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红楼梦学刊》1993.1】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6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6日发布（第22943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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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文《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写于1992年7月，载《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第197-2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2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寻味录》第2-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第31-4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第238-253页，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照片24张拍自《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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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

        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从最古老的智慧和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的联系。现代人往往可以从古人的精神遗产里获得创造的灵感，异域人又往往惊喜地从中华文化宝藏中得到新鲜的启迪。此种现象并不神秘，古往今来，那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造主体之间，感应和贯通是有迹可寻的。现代的读者之倾倒、执着于《红楼梦》的人生之谜是这样；《红楼梦》的作者之倾心、沉潜于充满古代智慧的老庄哲学也是这样。

中国思辫哲学的建立，肇始于老子，而博大精深于庄子。老庄哲学下启魏晋玄学，涵容消化及于佛教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一个视野开阔、境界高远、观念众多的思想体系，它多方探求和表述了作为主体的人渴求从自然、社会及自我造成的精神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生哲学，是一种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儒家思想留下的精神空间。老庄哲学的思辨特质，在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吸引和滋养了后代的无数作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培育了他们的悟性智慧，使得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精品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思辨魅力。

(一)

作为一部小说作品，人们在赞叹《红楼梦》自然本真的同时，又惊奇地发现了它背后的井然有序，隐然有据。历来的读者和评家几乎都注意到了书中石与玉、真与假、冷与热等一系列相对迭出的范畴，艺术形象的对举映照更无处不是，艺术手法上张与弛、动与静、繁与简也相反相成。这表明作家在观察生活，构思作品时，非常注意事物的对应或对立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转化，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可看正面，只可看反面”，静极思动，乐极生悲等等，都是关于转化的深入浅出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不仅体察到事物的对立和转化，而且常常从事物的反面，即否定的方面来反观其正面即肯定的方面，这种逆向思维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提高思维水平很有意义。逆向思维贯串着以反求正的方法和语言，是老庄哲学构筑体系的重要特征。正是在思维模式上，《红楼梦》烙有老庄哲学的深刻印记。

就思维方式来看，儒道两家是迥然异趣的。儒家用肯定的方法，确认现实社会和人生价值，追求自己的理想；道家则用否定的方法，通过对现实社会种种丑恶的揭露和对人生诸多烦恼的排遣来保全自身，抒发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正言若反”(见《老子》第七十八章)，“这是老子对自己思维模式和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的总结式语言。他的思维模式就是从相反的方面、否定的方面、负的方面来表达他所要肯定和建立的。”〔见汤一介《论〈道德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研究》l 986年第1期〕历来注家很重视“正言若反”这句话，认为此语“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强坚”等等，都是说相反而相成，即正言反说。纵观《老子》全篇，像这样从否定的方面来表述自己所要肯定的，俯仰皆是，诸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这些都是要通过对仁、义、礼的否定，来肯定自己所向往的社会和人生境界。小说中贾宝玉对封建社会大丈夫“死名死节”的蔑弃，简直套用了老子式的否定法，以为“文死谏，武死战”是沽名钓誉，“必定有昏君，他方谏”，“必定有刀兵，他方战”。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庄子也用否定式的方法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们熟知的贾宝玉翻阅《南华经》感到意趣洋洋的段落，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箧》第十）“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山木》第二十)。此类激愤之言都出以否定式的方法和语言，具有“正言若反”的性质。

《老子》和《庄子》的作者，都是阅世很深又极富文化教养的人，面对苦难恶浊的社会，现存一切事物的矛盾性，相对性，有限性都充分暴露了出来，他们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贯穿着正言若反，以反求正的特征，有其深刻的穿透力和尖锐性。

《红楼梦》的作者在看够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生把戏，尝遍了升沉冷暖、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之后，回过头来，从果推因，由末反本，很自然的会接受和运用老庄的这一思维方式。作家借此不仅认识到否定和肯定是一对矛盾，而且看到否定比肯定更重要，即从否定的方面来了解肯定的方面，比从肯定的方面了解其自身更为深刻。诸如“假”对于“真”是一种否定，从而却更深刻地认识了“真”；“了”对于“好”是一种否定，却由那万事都不可避免的“了”的结局，翻转来更为透彻的看清了世人艳羡不置的“好”的光景。从风月繁华到穷困潦倒，“翻了个筋头”的生活阅历经过理性的思辨和反观，就会得到提升和深化。小说中笼罩全局的“以盛写衰”，“以乐写哀”，难道不是“正言若反”的一种艺术显现吗?

《红楼梦》所描写的盛况乐事，旖旎繁华，在中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了，而从中透出的惆怅之感，萧瑟之气，衰亡之兆却又透心彻骨，无可排遣。全书故事尚未展开之先，写贾雨村在一破庙智通寺遇见一龙钟老僧，此处有脂批曰：“未出宁荣繁华盛处，却先写一荒凉小境；未写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写一出世醒人。回风舞雪，倒映逆波，别小说中所无之法”。醒人和迷人是一对矛盾，由醒人这一方去观察迷人，当然比迷人对自身的观察更深刻。在小说展现的金迷纸醉，风月繁华的现世生活中，几乎始终贯注着这样一束“醒人”的目光。全书设置了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两个层面，属于后者的神话铺垫、幻境指迷、僧道点化、诗句藏谶等，时时起着一种点醒、反观的作用，其回风舞雪，倒映逆波之妙，决不是简单的技法问题。超现实层面本属虚幻，但由现实层面升华而来，其隐喻和象征，能从总体上诱导读者对现实世界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和超越之想，从背面、负面、否定的方面去观察现实中的一切。

在其他古典小说中，人物是应天上星宿下凡或神仙谪贬人间的情形很多，其间性格命运也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住住落入轮回果报和劝惩说教的套子。仙佛现身点化指迷多半为了济情节发展之穷。像《红楼梦》这样自创神话，自造幻境，在似涉神秘似归宿命的外壳中，纳入了如此丰富的思辨内容，则是前所未见的。各个人物的命运好像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或在双关处屡屡暗示，可是读者却不会因为知道“谜底”而索然乏味，反而引发了由末反本，从果推因的浓厚兴趣，关注他们生命行程的本身，探究各种遭逢际遇背后的原因，玩索寓含其中的某种人生真谛。即如贾府四春之冠首的元春灯谜云：“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是怎样一种令人震慑的煊赫又令人战栗的惨烈的景象!元春的故事果然像爆竹、如闪电、似昙花、耀眼眩目，转瞬即逝，生命之火燃烧得过分夺目，生命本身也被销尽了。这“回首相看”未必是元春自己，尽管元春有预感、想退步，但作为“入世迷人”总是身不由己，受到命运之神的撮弄。只有“出世醒人”或曰过来人的俯视，反观，才能达到一种超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事迹所固有的思辨意义显豁起来。

可见《红楼梦》对现世生活的描绘已令人叹为大观，它所开拓的思维空间更非寻常作品所能企及。其中的哀乐之情、盛衰之理、聚散之迹、穷通之运虽则都追踪摄迹，不失其真；然又扑朔迷离，莫测其幻。这一切，固然得力于作家的阅历和修养，同样得力于思辨能力和悟性智慧。在这里，否定比肯定更深刻，反观比顺惟更透彻的逆向思维法则，对小说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贯穿在书中的“正言若反”以反求正的特点，脂评感受很深，一再提醒，唯恐读者被瞒过而陷于迷误。这种提醒，有时是针对局部的细微末节，有时是关乎全局的当头棒喝，无论巨细，都值得玩味。

比如第十二回中凤姐笑对贾瑞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此处有眉批“勿作正面看为幸”，显然这是反话，贾瑞却当作正面好话听了，焉得不误。下文出“风月宝鉴”时，道士叮咛，“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脂评语重心长地嘱咐：“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贾瑞送命时，镜子发话：“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类此正反真假的提示，则是关系解读全书的一把钥匙了。

循此看来，以局部而言，《红楼梦》中的许多贬语、疯话、梦呓，以至醉汉的混吣，糊涂人的唠叨，或姐妹间的顽笑之谈，看上去似乎皆非“正言”，却往注不可闲闲看过，在某种否定的外壳下寓有深意。书中对贾宝玉的贬抑和他那些“疯话”自不必说，常常是以贬为褒，“疯”中见性。他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至情心声以梦呓出之，令一旁坐绣鸳鸯的宝钗不觉发怔。焦大醉后的混吣惊天动地，诗礼传家的帷幕下偷鸡戏狗养汉爬灰，宁府上下从主子到奴才怎不吓得魂飞魄散！还有某些人们不甚经意的顽笑话，看似随口而来，出于无心，也是谐中寓庄，戏言藏锋。试看以凤蛆之骄宠跋扈，有谁敢当面教训她?偏李纨这个心善面和的菩萨奶奶，却在一次姐妹说笑中，反唇相谑，当着众人把凤姐狠狠的数落了一顿：“你们听听，我刚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门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来……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狠该换一个过子才是。”平儿接口道：“奶奶们取笑，我禁不起”。可见这分明是在开玩笑，然而又有谁不为李纨此番痛快淋漓抱打不平的“顽话”叫好。“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简直就是《联明误》曲中“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声口。场面上那些从礼合节的正言套话倒往往是“假话”了。类此的情形还可举出凤姐取笑黛玉“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给我们作媳妇”，宝钗撒娇要薛姨妈“明儿和老太大求了他(指黛玉)作媳妇”。这些地方都以玩笑出之，可对黛玉心灵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以上说话的人也许可视为无意，使人物说话的作家却不能不被看作是有心。

更有一种糊涂人倒三不着两的话而能歪打正着、发人隐私者。被众人目为老背晦的李嬷嬷曾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对妹妹向来不敢造次的薛蟠竟脱口说出宝钗护着宝玉是因为有“金玉”之说。旧时评家读此有感，道是“李嬷嬷妖狐之骂，直诛花姑娘之心；蟠哥哥金玉之言，能揭宝妹妹之隐。读此两节，当浮三大白。”(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不管这些评点家对人物的好恶是否存有偏见，其能体察这些话背面的“倒影逆波”，至少可以提示我们从别一角度去品味和联想，开拓那言外的意蕴。

当然，所谓“正言若反”并非一味只要人们从小处着眼，用正话反说的套子去寻找微言大义，它原本是对源于老庄的否定式逆向思维的简明概括。从哲学上说，逆推法较顺演法更具方法论意义，更能提高人的思维水平，更富创造性。若能从果求因，由末反本，认定时空中事物的存在必有一超时空者作为其存在的依据，就能极大地扩展思维的空间，增大作品的空灵度。如前所述，笼盖全书的真幻格局，好了因果，以乐写哀，以盛写衰等，都可看作“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在《红楼梦》艺术创造中留下的深刻印记。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作家，当他面对如何构筑形象体系这样重大的美学问题时，尤其需要较高的思维水平，寓含在《红楼梦》人物关系中的思辨特质更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二)

人物关系的设置固然受生活本身的拘约，同时也是作家心智的结晶。只要一进入《红楼梦》的形象世界，就会感受到对应或对立的普遍存在，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峭然孤出”的，几乎都是对举迭出，如影随形，互补互济，相反相成。开篇出来一个秉性恬谈的甄士隐，便有一个热衷功名的贾雨村紧随，一冷一热，一沉一升，荣枯易位，真隐假显。英莲根底不凡却有命无运，娇杏出身低微却命运两济。一个由主沦为奴，真应怜惜；一个由奴升为主，全凭侥幸。荣国府中，既有朝乾夕惕、谨慎为官的贾政，便有姬妾成群，放着官不好生做的贾赦。既有清心寡欲的李纨，便有欲壑难填的风姐。先来了林姑娘，又来薛姑娘，一个孤高自许，一个安分随时。丫头中，随之见出“晴有林风”“袭为钗副”。同胞手足，探春何其雅，贾环一味俗。同为侍妾，周姨娘安静省事，赵姨娘无事生非。同为老仆，焦大犯上而见弃，赖大赖主而发达。卜世仁乃贾芸亲舅，却薄情寡义；醉金刚不过是邻居路遇，倒能仗义解难。诸如此类的对照、对比、对应、对立关系，无处不在，而且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不同性质、不同范围内呈现不同的形态，毫不板滞，毫不勉强。

其他古典小说也有众多的人物，也有鲜明的个性和出色的描写，然而像《红楼梦》这样自觉的，普遍的，圆熟的以对举迭出的方法来处理人物关系，结撰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寓含在人物关系中超越物象本身的思辨意义，更为一般小说所罕见。

在老子言简旨深的《道德经》中，全文五千言，其中相对待的范畴竟达将近五十对之多。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即音响，响是回声)，前后，虚实，强弱，外内，  开合，去取，宠辱．得失，清浊，敝新，唯阿，昭昏，察闷，全曲(委曲)，直枉(弯)，多少，大小，轻重，静燥，雄雌，行随，白黑，吉凶，张敛，兴废，与夺，刚柔，厚薄，贵贱，进退，阴阳，损益，寒热，生死，亲疏，利害，祸福，正奇，寿夭，智愚，牝牡。正是凭借如此众多的相互对待的概念，老子得以表述自己对于宇宙、人生、政事的看法，用“正言若反”的独特方式建立自己的体系。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自觉地在概念之间寻找对应关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简直是一种飞跃。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否定的方面达到肯定，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去寻找超感觉经验的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谈论《红楼梦》中通过人物表述的正邪(贾雨村论秉赋)，阴阳（湘云  翠缕对话），祸福(秦可卿托梦)等概念，据此来研究作家的思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红楼梦》不是哲学著作，而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哲学思辨主要体现在艺术形象之中。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小说中去寻绎如同《老子》那样众多的概念中的“对子”，然而，我们确实从作品的艺术形象中(无论是整体或局部)感受到作家对这一思路是如此熟习，合拍，融通流贯，脉理井然，机杼独出。

        不妨重提《红楼梦》人物“对子”系列中最著名，历来最受关注的林薛二位姑娘，就艺术形象的互补互济相反相成而言，确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其对峙的格局和性质，早经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作了精当的分疏和概括：“宝钗在作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红楼梦人物论：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作家下笔写林，心目中存着薛；下笔写薛，心目中存着林。能够自觉地进行如此卓绝的艺术创造，除去其他条件外，哲理思辨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不由得使入想到当代的一位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所创造的一对人物，名叫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两个少年都气质高贵，才华出众，品性超群，而且是知心深契的好友。可是两人的天性却截然不同，甚至适得其反，一个祟尚性灵，一个纵情欲望。纳尔齐斯是思想家，遇事善于条分缕析；歌尔德蒙是梦想家，有着一颗童心。用纳尔齐斯的话说：“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你们的危险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你是艺术家，我是思想家。你酣眠在母亲的怀抱中，我清醒在沙漠里。照耀着我的是太阳，照耀着你的是月亮和星斗…”(黑塞《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杨武能译)。黑塞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出过四十多种外文译本，那思辨的色彩的确很能启迪心智，不过这部小说的心理分析和议论似乎嫌多而且直露。回过头来看二百多年前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红楼梦》，其思辨内容的深邃精巧，自然本真，较之当代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由薛林形象的对举映照所能给人的启迪，几乎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人们早已不满意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也不满足于社会历史的条分缕析，而更多的着眼于审美评判和文化价值了。由于薛宝钗这个人物在一段时期里招致普遍的非议，被目为“小人”，因而这些年来对薛宝钗的研究评说较多。时下，她已经由小人还原为君子，公认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少女，尤其是她在人际关系中宽和豁达从容大雅的魅力受到有识之士的击节赞赏。指出：林黛玉的任情、率性、清标，是一种美，美在能够较多地保存自我；薛宝钗的律己、安详、宽和，也是一种美，美在能更多地体谅他人。宝钗的这种美质，无论放到传统道德或是现代道德的天平上都不致失衡。(见刘敬圻：《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这说明评者属意于对人物进行文化价值的评判，自觉地用古代作品中进步的人文精神陶冶当代人的情操，丰富当代人的生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即便是宝钗赋有的美质得到了如此的认可和肯定，也只能更加深刻地说明“对峙”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展开的，“对立”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兼美”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得到。至此，我们可否作进一步的设想，倘若薛宝钗从来不说“混帐话”，不曾劝谏留意“仕途经济”之类，是否能够赢得贾宝玉那一颗赤子之心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对于贾宝玉来说，虽则两者都是美，但却是全然不同的美质。一种是能够与之感应、沟通、契合的，另一种则不能。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心灵契合，才是木石盟约不可移易的本原。可以认为，即使不存在思想倾向、人生道路方面的分歧，薛宝钗这样个性气质的女性，依然不可能成为贾宝玉的意中人。而林黛玉即便真的成了宝二奶奶，她的个性气质也不可能使她称职遂心，依然不能摆脱悲剧的结穴。看来，他们的悲剧不单是爱情悲剧、婚姻悲剧、伦理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红搂梦曲》中“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到底意难平”一类感喟，不仅是对小说中具体的生活故事而发的，也是对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人生局限和人性局限而发的，因而悠长深远，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以至未来。

这里不妨一提歌德晚年写成于1809年的小说《亲和力》，其两对男女主人公都是富有教养的品格高尚的人，故事的发展却在四个人之间出现了未曾料到的“新的组合”，歌德认为极其可贵的是因为“无条件地爱”。小说揭示了近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婚姻即使并非买卖的、包办的、门第的、政治的，表面是自由的，仍不免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人不能顺从命运，便生出了无数的悲剧。这部小说曾被看作是“诲淫之作”，实乃极大的误解，同歌德早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依旧是对个性的深沉呼唤。小说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框架，带有强烈的思辨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恐怕亦非歌德此作可比，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代表的“木”字和薛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原来这个爱情故事承载了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主题(见李洁非：《红楼梦：作为一个隐喻》，《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期)。

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位作者的全部分析和具体结论，这样的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他着眼于爱情故事所隐喻的精神文化内容，看到《红楼梦》的作者将中国人文传统的理想境界如此完满的体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随之却又陷入了无从选择的困惑和无可解脱的失落。作家用中国文化结构表达的本身去怀疑这一结构，用它的魅力渲染了它的悲剧。这种失落是如此巨大和深刻，以至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沉沦，社会历史的动荡都难以完全解释，只有信仰体系和文化价值的崩溃才可能产生。这应当是对小说思辩内容深有会心的一种研究。当然，有所会心的研究不限于一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可以见仁见智，多方探求。

 宝黛的爱情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中心情节，全书中还有许多不同型态的爱情婚姻故事以及其他人生世态的叙述和描写，大至整个家庭的运终数尽，由盛而衰，小至某个细节的设置安排，穿插映带，常常都有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都是作家思辨之树上结出的智慧之果。当然，这种思辨是中国式的，可以从中国古代智者的思辨哲学那里把捉它的特征。

(三)

如果说，隐藏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框架背后的思辨因素需要深察细索的话，那么，体现在人物性格尤其是主人公人生态度上的庄禅心境，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红楼梦》里，不论“槛外人”还是“槛内人”都喜爱庄子之文，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他们都从庄子那里吸取精神养料，形式上是否皈依宗教倒并不那么重要。本来，中国文人嗜佛，往往以老庄观念来理解和接受，佛教禅宗实际上已经吸收和销熔了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部分精华。因此，《红楼梦》里佛、道、禅混沌难分的情形并不奇怪，其解脱方式，思辨特质都可以在老庄哲学那里找到渊源。

甄士隐和柳湘莲的出家都是由跛足道人度脱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所作的那一番透彻的“解注”，不啻一通振聋发聩的醒世恒言；湘莲被那道人打破迷关的几句冷言，十足禅宗的机锋。他们不论为僧为道，都离不了对以往人生经验的思辨和彻悟，因而是明达之士的抉择，而非愚妄之辈的迷信。妙玉身蹈槛外，单是诵经念佛并不能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她极口称赞庄子之文，以与“世人”相对的“畸人”自称，足见对庄子的心仪。贾宝玉日后如何悬崖撒手，我们不得而知，也难揣测，然而他平素对人生的思索和感悟，却历历可见。

 人们都熟悉小说中贾宝玉在纷扰困惑之时曾经续庄和参禅，此类情节说明庄子的思想和著作在《红楼梦》作者那里化运自如，禅宗语录的幽默机智也手到拈来，涉笔成趣。贾宝玉虽则遭到了姐妹们的讥嘲否定，自认愚钝，但并未因此停止了思索和探求，他的人生态度受庄禅的影响也远远不止这一次偶然的举动，他那些如痴如呆的奇想怪念，是颇有些形而上的本体追寻之意味的。在庄子那里，要实现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友的精神自由，就要从生死之态、世俗之理、哀乐之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贾宝玉是个涉世不深的少年，他的言论行动却总是在幼稚中透出一种思辨的色彩。

关于死生问题，贾宝玉并未发过什么庄言宏论，只是每一提及，并不给人以沉重之感，倒有一种“任自然”的解脱之概。他尝对女儿们说：“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时候”“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第十九回)“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脱生为人，就是死的得时了。”这些话的着重点虽在剖白自己对于女儿的至情，以厮守到死作为一种极限；但说死后随风随水，化灰化烟，无形无迹，任凭自去，这样的想头同庄子所谓“其死也物化”颇有几分契合。

 说到对世俗之理的超越则是显而易见的。作家让主人公挣脱形而下的“世务”和功名利禄的束缚，在行为模式上超越世俗是非利害的观念。不论人们以之为是为非为利为害，都照样实行不误，既不矜尚夸耀于人，也不纵欲谋利为私。只有从个体的自然本性出发，才会有这样一种任情适性的洒脱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式的“不喜读书”，实际上是对仕进利禄的厌恶，而不是对文化知识的蔑弃。本来，如果读书仅是—种做官食禄、光宗耀祖的手段，那么即使皓首穷经、案牍劳形，始终是件苦差事。贾政的酷喜读书就是为了把自己造成这种社会角色。如果读书是为了心灵的充实，个性的丰富，精神的拓展，那么即便是杂学旁收，兴之所至，也能意趣洋洋，过目成诵，成为陶情冶性的重要方面。从后一种意义上讲，贾宝玉是喜欢读书的。很难想象一个知识贫乏的懵懵顽童能够遨游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里。老庄的“绝圣弃知”反对智巧并不是要人都变成白痴，而是反对妄用智巧，教人顺应自然。老庄本人就决非不学无术之辈，而是极富文化修养的智者。精巧的哲理思辨，不能离开丰厚的文化土壤。

 对哀乐之情的超越则要作一点辨析。《红楼梦》里所写的哀乐之情有两种，写来都很真切动人，但层次不同，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超乎世俗的。后者正如魏晋之人，虽然超脱，却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以哀乐过人，不同流俗。《世说新语》记载阮籍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行为任诞，蔑视礼法；然临诀之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废顿良久。可见是从世俗的哀乐之情中超脱出来，而比凡俗之辈更深于情。“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宗白华：《美学散步》）贾宝玉自然不能与耶稣释迦比肩，但当之无愧地是一个“深于情者”。他对于世俗的喜怒哀乐常常无动于衷，元春晋封，贾政升官，世人以为天大喜事，贾宝玉却视有若无，毫不介意；大承笞挞，皮开肉绽，惊动了上上下下多少亲人，为之痛惜流泪，贾宝玉却不悔不悲，反因受入慰藉而觉得舒畅。足见是超越哀乐之情的了。然而贾宝玉却能体会那不同流俗的深哀与真乐，闻得林黛玉的一曲葬花哀吟，竟然恸倒山坡之上，由花及人，由黛玉及于他人，终归无可寻觅，则自己又安在？“自身尚不知何在何住，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 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第二十八回)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于人生宇宙的无名至深的哀感，带有探求万物归宿和本原的意味么！即使对于许多常人以为可哀可乐之事，贾宝玉亦自更有他的深哀和真乐。荣国府中悲剧迭出，即如金钏之死，垂泪怜惜者不乏其人，唯宝玉闻讯五内俱摧，恨不得此时身亡命陨，跟了金钏同去，此乃超乎一般同情之深哀。大观园中，赏心乐事多有，怡红夜宴可谓所有大小宴游最为快心适意之举，无拘无束，醉酒尽欢，黑酣一觉，不知所之，此乃真乐。又如为平儿理妆，替香菱换裙，些些细事，宝玉都引以为幸，私心深喜。无怪乎前人赞曰：贾宝玉“圣之情者也”〔涂瀛《读红楼梦纲领》)。由是观之，对于世间不能深哀亦不知真乐的浅薄庸俗之辈，贾宝玉式的人生体验是未尝有的。这种体验之所以深，之所以真，在于立足直感经验的理性思辨，通过思辨方能有所感悟，有所提升，无异于架起一道精神的桥梁，从形而下的外在物象中超越出来。

实现个人精神超脱的“至人”是道家的理想人格，实现博施济众的“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红楼梦》的作者对“圣人”的理想早已幻灭，却被超越世俗精神桎梏的“至人”境界所吸引，至少从中吸取了某些精神的养料，其人生哲学表层有消极特征，常常从否定的角度提出问题；究其根本精神，并不都是消极的。“全书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有一种社会的没落意识，还有一种宿命意识，最后又有一种超越意识”(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作为小说的红楼梦》)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超越意识呢？不是靠成佛作祖，修道升仙，而是精神的自由解脱，是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审视和思辨尔后达到的。

 首先，作家是将人的存在和活动当做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的。在这里不能不重提儒道两家的思维趋向的不同，儒家看到的是稳态的东西，是“经”是“常”，对现实人生充分肯定；道家看到的是另一面，是“变”是“动”，眼前事物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感叹人生倏忽。作家的思维趋向显然属于后者。个人生活始于繁华终于潦倒的巨大落差，家族及世事升沉荣辱的无常变化，使之对事物的有限性、相对性自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的感受。《红楼萝》从不将繁华盛况赏心乐事写满写尽，连不更世事的小丫头都知感喟：“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谁还守谁一辈子呢?” 因而小说不给人以福祉绵延的幻想和极乐世界的许诺，倒时时警人以祸福相倚乐极悲生的预示。也因此，尽管旧秩序看上去还是那么庄严强大，笼罩着大观园的社会空气还是那么沉闷窒息，但不会永世长存。所谓运终数尽，大厦将倾，就意味着天崩地解，曙光在前。

其次，作家对生活进程中的形形色色都经过了严肃的思考．肯定了那些具有积极的崇高的价值取向的东西，不因“看破”“参透“而不辨美丑，不分好恶。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固然来自合异同的学说，更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因为看到了人世间许多颠倒是非的现象，各以一己私利作为是非的标准，才发出了不谴是非一类言论，其中包含了极度的愤慨。《红楼梦》的作者同样对现实的恶浊颠倒极度愤慨，他的“看破”并没有归结为“不谴是非”，而是以极其热烈的爱憎和鲜明的态度去发掘和肯定生活进程中美好的东西，伐挞揶揄丑恶和虚伪。他的精神自由，不以出离当世为前提，而是以对经验事实的思辨为基础。这大约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浮沉远看的时候都看得开，近看的时候都看不开的缘故了。贾宝玉的悬崖撒手，该是大彻大悟，彻底看开了吧，如前文述及这不是愚妄的迷信，而是智者的抉择，虽则无可奈何，本身却是对那条世俗设计好了的人生道路的否定，是以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为基础的。那解脱不能凭空而来，就过程而言，看不开；就结果而言，看得开。

第三，《红楼梦》对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的探究没有终结，可以说永无止境。寄寓在书中的人生之谜具有永恒的魅力。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能触发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本来，“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命题，“得意”与“忘言”是对立的统一，这种思辨方法对中国古代美学影响至深，《红楼梦》作者深得此中三昧，许多情节和形象都有超乎感性具象的理性内容。许多读者对《红楼梦》的人物和故事早己烂熟于心，却还徜徉沉潜于那充满哲理的思辨之乡。这是一般小说作品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红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人们从作品中获得某种诠释，解得某个答案时，新的质疑，新的问题又随之提出。或者说，当人们解得人生之谜的一种谜底时，又会十倍百倍地扩大和发展这个谜，生生不己，无有止息。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红楼梦》的确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意蕴，引发人们对鸿蒙宇宙和变幻人生的理性思辨，把人引向高远，引向未知。

（1992年扬州《红楼梦》国际会议研讨会论文，载《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