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母校恩师、红学前辈冯其庸先生

受权发布赵建忠文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6月13日发布

(按:在2017年4月1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5月13日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主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均在会上发言。为满足网友要求现在发布的他的文字稿，而刊物的出版周期较长、过往刊物文章多与博文发布并行不悖，并不影响刊物发表，照片是在两次追思会上拍摄的。)

   冯其庸先生2017年1月22日以93岁高龄辞世，这位当代红学巨匠留下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专著早已享誉红学界，冯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卓有建树，晚年他对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更是情有独钟，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和论著，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显然，“红学家”的称号不足以概括这位大学者的总体成就。冯其庸先生的辞世，是红学界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作为红学晚辈和曾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读的学生，特别难以忘记的是他对本人的奖掖关怀、对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究者以及天津市《红楼梦》学术活动的关心支持。

  1989年我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红学研究生后，有机会多次聆听冯先生的红学及中华文化方面的讲座，作为院领导兼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的他，冯先生百忙中仍很重视我们红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记得刚入学不久就让我们旁听了《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那次座谈会上我们听到不少当代著名红学家的发言，受益很深。会后不久，我们还获赠了《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年来的全部刊物以及刚刚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读研期间，我也曾有幸去冯先生红庙家中单独聆听教诲，了解到他在红学方面用力最勤的两件事:一是详细考证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系统研究了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冯先生和我谈起过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起因。那还是1975年，他和李希凡先生受命带领一批红学家校注《红楼梦》。考虑到他要为校注本写序言，就势必涉及曹雪芹家世问题。为了考证曹家祖籍，冯先生翻阅了几十种史籍、宗谱、方志、诗文集等，当时他之所以要重视曹家的史实，就是为了那篇序言要写得可靠、真实、有依据。在具体校注《红楼梦》时，冯先生认为重要的是要选择好底本，根据校勘学的通则，先要有一个底本作为依据，然后再采纳各个不同的本子参考。从完整性和早期性来说,冯先生认为，现存脂砚斋《石头记》系统的其它抄本都无法与“庚辰本”相比。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这时离开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所以“庚辰本”又可以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这在版本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所以才以庚辰本为底本。冯先生在文革中曾手抄过“庚辰本”，对这个本子的文字也比较熟悉，1978年他出版的《论庚辰本》，是红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

    除了读书架上的书外，冯先生认为还必须走出书斋，去读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书，他告诉我，曾十次去新疆，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三次上帕米尔高原：一次上4900米的红其拉甫，二次上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发现并确证1300多年前唐代玄奘取经东归的古道并为之立碑记，学术论文《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山口古道考实》，就是他通过实地考察后完成的。83岁那年冯先生还深入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在沙漠考察17天，宿营罗布泊、楼兰、龙城等地7天。行万里路的实地考察与读万卷书的书斋生活相结合，是冯先生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又如他对于项羽死亡之地的考证，就是运用书面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例证。冯先生曾两次调查垓下，一次调查阴陵、东城，直到乌江，在此基础上，发表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每次见面时他和我谈到这些旅游经历带来的学术收获，都兴奋不已。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完成了《红楼梦续书研究》为选题的学术论文，留给冯先生做纪念，想不到他在百忙中不但认真逐字看过，还给我导师吕启祥先生打过电话，对该篇论文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文献扎实，结论站得住，冯先生郑重推荐给《红楼梦学刊》长文发表，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为我后来从事的红学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毕业时，冯先生还从当时的院领导、中国红楼梦学会负责人的角度为我就业问题写了推荐信。1998年，我所服务的天津师范大学承办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他不仅莅会并且为大会题词，即席讲话充分肯定当代中青年红学会议的意义，希望红学新人早日脱颖而出。会议中的代表如今有不少已经成为卓有成就的红学专家。那次会议上，冯先生在开幕词中针对《红楼梦》作者是所谓“墨香”的新说，提出了中青年红楼梦研究者应该具有什么学风的问题。冯先生指出：任何一种“新说”的提出，都应该有客观文献证据而不应仅凭主观臆测，更不能靠曲解文献甚至编造假材料去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他认为曹雪芹的“著作权”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现存的很多文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比如永忠的《延芬室集》里提到“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又是条硬证，特别是甲戌本脂砚斋还有批语“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说得就更清楚不过了，小说正文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就是曹雪芹的自我表明。因故事是从石头上抄下来的，所以这里只好说“批阅”、“增删”。以上这些材料，加上这段“自述”，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就不可能再有别议。那些欲剥夺曹雪芹“著作权”的人若想立新说，永忠、明义、脂评等文字和上面这段文字就是最难逾越的障碍。当年胡适确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正是从文献出发，根据清代笔记、志书等史料，通过乾嘉学派式的严谨考证得出的结论。重温冯先生20年前的讲话，可谓高瞻远瞩。在众声喧哗、学术多元的旗号下，据不完全统计，今天笔者所知的《红楼梦》作者居然涌现出60多个。其实，出现“著作权”争鸣的现象，与清代裕瑞《枣窗闲笔》中的描述有关，“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可以说，正是裕瑞的这种看法，诱发了后来某些人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思路。

冯先生鼓励中青年红学研究者通过学术争鸣去澄清一些困惑的问题。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提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当我问他主持的《红楼梦》新校注本第三版署名问题上与前不同，为什么由原来的“曹雪芹、高鹗著”变成“曹雪芹著佚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时，冯先生回答说，《红楼梦》是由程伟元、高鹗共同整理后出版的，有文献依据，这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印行的“程甲本”上他们二人的序言，后来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不相信序言，认定高鹗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这个结论影响了红学界数十年，我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校注本初版也受到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当时就有学人质疑，其后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充分。今天我们看法有了些变化：首先我们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其次对程伟元高鹗的研究进展很大，纠缪拓新，再者，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因而三版时改为曹著、程高整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新校注本同时也标明了系“无名氏续”，高鹗续书无任何证据，从时间上这也不合情理，我们这样改动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较原来更为客观稳妥。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冯其庸先生从事教育60周年大会上，冯先生曾在小范围内讲过曹雪芹卒年这个争鸣话题。那次会议我获邀出席，但没机会插嘴追问，后来《文艺报》委托我在冯先生90诞辰之际进行一次采访，我就冒昧问他，“您曾根据早年发现的一对书箱上的芳卿悼亡诗，判定曹雪芹卒于癸未年，而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后，您又据此判定曹雪芹卒于壬午年，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两者不可能同真，那么，您如何向红学研究者及广大读者解释这个问题？”冯先生首先表扬我问题提得好，然后微笑着回答“正如你所说，两个事实不可能同时存在，我当年根据书箱得出的曹雪芹卒于癸未年结论，主要是对书箱上芳卿悼亡诗那句“乩诼玄羊重剋伤”的误读，我原先认为“未”是羊年，于雪芹流年不利，所以到除夕死了。这个解释的漏洞是，为什么整整一个羊年并未对雪芹带来厄运，反倒进入猴年的初春，羊年瞬间即过的时候，却遭到厄运呢？我现在的认识，认为雪芹确实死于“壬午除夕”，因为壬午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立春。按旧俗，立春以后，已是来年的节气了，也就是已入羊年的节令了，按诗句也就是说，雪芹一碰到羊年，就遭厄运，就遭到了剋星而逝世了，这样解释，才符合当时的习俗，才是这句悼诗的本意。我今天判定曹雪芹卒于“壬午年”，并不意味着对书箱文物价值的否定，当年古木器家具专家王世襄先生参与了鉴定，确认那对书箱系与曹雪芹相关的珍贵文物。现在对这句诗作出新的理解，是更加证实了这对书箱的可信性。2011年第3期的《红楼梦学刊》刊载了我的《曹雪芹书箱补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较详细的说明，但毕竟是学术刊物，传播范围仍然有限，连你这样从事红学研究的人尚未释疑，何况一般读者？今天我正好借《文艺报》这个辐射面较广的媒体再具体说明”。冯先生的回答，体现出尊重史实、与时俱进的学者风度。

记得2005年河南郑州举行的“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者研讨会上，有感于红学界偏离文本、热衷于探寻作者远祖的现象，我发言中提出“不要把考证在红学中作用估计过高，王国维没有经过新红学洗礼，照样写出了彪炳红学史册的《红楼梦评论》。”的观点，冯先生显然不以为然，当即插话“我认为考证在红学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王国维当年如看到后四十回续书的考证成果，《红楼梦评论》只会写得更好。”冯先生特别强调：没有曹雪芹，就没有《红楼梦》，在《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有特殊重要意义。中国学人“知人论世”的治学传统，在人文学科领域是具有普适作用的，这就是《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或者再扩大一些说“曹学”的“特殊意义”所在。提倡回归文本无可厚非，但不能片面化。一部作品连作者都没弄清楚，却去泛论什么创作主旨，那无异于沙上建塔，对《红楼梦》研究而言更是难以深入。那次冯先生对我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会后他没因不同看法对我心存芥蒂，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成长。

《红楼梦》早期抄本上脂批因提供了原著八十回后佚稿线索及曹雪芹身世文献而弥足珍贵，所以一旦某地出现了新脂抄本，红学界关注程度是可以想象的。近年天津收藏家王超自古玩市场又购得一部《石头记》脂抄本，因该抄本批语系年多处有乾隆“庚寅”字样，在红学界就约定俗成径称为“庚寅本”。自这个抄本发现以来，受到了红学版本及文物专家的密切关注，也引发了相关问题的激烈争鸣。2014年10月11日,我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任少东、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邵佩英偕该抄本的购藏者王超，前往北京通州张家湾，请冯其庸先生鉴定“庚寅本”。刚刚度过90华诞的冯先生在他的书房里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行。王超首先描述了“庚寅本”购藏时的版本形态，他回忆说购藏时的原抄本未曾装订，呈散页状，存第一至十三回全文及第十四回开头的两页文字，后面是150多张空白纸张。冯先生认真地倾听着，不时还提出些问题。王超展示的这个抄本系用清代竹纸抄写，纸张已泛黄，个别页面还有些黄斑，周边自然氧化程度非常严重，冯先生仔细地观察，他特别留心该抄本的纸张、墨色、字体面貌，佝偻着身子用放大镜反复目验，我又向他介绍了学界的争论情况，他都一一侧耳恭听。冯先生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缓缓却又肯定地说：“该抄本纸张是乾隆年代的，从字体风格和吃墨程度看，抄写时间不可能晚到上世纪50年代或新世纪。”本来我们考虑到冯先生年事已高只想请他目验一下这个抄本，想不到那天滞留了很久。临分别时冯先生接过王超赠送的“庚寅本”两页空白原纸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影印本后说，“谢谢你们的来访和留下的宝贵资料，我有时间还会继续深入研究”。后来听吕启祥老师讲，我们采访后不久，冯先生就给她去了电话，再次强调：从他目验情况看，还不能简单否定“庚寅本”的价值，应该重视这个新发现的抄本，深入研究下去。冯其庸先生作为当代红学泰斗，并且本身就是《红楼梦》版本研究专家，因此他关于“庚寅本”的看法当然很重要了。应该看到，“庚寅本”是卞藏本发现以来红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版本，对这个新发现的版本进行认真研究，或能为《红楼梦》版本源流梳理提供极有价值的文献参照。冯先生赞扬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促成了《石头记》“庚寅本”的影印，对推动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很有意义，这对我们而言当然是很大的鼓舞。岂料那次拜访竟成为永诀。

冯其庸先生去世后，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发表谈话，指出他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这个评价是符合红学史实际的。冯先生对于红学的贡献，其实远不止个人的等身著述，他是这个时代红学的组织者、推动者。他对红学的寄望，简言之，就是希望“求真务实、风清气正”。他临终前特别关注红学的基础工作，希望将他和李希凡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再作一次认真修订，我们深信：冯先生这一美好心愿一定能实现。

1，2017-05-13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举行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发言

2，2017-04-10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