹿鼎记》极大地拓展发挥,自出机抒,妙不可言。在《鹿鼎记》中,康熙帝是仅次于韦小宝的第二号人物,就封建帝王而言,不论是暴君还是明君,其残忍乖戾或雄才大略,以至于宫廷内帏的争斗倾轧、骄奢淫乱等等都很容易进入作家的视野;而像《鹿鼎记》那样,把目光倾注于皇帝的少年时代,从童心、天趣、契友的角度来观察,表现一个成长中的小皇帝,的确十分独特,也可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视角。

    韦小宝是在一种完全自由放松的状态下进入康熙的世界的。他在桌底看见康熙同皮袋摔打,便钻出来道“我来跟你玩”,何等自然!玩闹游戏,乃是上天赋予少年儿童的本性,也是他们的权利,韦小宝全身心投入,尽情扭打,肆无忌惮,彼此翻了十七八个滚。他那里知道,对打的这个小男孩是当今大清皇帝。韦小宝的无知无识糊里糊涂造成了他身在深宫而不知,面对天子而不识,他有的是打架的经验。正是这韦小宝习以为常之事,使少年皇帝感到前所未遇的新鲜有趣,头一遭有人跟他“真打”。此前他还未曾有过真正的比武打架的对手,侍卫也好,太监也好,一到与皇上比试,不是战战兢兢就是死样活气,不打自倒,了无趣味。对手的意义首先是人格和心态的平等,宫廷之内乃至普天之下,天子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对手!如今冒出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懵懂顽童韦小宝,使康熙在“真打”中体验了生机和乐趣,找回了一个普通少年的感觉,重新发现了自我。

    不打不成相识,两个少年的友谊在真打中结下。“真打”之时,相互不明身份、不计利害、不怀机心,这就是所谓“忘机相对”吧!忘机相对是人生很难得的一种境界,是超越於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

    少年康熙当然不愿轻易失去这个对手,不愿过早泄露自己的身份,因而在回应小桂子的询问时,童心一起,随口回道“我叫小玄子”。

    “小桂子”和“小玄子”成了有特定意义和感情内涵的符号和代码。在以後的岁月中,尽管小桂子很快知道了小玄子就是皇帝,但有了这份交情垫底,伴随他俩经历了一系列生死攸关、祸福难测的人生风雨。这期间,固然有小桂子屡次舍命护驾和不辱使命所建奇功不断地强化这份交情;另一面,又因小桂子成了天地会的香主隐匿欺君使这份交情经受了空前严酷的考验。对韦小宝来说,逼他去加害总舵主、杀灭天地会众兄弟,是“万万干不得”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天地会众兄弟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不能两全时“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上钓鱼了”。正当韦小宝在海岛避祸隐居之时,康熙终於没有加罪於他,而是派了船只,苦苦寻访小宝的下落,使者奉了圣旨,跋涉数月,挨次找来,上了八十多个小岛,每上一岛便依旨呼喊:“小桂子,你在哪里?小玄子记挂着你哪!”韦小宝闻之不禁眼泪夺眶而出,仿佛被摄了魂魄,回应道“小玄子,你找我么?小桂子在这里!”这一呼一应只有当事者才能会心默契,如同密码,如同符咒,它是一段永不磨灭的往事,是一股心灵沟通的电流,是一片相互信赖的真情。在此前或此後,不论小桂子有何种过失、天大罪愆,只要一用“小玄子”这个称呼,康熙即使在盛怒之下,也会长叹一声,不再追究。足见少年友谊刻骨铭心。

    对於小皇帝而言,这段友谊的价值,不仅在於获得对手的难能可贵,更加在於对方作为替身所带来的心理满足,作品在这方面有十分独到的揭示和发挥。皇帝自幼便受严格管教,没有半分自由,殊乏生人乐趣。其实被严加拘束的贵胄子弟都有这类苦闷,贾宝玉不就发过这样的牢骚:“我只恨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红楼梦》四十七回)不过宝二爷的自由比康熙爷大多了,宝玉还能出口抱怨,小皇帝至多只能在心里想想,私心羡慕小桂子。每当康熙派给韦小宝一件差使,心里往往想,“只可惜我是皇帝,否则的话,我真想自己去干一下子”“小桂子年纪和我相若,武功不及我,聪明不及我,他办得成,我自然也办得成……虽然不能亲历其境,但也可想像得之。”(十三回)内心深处,都是以韦小宝为自己替身之意。在韦小宝这一面,则心领神会,全力以赴,从不使康熙失望。主奴关系中的这种“替身”成分,也可在茗烟宝玉间窥见一二,大抵宝二爷不便出手不便出口之事便以茗烟小厮代之。比如众顽童闹学堂,茗烟大打出手,正是宝玉碍於身份想干而不能干的事,又如私祭金钏,井台边茗烟代为祝告,难道不是缄默无言的宝二爷心中所想麽!比较而言,韦小宝这个替身的天地可广阔多了,先说名份就是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他是奉旨出家,作为皇帝的替身来到少林寺,终於促成了康熙父子相会。在康熙,不论是宫帏秘事还是军国大事,不论是走南还是闯北,派遣韦小宝出去总脱不了这一层心理上的原因,事毕归来韦小宝不无夸张地叙述种种惊险际遇,康熙听了常常“悠然神往”,满意之中透着几分羡慕,童心一起还和小桂子比个头高矮,龙心大悦时也会冲口说句“他妈的”。这“国骂”把皇帝俗化、人化了,也可以看作是被韦小宝这个替身的“同化”。

    少年共有的好奇、好强、好动、好胜的天性,善模仿、喜冒险、可塑性大等人生成长时期的特征,在这对朋友身上体现得生动细腻。因而尽管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人物的行动特别其心理依据则是真实的。“小皇帝小大臣,一块儿干些大事出来,让那批老官吓得目瞪口呆,有趣得紧”。这一切虽则未必有,但可能有,少年皇帝小玄子性格的人性内涵由此得到了很有深度的揭示,足可与小桂子并举,亦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将这种友谊抽象化、绝对化,笔下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小桂子和小玄子的友谊不可能地久天长,不可能陶醉其中而使之凝固。

    首先是这种友谊只能在人生的一定时段即少年时代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将逐渐疏远、褪色以至变质。小说不止一次地写到“小皇帝年岁渐长,威势日盛,韦小宝每见到他一次,总觉亲昵之情减了一分,畏惧之心加了一分”(四十三回)。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从除鳌拜起,少年皇帝开始真正亲政,感受到了为君的权威,意识到了大位的重要;在韦小宝这一面,也日益清晰地懂得了“他是皇帝,我是奴才,这朋友总是做不久长”。不单朋友之情,便是亲子之情也同样受到权力的剥蚀,小说拟写康熙的内心活动,谓其幼时“只觉人间最大恨事,无过於失父失母,但这些年来亲掌政事,深知大位倘若为人所夺,那就万事全休,在他内心,已觉帝王权位比父母慈爱为重,只是这念头固然不能宣之于口,连心中想一下,也不免罪孽深重。”(四十二回)康熙作为一个理性清明、宅心仁善之君潜意识中尚有此念,何况那些昏聩暴戾的帝王!再则,这种友谊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即小桂子为小玄子所用的前提下存在,前者永远为后者驾驭和控制。我们看到,少年皇帝即使还未臻成熟,也自有一股英气、一种定力,一付内在的凛然之威和运筹之机。韦小宝再精也精不过康熙,总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小宝不过是小聪明,康熙的聪明则是大智慧。从一开始打架比武便是小宝落败居多,最后在加封鹿鼎公的诰命中,康熙亲笔添上了韦小宝“擒斩”陈近南这莫须有的“功劳”,这是一记杀手锏,为的是逼他和天地会一刀两断,不再“脚踏两只船”,足见身为人君的杀伐决断,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可以看出,作家在刻划这一对少年朋友时,尽管极有胆识地展现了他们认同和相通的一面,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差异和悬殊。世俗之见、利害之心、权力之争必然使少年友情不断受到侵蚀、变异以至斫伤,这同贾宝玉的“男浊女清”及作为其补充的“鱼眼珠”理论,倒是遥相贯通的,其实质都是人性的异化。

 

 

    作家着力於写“真的人”这一美学追求,贯串在整个创作中,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不论是所谓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不论是男人还是被视为祸水的女人,不论是世俗人还是出家人,无一例外。

    《鹿鼎记》中,除去韦小宝和少年皇帝之外,从朝野到江湖,从京城到边疆,还写了形形色色众多人物。有的虽着笔不多,或以群像出之,或以序列出之,都注意到相近人物的区别映照,使之各具秉性。有的则用力较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有益的启示。这里想提出来略加评说的有大权臣鳌拜和大汉奸吴三桂,不单因为他们是对“二小”直接构成威胁的“庞然大物”而引人注目,更因为对这样的“恶人”、“奸人”写来有深度、有层次,不啻於《红楼梦》的刻划贾雨村。

    比之《红楼梦》的写贾雨村之流,《鹿鼎记》多了一重限制,即面对的是历史人物,不能任意虚构。但这并没有难倒作者,而仍本着写人、写出人性的内在脉动这一基点,使已有定评的历史人物鲜活起来、丰满起来。

    小说写鳌拜的篇幅十分有限,其骄横跋扈和勇武威猛两大特点却跃然纸上。他对少年皇帝的蔑视、僭越、擅权,对百姓和政敌的屠戳、滥刑,对汉人汉官汉文化的仇恨和偏狭,确已达到了十恶不赦、民怨沸腾的地步。但就是对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权臣鳌拜,作家并未忽略他“满州第一勇士”的本色,不仅写了小皇帝翦除鳌拜十分艰难,几乎出于侥幸,而且着力写了鳌拜就擒之後硬挺到底的倔犟。他身在铁窗之中还“双手舞动铁链,荷荷大叫,乱纵乱跃”,如同笼中猛虎,困兽犹斗,余威犹在。他在囚房中骂皇帝那口气颇有焦大之风:“你奶奶的,老子出死入生,立了无数汗马功劳,给你爷爷、父亲打下一座花花江山,你这没出息的小鬼,年纪轻轻,便不安好心……”(第七回)由此可以折射出清朝以马上得天下的往昔,鳌拜确实功莫大焉。然而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回事,野蛮的统治和野心的膨胀使他走向反面。作品以寥寥几个细节就使人物有了立体感和历史感,也使康熙亲政的最初一幕更加有声有色、惊心动魄。

    相比而言,万众唾骂的大汉奸吴三桂这个人物要复杂得多、城府深严得多。作为小说,理应较史传更多地让读者看到人物的内心,呈现那隐秘的心理活动,这是作家的权利也是作家的难题。吴三桂身为重兵在握、久经征战的平西王,当然不是一个草包莽夫,他驭下极严、治军得法,根本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他儿子吴应熊说过,“你大清的江山,都是我爹爹一手给你打下的”。然而当时机尚未成熟,野心还须藏敛之时,老谋深算的吴三桂决不会轻举妄动。在他内心深处有两个最大的忌讳:一是忌人说他谋反,对大清不忠,怕皇帝先下手为强;再是忌人揭他老底,为大明罪人,怕汉人切齿无从利用以自拥。这两块心病恰恰碰上了韦小宝这么一个胸无点墨、口无遮拦的“钦差”,以其特有的逻辑和直白的语言给捅了出来。韦小宝当着平西王府的文武百官,接过吴三桂为自己辩诬表忠的话茬说道:“是啊,我想你要造反,也不过是想做皇帝。可是皇上的宫殿没你华丽,衣服没你漂亮。皇上的饭食向来是我一手经办,惭愧得紧,也没你王府的美味。你做平西王可比皇上舒服得多哪,又何必去做皇帝?待我回到北京,就跟皇上说,平西王是决计不反的,就是请你做皇帝,您老人家也万万不干。”(三十回)一席话吓得大厅上一片寂静,百官噤声,吴三桂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干笑几声,以为遮饰。又一次韦小宝在吴三桂书房中赏鉴兵器,发问道“当年王爷镇守山海关,不知用的是哪一件兵器?”山海关是打满人,吴三桂心知讥剌自己,倏地变色。韦小宝又指着墙上一张弓道:“听说明朝的永  皇帝,给王爷从云南一直追到缅甸,终於捉到,给王爷用弓弦绞死……不知用的是不是这张弓?”当年吴三桂害死永  帝,是为了效忠清朝,内心毕竟深以为耻,此事王府中谁也不敢提起,不料韦小宝竟当面直揭他的疮疤,一时怒不可遏。真所谓一物降一物,韦小宝那似笨拙实犀利的话锋,犹如探测仪,伸入吴三桂的内心深处,抉其隐秘,发其罪愆,让人洞见这野心家心底的波澜。而吴三桂居然未为所激,在盛怒之中,急转直下,收色改颜,谈笑自若,大表忠心,当得上“老奸巨滑”四个字,这才是大奸雄,一次又一次的心理较量,煞是好看耐看。

    在金庸笔下,即使是神龙教洪教主这样狠毒的魔王,当众叛亲离、自相火并、末日将临之际,得知洪夫人所怀不是自己的胎儿,“霎时之间,心中愤怒、羞惭、懊悔、伤心、苦楚、憎恨、爱惜、恐惧诸般激情纷至沓来”,仿佛他一生所作的恶、所造的孽都要在人性和良知的天平上受到拷问和报偿,这远比“杀人如麻”、“杀人不贬眼”一类泛泛之写更加真实、更为令人震撼。

    不论是作为武侠小说还是历史传奇,《鹿鼎记》的人物都是以男性为主,这里没有大观园,没有女儿国。即便如此,在极其稀少的女性形象中,人们还是感受到了与《红楼梦》女性意识的一种呼应,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现代呼应,这可以从陈圆圆这个人物的再创造中窥见消息。

    作者将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的《圆圆曲》嵌入小说之中,或说将《圆圆曲》作为情节的一根支柱擎起了陈圆圆其人。由於吴梅村取重大历史题材入诗,其歌行体素有史诗之称,《圆圆曲》正是这样一首歌行体长诗,所以小说中不仅可以将其入乐,使陈圆圆自弹自唱,而且还可以使曲主边唱边讲、夹叙夹议,不但声情并茂,更兼一唱三叹、议论风生。陈圆圆自叹身世,回顾当初怎样被从妓院里买了出来,送入宫中,又转到吴三桂手里,明亡 “李闯把我夺了去,后来平西王又把我夺回来。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货色,谁力气大,谁就夺去了。”“吴梅村才子知道我虽然名扬天下,心中却苦。世人骂我红颜祸水,误了大明江山,吴才子却知我小小一个女子,又有什么能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作的事。”(卅二回)陈圆圆秉绝代姿容,却受尽天下人的唾骂,这千古不白之冤,抑郁不平之气,借着《圆圆曲》的弹唱叙诉,滔滔汩汩,倾泻而出。

    吴梅村生当明清易代之际,稍早于曹雪芹,揣想《圆圆曲》等诗作,曹雪芹很可能接触到,大约因为时代相距太近,《红楼梦》中的《五美吟》并未及於陈圆圆。但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和吴梅村对于“红颜祸水”都是不能认同的,《五美吟》借林黛玉之口有感於古来有才有色的女子遭际的可叹可悲,是翻新古人之意的寄慨之作,《圆圆曲》其嘲讽吴三桂之意甚明,对陈圆圆是理解的。金庸是现代作家,其认识自然远在吴曹之上,他合理地虚构了这段故事,写陈圆圆对吴梅村才子十分感激,引为知己,并让她推已及于历史上的美人“西施、杨贵妃,也都是苦命人”。

    十分有趣的是此曲的唯一听众正是韦小宝。韦小宝涉世未深、不学无文,对他弹唱此曲犹如对牛弹琴;然而正因为他幼稚少文,所以也少有偏见和迂论,陈圆圆的倾诉和不平在他那里得到了真率热烈的回应。“‘红颜祸水’”这句话,我倒也曾听说书先生说过,什么妲已,什么杨贵妃,说这些美女害了国家。其实呢,天下倘若没这些糟男人、糟皇帝,美女再美,也害不了国家。大家说平西王为了陈圆圆,这才投降清朝,依我瞧哪,要是吴三桂当真忠于明朝,便有十八个陈圆圆,他奶奶的吴三桂也不会投降大清啊。”(三十二回)无怪陈圆圆要“多谢韦大人明见”,将其与吴才子并列了。

    这样抬举韦小宝自然是作家的调侃,韦小宝浑身没有一根雅骨,他是个大俗人。但应当看到,韦小宝虽“俗”却并不“恶”。论者或谓韦小宝是嫖的产物,但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并无“原罪”,妓女的儿子也是人,生长妓院并不等于生就嫖客的恶习。也许他的确不知情为何物,但他对美丽姑娘的好感和追求不乏真诚,戏弄对方常出于少年的恶作剧,为对方效力倒是甘心情愿。在他的年龄还有很大的可塑性,真善美的芽种并未完全泯灭,如上文述及每每靠近英雄人物、面对人间真情便会有所感应和萌发。因此,当他面对陈圆圆,在美的容色、美的音乐、美的曲词、美的氛围之中,他虽则不能欣赏,但却有所感应,被美所震慑、所濡染、所征服,得以同倾国倾城的陈圆圆对话和沟通。

    陈圆圆这个人物的意义还不止此。上述对“红颜祸水”这一历史冤案的剖解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主要是对这一人物本身而言;在小说中,作家以陈圆圆为轴心,对她周围的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的虚构,营造了惊心动魄的艺术场景和进行了剔骨追魂的心灵探秘。作家起李自成於地下,使之成为陈圆圆的情人并生有一女珂珂而吴三桂毫不知情;大明长平公主不仅尚在人间且已成为武功高手神尼九难;九难为报家国之仇,劫持珂珂行刺吴三桂,珂珂被擒後陈圆圆救女心切,求助于韦小宝……

    於是这些人物之间的恩恩仇仇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为了各自的目的鬼使神差地聚集在一起,“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一位古往今来第一大武功高手”,还有“古往今来的第一小滑头”(三十二四),各种矛盾聚焦於此,形成一个极大的张力场。九难既出身於明室正统,在她眼中李自成与吴三桂自是“半斤八两”的大汉奸大反贼;但九难又已是武林高人,要教对手死得明明白白,便让他二人先拼个死活。这样,就出现了李自成吴三桂二者仇敌兼情敌的殊死恶斗和陈圆圆精神极度紧张陷入幻觉的场面。此处作家用了十分现代的意识流的手法,一面是兵刃撞击险象迭生的鏖战,一面则插入陈圆圆下意识中一幕幕的“闪回”,崇祯帝、吴三桂、李自成逐一登场。这些做了皇帝和想做皇帝的男人们,借助陈圆圆的感觉,呈现出各自的本相。崇祯帝那“一张没丝毫血色的脸”、“眉头皱得紧紧的”、“忽然向我大发脾气”、“说我是误国的妖女”;李自成“这个粗豪的汉子”,败了也不在乎,“他本来什么也没有”,“他对我的真情,要比吴三桂深得多罢?”吴三桂听说把我抢了去,便向满洲人借兵,“人家骂他是大汉奸,可是为了我,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心中的幻觉和眼前的恶斗既惊险绝伦又惝恍迷离,陈圆圆无力阻止也无所适从。当吴三桂险被李自成击毙之时,她忽然纵身扑救,心里却对李自成说,“他如果杀你,我也会跟你同死”。此际这个女子性格中深刻的矛盾,她的优柔、软弱、依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不错,陈圆圆是弱者。在男权社会中,女子历来是弱者,即便有倾城之貌、咏絮之才,也只能依附于人,成为权势者争来夺去的对象,她自身的意愿和人格的尊严从来无人过问。当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帝王将相尚不能维护其疆土臣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弱女子又何以要承担亡国引祸的罪名?中国历来看重强者的事功霸业而忽视弱者的生存权利,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亦多为强者的说教而鲜有弱者的声音。《鹿鼎记》中陈圆圆的内心呼喊正是弱者的声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充分表明作家对弱者的理解,对其生存权利和个体人格的尊重,这是一种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较之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题更富人性内涵,即此而言,就较《桃花扇》等作品高出一筹,而与尊重理解女性人格的《红楼梦》相通。

 

 

    《鹿鼎记》和《红楼梦》都是长篇小说,所写人物都不在少数,作家结撰全书必定有一种内在的机制,就如流贯人体的血脉一样,使之完整有序而又灵动自如。笔者在论及《红楼梦》形象体系的构成时曾谈到,处于这一形象体系之中枢的贾宝玉与众多女儿之间的关联绾结全在一个“情”字,包括亲昵之情、爱恋之情、手足之情、关切之情等等,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四十六回脂批)。披阅《红楼梦》,不必说钗黛湘妙与宝玉之间的感情纠葛,也不必说元迎探惜与宝玉之间的手足亲情,只看那些与宝玉并无血缘关系、日常起居也并不常在一处的诸女儿,她们的故事如平儿理妆、香菱换裙、鸳鸯抗婚、龄官画蔷、藕官烧纸等等,这类事件无论巨细,从事理上说与宝玉均无干系,但由於通过宝玉的眼睛和感受或谓经宝玉的情的投射而成为作品有机体中的一肢一节,不仅没有游离琐屑之弊,反而从各个侧面充盈和丰富了主人公的感情天地和精神世界。

    如果说贾宝玉重的是“情”,那么韦小宝讲的则是“义”。在《鹿鼎记》中,主人公韦小宝和上下三等、四面八方、各种各色的人物发生关联和纠结的纽带全在一个“义”字。“义”是韦小宝凭藉他的全部教养所能理会得了并在行为方式上所能实践做到的。联结他和小皇帝的实质上并非是臣对於君的忠而是朋友之间的义,维系他和陈近南的师徒之谊实际上是天地会的义。

    韦小宝的结义兄弟之多堪称一种奇观。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人像他那样与不同年龄、不同个性、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政治势力以至不同民族的人义结金兰。不妨举其要者开列一个单子:首先是天地会群雄皆为兄弟不消细说;再就是朝廷显贵索额图与之拜把子,多隆、张康年等一干御前侍卫与之称兄道弟;又有云南沐王府好汉摇头狮子吴立身;还有平西王府中高手杨溢之;更有昔年威震江湖於今退隐的美刀王胡逸之;复有蒙古王子噶尔丹和西藏喇嘛桑结……这些人当中,有的武功比韦小宝不知要高出多少,有的身份不知比韦小宝要显贵多少,有的萍水相逢,有的化敌为友。这些“兄弟”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天地会与清廷之间、天地会与吴三桂之间、吴三桂与清廷之间,都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即使同为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沐王府、郑王府,内部也充满了矛盾纷争。就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势中,韦小宝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左右逢源,其原因当然与他的特殊身份有关,也同他讲求义气爱交朋友的心性有关。他的到处与人结义,固有出於利害的一面,也有出於真心的一面,常常敬佩对方是一条汉子,或看重人家对自己的情义。小说屡写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十九回),不仅对俗家朋友如此,对出家人也是一样,他与少林寺十八罗汉共渡劫难,相处日久,一旦分别,竟然掉下泪来。茅十八是韦小宝所交的第一个朋友,称为“老兄”,到末了,不管有多少阔别阻隔、怨仇误解,韦小宝一力承担,把他从死囚中救了出来。韦小宝的不负朋友,是贯穿始终的。

    上文提到,韦小宝之於康熙,起支配作用的不是臣对君的忠,而是朋友间的义。当他得知顺治出家这个大秘密时,想到 “皇帝对待自己,真就如是朋友兄弟一般”,若不告知“太也没有义气”(十五回);当康熙遇刺,“他情急之下,挺身遮挡,可全没想到要讨好皇帝,只觉康熙是自己世上最亲近的人,就像是亲哥哥一样,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杀了他”(二十五回)。正因此,他的事君就不能是无条件的,就不能损害更多更大的朋友之义,韦小宝说得再直白不过:“皇上,他们要来害你,我拼命阻挡,奴才对你是讲义气的。皇上要去拿他们,奴才夹在中间,难以做人,只好向你求情,那也是讲义气。”(四十三回)为使天地会群雄免遭灭顶之灾,韦小宝抛却功名富贵,不顾断绝同小皇帝的交情,讲的仍是一个“义”字。

    从长篇小说总体构成的角度观之,在以韦小宝为中枢的形象体系中,“义”是一条纽带,联结各色人物和各种故事,颇类“情”在《红楼梦》艺术机体中的功能。

    不论是情还是义,都属於作品构筑形象体系叙述人生故事的层面;《鹿鼎记》的高明之处在於,它也如《红楼梦》那样,在叙述形而下的人物故事的同时,探究着形而上的人生奥秘和人性奥秘。也就是说小说具有形下和形上的二重建构,有一种潜在的哲理意蕴。

    蕴藏在《红楼梦》生活故事中的哲思妙谛,越来越被人关注和领悟。贾宝玉是玉也是石,风月宝鉴可正照也可反照,大观园在人间也在天上,繁华绮旎的生活是真也是幻;举凡一饮一馔一语一诗的关合隐喻,到大荒、太虚、还泪、补天的整体寓指,无不使读者受到启悟,经由从经验世界到超验世界的提升,进入对人生和人性的形上思索。正因此,《红楼梦》也便具有某种现代意义。我们知道,象征寓意是现代艺术最显著的特征,本世纪的许多名作都是这样,如现代派文学代表作《变形记》里的甲壳虫,就是卡夫卡创造的寓意深刻的象征意象,即便不属现代派的优秀作品也必有深层的哲理内涵,如钱钟书的《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正是一种人生困境的绝妙讽喻。在金庸的小说里,固然有十分讲究的生活细节和十分浪漫的夸张虚构,更有十分深刻的象征寓意,作为一个现代作家,为了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对後者较古代作家有更多的自觉。

    《鹿鼎记》,顾名思义,问鼎逐鹿,便是争权夺位,在这权力之争的漩涡中,恰恰是一个出身低贱、品性顽劣、不学无术的小家伙成了极其活跃、畅行无阻、功业煊赫的大人物。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强的反讽,寓意深长。主人公韦小宝本人,他的身份实在朴朔迷离、真假难辨。他冒名顶替小桂子,成了小太监,本来是假的;可“桂公公”无人置疑,一路升迁,上下奉承。他不由分说地被立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同时又备受宠幸成为皇帝的亲信近臣。他对沐王府好汉有救命之恩;而沐王府的死对头吴三桂又感激他的辨诬之德。九难收他为徒,少林僧尊他为师叔,陷身神龙岛反成了白龙使……。这多重身份要求他不断地变换角色,往往弄得他自己也糊涂了,一次假太后在宫中意外地捉住了他,惊问,“是你”?韦小宝惶急间莫名其妙地答曰:“不是我!”是我又不是我,我是谁?一切都乱了套,错了位,我和非我,真我和假我,难辨难分,这是人生的悖论,也是人性的悖论。对韦小宝而言,究竟做大官是真的?还是做香主是真的?抑或两者都是真的?弄假成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由此生发出种种倒错、种种荒诞,而荒诞之中,却包孕了最大的真实。韦小宝这样的人竟能飞黄腾达,是荒唐的;然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他步步高升是真实的,即这样的官场游戏规则是再真实不过了。扬州丽春院“群雌大战”拆墙抬床招摇过市可谓荒唐到家了,可韦大人如此行事又有何不可!紧接着的下一回则入于严肃,变生不测,名士罹难,韦小宝当机立断,移花接木,惩罚了告密的狗官,解救了举义的诸贤。读者不禁浩叹,百无一用是书生,紧要关头还得仰仗韦小宝。荒诞和严肃,直是难解难分。小说中的某些细节,更有巧妙的双关寓意,比方吴三桂人称大乌龟,人人切齿,讨吴之会谓之杀龟大会,其子吴应熊招为驸马却被公主一刀阉了,成了名符其实的“小乌龟”。珂珂被斥为“认贼作父”亦属机带双敲,似是而非。全书中到处都有随机而生的调侃之笔、讽喻之旨,充满了喜剧意味,但这只是外壳,骨子里则是深沉的愤懑和痛切。

    韦小宝似乎是幸运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他又是不幸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什么事,他从来都身不由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歪打正着、种豆得瓜。这种人生境遇其实是非常尴尬、非常被动的,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从未想得的东西却不期而来。这种人生体验恐怕是人人都可能有、曾经有的,大约也属於作家想要抒写的人生境界之一种。虽则如此,韦小宝终究还有他自己的个性,有他在生活的挤压和环境的熏染下所产生的看似畸形却不失机智的想头和话头,作家常常通过韦小宝之口说出一些“至理名言”,诸如:做官的要诀是“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要造反成功,便须搅得天下大乱,“抢钱抢女人”乃古今中外畅行无阻之“五字真言”,如此等等,言简意赅  ,警策明了,真可编一本“韦小宝语录”通行於官场和江湖。

    有时候韦小宝居然能以他幼稚的识见和浅俗的语言驳倒有道高僧的禅理机锋。为了说服行痴(顺治帝法号)趋避凶险,他接过行颠“世人莫有不死,多活少活,没有分别”的话头,以言相激,道是“什麽都没有分别,那么死人活人没分别,男人女人没分别,和尚和乌龟猪猡也没分别?”行颠对曰,“众生平等,原是如此”。小宝怒道:“什麽都没分别,那麽皇后和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也没分别,又为什  麽要出家?”这一下果然击中要害,行痴终于开口说话,询问端底。当少林寺陷入喇嘛重围之际,韦小宝用计突围,为说服众和尚假扮喇嘛,便合什宣谕:“世间诸色相,皆空皆无。无我无人,无和尚无喇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和尚即喇嘛,喇嘛 即和尚。诸位师侄,大家脱下袈裟,穿上喇嘛的袍子罢!”众僧先是愕然,继之大悟,一齐改装,以假乱真,冲出重围,且少杀伤,合乎佛家好生之德。甚至小宝与对手争辩斗嘴急中生智脱口而出的俚言直语亦有常识至理包含其中。比方他听见噶尔丹王子“狗屁不如,一钱不值”的辱骂,并不生气,笑道“殿下不必动怒,须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而是人言。……至于一钱不值,还不是最贱,最贱的乃是欠了人家几千万几百万两银子,抵赖不还。”无怪在一旁的禅宗高僧晦聪方丈说,“师弟之言,禅机渊深”了。

    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形容那破庙智通寺对联的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鹿鼎记》是历史传奇,演夸张离奇的情节故事,现逼真鲜活的人情世态,它是地道的通俗小说,却有耐人寻味的玄思哲理寓焉。

哲理之外,更有诗情。这是我们不能不涉及的又一话题。此处不是指的广义的等同于艺术虚构的诗,只是指将古典诗词化入小说场景的那样一种艺术手段和由此而来的诗的氛围和韵味。在这方面,《鹿鼎记》也有与《红楼梦》十分相近之处。人们已经熟知《红楼梦》中融入《西厢记》、《牡丹亭》等曲词意境对塑造人物发展情节的重要作用,有时仅以一个成句便可营造场景点染氛围,如“隔花人远天涯近”(二十五回)、“绿叶成荫子满枝”(五十八回)均为佳例,《山门》中一支《寄生草》令贾宝玉若有所悟,反覆体味,浑不知身在何境。应当说,《鹿鼎记》的作者亦擅长于此,作者“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这种对古典文学的长期爱好和深湛修养必然给金庸小说以深刻影响,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评说的,这里仅就引入曲词使小说充满诗情略加申说。前文述及的《圆圆曲》是最显豁的例子,篇幅最长,与情节的关系也最重大,不消赘述。兹再举一例,即第三十四回暴风雨中吴六奇中流放歌一段,其豪迈悲壮足可惊天地泣鬼神,是全书中十分精彩的章节。其时正当激战之後,柳江小船之上,风雨骤至,忽听得吴六奇放声唱道:“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同舟人正喝彩,忽听得远处江上有人朗声接道,“千古南朝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应者正是陈近南,并点出“吴大哥唱的是《桃花扇》中《沉江》一出”。在这里,曲词内涵与人物性格、环境氛围、情节进展完全融为一体。首先,它突出了吴六奇的豪情壮志。吴六奇官居广东提督,手握一省重兵,却志在反清复明,暗中加盟天地会为洪顺堂红旗香主,位尊任重,身份隐秘,非有胆有识者不能当此风险极大的重任。值此风雨大作,他偏主张把船驶到江心,“天下的事情,越是可怕,我越是要去碰它一碰”。其次,它渲染了英雄人物的悲愤情怀。反清复明大业,其志可嘉,其事难成,犹如大江中的一叶小舟,面对滔天白浪、没顶风雨,颠簸万端,险象环生,心中不能不笼罩着不祥的预感,所谓“歌罢剩空筵”“万事付空烟”,抒尽满腔愤懑,无尽悲凉。复次,它推进了情节,转接自然,了无痕迹。总舵主在此际出现,至洽至妥,唱者声调高亢入云,应者音远内力深厚,风狂雨暴也压不倒这唱和之声。陈吴二人平生抱负相同、意气相投、惺惺相惜,小说安排他们在这样一个场景相会相知,看似奇兀实则顺理成章。总之,这一幅“声逐海天远”的图景,宏阔、豪放、悲凉,给人以十分强烈的震撼和感染。全书中,洋溢着诗情的场面和境界在所多有,由上举例子,足以想见其余了。

 

 

    本文开头曾经说过,要探寻《鹿鼎记》和《红楼梦》的关系,应当着眼於内功修为,而不在招式套路,这并不是绝对的,不等於在具体的招式套路上完全无迹可寻。许多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早就指出《鹿鼎记》中的个别段落简直就是从《红楼梦》中套用来的,如四十二回韦小宝写字一段,胸无点墨的韦大人来到平日半步不进的“输房”(书房),那亲随“在一方王羲之当年所用的蟠龙紫石古砚中加上清水,取过一锭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烟香墨,安腕运指,屏息凝气,磨了一砚浓墨,再从笔筒中取出一枝赵孟  定造的湖州银镶斑竹极品羊毫笔,铺开了一张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笺,点起了一炉卫夫人写字时所焚的龙脑温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挥毫。”这完全是巧妙套用秦可卿房中陈设的描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这段文字大家十分熟悉,不再全引。对於从不执笔的韦小宝,这样的游戏笔墨其调侃意味十分显豁。在金庸最早的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写到乾隆送给陈家洛一块晶莹熟糯的温玉,上面镌着“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八个字,这同贾宝玉那块镌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谶语的通灵宝玉是否有些相似呢!

就从这一鳞一爪一招一式也透露出消息,金庸对《红楼梦》是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何况,在内功修为上,以《鹿鼎记》为代表的一系列杰作,已超越了形迹而与《红楼梦》呼吸相通。或许可以这样说,金庸之为金庸,只有《鹿鼎记》以前的那一系列武侠小说还是不完全的;待《鹿鼎记》出,敢於并擅於塑造韦小宝这样独异的人物,正标志着作家的成熟,金庸不仅成为侠坛之圣,而且成为文坛大师,其上乘之作可入於古往今来以《红楼梦》为翘楚的优秀作品之林而无愧。

 

附记:本文所据《红楼梦》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所据《鹿鼎记》为香港明河社1981年修订版,为避繁琐,文内不再一一。

 

(写于199710月,收入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名人名家论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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