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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海外物品探源——基于中外交流史的考察(一)

已有 1932 次阅读 2019-10-17 14:51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红楼梦》中海外物品探源——基于中外交流史的考察(一)

推荐徐波(《世界知识》杂志社)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1017发布(第22749篇)

 

   这里推荐徐波先生的文章《红楼梦》中海外物品探源——基于中外交流史的考察(一),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一期第33-52页。感谢《世界知识》前主编、徐波编审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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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红楼梦》(包括曹雪芹原作和高鹗续作)成书于18世纪中后期康乾时期,清代与外部世界(传统的亚洲国家和向东亚扩张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处在清前期最兴盛状态,而此时由西方引领、已延续200余年的全球化进程对亚洲的冲击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因此《红》中有对来自外国的各种物品与事务的颇多描写,这些描写虽有相当精细准确之处,但也错误多出、乃至虚实参半,体现出作者虽有一定的境外知识,但这些知识又相当零散、肤浅甚至多有错误,除作者生活经历和见识等个人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隔膜所致。本文试图从中国对外交流史角度追溯书中所涉外国物事进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对国人生活的影响,亦希望通过《红》书反映清朝中期之前中国对外交流的历史。

[关键词]《红楼梦》域外物品 域外知识 中外交流史

[作者简介]徐波,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杂志编审、前主编,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与中外交流史研究等。

 

《红楼梦》域外知识来源推测

 

《红楼梦》主体部分(即曹雪芹所作前80回)创作于18世纪中期(通常认为曹雪芹去世于1763年),后世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刊行于18世纪末(程甲本1791年、程乙本1792年)。这一时期不论对中国历史还是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此时正值所谓康乾盛世。清朝全国政权建立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庞大疆域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局面,在传统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一度被明清交替之际社会动荡和血腥战争所摧毁的资本主义萌芽重获生机并且更为茁壮。

在对外关系方面,清朝在继承明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基础上,使这个古老的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体系达到新的鼎盛时期,同时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来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冲击。此时,已延续200余年的由西方引领的全球化进程对亚洲的冲击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大量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并成为完全的货币形态;源于新大陆的多种农作物被引入中国,改变着民众的生活习惯,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并支撑着中国人口的激增;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来到中国,西方传教士也随之逐步进入中国内地、首都甚至直达内廷,带来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事物首先在宫廷和社会上层中逐渐获得认可和流传。明清鼎革时期的严重战乱及清初面对沿海抗清势力而采取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一度接近中断,康熙二十三年(1684)实行开海贸易后又曲折反复,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失去了明代曾经有过的强劲势头。但此时的中国对域外世界已不能全然隔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清初一度徘徊后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到18世纪已达相当程度,掌管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闽、粤、浙、江诸海关设立起来;广州洋货行(即后来的“十三行”)得以建立。一向富庶的东南地区,也成为较早并且较大规模地接受外部世界冲击的的地方。在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麕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苏州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至千余”,并有大量洋货入口和洋货行,“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胼肩辐凑”。这些洋商洋货中就夹杂着为数不少的西洋成分。《红楼梦》第67回讲到,薛蟠去南方做生意带回一些礼品,一箱“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在各种“土仪”中自然夹杂着包括织品和“自行人”[1]等洋货(或洋货仿制品),正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第16回王熙凤对赵嬷嬷回忆“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段话是小说家言或是作者对管理朝贡官员的身份和职责理解有误,而且外洋商船货物来华或仅为商人行为而不尽属进贡朝贺。但是这段话也反映了外洋货物输入中国的情景,其中既有与中国具有传统交往历史的东方国家,也有对中国尚属新鲜事物的西洋国家。这些就是《红楼梦》中出现数量相当多的外洋物品与外洋描写的时代背景。

《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域外知识,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域外的具体器物,二是对一些国家(包括具有传统关系的东方国家和新兴的欧洲国家)的提及和认识。这些内容主要在于曹雪芹所著80回中,[2]因此书中域外知识来源,亦主要就是曹雪芹的域外知识来源。但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确定这些知识来源,只能根据他的生活经历做些推测。

曹雪芹的家世与身世,无需在此赘述。《红楼梦》的读者,无不惊叹曹雪芹知识的广博。书中所涉外国器物,正如书中所体现的其他所有生活知识一样,应该说既包括他少年时期在江宁织造府家中及亲友处所历所见,也包括成年后在各种场合的所历所见。清代在江南设立的三个织造府——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府,皆有接触洋人洋货的便利。方豪先生曾特地考证指出康熙南巡到南京时,有西方传教士见驾的情况,以此说明在南京接驾的雪芹祖父曹寅有机会接触西方人士。[3]这种考证自有其价值,但也诚如有人指出,自16世纪西洋文化传入中国,在明代宫廷开其端后,至18世纪已盛行于上等社会,不必定需与传教士接触才能获得这些物品。

实际上,江南三织造除负责采买及生产宫中所需丝绸织品等物外,尚承担皇帝在地方的耳目的重要职责。尤其是雪芹祖父、长期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寅,曹寅的内兄、担任苏州织造的李煦,还有担任杭州织造、亦或许与曹家有姻亲关系的孙文成,皆被康熙视作股肱与亲信,负有以密折直接向康熙奏报地方政情民情的特殊使命。大体说来,苏州织造府的侧重点在于政治方面,江宁在于文化方面,杭州在于海防方面。据《李煦奏折》,康熙40(1701),李煦会同江宁织造巨曹寅和杭州织造敖福合,奉旨密遣人员以商人身份赴日本。这是因为康熙鉴于明季沿海倭寇之患,下令密遣人员潜往日本,以了解其对中国的动向。此事说明三织造负有了解域外情况的职责。此外,李煦之父正是曾在广东巡抚任上力主设立洋货行的李士桢(他是曹雪芹祖母的父亲)。李曹两家正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彼此“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这个角度看,“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的王熙凤的爷爷,正是以李士桢为原型的。王熙凤家里因此多各种外国奇玩等物,书中之述备矣,以此推测生活中的李家,则可想而知。曹雪芹出生时李煦与曹寅均已去世,但少年曹雪芹曾走访苏州李家,看到过李家的一些外洋物品,这样的推测想必是合理的。

但曹雪芹在十几岁的少年时期家族就遭遇变故,此后随家人赴京,大体贫困一生。推想起来,即使早慧及强识如他,也不可能在少年时期就经历或见闻了家中的一切事物,并且准确无误地记在心里,又在书中反映出来。曹寅所留下的大量书籍,肯定有助于雪芹了解自家前辈的经历,并丰富自己的学识。

如前所述,雪芹出生时祖父曹寅已去世。雪芹未能得到曹寅亲炙手授,但他一定阅读过曹寅的著作和数以万计的藏书。曹寅虽为皇帝家奴和差遣,但他具有极其丰厚的学识,并且成为康熙皇帝笼络江南文士的中介以及事实上的江南文坛领袖。

曹家虽仅是皇帝家奴,但又是绝对的书香门第。曹寅之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时,周围就常有一些著名文士往来。曹寅博览群书。他的藏书极为丰富,他的藏书目录《楝亭书目》共收书3200多种,20000多册,分成36类。其中最多的是说部类,包括小说、笔记、杂记,共469种。曹寅少年时即以诗文闻名。他去世之前将自己平生所作的诗编成《楝亭诗钞》八卷,去世后门人又将他其他的诗词文稿编成多种诗文集,与《诗钞》合称《楝亭集》。曹寅对自己文学作品最得意的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创作,著有多种剧本并组织有家庭小戏班。其中《太平乐事》是表演京师上元灯节盛况的长达十折的杂剧,除了反映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歌舞艺术及习俗外,还有各藩属国以及海外诸国献艺献宝的场面。最令人惊异的是第八折《日本灯词》,不仅有灯舞、扇舞、花篮舞等日本舞蹈,其《倭曲头》等四个曲子的唱词,都是按当时日语的音译,从舞台实际看,就是用日语演唱。这种谱入外语的做法,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楝亭书目》还有18种有关外国史地的书,如《华夷译语》抄本和日文版的《东鉴》等书,更是令人惊讶。[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曹寅的“世界眼光”和超前意识,一定也给雪芹以重大影响。有红学研究者指出,即使家庭败落,前辈的流风遗韵、家庭的文化修养仍在,家庭藏书也没有很快丧失净尽。有迹象表明,雍正六年曹家被抄没时,曹寅的藏书没有被没收,后来移交给曹寅的外甥、官至学士的富察昌龄,昌龄家衰落后才流散出去。雪芹成年后曾在富察氏家族中做过“西宾”(家塾老师),不知有无可能在此期间再睹曾经的先人藏书。

曹寅又曾奉康熙特旨,主持编辑校勘《全唐诗》,在其生前即已完成;与李煦、孙文成(杭州织造)协同刊刻《佩文韵府》,在其去世后才竣工。

雪芹成年后颠沛流离,做过小吏,当过幕宾,结识过各种朋友,包括出身皇族的朋友,这些经历也都可能使他了解一些域外知识和器物。与其他各种器物一样,对一些域外器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描写的那样准确、细微、精当的。举例来说,书中详略不等地提及各种钟表,如刘姥姥所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这是挂钟;宝玉卧房“外间屋里槅上”的显然是个座钟;宝玉“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这是随身携带的怀表。贾府最值钱的是一个“金自鸣钟”,被贾琏王熙凤变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对这些钟表都不乏简略描写,如刘姥姥眼中“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芳官“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宝玉“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对各种钟表的熟悉。在曹雪芹时代,钟表虽然远未普及到寻常人家,但士大夫家已颇普及。

据考,目前虽不知成年后的雪芹曾在几家做过西宾,但可以确指的一家是富察氏家。富察氏是满洲大姓,著名的满洲勋贵家族,支派繁多,如前所述其中一支与曹家是至亲。雪芹任西宾的主家叫富良,其父马齐(1651-1739),官居大学士等职,中俄雅克萨之战后,曾参加筹议同俄罗斯勘定边界等活动,后授兵部尚书兼置理藩院尚书。理藩院除管理西北少数民族事务外,也负责处理与俄罗斯等北方邻国的关系,在清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与负责处理南部邻国事务的礼部主客司等机构,同是清朝重要的外交部门。康熙47年(1709)因议立太子问题杵逆康熙被革职,但次年“俄罗斯贸易人至”,康熙立即以马齐“旧管俄罗斯事”为由,而复令他管理,几年后又授武英殿大学士。[5]

雪芹到富察氏家做西宾时,马齐已去世多年。目前无法判断雪芹的这一经历是否有助于增长他关于俄罗斯等的域外知识。周汝昌先生说“雪芹在敦惠伯家,看过不少俄罗斯传来的东西,如今还可以于“晴雯补裘”一回中依稀见其踪影”,[6]这显然是猜测之词。富察家或许确实有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但“晴雯补裘”恰恰反映出曹雪芹对俄罗斯的不了解。以寒冷著称的俄罗斯能将热带亚热带珍禽孔雀的羽毛织成雀金裘,不但于史无据,也不合常理,显然是雪芹为显示雀金裘的名贵而杜撰的。

自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并最终进入紫禁城,西单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居功甚伟。康熙执政的前期,聘用传教士参加钦天监以及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的工作,还允许他们到内廷讲课或治病。康熙32年(1693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等人曾用西药金鸡拏(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疟疾病。康熙51年(1712年)曹寅55岁时在扬州染病,由感冒风寒转为疟疾,康熙特命快马弛送宫中的金鸡拏(奎宁)至扬州,限令九日送到,药未到而曹寅已死。一些独为皇室所用的西洋物品就是通过皇帝的赏赐或赠送等方式流传到王公贵胄之家甚至流入民间的。晴雯生病后宝玉先用鼻烟给他“通了关窍”,后有主张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向王熙凤要来“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弗哪”。

传教士把西方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传进了中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学到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图测绘、医药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康熙本人也热爱西方数学、物理、天文方面的知识并学有所获。这也是当时士大夫和文人学士域外知识的来源。

一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包括西方物品在内的外来物品以及域外知识,在《红楼梦》之外是不多见的。这说明曹雪芹比当时一般的文人学士要敏感,见识要多,所以他的小说对“康乾盛世”时期中西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反映。

但是必须看到,曹雪芹的域外知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天朝物产丰盈”,对外贸易所引进的物品虽已达到一定程度,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多有揭示的那样,但对民间生活并无根本影响。而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制度,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普通士大夫和文人学者对之了解应是极为有限的,敏感聪慧如曹雪芹者,亦难有渠道接触更多的域外知识。而到康熙末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的教徒祀孔、祭祖,引起与清朝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乃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这一政策也为雍正、乾隆等皇帝继承。从晚明以来中国知识界通过传教士接受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渠道,也被堵塞了。中国知识界封闭在古旧的传统之中,不了解西方日新月异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也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正如有学者所说,曹雪芹在描写外来物品和外来文化的时候,不曾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危险,也不可能预见他身后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和变化。但是,如果从世界大范围和历史长河中去看,曹雪芹恰好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前夜。[7]

意味深长的是,正是程乙本刊行当年(乾隆57年,1792年),英使马嘎尔尼来华,清廷固守朝贡礼仪,屡以“与天朝体制不合”和“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拒绝英人贸易要求,并表达出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漠视和排斥,这已与康熙时期相对开放的态度截然不同。此后清廷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愈益保守封闭,半世纪后即爆发鸦片战争被迫开国。

因此可以说,《红楼梦》不但是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而且是在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与交往的转折时期诞生的。书中所涉种类和数量颇多的东西洋物品与事务,反映了在全球化早期与东西方外部世界的联系对中国上层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理解《红楼梦》所应具有的历史背景。而书中对这些内容的描写虽有相当精细准确之处,但也错误多出、乃至虚实参半,体现出作者(包括原作者和续作者)虽有一定的境外知识,但这些知识又相当零散、肤浅甚至多有错误,除作者本身生活经历和见识等个人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隔膜所致。

 

 

倭缎:中国的、日本的还是荷兰的

——“海上丝路”多向交流的象征

 

“倭”即中国唐代初期以前对日本的称呼及日本自称,无需赘言。《红楼梦》中带有“倭”字的物品共有三种:倭缎、倭瓜和倭刀。倭缎是随着贾宝玉的登场而登场的:

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第3回)

《红楼梦》描写贾府贵族各色人等的服饰装扮,堪称五彩焕然、美不胜收。除表现贾府这一“诗礼簪缨之族”的尊贵、显赫和奢靡之外,更有提点身份、烘托性格、铺排场景、渲染气氛的作用。曹雪芹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成长于丝织业繁盛发达的江南之地,对各色锦绣织品了然于胸,将之用于各色人物身上,即是苦心安排而致,又是得心应手而成,这在书中的表现可谓不胜枚举。宝玉出场时便气度不凡,其衣着装扮的渲染作用便非比寻常。而描写他这一身装扮的点睛之笔正是他“正装”所用的“倭缎”。绛珠仙子追随神瑛侍者,从西方灵河岸上下世为人,到花柳繁华之地尘世重逢,从黛玉眼中看出宝玉神形装扮,作者特特安排宝玉恰值“还愿”而归,一身正装,而其外罩即由倭缎制成,这是何等庄重!

在清代,倭缎非常人可穿用。清廷严格规定了使用蟒缎、龙缎、倭缎、闪缎等缎品的亲王郡王及公候大员等的品秩等级、用途、场合,它还是皇室“大祭”作为“置案”祭品。清代规定,庶民百姓“用蟒缎、妆缎、金华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兵民人等鞍辔不得用绣缎、倭缎、搭线、镶缘及镀金为饰”,[8]可见宝玉身上的倭缎非同小可。锦衣军查抄贾府物品中,就包括天鹅绒、倭缎、洋呢、哔叽、姑绒、绸缎、纱绫、妆蟒缎等物。

由于名称中的“倭”字,人们一般都认为倭缎是日本制造的物品。明代宋应星(1587-1666年)在《天工开物》说:

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9]

这段文字更使人相信倭缎出自日本。中日两国长期有着密切的丝绸交往的历史,尤其是日本曾向中国输出“倭锦”,使得这一认识进一步强化。

中国的丝绸的故乡。在很早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丝绸不但通过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南亚、中东和欧洲,也通过东方的陆海丝路,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自秦汉以来中日两国的丝绸交流可谓史不绝书,在两国史籍中都颇多记载。

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前,日本人所穿的衣物非常粗糙简陋。《三国志·魏志》记载:

(倭国)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但是《魏志》同时记载日本

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

这就表明,公元3世纪日本已经在养蚕制丝。这是根据魏使到日本直接间接的见闻下记载下来的,因此日本学者认为这应是确凿的,但彼时抽茧成丝的方法极为幼稚,产量很少,质量粗劣。但是由于“秦人”即中国移民的到来,日本的养蚕织绸事业理解有了显著的发展。[10]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来到魏国“求诣天子朝献”。魏明帝回赠倭女王的物品非常丰富,其中丝织品就包括“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特赐女王“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等等。这些赠品于正始元年(240年)由梯儁等作为魏使赴倭国赐予女王。

前述对日本衣物材质和形状,以及日本已经养蚕织绸的记载,应该就是根据魏使返国后的报告而记录的。

其后为答谢魏帝,倭王又派遣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献“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品。

“倭锦”从此出现在史籍中。在得到魏帝所赠各种丝织品之后不久,日本即已出产“倭锦”等丝织品,并且进献中国皇帝。如果史籍记载无误,则日本丝织技术的进步速度惊人。

卑弥呼去世后,其宗女壹与被立为王。此时魏使张政等正在倭国,壹与遣使二十人护送张政等回国,并且“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殊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倭锦”和“异文杂锦”(带有特色图案的锦)成为日本早期向中国输出的丝织品的象征。

到应神天皇(270-310年在位)时期,由于中国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也很快发展起来。据日本史籍的记载,仁德天皇时(公元4世纪)曾把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分置各郡,使其从事养蚕织绸。雄略天皇15年(公元471年),召集分散居住的秦人92部、18000多人,令其从事养蚕织绸,不久他们所献的绢缣,朝廷上堆积如山。雄略天皇16年又把秦人等分置在适于蚕桑的各国县。精于织绸技术的汉人被称作“绫人”,他们还可能同时兼营养蚕业。

雄略天皇还遣使到“吴国”(此时应是南朝宋时。三国时代的吴国灭亡后,日本仍把在江南建国的南朝各政权称作吴国),将一些织锦工匠带到日本,并设汉衣缝部。雄略天皇在遗诏中,还以“朝野衣冠,未得鲜丽”为“留恨”之事。[11]实现汉人所说的“衣冠之邦”,一直是日本的愿望,并因此而做出很大努力。

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朝野已实现“衣冠鲜丽”。据《隋书·俀(通“倭”)国传》,隋时“其王始制冠(制作符合礼仪的衣冠),以锦綵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日本史籍《日本书纪》则载隋使裴清使日时,“皇子、诸王、诸臣悉以金髻华著头,亦衣服皆用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12]而此时中日往来、贸易与交流也急剧增多。遣唐使对唐朝进呈的礼物及其他方物,一般以日本的银、絁、丝、绵、布之类为主。[13]从中日双方史料的这些记载,可见当时日本丝织业已经达到的程度。

北宋初年来到宋朝的日本僧人奝然(938-1016年),是中日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受到宋太宗召见,太宗问其风土。他在书面回答中,谈到日本“产丝蚕,多织绢,薄緻可爱”(《宋史·日本传》)。当时在日本,来自宋朝的丝绸制品被称为“唐锦、唐绫”,日本国产的称为“和绫、和锦”。日制丝织品不仅成为国家的贡品,甚至可以自信地送到丝织品的故乡中国交换、贸易或馈赠。[14]

有中日之间一千多年丝绸交流的历史,人们认为倭缎起源于日本就是不难理解的。

明代是中国丝织业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专业化的形成、品种与数量的增加、需求与市场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多元化、解除海禁后对外贸易的增加使明代桑蚕丝绸业发生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变化。缎(原作“段”,清代以后新造“缎”字)是丝织品中的后来者,但到明代已经非常普及。[15]

明代对外关系具有相当特殊性,一方面明初曾有郑和下西洋壮举,另一方面明廷一度厉行海禁,严禁民间海外贸易,沿海居民若以海外贸易为生,只能通过走私。而明代中日贸易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日本以朝贡名义与明代进行勘合贸易,[16]另一方面由于倭寇长期骚扰中国沿海,明日关系恶化,即使在明廷解除海禁后对日贸易也没有得到开放,因此中国丝绸外销日本,要么通过走私,要么通过澳门葡商等进行转口贸易,此时中欧海上商路已开,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后从事欧洲、中国与日本的三角贸易,西班牙人则通过“大帆船贸易”将中国、欧洲与拉丁美洲殖民地联系起来。这些做法都促使中国生丝和丝绸制品进一步走向欧洲与世界,促进了欧洲新兴丝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国丝织业产生了影响。

“缎”就是明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新的丝绸制品,属于丝织品中较厚实的品种,不同于以前人们喜爱的轻薄品质的产品。“倭缎”在明清时期浓墨重彩地登上历史舞台,而对倭缎的研究却无意中揭开了中、日、欧丝绸多向交流的一段历史,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一段引人注目的独特经历。

但是今人的研究却倾向于否认宋应星对“倭缎”的叙述。从宋应星的描述(“斫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中来看,这种织物属于起绒织物,起绒织物的代表作即天鹅绒,清代乾隆年间《福州通志》称“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17]这正是有人认为天鹅绒即(宋应星所说的)倭缎的原因。但“缎”并非起绒织物,也不应有宋应星所说倭缎易于“朽污”“积灰”的缺点。“真正的”倭缎是高级丝织物,其经纬均为纯丝,不会集存灰尘,如有灰尘掸之即去,而只有交织绒才会出现“最易朽污”这种现象。[18]另有学者列出现知的六种明代起绒织物为素剪绒、倭缎、天鹅绒、雕花绒、金彩绒和交织绒,倭缎与天鹅绒并非同一种。[19]《红楼梦》宁国府查抄清单中天鹅绒四卷”与“倭缎三十二度”分列,也非一种。

的确,与历史上许多输入中国的日本物品不同,倭缎没有进入中国的记录。《天工开物》说的是倭缎“制”和“织法”(而非产品)是传自“东夷”或“夷国”,也未确定“夷”是指日本。但他指出了“漳、泉海滨效法为之”,即中国学习并生产倭缎的事实。

否认绒织物技术源自日本的理由是,明代时日本是不知道如何制作绒的,日本绒产品是通过进口取得的。而日本获取这种技术,一说是1639年无意中从一艘葡萄牙货船上看到一批品质有问题、工序未完成的绒织物,因而获知了这种技术的秘密,而这批绒织物与货船上的其他货品都是来自中国;[20]一说是在日本正保、庆安年间(1644-1651年)在输入日本的起绒织品上的瑕疵使日本获知起绒技术,日本学者误认为这是荷兰运至日本的荷兰产品,但当时荷兰这类织物均采用毛纤维而不是丝纤维,而这一丝织品应为中国产品。[21]

据一份1576年西班牙人从菲律宾呈回西班牙国王的报告所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唯独没有绒织物,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织造。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看到生产过程,很快就能学会。果然到159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家书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中国当地织造绒织物,而且做得很好。还有一些国外航海贸易史料显示,中国因缺乏绒织物而向西方求取。[22]

将这些史料结合起来看,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起绒技术(或部分技术)习自西方,而日本又习自中国。欧洲货船运送中国的起绒织品等物到日本,无意中再次促进了日本的丝绸业。

如果说宋应星对倭缎的记载有误,或是他所说的“倭缎”与后来所称的倭缎并非同一种,那么“真正的”倭缎又来自何处?

正如前文所见,倭缎的辉煌是在清朝到来的。

到清代,中国倭缎的主要产地是江南三织造中的江宁、苏州两个织造衙门。清代前期朝廷为直接控制倭缎的生产以满足皇室需求,在江宁织造府内设立专门织造倭缎的“倭缎堂”。曹雪芹的前辈家族掌管着皇室的倭缎供应,他本人幼年即生活于此,对这种织物自然十分熟悉。但从中国史料看,不但中国江南各地生产倭缎,欧洲国家荷兰确实也生产这种织物,并且多次作为进献中国皇帝的“贡礼”,而清廷也将中国的倭缎作为回赐荷兰的赐物,这就实际形成了中荷两国倭缎的有趣互换和比拼。

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开辟后,荷兰是紧随葡萄牙和西班牙来到亚洲的欧洲殖民国家,万历23年(1595年)到达爪哇,29年(1601年)来到已由葡萄牙殖民者占据的澳门。明代称其为“红毛番”,以为其不过是“去中国绝远”的化外之地,但荷兰殖民者很快暴露出其凶狡有加的特性,先企图占据澎湖,后侵占并盘踞台湾,并以此为基地进犯中国大陆沿岸,直至1661年被郑成功逐出。清朝建立后,荷兰又是最早积极与清廷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多次遣使来华。其中顺治12年(1655年)荷兰使者所携物品中的织品,进献皇帝的包括哆罗绒、哔叽缎、西洋布花被面等,进献皇后的包括哆罗绒、哔叽缎、西洋布、白倭缎、花毡花被面等。

而顺治回赐给荷兰国王的物品,则包括大蟒缎、妆缎、倭缎各二匹,花缎八匹,闪缎、帽缎、蓝缎、青缎各四匹,绫、纺丝、罗各十匹;给赐两名使臣每人大蟒缎、妆缎、倭缎各一匹,花缎六匹,蓝缎三匹,绫、纺丝、绢各四匹等。[23]

康熙25年荷兰使臣所携贡物,在清人王士祯(1634-1711年)所著《池北偶谈》中有详细记载。除再次包括倭缎外,其中许多物品也在《红楼梦》中有所体现,因此不妨照录如下:

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啰绒十五匹,中哆啰绒十匹,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匹,绿倭缎一匹,新机哔叽缎八匹,中哔叽缎十二匹,织金花缎五匹,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一十九匹,文采细织布一十五匹,大细布三十匹,白毛里布三十匹,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荳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厢金鸟铳二十把,厢金马铳二十把,精细马铳十把,彩色皮带二十佩,厢金马铳中用绣彩皮带十佩,精细马铳中用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精细鸟铳十把,厢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厢金双利剑十把,双利阔剑十把,起金花单利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24]

从贡单中可见,荷兰以贡礼形式带到中国的纺织品也有多种,其中也出现在《红楼梦》中的。

不仅如此,康熙回赐西洋国(葡萄牙)国王、西洋国教化王(教皇)和他们的使臣的物品,也包括大蟒缎、妆缎、倭缎、闪缎、片金缎、花缎、锦缎等缎品。[25]

或许倭缎的得名并非因其起源于自日本,而是因为中国向日本输出了这种新型的丝织品品种。确定无疑的是中国、日本与欧洲之间在丝绸制品方面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的历史事实。贾宝玉的一袭倭缎服饰,让我们即窥见了中日之间传统的丝绸交流,又窥见了早期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交流。

 

让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倭刀

——曾获盛赞也曾肆虐中国

 

倭刀即日本战刀,在《红楼梦》中并未“正面登场”,只是出自宝琴口中,是她所述“真真国[26]女孩子”所佩武器。

宝琴笑道:“……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第52回)

中国正史最早记载日本史迹的《三国志·魏志》(3世纪后半期)和《后汉书》(5世纪上半期),记载的日本的兵器有矛、楯(盾)、木弓、竹矢、铁镞和骨镞,未见刀的记载。

历史遗迹与考古发现也表明,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日本有铜剑和铜矛,既有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的,也有日本本土制作的,早期用于实战,随后为铁制武器所替代,成为权威的象征和祭祀品。[27]但迄今在日本发现的早期的刀则皆为中国所造。[28]此处仍需说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至魏都朝献的故事。魏明帝回赐女王国的丰富物品中即包括“五尺刀二口”。刀剑一般长三尺,五尺属于长刀。两年后魏使奉诏书、印绶,携带这些赐品前往倭国。大和王朝雄略天皇曾派使者到中国聘请“手末才伎”去日本,据推测这些技师中肯定也会有铸造师。[29]

在公元7世纪中期唐初由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东夷传)中,就首次出现刀的记载:

土无牛、马,有刀、楯、弓、箭,以铁为镞。

《晋书》虽是记载两晋(公元265-420年)历史的著作,但此处应是对撰书时即7世纪日本状况的描写。这显然是一个新的现象。虽然日本制刀之术仿于中国,但后来居上,使日本颇具自信,将之输入中国,以换取其心仪的中国物品。9世纪以后,日本刀的制作工艺日益精湛,兼有中国刀与剑的优点,曲线优美,锋利实用,中国见者莫不赞不绝口。北宋大诗人欧阳修(公元1007-1073年)有《日本刀歌》一首,不但盛赞日本宝刀,而且盛赞日本保留中国“先王大典”“逸书百篇”及“玩器精巧”“士人工辞藻”等等: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绣涩短刀何足云。[30]

其诗末句意即日本如此昌明,百金传入的宝刀也就不足为贵了。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梅尧臣(公元1002-1060年)亦有《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把沙点星。
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

日本刀在中国颇得盛誉,但在宋时输入有限,因此价格甚高,因日本人视为珍宝,限制出口,主要是作为礼品,或作为走私商品而进入中国。日本重臣平清盛曾通过明州商人赠送日本刀与南宋朝廷,遭到日本公卿非议。大概直到元代日本刀才成为中日贸易中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和代表商品,但依然颇为珍贵。[31]

到明代,倭刀大量进入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朝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日方输入品中倭刀数量一增再增。刀剑等兵器是明朝贸易中的违禁物品,明廷对之实行官买,但正是这种政策刺激日本将越来越多的倭刀列入“贡品”清单。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日本贡品中只有刀一柄,永乐元年(1403年)即有太刀100把;宣德八年有刀、剑3500把;景泰四年(1453年)增至刀剑9000余把;成化四年(1468年)30000余把;成化十九年更增至37000余把。同时日本刀剑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一降再降。面对日方的贪婪无厌,明廷对刀剑逐年压价,而日本则以不再禁倭寇侵扰相要挟。[32]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倭寇挟倭刀之利肆虐中国,使军民深受其害。

明代张燮(1574-1640)在所著《东西洋考》叙日人“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敢捍者。”[33]明代倭寇得以肆虐中国东南大片地区,原因十分复杂,具体到对阵交战,明军兵器装备及阵法战法不及倭寇,是一个重要原因。倭寇的长刀、重箭、短甲以及各种阵法、战法,都是明军前所未见。其中就包括使用倭刀以及相关的跳跃、蹲伏、冲锋等战术,使明军望而生畏,吃亏不小。

明代李言恭(1541-1599年)郝杰(1530-1600年)所著《日本考》,载倭刀及其用法:

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杂用。又一刺刀长尺者谓之解手刀;长尺余者谓之急拔,亦刺刀之类、此三者乃随身必用者也。

摆导(开路先锋)所用之刀“大而长柄”,“临阵时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明军士兵)仓皇仰首,(倭兵)则从下砍来”。[34]

所谓长刀,刃长五尺,后用铜护刃一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六尺五寸,是日本武道中独特的兵器。另有所谓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35]

与倭刀相配合的武艺被称作“跳战之法”,最大特点就是长于跳跃。戚继光所著的兵学著作《纪效新书》,记载了其对明军造成的危害:

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36]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家军对倭寇台州大捷时缴获了这种长刀,并学会了使用方法,此后戚继光军队中才有了这种武器。而戚家军能够最终取得抗倭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戚继光在战争中找到了克服倭寇兵器及战术的手段。戚继光根据倭寇的战术特点制定了他的抗倭战术,从训练士兵、改造和更新武器装备、创设阵法等方面全面提高了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他所创的“鸳鸯阵”,阵前两牌手并列,使用的兵器是牌、腰刀和镖枪;其后是两狼筅手,狼筅即专为对付倭寇长刀之类兵器而创,以江南大毛竹制成,后亦以铁制成狼筅枪。牌、筅均为防御性兵器,其后则四长枪手,长枪是主要进攻性兵器;后为二镗钯手,以镗钯保护长枪手。这些兵器有机结合,有效抵挡了倭寇的长刀。[37]

倭寇的肆虐和倭刀的凶险,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亦有所反映。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有“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叙关中人杨八老到福建做生意,适值倭寇生发,沿海抢劫,与众百姓一同逃难,恰遇倭寇:

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的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那里来的。有几个粗莽汉子,平昔间有些手脚的,拚着性命,将手中器械,上前迎敌。犹如火中投雪,风里扬尘,被倭贼一刀一个,分明砍瓜切菜一般。

众人被倭寇掳掠到日本,充作假倭:

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与刀仗,教他跳战之法。[38]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陈忱所著《水浒后传》还多次描写倭刀作战之术。第11回描写李俊等来到暹罗国界上的清水澳,有暹罗国金鳌岛岛主沙龙率蛮兵来犯。

那蛮兵都是斑布盘头,结着螺蛳顶,穿绵花软甲,挂两把倭刀,有六尺多长。跣着双足,一哄上岸。……李俊、费保挺枪抵敌……那蛮兵跳开有一丈多远,两把长刀着地扫来。费保抵当不住,退后便走,兵皆乱窜。……李俊等收兵回营道:“那蛮兵好狠!当不得那跳舞!……”

此处所述,是使用倭刀及跳战之术的暹罗外岛蛮兵。显然作者是借鉴了明代与倭寇作战的经历。小说描述的倭刀六尺多长、蛮兵跳开有一丈多远,皆与戚继光所记相符合。第35回又写李俊做了暹罗国主,暹罗海外二十四岛不服,前往日本国借兵。倭王正欲侵吞暹罗,于是差关白领兵一万、三百号战船,祭旗开洋。关白率倭丁与众好汉交战,又使众好汉吃亏不小:

那倭丁舞着两把长刀跳舞而来,一时抵敌不住。大将军望后便走,兵士乱窜,自相践踏,伤了好些。

最终众好汉用计打败倭兵,关白、倭兵皆枕藉而死,不留一个,众好汉缴获数千把好倭刀[39]

倭刀的制作技巧,中国当时似未能掌握。前述《日本考》一书,叙述日本“铁匠能制利刃,非独取钢为利,生铁久铸久炼,成而后毁,毁而复成,朝专锻炼,暮入湿泥,如此一百二十日之功成,其刀可以吹毛削铁也。”[40]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两处谈到倭刀:

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

凡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曜者,不用生熟相和炼,又名此钢为下乘云。夷人又有以地溲淬刀剑者。地溲乃石脑油之类,不产中国。云钢可切玉,亦末之见也。[41]

但到日本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曾是日本最主要输出物品的刀剑,已被严禁出口。在1668年和1715年的禁令中,各种刀类都在被禁之列。[42]

倭刀曾经给中国人留下美好印象,也曾带来巨大祸害。无论如何,它也给曹雪芹留下了印象。

 

“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全球化如何影响着刘姥姥的生活

 

《红楼梦》中第三种“倭”字头物品是倭瓜,它也是书中提到的第一种美洲作物,出现在最活泼最有趣的“刘老老[43]二进荣国府”情节中。曾经来打过抽丰的刘老老,知恩图报,“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带着些“枣儿、倭瓜并些野菜”,再进荣国府,在宴席上说酒令儿,不脱庄稼人“现成的本色儿”:

刘老老两只手比着,也要笑,却又掌住了,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由不的大笑起来。(第40回)

“倭瓜”是是北京和东北地区对南瓜的一种俗称,它本是南瓜的一个品种,日本学者星川清亲指出,这个大概起源于从墨西哥南部到南美洲一带地区的南瓜品种,于1570年与其他南瓜品种一起传入欧洲,日本天文十年(1541年)由葡萄牙人从柬埔寨传入日本的丰后或长崎,取名倭瓜。[44]显然这个品种是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并延续了日本人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后演化为对南瓜的一种通称。它表明了南瓜进入中国的一个途径。

南瓜原产于美洲,中国南瓜是外来作物。有学者详细描述了南瓜从美洲走向欧洲和世界的经历。在哥伦布航行美洲后短短几年间,到15世纪末,南瓜就应以果实或瓜子的形式传入了欧洲。和多数新大陆农作物类似, 南瓜初入欧洲时也先限于庭园、温室、药圃栽培, 用作观赏、研究、药用,16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走向农田、走向餐桌。来到新大陆的早期欧洲移民也向印第安人学习普遍种植和食用南瓜。随着16世纪欧洲早期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包括南瓜在内的美洲和欧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这里,并进一步传到东亚其他国家。例如星川清亲就指出了南瓜从柬埔寨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这样,南瓜的栽培、消费、观赏等, 应该在 16世纪中叶即明代中期传入中国。[45]

李时珍成书于1578(明万历六年)的《本草纲目》,在“菜部第二十八卷”对南瓜有较详较全的记载:

南瓜种出南番, 转入闽浙, 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结瓜正圆, 大如西瓜, 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 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 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 不可生食, 惟去皮瓤瀹(煮烹)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 [46]

李时珍指出了南瓜从东南亚(即南番)首先传入闽浙沿海,以后逐渐深入内地并北上传入燕京诸处的过程。从《本草纲目》的写作时间也可推断出南瓜传入中国,继而传遍内地的时间。前述倭瓜引入日本在1541年,李时珍在1578年之前就称南瓜“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可推想当倭瓜这个品种引进中国时,南瓜在中国已较为普遍了。这只是表明一种农作物传入一个国家常常并非是一次性的。

早在元末明初贾铭所作《饮食须知》中即首次著录了南瓜名称,因此有人认为在元代我国即已栽培南瓜。然而此著对所谓南瓜并无具体的形态性状等描写,且其所述特性亦令人置疑,又与美洲作物对外传播的时间不符,因而该南瓜可能并非今天所说的南瓜。但有学者根据明清时期多种文献资料认为,此著所谓南瓜属实,虽然我国南瓜来自美洲,但不一定是在哥伦布之后辗转经欧洲人之手才传入我国的,而是至迟在元末就传入我国。元代与明中期以前其他史料缺少对南瓜的记载,可能是因为南瓜有先南后北传播的过程,而这些著述要么是在北方完成,要么作者就是北方人,南瓜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国没有南瓜。但是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没有指出南瓜何以在哥伦布之前即传入我国,这使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受到很大影响,作者自己也认为这种观点皆有待进一步考证。[47]

“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李时珍的这句话表明,到刘老老生活的时期,南瓜在她的故乡已经扎根近200年了。可以推测,刘老老所说的“倭瓜”未必单指从日本引进的那一支,而只是对南瓜的通称。刘老老不会知道,几百年前由哥伦布远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对她的乡下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有趣的是,晚于曹雪芹的另一位小说大师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倭瓜的价值给出了文学性的赞颂。小说写道,唐敖等人在君子国结识吴氏弟兄,吴氏说起“天朝”俗世之恶风陋习,“其肴不辨味之好丑,惟以价贵的为尊”,尊无益之燕窝而贱有用之倭瓜。其后吴氏弟兄为众人送行:

正要开船,吴氏弟兄差家人拿著名帖,送了许多点心、果品,并赏众水手倭瓜十担、燕窝十担。……众水手把倭瓜、燕窝搬到后梢,到晚吃饭,煮了许多倭瓜燕窝汤。……及至把饭吃完,倭瓜早巳干干净净,还剩许多燕窝。(第12回)[48]

众水手来自中土,久闻燕窝名贵,却发现不过味同粉条,反而不及倭瓜。在李汝珍眼中,有益国计民生的倭瓜,价值远高于用于夸富的燕窝!

 

“分瓜笑绿媛”

——西瓜也是外来物品

 

既然说到外来菜蔬倭瓜,就不妨再说说《红楼梦》中提到的外来果品瓜类——西瓜。

“争饼嘲黄发,分瓜笑绿媛”(湘黛联诗之句,第76回)。食用瓜类分蔬菜与果品两种,亦有兼蔬兼果者。红楼绿媛们所谈笑的“分瓜”,必不是倭瓜黄瓜之类的蔬菜。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诗经》名篇“豳风·七月”中的这些诗句表明了我国食瓜历史的悠久。此处“瓜”指可作果品的甜瓜,“壶”字通“瓠”,即作为菜蔬的瓠瓜(又称瓠子、葫芦瓜),“断壶”即将瓠瓜从藤上摘下之意。早期瓜类品种有限,大概只有冬瓜、越瓜(又称菜瓜)、甜瓜、瓠瓜等几种。许多其他瓜类是随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增加而从外部引入的。例如黄瓜,原称胡瓜,原产地一说在印度北部,一说在埃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8)称其是张骞出使西域而引进中国的,这个没有依据的判断已为现代学者否定。[49]从正史看,张骞从西域直接带回的物种只有葡萄和苜蓿,但后来的中国许多古代文献包括张华《博物志》、贾思勰《齐民要术》、沈括《梦溪笔谈》和李时珍《本草纲目》这些中国科技史上的名著,都把许多来自西域的物种说成是张骞带回来的。这些错误恰好说明张骞“凿空”西域的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张骞“发现”西域对中国人的刺激,正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自张骞之后的几百年间,包括众多栽培植物在内的来自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更远地方的物品,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内地,其中很多被冠以“胡”字名称,如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麻、胡瓜(黄瓜)、胡椒、胡萝卜等等。公元6世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即提到胡瓜种植,由此可推断黄瓜是在6世纪之前被引进中国的。[50]

《红楼梦》中多次写到西瓜,如薛蟠过生日请客,

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们,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西瓜。(第26回)

又有:

这日午间,薛姨妈、宝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屋里,大家吃西瓜。(第36回)

中秋夜宴时贾母对贾政贾珍等谈论:

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倒好,打开却也不怎么样。(第75回)

西瓜是外来瓜果,只是它引进中国的历史比南瓜久远得多。西瓜源自西域,但中原却是辗转从北方得到它的。

中国文献中最早记载西瓜的是公元10世纪五代时期后晋郃阳县令胡峤所作《陷虏记》,收录于北宋欧阳修所著《五代史》卷七十三。胡峤于公元947年随同节度使萧翰入契丹,虏居契丹七年。《陷虏记》记载他们“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后一路前行,历经一月有余而至契丹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后,再向东去,“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三卷,果之五)引元代吴瑞《日用本草》曰“契丹破回纥,如得此种,以牛粪覆而种之”,又引胡峤所言,称“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则南北皆有”。[51]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二十七,树艺,蓏部)也称:

西瓜,种出西域,故名。玄扈先生(即徐光启本人)曰:按五代郃阳令胡峤,陷回纥归,得瓜种,以牛粪种之。结实如斗大,味甚甘美,名曰西瓜。[52]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则指出胡峤只是发现并记录了西瓜,但是并没有说明他在回到内地时是否把西瓜种籽带了回来。劳费尔根据《广群芳谱》中引用的北宋派遣到金国的使臣洪皓(公元1090-1155年)的日记《松漠纪闻》中的一段记载“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洪皓出使,携以归,今禁圃乡圃皆有”,认为是洪皓把西瓜传进了中国本部,并推测金国是从契丹学会了种植西瓜。[53]

西瓜进入中国为时已久,本不应再被视为本系列文章所讨论的外来物种。但是既然谈到南瓜,下面又要谈到瓜子儿,就不妨顺记于此。

 

嗑了一地的瓜子皮儿

——有可能是葵花籽吗

 

除了“西瓜”“倭瓜”,《红楼梦》中还多次提到“嗑瓜子儿”。

8回写宝黛同在宝钗处,宝玉听了宝钗劝告不喝冷酒,“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第19回“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索性恣意的玩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儿”。第66回写尤三姐“只低了头嗑瓜子儿”。

明末小说《金瓶梅》中,就多处写到瓜子儿。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他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了的瓜子皮儿,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笑不止。(第15回)

那来旺儿媳妇宋惠莲,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张椅儿上,口里嗑瓜子儿,……画童儿道:“这地上干干净净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见又骂了。”……于是取了苕帚來,替他扫瓜子皮儿。(第24回)

几乎与《红楼梦》同时创作的《儒林外史》,也不乏对瓜子的描写:

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第2回)

《红楼梦大辞典》说:

“江南人吃的瓜子,是指炒熟的西瓜子或南瓜子。苏州稻香村、采芝斋之五香西瓜子、奶油西瓜子为江南名食,一直为闺中所喜,清代已有多种制法。”[54]

西瓜子和南瓜子如今仍然是人们喜爱的休闲小食品。但是人们通常还把葵花(即向日葵)籽也称作瓜子儿。那么,《红楼梦》中的瓜子儿有没有可能是葵花籽?

以“葵”为名的作物在中国古已有之。《诗经》名篇“豳风·七月”中就有“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烹)葵及菽”的句子;汉代乐府《长歌行》中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更是脍炙人口。这些诗歌中的“葵”都指葵菜,而中晚唐后,“葵”亦指观赏植物葵花,如秋葵、蜀葵、黄蜀葵等,[55]而以蜀葵(戎葵)居多,花繁叶茂,花色艳丽,“奇态百出”,自古为观赏名花,历代咏诵的文章诗篇不少,包括唐代岑参、宋代司马光和明代高启这些著名诗人墨客。[56]

葵花图案在建筑、家具和织品中也常采用,《红楼梦》中恰好就有,如怡红院房内的“雕空玲珑木板”:

一隔一隔,或贮书,或设鼎,或安置笔砚,或供设瓶花,或安放盆景。其隔式样,或圆或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第17回)

又如大观园设宴所用的“雕漆几”:

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第40回)

这些葵花在植物学分类上属锦葵科,而向日葵属菊科,二者本不相干;葵菜葵花在中国古已有之,而向日葵则与南瓜一样,是来自美洲的作物,它被传入中国,同样也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而向日葵这个名称则来自中国古老的“葵藿倾叶”的说法三国时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此处的“葵”即指锦葵科的冬葵,“葵”与“藿”的叶子会随着太阳升落而移动,因此自曹植以后常用以象征臣子对君王的忠心,而菊科的向日葵花序也会逐日而动,因此人们就把这种引种的植物称作“迎阳花”或“向日葵”。[57]

向日葵起源于北美,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洲先民就在今天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一带进行了人工栽培。[58] 向日葵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径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各种史料中却不乏线索可循。若干年前河南新安县荆紫山发现明朝正德14年(公元1519年)重修玉皇阁时的琉璃瓦,上有向日葵图案。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中国对向日葵的最早记录。但也有学者对琉璃瓦的时间和图案是否确为向日葵提出质疑。

据学者考证,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浙江《临山卫志》是已知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随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万历37年(1609年)、万历46年(1618年)、天启7年(1627年)河南、山东、山西、浙江一些地方县志,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也有记载,说明了向日葵的引种时间及范围。当时对它的称呼并不统一,王象晋《群芳谱》(1621年)称之为“丈菊”,别名“西番菊”和“迎阳花”;16-17世纪间成书的屠本畯《瓶史月表》、1617年赵崡《植品》、1619年姚旅《露书》、1635年文震亨《长物志》皆称“向日葵”。至清代乾隆年间,向日葵已在从东南沿海到湖广、川滇、华北、西北、东北的许多地区都有记录。[59]

虽然有了关于向日葵的栽培、榨油、药用等的记载,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只是被零星种植,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和一种提供干果的作物。但是这对我们理解《金瓶梅》《红楼梦》中嗑瓜子儿的情节已经足够。清代陈淏子《花镜》(1688年)称其“只堪备员,无大意味”,吴其浚《植物实名图考》(1848年)称其“其子可炒食,微香”,[60]直到20世纪初,向日葵的榨油功能才被普遍重视。

从向日葵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过程来推测,《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45年(公元1617年),书中的瓜子儿已是寻常零食,难以断定其是葵花籽的可能性有多大。而到100多年后的《红楼梦》时期,将葵花籽作为休闲小吃的可能性显然就增大了许多。只是我们不知道将葵花籽称作瓜子的这个“误称”,是何时开始的!

 

 



[1] 此处“自行人”与怡红院中“自行船”都是发条驱动的西洋玩器或其中国仿制品。

[2] 40回中亦涉及一些域外物品,但较为简单抽象,此处不予详论。

[3] 方豪:《红楼梦新考》,原载《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5月版,收人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月版,下册第981页。

[4] 李广柏著:《曹雪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月版,第32页。

[5] 邓庆:《清初满族大学士马齐》,《满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44页。

[6] 周汝昌:《泣血红楼——曹雪芹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月版,第215-216页、220页。

[7] 李广柏前引书,第200页。

[8] 张哲俊:《红楼梦》与清代小说中的倭缎,《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第172-173页。

[9]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月版,第258页。潘吉星认为,倭缎指带有金属线的天鹅绒,或称漳绒,其制法是否起源于日本,恐有疑问。见同书,第70页。

[10]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月版,第43页。

[11] 同上书,第37-38页、43-44页。

[12] 王勇主编,王勇著:《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隋唐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6月版,第30页注6;《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1页。

[13]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04-106页。

[14] 郝祥满:《中日关系史(894-1170)》,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月版,第365-366页。

[15] 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1月版,第416-417页。

[16] 勘合贸易即是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所谓“贡品”即日方输出中国的商品。因日船进入中国港口需要持有明廷发给的勘合(即许可证),故名。

[17] 孙乃民主编、张声振、郭洪茂著:《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月版,第364页;《中国丝绸通史》第422页。

[18] 赵翰生:《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89-190页。

[19] 赵翰生前引文,同刊第189-190页。

[20] 《中国丝绸通史》,第422页。

[21] 赵翰生前引文,同刊第192-193页。

[22] 《中国丝绸通史》,第422页。

[23]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4月版,第333335页。

[24]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月版,第80页。

[25] 万明前引书,第336页。

[26] “真真国”是作者杜撰的外国国名,还是“真真国色”漏字而致,是《红楼梦》研究中一个有趣的小话题,此处不赘。

[27]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月版,第6页;《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8-9页。

[28] 《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32页;《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隋唐卷》,第100页。

[29] 郝祥满:《中日关系史(894-1170)》,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月版,第362页。

[30]  有学者认为《日本刀歌》非欧阳修作品,而是曾任明州知州、更有条件接触日本刀的钱君倚的作品。见谭彼岸:《日本刀歌》作者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291页。

[31] 郝祥满:《中日关系史(894-1170)》,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月版,第362-365页。

[32]  据《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346页,350页,354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66-575页。

[33] (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与《西洋朝贡典录》合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4月版,第120页。

[34] (明)李言恭、郝杰编撰,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35月版,第32-33页、第37-38页。

[35] 《东西洋考》,第126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75页。

[36]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四,转引自范中义:《戚继光大传》,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8月版,第26页。

[37] 范中义:《戚继光大传》,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8月版,第281页。

[38] (明)冯梦龙编著:《足本喻世明言》,合肥,黄山书社19952月版,第138-139页。

[39] (清)陈忱:《水浒后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月版,第101317320页。

[40]  《日本考》,第94页。

[41]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月版,第269页,第277页。

[42]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82页。

[43] 或写作“刘姥姥”。

[44](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丁法元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9月版,第68-69页。

[45] 张箭:南瓜发展传播史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2-104页。

[46] 《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9月第2版,下册,第1700页。

[47] 李昕升、王思明、丁晓蕾:南瓜传入中国时间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88-94页。

[48] (清)李汝珍:《镜花缘》

[49] 参见(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月第一版,20013月第二次印刷,第125页。

[50] 同上书第126页。

[51] 《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9月第2版,下册第1883页。

[52] 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月版,第674页。

[53] 劳费尔前引书,第265-268页。劳费尔还举出了明清时期其他一些文献的说法,如认为西瓜是元世祖忽必烈征服中亚时开始移植中国的、认为是康熙征服“回疆”后西瓜才被移植并普及到中国的,等等。

[54]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8月第一版,第95页。

[55]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10月版,第172页。

[56] 潘富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月版,第293页。

[57] 参见《草木缘情》,第503页。

[58]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页。

[59] 王思明前引书,第171-180页。

[60] 林被甸:跨越太平洋——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5月版,第969页。

《红楼梦》中海外物品探源——基于中外交流史的考察(一)

推荐徐波(《世界知识》杂志社)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1017发布(第22749篇)

 

   这里推荐徐波先生的文章《红楼梦》中海外物品探源——基于中外交流史的考察(一),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一期第33-52页。感谢《世界知识》前主编、徐波编审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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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红楼梦》(包括曹雪芹原作和高鹗续作)成书于18世纪中后期康乾时期,清代与外部世界(传统的亚洲国家和向东亚扩张的欧洲国家)的关系处在清前期最兴盛状态,而此时由西方引领、已延续200余年的全球化进程对亚洲的冲击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因此《红》中有对来自外国的各种物品与事务的颇多描写,这些描写虽有相当精细准确之处,但也错误多出、乃至虚实参半,体现出作者虽有一定的境外知识,但这些知识又相当零散、肤浅甚至多有错误,除作者生活经历和见识等个人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隔膜所致。本文试图从中国对外交流史角度追溯书中所涉外国物事进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对国人生活的影响,亦希望通过《红》书反映清朝中期之前中国对外交流的历史。

[关键词]《红楼梦》域外物品 域外知识 中外交流史

[作者简介]徐波,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杂志编审、前主编,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与中外交流史研究等。

 

《红楼梦》域外知识来源推测

 

《红楼梦》主体部分(即曹雪芹所作前80回)创作于18世纪中期(通常认为曹雪芹去世于1763年),后世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刊行于18世纪末(程甲本1791年、程乙本1792年)。这一时期不论对中国历史还是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此时正值所谓康乾盛世。清朝全国政权建立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庞大疆域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局面,在传统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一度被明清交替之际社会动荡和血腥战争所摧毁的资本主义萌芽重获生机并且更为茁壮。

在对外关系方面,清朝在继承明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基础上,使这个古老的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体系达到新的鼎盛时期,同时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来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冲击。此时,已延续200余年的由西方引领的全球化进程对亚洲的冲击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大量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并成为完全的货币形态;源于新大陆的多种农作物被引入中国,改变着民众的生活习惯,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并支撑着中国人口的激增;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来到中国,西方传教士也随之逐步进入中国内地、首都甚至直达内廷,带来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事物首先在宫廷和社会上层中逐渐获得认可和流传。明清鼎革时期的严重战乱及清初面对沿海抗清势力而采取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一度接近中断,康熙二十三年(1684)实行开海贸易后又曲折反复,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失去了明代曾经有过的强劲势头。但此时的中国对域外世界已不能全然隔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清初一度徘徊后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到18世纪已达相当程度,掌管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闽、粤、浙、江诸海关设立起来;广州洋货行(即后来的“十三行”)得以建立。一向富庶的东南地区,也成为较早并且较大规模地接受外部世界冲击的的地方。在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麕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苏州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至千余”,并有大量洋货入口和洋货行,“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胼肩辐凑”。这些洋商洋货中就夹杂着为数不少的西洋成分。《红楼梦》第67回讲到,薛蟠去南方做生意带回一些礼品,一箱“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在各种“土仪”中自然夹杂着包括织品和“自行人”[1]等洋货(或洋货仿制品),正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第16回王熙凤对赵嬷嬷回忆“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段话是小说家言或是作者对管理朝贡官员的身份和职责理解有误,而且外洋商船货物来华或仅为商人行为而不尽属进贡朝贺。但是这段话也反映了外洋货物输入中国的情景,其中既有与中国具有传统交往历史的东方国家,也有对中国尚属新鲜事物的西洋国家。这些就是《红楼梦》中出现数量相当多的外洋物品与外洋描写的时代背景。

《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域外知识,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域外的具体器物,二是对一些国家(包括具有传统关系的东方国家和新兴的欧洲国家)的提及和认识。这些内容主要在于曹雪芹所著80回中,[2]因此书中域外知识来源,亦主要就是曹雪芹的域外知识来源。但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确定这些知识来源,只能根据他的生活经历做些推测。

曹雪芹的家世与身世,无需在此赘述。《红楼梦》的读者,无不惊叹曹雪芹知识的广博。书中所涉外国器物,正如书中所体现的其他所有生活知识一样,应该说既包括他少年时期在江宁织造府家中及亲友处所历所见,也包括成年后在各种场合的所历所见。清代在江南设立的三个织造府——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府,皆有接触洋人洋货的便利。方豪先生曾特地考证指出康熙南巡到南京时,有西方传教士见驾的情况,以此说明在南京接驾的雪芹祖父曹寅有机会接触西方人士。[3]这种考证自有其价值,但也诚如有人指出,自16世纪西洋文化传入中国,在明代宫廷开其端后,至18世纪已盛行于上等社会,不必定需与传教士接触才能获得这些物品。

实际上,江南三织造除负责采买及生产宫中所需丝绸织品等物外,尚承担皇帝在地方的耳目的重要职责。尤其是雪芹祖父、长期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寅,曹寅的内兄、担任苏州织造的李煦,还有担任杭州织造、亦或许与曹家有姻亲关系的孙文成,皆被康熙视作股肱与亲信,负有以密折直接向康熙奏报地方政情民情的特殊使命。大体说来,苏州织造府的侧重点在于政治方面,江宁在于文化方面,杭州在于海防方面。据《李煦奏折》,康熙40(1701),李煦会同江宁织造巨曹寅和杭州织造敖福合,奉旨密遣人员以商人身份赴日本。这是因为康熙鉴于明季沿海倭寇之患,下令密遣人员潜往日本,以了解其对中国的动向。此事说明三织造负有了解域外情况的职责。此外,李煦之父正是曾在广东巡抚任上力主设立洋货行的李士桢(他是曹雪芹祖母的父亲)。李曹两家正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彼此“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这个角度看,“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的王熙凤的爷爷,正是以李士桢为原型的。王熙凤家里因此多各种外国奇玩等物,书中之述备矣,以此推测生活中的李家,则可想而知。曹雪芹出生时李煦与曹寅均已去世,但少年曹雪芹曾走访苏州李家,看到过李家的一些外洋物品,这样的推测想必是合理的。

但曹雪芹在十几岁的少年时期家族就遭遇变故,此后随家人赴京,大体贫困一生。推想起来,即使早慧及强识如他,也不可能在少年时期就经历或见闻了家中的一切事物,并且准确无误地记在心里,又在书中反映出来。曹寅所留下的大量书籍,肯定有助于雪芹了解自家前辈的经历,并丰富自己的学识。

如前所述,雪芹出生时祖父曹寅已去世。雪芹未能得到曹寅亲炙手授,但他一定阅读过曹寅的著作和数以万计的藏书。曹寅虽为皇帝家奴和差遣,但他具有极其丰厚的学识,并且成为康熙皇帝笼络江南文士的中介以及事实上的江南文坛领袖。

曹家虽仅是皇帝家奴,但又是绝对的书香门第。曹寅之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时,周围就常有一些著名文士往来。曹寅博览群书。他的藏书极为丰富,他的藏书目录《楝亭书目》共收书3200多种,20000多册,分成36类。其中最多的是说部类,包括小说、笔记、杂记,共469种。曹寅少年时即以诗文闻名。他去世之前将自己平生所作的诗编成《楝亭诗钞》八卷,去世后门人又将他其他的诗词文稿编成多种诗文集,与《诗钞》合称《楝亭集》。曹寅对自己文学作品最得意的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创作,著有多种剧本并组织有家庭小戏班。其中《太平乐事》是表演京师上元灯节盛况的长达十折的杂剧,除了反映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歌舞艺术及习俗外,还有各藩属国以及海外诸国献艺献宝的场面。最令人惊异的是第八折《日本灯词》,不仅有灯舞、扇舞、花篮舞等日本舞蹈,其《倭曲头》等四个曲子的唱词,都是按当时日语的音译,从舞台实际看,就是用日语演唱。这种谱入外语的做法,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楝亭书目》还有18种有关外国史地的书,如《华夷译语》抄本和日文版的《东鉴》等书,更是令人惊讶。[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曹寅的“世界眼光”和超前意识,一定也给雪芹以重大影响。有红学研究者指出,即使家庭败落,前辈的流风遗韵、家庭的文化修养仍在,家庭藏书也没有很快丧失净尽。有迹象表明,雍正六年曹家被抄没时,曹寅的藏书没有被没收,后来移交给曹寅的外甥、官至学士的富察昌龄,昌龄家衰落后才流散出去。雪芹成年后曾在富察氏家族中做过“西宾”(家塾老师),不知有无可能在此期间再睹曾经的先人藏书。

曹寅又曾奉康熙特旨,主持编辑校勘《全唐诗》,在其生前即已完成;与李煦、孙文成(杭州织造)协同刊刻《佩文韵府》,在其去世后才竣工。

雪芹成年后颠沛流离,做过小吏,当过幕宾,结识过各种朋友,包括出身皇族的朋友,这些经历也都可能使他了解一些域外知识和器物。与其他各种器物一样,对一些域外器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描写的那样准确、细微、精当的。举例来说,书中详略不等地提及各种钟表,如刘姥姥所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这是挂钟;宝玉卧房“外间屋里槅上”的显然是个座钟;宝玉“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这是随身携带的怀表。贾府最值钱的是一个“金自鸣钟”,被贾琏王熙凤变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对这些钟表都不乏简略描写,如刘姥姥眼中“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芳官“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宝玉“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对各种钟表的熟悉。在曹雪芹时代,钟表虽然远未普及到寻常人家,但士大夫家已颇普及。

据考,目前虽不知成年后的雪芹曾在几家做过西宾,但可以确指的一家是富察氏家。富察氏是满洲大姓,著名的满洲勋贵家族,支派繁多,如前所述其中一支与曹家是至亲。雪芹任西宾的主家叫富良,其父马齐(1651-1739),官居大学士等职,中俄雅克萨之战后,曾参加筹议同俄罗斯勘定边界等活动,后授兵部尚书兼置理藩院尚书。理藩院除管理西北少数民族事务外,也负责处理与俄罗斯等北方邻国的关系,在清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与负责处理南部邻国事务的礼部主客司等机构,同是清朝重要的外交部门。康熙47年(1709)因议立太子问题杵逆康熙被革职,但次年“俄罗斯贸易人至”,康熙立即以马齐“旧管俄罗斯事”为由,而复令他管理,几年后又授武英殿大学士。[5]

雪芹到富察氏家做西宾时,马齐已去世多年。目前无法判断雪芹的这一经历是否有助于增长他关于俄罗斯等的域外知识。周汝昌先生说“雪芹在敦惠伯家,看过不少俄罗斯传来的东西,如今还可以于“晴雯补裘”一回中依稀见其踪影”,[6]这显然是猜测之词。富察家或许确实有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但“晴雯补裘”恰恰反映出曹雪芹对俄罗斯的不了解。以寒冷著称的俄罗斯能将热带亚热带珍禽孔雀的羽毛织成雀金裘,不但于史无据,也不合常理,显然是雪芹为显示雀金裘的名贵而杜撰的。

自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并最终进入紫禁城,西单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居功甚伟。康熙执政的前期,聘用传教士参加钦天监以及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的工作,还允许他们到内廷讲课或治病。康熙32年(1693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等人曾用西药金鸡拏(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疟疾病。康熙51年(1712年)曹寅55岁时在扬州染病,由感冒风寒转为疟疾,康熙特命快马弛送宫中的金鸡拏(奎宁)至扬州,限令九日送到,药未到而曹寅已死。一些独为皇室所用的西洋物品就是通过皇帝的赏赐或赠送等方式流传到王公贵胄之家甚至流入民间的。晴雯生病后宝玉先用鼻烟给他“通了关窍”,后有主张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向王熙凤要来“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弗哪”。

传教士把西方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传进了中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学到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图测绘、医药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康熙本人也热爱西方数学、物理、天文方面的知识并学有所获。这也是当时士大夫和文人学士域外知识的来源。

一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包括西方物品在内的外来物品以及域外知识,在《红楼梦》之外是不多见的。这说明曹雪芹比当时一般的文人学士要敏感,见识要多,所以他的小说对“康乾盛世”时期中西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反映。

但是必须看到,曹雪芹的域外知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天朝物产丰盈”,对外贸易所引进的物品虽已达到一定程度,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多有揭示的那样,但对民间生活并无根本影响。而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制度,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普通士大夫和文人学者对之了解应是极为有限的,敏感聪慧如曹雪芹者,亦难有渠道接触更多的域外知识。而到康熙末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的教徒祀孔、祭祖,引起与清朝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乃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这一政策也为雍正、乾隆等皇帝继承。从晚明以来中国知识界通过传教士接受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渠道,也被堵塞了。中国知识界封闭在古旧的传统之中,不了解西方日新月异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也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正如有学者所说,曹雪芹在描写外来物品和外来文化的时候,不曾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危险,也不可能预见他身后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和变化。但是,如果从世界大范围和历史长河中去看,曹雪芹恰好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前夜。[7]

意味深长的是,正是程乙本刊行当年(乾隆57年,1792年),英使马嘎尔尼来华,清廷固守朝贡礼仪,屡以“与天朝体制不合”和“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拒绝英人贸易要求,并表达出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漠视和排斥,这已与康熙时期相对开放的态度截然不同。此后清廷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愈益保守封闭,半世纪后即爆发鸦片战争被迫开国。

因此可以说,《红楼梦》不但是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而且是在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与交往的转折时期诞生的。书中所涉种类和数量颇多的东西洋物品与事务,反映了在全球化早期与东西方外部世界的联系对中国上层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理解《红楼梦》所应具有的历史背景。而书中对这些内容的描写虽有相当精细准确之处,但也错误多出、乃至虚实参半,体现出作者(包括原作者和续作者)虽有一定的境外知识,但这些知识又相当零散、肤浅甚至多有错误,除作者本身生活经历和见识等个人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隔膜所致。

 

 

倭缎:中国的、日本的还是荷兰的

——“海上丝路”多向交流的象征

 

“倭”即中国唐代初期以前对日本的称呼及日本自称,无需赘言。《红楼梦》中带有“倭”字的物品共有三种:倭缎、倭瓜和倭刀。倭缎是随着贾宝玉的登场而登场的:

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第3回)

《红楼梦》描写贾府贵族各色人等的服饰装扮,堪称五彩焕然、美不胜收。除表现贾府这一“诗礼簪缨之族”的尊贵、显赫和奢靡之外,更有提点身份、烘托性格、铺排场景、渲染气氛的作用。曹雪芹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成长于丝织业繁盛发达的江南之地,对各色锦绣织品了然于胸,将之用于各色人物身上,即是苦心安排而致,又是得心应手而成,这在书中的表现可谓不胜枚举。宝玉出场时便气度不凡,其衣着装扮的渲染作用便非比寻常。而描写他这一身装扮的点睛之笔正是他“正装”所用的“倭缎”。绛珠仙子追随神瑛侍者,从西方灵河岸上下世为人,到花柳繁华之地尘世重逢,从黛玉眼中看出宝玉神形装扮,作者特特安排宝玉恰值“还愿”而归,一身正装,而其外罩即由倭缎制成,这是何等庄重!

在清代,倭缎非常人可穿用。清廷严格规定了使用蟒缎、龙缎、倭缎、闪缎等缎品的亲王郡王及公候大员等的品秩等级、用途、场合,它还是皇室“大祭”作为“置案”祭品。清代规定,庶民百姓“用蟒缎、妆缎、金华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兵民人等鞍辔不得用绣缎、倭缎、搭线、镶缘及镀金为饰”,[8]可见宝玉身上的倭缎非同小可。锦衣军查抄贾府物品中,就包括天鹅绒、倭缎、洋呢、哔叽、姑绒、绸缎、纱绫、妆蟒缎等物。

由于名称中的“倭”字,人们一般都认为倭缎是日本制造的物品。明代宋应星(1587-1666年)在《天工开物》说:

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9]

这段文字更使人相信倭缎出自日本。中日两国长期有着密切的丝绸交往的历史,尤其是日本曾向中国输出“倭锦”,使得这一认识进一步强化。

中国的丝绸的故乡。在很早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丝绸不但通过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南亚、中东和欧洲,也通过东方的陆海丝路,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自秦汉以来中日两国的丝绸交流可谓史不绝书,在两国史籍中都颇多记载。

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前,日本人所穿的衣物非常粗糙简陋。《三国志·魏志》记载:

(倭国)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但是《魏志》同时记载日本

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

这就表明,公元3世纪日本已经在养蚕制丝。这是根据魏使到日本直接间接的见闻下记载下来的,因此日本学者认为这应是确凿的,但彼时抽茧成丝的方法极为幼稚,产量很少,质量粗劣。但是由于“秦人”即中国移民的到来,日本的养蚕织绸事业理解有了显著的发展。[10]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来到魏国“求诣天子朝献”。魏明帝回赠倭女王的物品非常丰富,其中丝织品就包括“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特赐女王“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等等。这些赠品于正始元年(240年)由梯儁等作为魏使赴倭国赐予女王。

前述对日本衣物材质和形状,以及日本已经养蚕织绸的记载,应该就是根据魏使返国后的报告而记录的。

其后为答谢魏帝,倭王又派遣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献“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品。

“倭锦”从此出现在史籍中。在得到魏帝所赠各种丝织品之后不久,日本即已出产“倭锦”等丝织品,并且进献中国皇帝。如果史籍记载无误,则日本丝织技术的进步速度惊人。

卑弥呼去世后,其宗女壹与被立为王。此时魏使张政等正在倭国,壹与遣使二十人护送张政等回国,并且“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殊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倭锦”和“异文杂锦”(带有特色图案的锦)成为日本早期向中国输出的丝织品的象征。

到应神天皇(270-310年在位)时期,由于中国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也很快发展起来。据日本史籍的记载,仁德天皇时(公元4世纪)曾把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分置各郡,使其从事养蚕织绸。雄略天皇15年(公元471年),召集分散居住的秦人92部、18000多人,令其从事养蚕织绸,不久他们所献的绢缣,朝廷上堆积如山。雄略天皇16年又把秦人等分置在适于蚕桑的各国县。精于织绸技术的汉人被称作“绫人”,他们还可能同时兼营养蚕业。

雄略天皇还遣使到“吴国”(此时应是南朝宋时。三国时代的吴国灭亡后,日本仍把在江南建国的南朝各政权称作吴国),将一些织锦工匠带到日本,并设汉衣缝部。雄略天皇在遗诏中,还以“朝野衣冠,未得鲜丽”为“留恨”之事。[11]实现汉人所说的“衣冠之邦”,一直是日本的愿望,并因此而做出很大努力。

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朝野已实现“衣冠鲜丽”。据《隋书·俀(通“倭”)国传》,隋时“其王始制冠(制作符合礼仪的衣冠),以锦綵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日本史籍《日本书纪》则载隋使裴清使日时,“皇子、诸王、诸臣悉以金髻华著头,亦衣服皆用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12]而此时中日往来、贸易与交流也急剧增多。遣唐使对唐朝进呈的礼物及其他方物,一般以日本的银、絁、丝、绵、布之类为主。[13]从中日双方史料的这些记载,可见当时日本丝织业已经达到的程度。

北宋初年来到宋朝的日本僧人奝然(938-1016年),是中日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受到宋太宗召见,太宗问其风土。他在书面回答中,谈到日本“产丝蚕,多织绢,薄緻可爱”(《宋史·日本传》)。当时在日本,来自宋朝的丝绸制品被称为“唐锦、唐绫”,日本国产的称为“和绫、和锦”。日制丝织品不仅成为国家的贡品,甚至可以自信地送到丝织品的故乡中国交换、贸易或馈赠。[14]

有中日之间一千多年丝绸交流的历史,人们认为倭缎起源于日本就是不难理解的。

明代是中国丝织业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专业化的形成、品种与数量的增加、需求与市场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多元化、解除海禁后对外贸易的增加使明代桑蚕丝绸业发生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变化。缎(原作“段”,清代以后新造“缎”字)是丝织品中的后来者,但到明代已经非常普及。[15]

明代对外关系具有相当特殊性,一方面明初曾有郑和下西洋壮举,另一方面明廷一度厉行海禁,严禁民间海外贸易,沿海居民若以海外贸易为生,只能通过走私。而明代中日贸易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日本以朝贡名义与明代进行勘合贸易,[16]另一方面由于倭寇长期骚扰中国沿海,明日关系恶化,即使在明廷解除海禁后对日贸易也没有得到开放,因此中国丝绸外销日本,要么通过走私,要么通过澳门葡商等进行转口贸易,此时中欧海上商路已开,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后从事欧洲、中国与日本的三角贸易,西班牙人则通过“大帆船贸易”将中国、欧洲与拉丁美洲殖民地联系起来。这些做法都促使中国生丝和丝绸制品进一步走向欧洲与世界,促进了欧洲新兴丝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国丝织业产生了影响。

“缎”就是明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新的丝绸制品,属于丝织品中较厚实的品种,不同于以前人们喜爱的轻薄品质的产品。“倭缎”在明清时期浓墨重彩地登上历史舞台,而对倭缎的研究却无意中揭开了中、日、欧丝绸多向交流的一段历史,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一段引人注目的独特经历。

但是今人的研究却倾向于否认宋应星对“倭缎”的叙述。从宋应星的描述(“斫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中来看,这种织物属于起绒织物,起绒织物的代表作即天鹅绒,清代乾隆年间《福州通志》称“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17]这正是有人认为天鹅绒即(宋应星所说的)倭缎的原因。但“缎”并非起绒织物,也不应有宋应星所说倭缎易于“朽污”“积灰”的缺点。“真正的”倭缎是高级丝织物,其经纬均为纯丝,不会集存灰尘,如有灰尘掸之即去,而只有交织绒才会出现“最易朽污”这种现象。[18]另有学者列出现知的六种明代起绒织物为素剪绒、倭缎、天鹅绒、雕花绒、金彩绒和交织绒,倭缎与天鹅绒并非同一种。[19]《红楼梦》宁国府查抄清单中天鹅绒四卷”与“倭缎三十二度”分列,也非一种。

的确,与历史上许多输入中国的日本物品不同,倭缎没有进入中国的记录。《天工开物》说的是倭缎“制”和“织法”(而非产品)是传自“东夷”或“夷国”,也未确定“夷”是指日本。但他指出了“漳、泉海滨效法为之”,即中国学习并生产倭缎的事实。

否认绒织物技术源自日本的理由是,明代时日本是不知道如何制作绒的,日本绒产品是通过进口取得的。而日本获取这种技术,一说是1639年无意中从一艘葡萄牙货船上看到一批品质有问题、工序未完成的绒织物,因而获知了这种技术的秘密,而这批绒织物与货船上的其他货品都是来自中国;[20]一说是在日本正保、庆安年间(1644-1651年)在输入日本的起绒织品上的瑕疵使日本获知起绒技术,日本学者误认为这是荷兰运至日本的荷兰产品,但当时荷兰这类织物均采用毛纤维而不是丝纤维,而这一丝织品应为中国产品。[21]

据一份1576年西班牙人从菲律宾呈回西班牙国王的报告所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唯独没有绒织物,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织造。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看到生产过程,很快就能学会。果然到159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家书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中国当地织造绒织物,而且做得很好。还有一些国外航海贸易史料显示,中国因缺乏绒织物而向西方求取。[22]

将这些史料结合起来看,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起绒技术(或部分技术)习自西方,而日本又习自中国。欧洲货船运送中国的起绒织品等物到日本,无意中再次促进了日本的丝绸业。

如果说宋应星对倭缎的记载有误,或是他所说的“倭缎”与后来所称的倭缎并非同一种,那么“真正的”倭缎又来自何处?

正如前文所见,倭缎的辉煌是在清朝到来的。

到清代,中国倭缎的主要产地是江南三织造中的江宁、苏州两个织造衙门。清代前期朝廷为直接控制倭缎的生产以满足皇室需求,在江宁织造府内设立专门织造倭缎的“倭缎堂”。曹雪芹的前辈家族掌管着皇室的倭缎供应,他本人幼年即生活于此,对这种织物自然十分熟悉。但从中国史料看,不但中国江南各地生产倭缎,欧洲国家荷兰确实也生产这种织物,并且多次作为进献中国皇帝的“贡礼”,而清廷也将中国的倭缎作为回赐荷兰的赐物,这就实际形成了中荷两国倭缎的有趣互换和比拼。

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开辟后,荷兰是紧随葡萄牙和西班牙来到亚洲的欧洲殖民国家,万历23年(1595年)到达爪哇,29年(1601年)来到已由葡萄牙殖民者占据的澳门。明代称其为“红毛番”,以为其不过是“去中国绝远”的化外之地,但荷兰殖民者很快暴露出其凶狡有加的特性,先企图占据澎湖,后侵占并盘踞台湾,并以此为基地进犯中国大陆沿岸,直至1661年被郑成功逐出。清朝建立后,荷兰又是最早积极与清廷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多次遣使来华。其中顺治12年(1655年)荷兰使者所携物品中的织品,进献皇帝的包括哆罗绒、哔叽缎、西洋布花被面等,进献皇后的包括哆罗绒、哔叽缎、西洋布、白倭缎、花毡花被面等。

而顺治回赐给荷兰国王的物品,则包括大蟒缎、妆缎、倭缎各二匹,花缎八匹,闪缎、帽缎、蓝缎、青缎各四匹,绫、纺丝、罗各十匹;给赐两名使臣每人大蟒缎、妆缎、倭缎各一匹,花缎六匹,蓝缎三匹,绫、纺丝、绢各四匹等。[23]

康熙25年荷兰使臣所携贡物,在清人王士祯(1634-1711年)所著《池北偶谈》中有详细记载。除再次包括倭缎外,其中许多物品也在《红楼梦》中有所体现,因此不妨照录如下:

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啰绒十五匹,中哆啰绒十匹,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匹,绿倭缎一匹,新机哔叽缎八匹,中哔叽缎十二匹,织金花缎五匹,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一十九匹,文采细织布一十五匹,大细布三十匹,白毛里布三十匹,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荳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厢金鸟铳二十把,厢金马铳二十把,精细马铳十把,彩色皮带二十佩,厢金马铳中用绣彩皮带十佩,精细马铳中用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精细鸟铳十把,厢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厢金双利剑十把,双利阔剑十把,起金花单利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24]

从贡单中可见,荷兰以贡礼形式带到中国的纺织品也有多种,其中也出现在《红楼梦》中的。

不仅如此,康熙回赐西洋国(葡萄牙)国王、西洋国教化王(教皇)和他们的使臣的物品,也包括大蟒缎、妆缎、倭缎、闪缎、片金缎、花缎、锦缎等缎品。[25]

或许倭缎的得名并非因其起源于自日本,而是因为中国向日本输出了这种新型的丝织品品种。确定无疑的是中国、日本与欧洲之间在丝绸制品方面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的历史事实。贾宝玉的一袭倭缎服饰,让我们即窥见了中日之间传统的丝绸交流,又窥见了早期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交流。

 

让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倭刀

——曾获盛赞也曾肆虐中国

 

倭刀即日本战刀,在《红楼梦》中并未“正面登场”,只是出自宝琴口中,是她所述“真真国[26]女孩子”所佩武器。

宝琴笑道:“……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第52回)

中国正史最早记载日本史迹的《三国志·魏志》(3世纪后半期)和《后汉书》(5世纪上半期),记载的日本的兵器有矛、楯(盾)、木弓、竹矢、铁镞和骨镞,未见刀的记载。

历史遗迹与考古发现也表明,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日本有铜剑和铜矛,既有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的,也有日本本土制作的,早期用于实战,随后为铁制武器所替代,成为权威的象征和祭祀品。[27]但迄今在日本发现的早期的刀则皆为中国所造。[28]此处仍需说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至魏都朝献的故事。魏明帝回赐女王国的丰富物品中即包括“五尺刀二口”。刀剑一般长三尺,五尺属于长刀。两年后魏使奉诏书、印绶,携带这些赐品前往倭国。大和王朝雄略天皇曾派使者到中国聘请“手末才伎”去日本,据推测这些技师中肯定也会有铸造师。[29]

在公元7世纪中期唐初由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东夷传)中,就首次出现刀的记载:

土无牛、马,有刀、楯、弓、箭,以铁为镞。

《晋书》虽是记载两晋(公元265-420年)历史的著作,但此处应是对撰书时即7世纪日本状况的描写。这显然是一个新的现象。虽然日本制刀之术仿于中国,但后来居上,使日本颇具自信,将之输入中国,以换取其心仪的中国物品。9世纪以后,日本刀的制作工艺日益精湛,兼有中国刀与剑的优点,曲线优美,锋利实用,中国见者莫不赞不绝口。北宋大诗人欧阳修(公元1007-1073年)有《日本刀歌》一首,不但盛赞日本宝刀,而且盛赞日本保留中国“先王大典”“逸书百篇”及“玩器精巧”“士人工辞藻”等等: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绣涩短刀何足云。[30]

其诗末句意即日本如此昌明,百金传入的宝刀也就不足为贵了。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梅尧臣(公元1002-1060年)亦有《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把沙点星。
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

日本刀在中国颇得盛誉,但在宋时输入有限,因此价格甚高,因日本人视为珍宝,限制出口,主要是作为礼品,或作为走私商品而进入中国。日本重臣平清盛曾通过明州商人赠送日本刀与南宋朝廷,遭到日本公卿非议。大概直到元代日本刀才成为中日贸易中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和代表商品,但依然颇为珍贵。[31]

到明代,倭刀大量进入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朝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日方输入品中倭刀数量一增再增。刀剑等兵器是明朝贸易中的违禁物品,明廷对之实行官买,但正是这种政策刺激日本将越来越多的倭刀列入“贡品”清单。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日本贡品中只有刀一柄,永乐元年(1403年)即有太刀100把;宣德八年有刀、剑3500把;景泰四年(1453年)增至刀剑9000余把;成化四年(1468年)30000余把;成化十九年更增至37000余把。同时日本刀剑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一降再降。面对日方的贪婪无厌,明廷对刀剑逐年压价,而日本则以不再禁倭寇侵扰相要挟。[32]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倭寇挟倭刀之利肆虐中国,使军民深受其害。

明代张燮(1574-1640)在所著《东西洋考》叙日人“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敢捍者。”[33]明代倭寇得以肆虐中国东南大片地区,原因十分复杂,具体到对阵交战,明军兵器装备及阵法战法不及倭寇,是一个重要原因。倭寇的长刀、重箭、短甲以及各种阵法、战法,都是明军前所未见。其中就包括使用倭刀以及相关的跳跃、蹲伏、冲锋等战术,使明军望而生畏,吃亏不小。

明代李言恭(1541-1599年)郝杰(1530-1600年)所著《日本考》,载倭刀及其用法:

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杂用。又一刺刀长尺者谓之解手刀;长尺余者谓之急拔,亦刺刀之类、此三者乃随身必用者也。

摆导(开路先锋)所用之刀“大而长柄”,“临阵时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明军士兵)仓皇仰首,(倭兵)则从下砍来”。[34]

所谓长刀,刃长五尺,后用铜护刃一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六尺五寸,是日本武道中独特的兵器。另有所谓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35]

与倭刀相配合的武艺被称作“跳战之法”,最大特点就是长于跳跃。戚继光所著的兵学著作《纪效新书》,记载了其对明军造成的危害:

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36]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家军对倭寇台州大捷时缴获了这种长刀,并学会了使用方法,此后戚继光军队中才有了这种武器。而戚家军能够最终取得抗倭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戚继光在战争中找到了克服倭寇兵器及战术的手段。戚继光根据倭寇的战术特点制定了他的抗倭战术,从训练士兵、改造和更新武器装备、创设阵法等方面全面提高了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他所创的“鸳鸯阵”,阵前两牌手并列,使用的兵器是牌、腰刀和镖枪;其后是两狼筅手,狼筅即专为对付倭寇长刀之类兵器而创,以江南大毛竹制成,后亦以铁制成狼筅枪。牌、筅均为防御性兵器,其后则四长枪手,长枪是主要进攻性兵器;后为二镗钯手,以镗钯保护长枪手。这些兵器有机结合,有效抵挡了倭寇的长刀。[37]

倭寇的肆虐和倭刀的凶险,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亦有所反映。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有“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叙关中人杨八老到福建做生意,适值倭寇生发,沿海抢劫,与众百姓一同逃难,恰遇倭寇:

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的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那里来的。有几个粗莽汉子,平昔间有些手脚的,拚着性命,将手中器械,上前迎敌。犹如火中投雪,风里扬尘,被倭贼一刀一个,分明砍瓜切菜一般。

众人被倭寇掳掠到日本,充作假倭:

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与刀仗,教他跳战之法。[38]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陈忱所著《水浒后传》还多次描写倭刀作战之术。第11回描写李俊等来到暹罗国界上的清水澳,有暹罗国金鳌岛岛主沙龙率蛮兵来犯。

那蛮兵都是斑布盘头,结着螺蛳顶,穿绵花软甲,挂两把倭刀,有六尺多长。跣着双足,一哄上岸。……李俊、费保挺枪抵敌……那蛮兵跳开有一丈多远,两把长刀着地扫来。费保抵当不住,退后便走,兵皆乱窜。……李俊等收兵回营道:“那蛮兵好狠!当不得那跳舞!……”

此处所述,是使用倭刀及跳战之术的暹罗外岛蛮兵。显然作者是借鉴了明代与倭寇作战的经历。小说描述的倭刀六尺多长、蛮兵跳开有一丈多远,皆与戚继光所记相符合。第35回又写李俊做了暹罗国主,暹罗海外二十四岛不服,前往日本国借兵。倭王正欲侵吞暹罗,于是差关白领兵一万、三百号战船,祭旗开洋。关白率倭丁与众好汉交战,又使众好汉吃亏不小:

那倭丁舞着两把长刀跳舞而来,一时抵敌不住。大将军望后便走,兵士乱窜,自相践踏,伤了好些。

最终众好汉用计打败倭兵,关白、倭兵皆枕藉而死,不留一个,众好汉缴获数千把好倭刀[39]

倭刀的制作技巧,中国当时似未能掌握。前述《日本考》一书,叙述日本“铁匠能制利刃,非独取钢为利,生铁久铸久炼,成而后毁,毁而复成,朝专锻炼,暮入湿泥,如此一百二十日之功成,其刀可以吹毛削铁也。”[40]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两处谈到倭刀:

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

凡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曜者,不用生熟相和炼,又名此钢为下乘云。夷人又有以地溲淬刀剑者。地溲乃石脑油之类,不产中国。云钢可切玉,亦末之见也。[41]

但到日本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曾是日本最主要输出物品的刀剑,已被严禁出口。在1668年和1715年的禁令中,各种刀类都在被禁之列。[42]

倭刀曾经给中国人留下美好印象,也曾带来巨大祸害。无论如何,它也给曹雪芹留下了印象。

 

“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全球化如何影响着刘姥姥的生活

 

《红楼梦》中第三种“倭”字头物品是倭瓜,它也是书中提到的第一种美洲作物,出现在最活泼最有趣的“刘老老[43]二进荣国府”情节中。曾经来打过抽丰的刘老老,知恩图报,“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带着些“枣儿、倭瓜并些野菜”,再进荣国府,在宴席上说酒令儿,不脱庄稼人“现成的本色儿”:

刘老老两只手比着,也要笑,却又掌住了,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由不的大笑起来。(第40回)

“倭瓜”是是北京和东北地区对南瓜的一种俗称,它本是南瓜的一个品种,日本学者星川清亲指出,这个大概起源于从墨西哥南部到南美洲一带地区的南瓜品种,于1570年与其他南瓜品种一起传入欧洲,日本天文十年(1541年)由葡萄牙人从柬埔寨传入日本的丰后或长崎,取名倭瓜。[44]显然这个品种是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并延续了日本人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后演化为对南瓜的一种通称。它表明了南瓜进入中国的一个途径。

南瓜原产于美洲,中国南瓜是外来作物。有学者详细描述了南瓜从美洲走向欧洲和世界的经历。在哥伦布航行美洲后短短几年间,到15世纪末,南瓜就应以果实或瓜子的形式传入了欧洲。和多数新大陆农作物类似, 南瓜初入欧洲时也先限于庭园、温室、药圃栽培, 用作观赏、研究、药用,16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走向农田、走向餐桌。来到新大陆的早期欧洲移民也向印第安人学习普遍种植和食用南瓜。随着16世纪欧洲早期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包括南瓜在内的美洲和欧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这里,并进一步传到东亚其他国家。例如星川清亲就指出了南瓜从柬埔寨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这样,南瓜的栽培、消费、观赏等, 应该在 16世纪中叶即明代中期传入中国。[45]

李时珍成书于1578(明万历六年)的《本草纲目》,在“菜部第二十八卷”对南瓜有较详较全的记载:

南瓜种出南番, 转入闽浙, 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结瓜正圆, 大如西瓜, 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 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 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 不可生食, 惟去皮瓤瀹(煮烹)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 [46]

李时珍指出了南瓜从东南亚(即南番)首先传入闽浙沿海,以后逐渐深入内地并北上传入燕京诸处的过程。从《本草纲目》的写作时间也可推断出南瓜传入中国,继而传遍内地的时间。前述倭瓜引入日本在1541年,李时珍在1578年之前就称南瓜“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可推想当倭瓜这个品种引进中国时,南瓜在中国已较为普遍了。这只是表明一种农作物传入一个国家常常并非是一次性的。

早在元末明初贾铭所作《饮食须知》中即首次著录了南瓜名称,因此有人认为在元代我国即已栽培南瓜。然而此著对所谓南瓜并无具体的形态性状等描写,且其所述特性亦令人置疑,又与美洲作物对外传播的时间不符,因而该南瓜可能并非今天所说的南瓜。但有学者根据明清时期多种文献资料认为,此著所谓南瓜属实,虽然我国南瓜来自美洲,但不一定是在哥伦布之后辗转经欧洲人之手才传入我国的,而是至迟在元末就传入我国。元代与明中期以前其他史料缺少对南瓜的记载,可能是因为南瓜有先南后北传播的过程,而这些著述要么是在北方完成,要么作者就是北方人,南瓜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国没有南瓜。但是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没有指出南瓜何以在哥伦布之前即传入我国,这使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受到很大影响,作者自己也认为这种观点皆有待进一步考证。[47]

“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李时珍的这句话表明,到刘老老生活的时期,南瓜在她的故乡已经扎根近200年了。可以推测,刘老老所说的“倭瓜”未必单指从日本引进的那一支,而只是对南瓜的通称。刘老老不会知道,几百年前由哥伦布远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对她的乡下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有趣的是,晚于曹雪芹的另一位小说大师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倭瓜的价值给出了文学性的赞颂。小说写道,唐敖等人在君子国结识吴氏弟兄,吴氏说起“天朝”俗世之恶风陋习,“其肴不辨味之好丑,惟以价贵的为尊”,尊无益之燕窝而贱有用之倭瓜。其后吴氏弟兄为众人送行:

正要开船,吴氏弟兄差家人拿著名帖,送了许多点心、果品,并赏众水手倭瓜十担、燕窝十担。……众水手把倭瓜、燕窝搬到后梢,到晚吃饭,煮了许多倭瓜燕窝汤。……及至把饭吃完,倭瓜早巳干干净净,还剩许多燕窝。(第12回)[48]

众水手来自中土,久闻燕窝名贵,却发现不过味同粉条,反而不及倭瓜。在李汝珍眼中,有益国计民生的倭瓜,价值远高于用于夸富的燕窝!

 

“分瓜笑绿媛”

——西瓜也是外来物品

 

既然说到外来菜蔬倭瓜,就不妨再说说《红楼梦》中提到的外来果品瓜类——西瓜。

“争饼嘲黄发,分瓜笑绿媛”(湘黛联诗之句,第76回)。食用瓜类分蔬菜与果品两种,亦有兼蔬兼果者。红楼绿媛们所谈笑的“分瓜”,必不是倭瓜黄瓜之类的蔬菜。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诗经》名篇“豳风·七月”中的这些诗句表明了我国食瓜历史的悠久。此处“瓜”指可作果品的甜瓜,“壶”字通“瓠”,即作为菜蔬的瓠瓜(又称瓠子、葫芦瓜),“断壶”即将瓠瓜从藤上摘下之意。早期瓜类品种有限,大概只有冬瓜、越瓜(又称菜瓜)、甜瓜、瓠瓜等几种。许多其他瓜类是随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增加而从外部引入的。例如黄瓜,原称胡瓜,原产地一说在印度北部,一说在埃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8)称其是张骞出使西域而引进中国的,这个没有依据的判断已为现代学者否定。[49]从正史看,张骞从西域直接带回的物种只有葡萄和苜蓿,但后来的中国许多古代文献包括张华《博物志》、贾思勰《齐民要术》、沈括《梦溪笔谈》和李时珍《本草纲目》这些中国科技史上的名著,都把许多来自西域的物种说成是张骞带回来的。这些错误恰好说明张骞“凿空”西域的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张骞“发现”西域对中国人的刺激,正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自张骞之后的几百年间,包括众多栽培植物在内的来自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更远地方的物品,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内地,其中很多被冠以“胡”字名称,如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麻、胡瓜(黄瓜)、胡椒、胡萝卜等等。公元6世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即提到胡瓜种植,由此可推断黄瓜是在6世纪之前被引进中国的。[50]

《红楼梦》中多次写到西瓜,如薛蟠过生日请客,

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们,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西瓜。(第26回)

又有:

这日午间,薛姨妈、宝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屋里,大家吃西瓜。(第36回)

中秋夜宴时贾母对贾政贾珍等谈论:

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倒好,打开却也不怎么样。(第75回)

西瓜是外来瓜果,只是它引进中国的历史比南瓜久远得多。西瓜源自西域,但中原却是辗转从北方得到它的。

中国文献中最早记载西瓜的是公元10世纪五代时期后晋郃阳县令胡峤所作《陷虏记》,收录于北宋欧阳修所著《五代史》卷七十三。胡峤于公元947年随同节度使萧翰入契丹,虏居契丹七年。《陷虏记》记载他们“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后一路前行,历经一月有余而至契丹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后,再向东去,“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三卷,果之五)引元代吴瑞《日用本草》曰“契丹破回纥,如得此种,以牛粪覆而种之”,又引胡峤所言,称“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则南北皆有”。[51]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二十七,树艺,蓏部)也称:

西瓜,种出西域,故名。玄扈先生(即徐光启本人)曰:按五代郃阳令胡峤,陷回纥归,得瓜种,以牛粪种之。结实如斗大,味甚甘美,名曰西瓜。[52]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则指出胡峤只是发现并记录了西瓜,但是并没有说明他在回到内地时是否把西瓜种籽带了回来。劳费尔根据《广群芳谱》中引用的北宋派遣到金国的使臣洪皓(公元1090-1155年)的日记《松漠纪闻》中的一段记载“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洪皓出使,携以归,今禁圃乡圃皆有”,认为是洪皓把西瓜传进了中国本部,并推测金国是从契丹学会了种植西瓜。[53]

西瓜进入中国为时已久,本不应再被视为本系列文章所讨论的外来物种。但是既然谈到南瓜,下面又要谈到瓜子儿,就不妨顺记于此。

 

嗑了一地的瓜子皮儿

——有可能是葵花籽吗

 

除了“西瓜”“倭瓜”,《红楼梦》中还多次提到“嗑瓜子儿”。

8回写宝黛同在宝钗处,宝玉听了宝钗劝告不喝冷酒,“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第19回“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索性恣意的玩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儿”。第66回写尤三姐“只低了头嗑瓜子儿”。

明末小说《金瓶梅》中,就多处写到瓜子儿。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他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了的瓜子皮儿,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笑不止。(第15回)

那来旺儿媳妇宋惠莲,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张椅儿上,口里嗑瓜子儿,……画童儿道:“这地上干干净净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见又骂了。”……于是取了苕帚來,替他扫瓜子皮儿。(第24回)

几乎与《红楼梦》同时创作的《儒林外史》,也不乏对瓜子的描写:

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第2回)

《红楼梦大辞典》说:

“江南人吃的瓜子,是指炒熟的西瓜子或南瓜子。苏州稻香村、采芝斋之五香西瓜子、奶油西瓜子为江南名食,一直为闺中所喜,清代已有多种制法。”[54]

西瓜子和南瓜子如今仍然是人们喜爱的休闲小食品。但是人们通常还把葵花(即向日葵)籽也称作瓜子儿。那么,《红楼梦》中的瓜子儿有没有可能是葵花籽?

以“葵”为名的作物在中国古已有之。《诗经》名篇“豳风·七月”中就有“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烹)葵及菽”的句子;汉代乐府《长歌行》中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更是脍炙人口。这些诗歌中的“葵”都指葵菜,而中晚唐后,“葵”亦指观赏植物葵花,如秋葵、蜀葵、黄蜀葵等,[55]而以蜀葵(戎葵)居多,花繁叶茂,花色艳丽,“奇态百出”,自古为观赏名花,历代咏诵的文章诗篇不少,包括唐代岑参、宋代司马光和明代高启这些著名诗人墨客。[56]

葵花图案在建筑、家具和织品中也常采用,《红楼梦》中恰好就有,如怡红院房内的“雕空玲珑木板”:

一隔一隔,或贮书,或设鼎,或安置笔砚,或供设瓶花,或安放盆景。其隔式样,或圆或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第17回)

又如大观园设宴所用的“雕漆几”:

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第40回)

这些葵花在植物学分类上属锦葵科,而向日葵属菊科,二者本不相干;葵菜葵花在中国古已有之,而向日葵则与南瓜一样,是来自美洲的作物,它被传入中国,同样也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而向日葵这个名称则来自中国古老的“葵藿倾叶”的说法三国时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此处的“葵”即指锦葵科的冬葵,“葵”与“藿”的叶子会随着太阳升落而移动,因此自曹植以后常用以象征臣子对君王的忠心,而菊科的向日葵花序也会逐日而动,因此人们就把这种引种的植物称作“迎阳花”或“向日葵”。[57]

向日葵起源于北美,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洲先民就在今天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一带进行了人工栽培。[58] 向日葵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径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各种史料中却不乏线索可循。若干年前河南新安县荆紫山发现明朝正德14年(公元1519年)重修玉皇阁时的琉璃瓦,上有向日葵图案。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中国对向日葵的最早记录。但也有学者对琉璃瓦的时间和图案是否确为向日葵提出质疑。

据学者考证,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浙江《临山卫志》是已知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随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万历37年(1609年)、万历46年(1618年)、天启7年(1627年)河南、山东、山西、浙江一些地方县志,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也有记载,说明了向日葵的引种时间及范围。当时对它的称呼并不统一,王象晋《群芳谱》(1621年)称之为“丈菊”,别名“西番菊”和“迎阳花”;16-17世纪间成书的屠本畯《瓶史月表》、1617年赵崡《植品》、1619年姚旅《露书》、1635年文震亨《长物志》皆称“向日葵”。至清代乾隆年间,向日葵已在从东南沿海到湖广、川滇、华北、西北、东北的许多地区都有记录。[59]

虽然有了关于向日葵的栽培、榨油、药用等的记载,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只是被零星种植,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和一种提供干果的作物。但是这对我们理解《金瓶梅》《红楼梦》中嗑瓜子儿的情节已经足够。清代陈淏子《花镜》(1688年)称其“只堪备员,无大意味”,吴其浚《植物实名图考》(1848年)称其“其子可炒食,微香”,[60]直到20世纪初,向日葵的榨油功能才被普遍重视。

从向日葵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过程来推测,《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45年(公元1617年),书中的瓜子儿已是寻常零食,难以断定其是葵花籽的可能性有多大。而到100多年后的《红楼梦》时期,将葵花籽作为休闲小吃的可能性显然就增大了许多。只是我们不知道将葵花籽称作瓜子的这个“误称”,是何时开始的!

 

 



[1] 此处“自行人”与怡红院中“自行船”都是发条驱动的西洋玩器或其中国仿制品。

[2] 40回中亦涉及一些域外物品,但较为简单抽象,此处不予详论。

[3] 方豪:《红楼梦新考》,原载《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5月版,收人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月版,下册第981页。

[4] 李广柏著:《曹雪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月版,第32页。

[5] 邓庆:《清初满族大学士马齐》,《满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44页。

[6] 周汝昌:《泣血红楼——曹雪芹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月版,第215-216页、220页。

[7] 李广柏前引书,第200页。

[8] 张哲俊:《红楼梦》与清代小说中的倭缎,《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第172-173页。

[9]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月版,第258页。潘吉星认为,倭缎指带有金属线的天鹅绒,或称漳绒,其制法是否起源于日本,恐有疑问。见同书,第70页。

[10]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月版,第43页。

[11] 同上书,第37-38页、43-44页。

[12] 王勇主编,王勇著:《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隋唐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6月版,第30页注6;《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1页。

[13]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04-106页。

[14] 郝祥满:《中日关系史(894-1170)》,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月版,第365-366页。

[15] 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1月版,第416-417页。

[16] 勘合贸易即是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所谓“贡品”即日方输出中国的商品。因日船进入中国港口需要持有明廷发给的勘合(即许可证),故名。

[17] 孙乃民主编、张声振、郭洪茂著:《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月版,第364页;《中国丝绸通史》第422页。

[18] 赵翰生:《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89-190页。

[19] 赵翰生前引文,同刊第189-190页。

[20] 《中国丝绸通史》,第422页。

[21] 赵翰生前引文,同刊第192-193页。

[22] 《中国丝绸通史》,第422页。

[23]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4月版,第333335页。

[24]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月版,第80页。

[25] 万明前引书,第336页。

[26] “真真国”是作者杜撰的外国国名,还是“真真国色”漏字而致,是《红楼梦》研究中一个有趣的小话题,此处不赘。

[27]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月版,第6页;《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8-9页。

[28] 《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32页;《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隋唐卷》,第100页。

[29] 郝祥满:《中日关系史(894-1170)》,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月版,第362页。

[30]  有学者认为《日本刀歌》非欧阳修作品,而是曾任明州知州、更有条件接触日本刀的钱君倚的作品。见谭彼岸:《日本刀歌》作者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291页。

[31] 郝祥满:《中日关系史(894-1170)》,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3月版,第362-365页。

[32]  据《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346页,350页,354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66-575页。

[33] (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与《西洋朝贡典录》合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4月版,第120页。

[34] (明)李言恭、郝杰编撰,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35月版,第32-33页、第37-38页。

[35] 《东西洋考》,第126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75页。

[36]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四,转引自范中义:《戚继光大传》,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8月版,第26页。

[37] 范中义:《戚继光大传》,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8月版,第281页。

[38] (明)冯梦龙编著:《足本喻世明言》,合肥,黄山书社19952月版,第138-139页。

[39] (清)陈忱:《水浒后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月版,第101317320页。

[40]  《日本考》,第94页。

[41]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月版,第269页,第277页。

[42]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82页。

[43] 或写作“刘姥姥”。

[44](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丁法元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9月版,第68-69页。

[45] 张箭:南瓜发展传播史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2-104页。

[46] 《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9月第2版,下册,第1700页。

[47] 李昕升、王思明、丁晓蕾:南瓜传入中国时间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88-94页。

[48] (清)李汝珍:《镜花缘》

[49] 参见(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月第一版,20013月第二次印刷,第125页。

[50] 同上书第126页。

[51] 《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9月第2版,下册第1883页。

[52] 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月版,第674页。

[53] 劳费尔前引书,第265-268页。劳费尔还举出了明清时期其他一些文献的说法,如认为西瓜是元世祖忽必烈征服中亚时开始移植中国的、认为是康熙征服“回疆”后西瓜才被移植并普及到中国的,等等。

[54]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8月第一版,第95页。

[55]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10月版,第172页。

[56] 潘富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月版,第293页。

[57] 参见《草木缘情》,第503页。

[58]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页。

[59] 王思明前引书,第171-180页。

[60] 林被甸:跨越太平洋——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5月版,第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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