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追思冯其庸先生

推荐李　一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13日发布

(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社主编李一先生《书缘———追思冯其庸先生》一文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141-145页，感谢责任编辑惠寄版，并授权发布在我的博客中。我的博文中所附照片是李一先生2017年4月1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员举行的追思会上。)

追随冯其庸先生３０年，长期聆听他的教诲，得到他的关爱，这是我此生莫大的幸事。去年曾带着我两位书法学的博士研究生前往瓜饭楼拜年，顺带请教。冯先生对书法教育很关心，对《美术观察》和我本人近况也颇为挂怀，问了不少问题。听说我新添了一处书房，欣然允诺题写斋号后来特意托人将题写的斋号转交给我。杂事缠身，一直没来得及登门去道谢，计划春节期间再去拜候。正这样打算着，先生逝世的噩耗就传来了。原也知道先生身体较弱，疾病缠身，却不承想他会走得如此突然。一时之间呆愣在那里，半晌方回过神来。静心细思，不由得悲从中来，思绪翻涌，再也无法止住。回到家翻开先生的赠书，凝望着上面的题字，３０年的岁月再次兜上心头，一幕幕场景逼真地在眼前重现。

与冯先生结缘，始于书法。第一次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敲开先生的家门时，我还在山东济宁教书。我亮出随身携带的习作，道明请教之意，冯先生忙不迭地将我让进门，热情寒暄。听闻我来自济宁，先生很高兴，滔滔不绝地展开了话题。他说济宁是大诗人李白、杜甫活动过的地方，当地还有一块带穿的范式碑，形制很古，是真正的汉碑，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范张之交留下的唯一实物，记录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友情，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冯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顿时放松了心情，拿出自己的书法习作向他求教。先生见我写的是章草，立即加以首肯，说练章草是正途，持之以恒必会有所成就。听说我倾慕王蘧常的章草，先生告诉我，王先生是他的老师，他追随王先生已经４０年了。王先生的书法堪称一绝，是当世章草的顶峰。先生谆谆告诫说，章草有难度不好学，王先生的章草更不好学，因为他学问深，用的古字多，很多人都认不出；学王先生章草，既要学其字，更要了解其学问；王先生精通先秦诸子，精通史学和古文字，同时他又是诗人和文章大家；学王先生，不能只是一味追摹他的章草点画，首先应当走王先生的路，读书治学，先为学人，后为书家……冯先生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认清了今后前进的方向，遵从他的教导，我专研美术学和书法理论，随后考入当年位于恭王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３０年来，冯先生“先为学人，后为书家”的金石之言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

进入恭王府攻读研究生以后，由于同在一个单位，我和冯先生接触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我常揣着书法习作到先生办公室请教，先生则多次赐我墨宝，还常取出自己的藏品让我观摩。先生平生交游广阔，又笃好传统艺术，因而他的收藏十分丰富。在先生那里，我看到过谢无量、刘海粟、张正宇、朱屺瞻、唐云等名家的书画，还有许多文玩珍品。其中最打动我的是王蘧常先生晚年写给先生的十八封信札。信札是中国书法的传统样式，见信如面，实用与审美自然融为一体，既是艺术作品，又是情感的载体。王先生这十八封信札亦称“十八帖”，是当代书法史上的名作，亦是文脉传承、师生情谊的真实写照。冯先生对“十八帖”十分珍爱，一次我去瓜饭楼问学，先生特地捧出这一心爱之物供我学习，同时细细讲了此帖的来龙去脉、书写内容及书法特点。先生告诉我，读帖需要学会仔细分辨。王蘧常先生的章草，细看有两类，一类是用秃笔写的，风格古拙而清逸；另一类是用较新的笔写的，笔画有锋棱，显得潇洒而流丽。王先生的信札有用新笔写的，有用破笔写的，“十八帖”中的最后两帖，是他去世前几天写的，完全用破笔。学王先生章草，要仔细分辨两类用笔的不同。谈起与老师的交往，冯先生十分兴奋，沉浸在过往的美好回忆之中，连声称赞老师是“文章太史氏，书法陆平原”，他对其师的真挚情感深深感动了我。

冯先生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我就读研究生时，先生常亲自在研究生部讲授一些课程，他跟青年学子谈中国文化，谈民族自信，谈做人与治学，往往现身说法，鼓励大家努力进取。冯先生出身贫苦，少年时代历尽艰辛，他是靠着对文化的热爱和较高的悟性自学成才的。讲起自己的经历，先生便不自禁地激动起来，说到日本侵略者残杀家乡父老的悲惨情景，他难过得流出泪来。听课的同学都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富于正义感，是一位性情中人。当时冯先生还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定委员会主任，他十分重视学术人才的培养，给学生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提过许多中肯的意见。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请教，完成后又得到他的亲自审阅。我知道自己水平有限，冯先生从爱护出发，对论文作了充分肯定，他的热情鼓励增加了我坐冷板凳的信心。直至现在，我仍然用冯先生的方法来激励学生和自己，努力做到先生希望的那样，不骄不躁，勤谨踏实地治学从艺。

经过多年不间断的努力，我的章草稍稍摆脱了一点原来的稚拙，逐渐走上正路。令我感动的是，年逾八十的冯先生不仅在我首次举办书法个展时最早赶到中国美术馆留下现场签名，还亲自撰文加以介绍。和以前一样，他一面肯定我的努力，一面又提出更高的希望。在评论中，先生阐发了自己的书学思想：学书法要重视读书学问，重视临摹古人，重视吸收今人，在读书和临摹中逐步提高书家的学养，形成个人风格；风格绝不是做出来的，风格是书家文化修养和艺术个性在长期实践中的自然呈现。每次重温这些话语，都会产生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在我的心目中，冯先生既是一位待人宽厚的长者，又是一位诗人气质浓厚的学者，还是一位交游半天下、才情倾一世的艺术家。他投身学术之余，喜吟咏，擅书法，爱丹青，精摄影，富收藏。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以学广其艺，复以艺尽其学，致广大，尽精微，人与学与艺自然融合为一。先生著书三十三卷逾千万字，学术成就早有公论。其书画自成一家，成就亦颇引人瞩目。相比而言，我更欣赏先生的书法。我曾与许多同道说过，冯先生的书法充满了学者的文气和清气，这是许多专业书家所缺乏的。离休后的冯先生曾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三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我均有幸观摩学习。三次展览一次比一次丰富，一次比一次精彩，手札、对联、长卷、中堂、横幅、扇面应有尽有，形式多样，既显示了传统功力，又不乏探索性和创新性。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以多病之躯坚持著述，同时还不忘泼墨挥毫，完成了那么多作品，这种勤奋和毅力着实令人感佩。

冯先生的书法，我更喜爱其晚年之作。这些作品如同老而更成的庾信文章一样，渐入佳境，自然老到，较之以往更多了洒脱从容，越来越见成熟和大气。小幅的行草扇面，如清风徐来，明快飘逸，章法、结体和用笔都恰到好处；而大幅的《正气歌》，气势博大，起伏跌宕，且又舒徐从容，优游不迫。《曹子建墓砖文拓本题记》将魏晋砖文拓本和先生自己的题记合成整幅中堂，古今映照，别见意趣。当然，先生晚年的书法成就是在早年学习的基础上取得的。５０年前，先生曾冒险偷抄《红楼梦》，展品中的一件小楷《手抄庚辰本石头记第六十四回片断》即反映了这段历史。稍知书法者都明白，小楷小而难工，要写出灵动之意更难。先生的小楷规整大方而又自然灵活，墨笔的正文和朱笔的点评错落相映，自成章法。这是近年出现的刻意摹仿前人书札、手抄形式的作品所不能相比的，原因很简单，先生手抄的内容是为研究学问自然而然写出的，与那些为书法而书法的矫揉造作之书迥然不同。

如果进一步细品深玩，便会感到冯先生的作品是“功夫在书外”了。展出的书作多为先生自作诗文，记载着他行旅山川涉险求真的丰富阅历，也反映着他俯仰人寰嘤鸣求友的深沉情怀。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间，先生曾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登上喀喇昆仑山颠，寻瓦罕古道，穿越人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访楼兰古城，一路吟游，留下了大量诗篇。“老来壮志未消磨，西望关山意气多。横绝流沙越大漠，昆仑直上意如何。”这是先生赴新疆考察古代文化的实况；“柳枝折尽到阳关，始信人间离别难。唱罢渭城西去曲，黄河漠漠路漫漫。”这是先生调查古阳关遗址的感慨。在先生所著《夜雨集》中，他说自己写文章有两个来源，一是读书，一是游历。其实，先生的书法也同样如是。

往事历历，旧情难忘。先生已去，我也临近退休之年。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回首来时路，几多欣慰，几多感伤。《兰亭序》有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痛定思痛，我只能沿着先生指点的路继续走下去，尽我所能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略尽绵薄，或许这也正是先生所希望的吧。

（本文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社，邮编：１０００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