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蕙精神 永载史册—纪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我所认识的中国美国史学家之十六）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5月12日发布

按：本文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4期,第13-18页；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编《万心蕙先生纪念专刊》,1997年,第5-14页；《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第18-31页,江西美国史研究编,1997年5月。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学问人生 / 2002年1月18日网上首发时公布了信件《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主义习气》全文。《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评论/2002年5月1日发布。

2007年11月25日在黄安年的博客发表是加上按语：“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忘的精神遗产。包括她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无私精神，她一再呼吁学术界端正学风，反对学术腐败的主张。”我在文章的附录中为《开小康会议，除华宴之风——一位爱国华裔老教授的临终前呈词》一文，还写了如下的按语：1996年5月14-21日, 已是79岁高龄的美国华裔老人万新蕙教授在与晚期癌症病魔的痛苦搏斗中, 断断续续用了八天时间,给我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万先生在信说:“我的病已是第四期”, “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信中专门写了一页“呈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习气”的信, 并要我“在大会或理事会上大声宣读(让)每个人都听见”。

   一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耆耄老人,道出了她生病最后时刻对祖国学术前程的极端忧患。尽管中国的国情和美国有别，各种学会情况不同，但是万先生革除“华宴之风”、“开小康会议”和“重质量，不重数量”的主张，改革学术会议陋习的建议，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会风连同学风，不知何时能给我们的学术会议带来一股清风呢？

我希望，定于明年五月召开的新一届年会和学术讨论会，能够牢记万先生的嘱咐。

黄安年  2007年11月25日于美东时间22：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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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心蕙先生作为一位热心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美籍华裔教授、并以自己和家人的工薪积蓄为我国设立了三个奖学金的捐赠人,不幸于1996年10月11日(美国时间)离我们而去, 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万先生多年奔波于大洋两岸, 素以精神矍铄,身体强壮著称,孰料癌魔肆侵, 天不假年, 使人悲痛万分。

   我与万先生相识虽不过十年光景, 但在同先生的联系交往中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首往事,身边楷模,历历在目, 痛定之余,我重新查阅了她写给我的近50封亲笔信,使我感慨万千,彻夜难眠。我惟今将万先生的难忘事迹撰写成文, 虽挂一漏万,但以此区区,聊表我之心愿,纪念逝者, 慰安她丈夫王霈先生和他们的四位子女, 并激励来者,熏陶后学, 为弘扬中华优秀精神文明做点实事。

   美籍华人万心蕙(Hsin-hui Wang)教授,1918年4月15日生,江西省九江市莲花乡人。1942年她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本科, 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部, 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教授, 同年通过奖学金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 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桐龄教授之子)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执教于美国达拉斯大学历史系等几所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多年来她一直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的发展。

   1987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王霈先生用多年来省吃俭用以工资积蓄的钱来资助筹建九江师专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88年10月正式成立)。1989年他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奖学金, 奖励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1990年他们在九江师专又设立奖励基金,以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师生。1993年他们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了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学基金。她是北京师大历史系、江西九江美国研究中心和烟台师院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员。

   我和万先生非亲非故, 说来有缘, 万先生是辅仁历史系校友,对北师大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辅仁合并于北师大)有特殊感情, 1987年她回国途经北京时曾来师大参观有一面之交, 知我在北师大毕业后于历史系任教并从事美国史研究从而有了一般联系。后来通过张子善教授(前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教授之子)热心联系,我协助张先生为她具体操办了在北京师大设立奖学金事宜并任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接着又作为她的代理人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奖学金而多方联系,这样我们间的交往就更多、更密切了。

  她作为我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但在来信中一直谦逊亲切称我为学弟。这位美籍华裔老人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的高尚情操首先要从呕心沥血设立三个奖学金谈起。这三个奖学金的款项全部都是他们夫妇俩人在美国四十多年间辛勤劳动的血汗结晶,并无半点不义之财。

  他们都早已退休在家, 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而他们却把自己的积蓄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历史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万先生在1989年4月29日为北京师大设立奖学金的仪式上讲道:“这个钱,是我们节省下来的,是我们的血汗钱, 因为我们不会投机也不会倒把。”“不管哪个同学得到了, 这是清白的钱,所以希望你们也保持清白精神。”“我在美国有四个孩子,带着四个小孩长大。我工作的时侯, 一个礼拜工作60个小时,一直到我70岁的时候为止,每天开车60公里。”“我们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四十年,可是我们保持了我们中华炎黄子孙的好教训,并不受物质熏染,仿效西方人片面物质的文明,我们要保持中国人的传统精神。”

在以两位教育家命名奖学金时, 她说:“这两位老先生对于教育后一代, 刻苦的一生,值得我们纪念, 这是我们对他们,对所有为教育献身的人的一个敬意。”万先生本人在国内外读研究生是靠奖学金资助的, 她深感坚持学习来之不易, 要靠自己艰苦奋斗,也要靠热心教育和史学的人的帮助。如果没有张星烺教授的帮助, 她难以在辅仁深造,正因为这样,她不忘恩师培养之情并深感穷苦学生坚持学习之不易。刻苦学习,不忘恩师正是万先生和王先生捐赠奖学金的初衷。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1994年11月4日在祝贺《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设立五周年的信中写道:“以两位史学界前辈命名设立的奖学金用以奖励北京师大历史系的优秀学生,对于推动重视和发展传统的历史学科,对于推动重史、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树立,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位海外爱国老人以自己的工薪结余省下的钱来赞助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奖学金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它的含金量却是很高很高的。”

    万先生和王先生来自商品经济的超级大国,又被指为精神污染严重超标的魔鬼之地, 然他们一尘不染, 不捞昧心钱, 不挣不义之财, 清清白白做人, 这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一些天天把精神文明喊得比谁都响而在行动上却背道而驰的人深刻反省的。

   如果单纯以奖学金的数额来论定它的价值,将大大低估了万先生和王霈先生所设的三个奖学金所包涵的深刻的精神价值和力量。我知道,万先生在家里一切自理,从不雇人,连房屋刷新也自己动手。

她在1992年2月4日给我的信中说:“今天是农历除夕, 你们一定很热闹,这里也有聚餐会,我们也懒得参加,多少年来是无年无节,照旧工作。”她来华期间住北京师大, 专门关照我不要安排她在专家楼住,只住留学生宿舍, “要最便宜的房子”(1992.6.11信),这对于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室内没有盥洗处自有不便,然而她坚持一切从俭,平时出门她都尽走路乘坐公交车。她(他)们节俭一生,清白一生, 而所能留下的钱又无私地奉献于教育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记得她曾多次和我谈起,国内个别人看不上这笔小钱,她没有估计到在一个文明之邦对于一位不是富翁的普通工薪族设立一笔奖学金上居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麻烦。在整个设奖的过程中,我深知,这笔钱来之不易,而设奖后把它长期保持下来也绝是不容易的。为防止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对奖学金额的损害,1989年2月17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曾写信国务院、侨委、驻美休斯顿总领事,及中国银行行长,请中国银行定出外侨捐赠奖学金给息办法,以便我们存息,至今全都无回音。”1992年10月21日,她在信中说:“我们总希望北京中行有存储教育奖学基金办法,但至今问国家教委及中行,都无回音。”她的这个建议曾多次提及,可惜到目前为止尚无对策出台。

    对于奖学金的制定及其申报评选程序和颁发过程她都十分关心,她在1989年1月24日为北京师大亲自草拟的有关张星浪、王桐龄奖学金的建议中专门提到扶助贫困的优秀学生问题,建议说: “希望于奖学金额中拿出一小部分设一个外省到北京来暂时借读后研究的学生。许多外省穷乡僻壤不乏优秀人才, 自学成材但条件设备不足的人,希望不限资格年岁帮助穷苦上进的人。”建议还强调“得奖学生的名额、资格,皆由委员会决定。”

  1992年9月9日她在信中主张美国史研究会的奖学金可以“少给名数,每名钱可多些。”在1993年10月18日他给我的信中认为学生拿奖学金,不能太容易了,“前进时是要吃些苦的, 天下没有那么多容易的事,太容易了很多人也不前进了。”她希望受奖的是师生中公认的优秀学生, 奖学金委员会要公开,公正, 特别强调重视专家教授的意见。

    万先生在1996年9月9日写信给北京师大历史系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委员会，嘱咐以后“每年发放金额及得奖同学姓名人数等,及所余基金总额及利率,仍望通知王霈。”

为使她和王霈先生设立的三个奖学金能永久保存而又不致发生意外的枝节, 在多次来信中, 她谈及办理公证事宜, “什么(事情)我都希望长远,但事情变化这么多端,一两年后的事都料不到,不知怎么可以长久, 也怎么可以公证。”(1993.10.18信),“眼前不会有问题,将来人事变迁谁知道?”(1993.11.29信)本来我们计划乘万先生今年来华之际在中国办妥公证事宜(按办理公证规定,务须本人在场),然而万先生突遭病魔袭击打乱了既定安排。

万先生在信中谈到在她身前办好公证考虑时说:“以后继任者,将不知是那个学校,什么人,人心不古,北京首都的市长在党与政府亲眼监督下,都敢无法无天,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个公证好。”(1996.4.7)“这就是怕人心不古,将来你们这个不属任何固定单位的临时组织,有了问题,纠纷,可在当地官厅解决,不用跑到国外来打官司。”(1996.4.17的信)她要我要把公证的事“一定办好, 到长春向大会报告,不再生枝节。”(1996.5.14-21的信)

   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万先生亲手设立的三个奖学金的公证、遗嘱和法律申明事宜均已妥善解决,在我代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特别全文公布了万先生在病危中所作的公证声明。(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3期,1996年9月30日出版)

三个奖学金的捐赠人之一王霈先生同样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对奖学金倾注了巨大的辛劳。他也多次风尘仆仆来到中国, 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献计献策,不过由于考虑到在美国的家需要料理起见, 俩人很少同行。

   1994年11月14日,他给张至善先生和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她带回来的‘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纪念册’和春秋第29期——纪念家父和张星烺先生奖学金设立五周年专刊,我已经读过两次,当年事景重想起来,心里不胜感慨,我是从女师大附小,男师大附小高级和师大附中毕业,在抗战胜利后还在师大化学系做助教(1946-1947),所以我和师范大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一生不会忘掉的。对于这几个学术与教育机构,心蕙和我是愿意继续维护的和在国内的学者和合作。”信中还说, “1996年四月清华12级级友计划在北京召开60周年返校我们也许能够再聚, 心蕙身体健康明年打算再去国内服务。”

    1996年2月2日,万先生在来信还说王霈计划四月底来参加清华校庆, 并表示希望王霈“到师大来发奖,我得在家里看家,春天不能与他同去北京。”“去长春开会,我也很动心”, “我很爱燕园,能住勺园,也是可以重温旧梦,并用他们的图书馆看看书。”为万先生今年夏秋中国之行, 北大、北师大、世界史所、九江师专、东北师大等单位都作了精心安排,可惜由于万先生病魔缠身, 96之行的一切计划都作罢了。

   80年代以来, 万先生多次来华关注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关注祖国的精神文明事业,并把精神文明建设与历史学科的重视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1988年后更是每年来华近两个月为祖国教育事业义务奉献,尤其是对九江师专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给我的信中一再表达对九江师专后继乏人的忧虑,十分希望有年青人能志愿献身于九江师专的教育工作。1992年12月12日,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学校已批准一个研究员职位,但你们的学生都因为在师专内, 不肯来, 图书虽已近两千五百本, 前途极为困难。”  

   1993年5月5日,她在来信中说:“你们今年有没有研究生, 或好的本科生愿意去九江? 希望代为留意!” 1993年6月11日,她在给我的信中,哀叹: “现在看来没有人愿意来(九江),前途不堪设想”“现在对学术有兴趣的越来越少”。

   在1994年4月25日给我的信中,她还说, 听说:“九江师专将政史系,改为政法系了, 即取消一切历史课, 使我大为震惊,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中国史?也不能闭上大门搞市场经济, 世界史还是得有。历史对中国传统精神文明潜移默化的历来力量,正是今天特别需要的。因此写了封信给师专领导, 希望中国通史列为全校大一的必修课, 世界史可列为选修。中国史不能为大一必修课,真是忘本”。信中还说: “师大也有取消历史系的意思吗? 大约不会有吧? 中国史是大一公共必修课吗? 师范学校取消了历史,古文明何以传之后代?”在这封给我的信中她还说:“李融(1957年北京师大历史系毕业生、前九江师院校长、九江美国中心主任——笔者注)两年内就得退休,我们一直要找个研究员就是找不到,以后何以继续?”

1994年6月23日, 她在信中说:“中国历史研究及教学需要提倡改革,问题真是严重,中国的精神文明危机重重,如何是好?”在1996年2月2日的来信中, 她为李融退休后的九江美国中心前途担忧,说:“他们怎么安排我们这个中心,是个悬案。”在病危中她始终念念不忘九江师专的美国研究中心,她在信中说准备请九江师专新任校长来长春参加国际会议和美国史年会以“物色中青年学者。”(1996.9.10)

    一个在海外度过半个世纪的老人一直心系家乡师专,寄希望于后继有人,然而迄今已成了老人的深深的遗憾,不知何日我们这些从事于教育事业和美国史研究的年轻工作者能告慰老人:师专的美国问题研究中心未来会兴旺起来。

   这里还要提到, 万先生不辞辛劳为筹建九江师专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图书资料倾注的大量的心血。中心的美国史英文藏书迄今已有3400多册,其中极大部分是万先生在美国亲自四处寻找逐一选购、分类编目、装箱运往九江的,连编印的四册书目也渗透了万先生的关注。为选购合适的书籍,她跑遍达拉斯附近的新旧书店。

   1989年2月17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九江师专对我极为信任与支持,请我以后每年回去,所以我可以有个长期打算。江西是穷省,几乎没有美国史英文书,更不用提外汇也没有,我只好承担全部英文历史书的供应,很幸运,半年来,在这个商业都市居然买到了不少旧书与便宜书,约共三百多本,分六次海运寄去(航空太贵)。”

   1989年3月12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给师专买的书都是旧书及翻印的便宜书,新书太贵,而且要函购,税,邮费,手续费,又加上好几块,并且要等好久,有时一两个月,再寄来中国实在不合算,这里旧书铺只两三家,又非文化中心城市,所以买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九江师专期间她不顾年迈,精心备课,为学生开课,辅导,指导学习英语,帮助修改文章。她还在国内多家刊物上发表了不尚空论,内容丰富,课题新颖的文章。

   万先生特别重视图书的资源共享功能。她同时还为北大、南开、社科院美国所、社科院拉美所、社科院世界史所、湖北大学、云南大学、烟台师专等七个单位提供美国史图书存储,而由九江师专美国研究中心进行统一编号。“除工具参考书外,全部向全国读者开放”。1995年3月2日,她在信中说:“前些时,曾给南开寄了20多本书,是以九江中心的书为名长期存储在他们那儿。年前也买到一些妇女书,问齐文颖教授要不要,用同样办法存在北大。你们是不是有特别那一类的书希望要?我可以留心买,用同样的办法存师大。”

万先生对中国学生学习、研究美国史也寄予特别的期望, 1992年9月5日,她写信给我(当时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正式提出她和王霈先生准备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一笔奖学金, 用于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博硕士论文的建议。1992年12月12日, 万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现在大家把历史看得太不重要了,毛主席借鉴了多少中外历史?”

    经过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和理事长及万先生几次交换信件,很快《关于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论文设立万心蕙奖学金基金的议定书》和《万心蕙奖学金施行细则》草签,并顺利举办了1993年和1996年两届评奖活动。这一奖学金的设立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首创, 它对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博硕士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995年11月12日, 她在信中说:“奖学金额不宜太低,宁缺勿滥,是很对的,不怎么好的也拿奖,这失去了鼓励人努力的意义,少设名额,给最好的, 钱多一些。”

   万先生满腔热情准备参加1993年的威海国际会议和和1996年的长春国际会议, 可惜都因病魔的突然袭击而作罢, 前次是长子患重病需动手术,临时取消中国之行, 她称“实属重大损失,天有不测风云,奈何!”(1993.10.2信)这次是她突然发现自己早已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万先生在身患重病与死神搏斗的情况下,几次来信关心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

万先生在4月7日给我和张至善教授的信中说:“(你们)给我安排那么好去长春,北京工作节目,但大约很出你们意料之外,也出我意料之外,在3月13日发现我得了癌症, 住院五天,照了一百多X Ray等,诊断可能是自肺癌散布到骨中,多半到脊骨,卵巢中也可能有些。”“自1996年2月起,就发现胸、背,这里痛那里痛,先以为是收拾书房,搬重东西,扭了筋肉,又开始夜中干咳,到3月10月去检查,发现右肺中已全是水。四年前就有过夜间微有气短,后有肋骨痛、颈部僵硬,腹中气多等多种像是老年人可能有的小毛病。美国的庸医找不出毛病,也不负责要我去专家诊断,美国庸医,无医德的大夫太多,以至也没有另找专家。”“现在是拿两本书都能引起痛,给中国各校买书的事,是到此完结了,中国当然也去不成了。”

   5月中万先生来信说:她“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信中还对奖学金的申请和办法提出具体建议。万先生对美国史研究通讯十分关心, 几乎每期都看,几次写信要求“给我带几本最近美国史通讯,可以躺在床上看”。(1996.4.20)“我只要美国史通讯”(1996.5.14),“你托人带到美国的通讯,已寄来收到,以后有便人,出了新的,当望能给我带一点。”(1996.9.18)

   在病危之际, 她一直心系奖学金的颁布, 他在1996年5月中的信中说:“长春发奖及各得奖人姓名,籍贯照片,请一定寄我一份!”她十分关心“下年度年会在哪儿及什么时候开?”并提醒我“奖金基金不久该续期了”。(1996.9.10)在另一封信中,她说:“今年博士硕士论文奖,有几人得到?谁?多少钱,至为惦念”,并嘱我“不要打电话,我耳朵听不清,说话更困难,又得多花钱。”“这里医生对我的病已是束手无策,化疗,放疗都停止了。”(1996.9.18)我哪里想到这竟是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她在这封信中要我设法买两个神功元气袋带给她,我10月初收到这封来信即刻买好准备托人带给她, 然而正当动身送达之际,噩耗已通过E-MAIL传来, 这是我极为遗憾的。

   万先生不计报酬地热心到祖国各地讲学,进行学术交流。1989年2月17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高兴能为祖国青年多尽一份力”,“请不必考虑报酬,我到七八个大学讲课都是不收报酬,自出旅费的。”而且对于学术出版界界某些恶劣学风十分厌恶。

今年4月20日她在一封信中申明, 反对有人把她的文章改成“奉承性的东西”,她说:“我写文章既不为名,求升官发财,也不要钱,我要保持我的‘拙劣’的‘研究’作风及给国内填‘空白’的学术报道。”“我尽力作一些忠诚的报道,用忠诚,不欺于暗室的严谨治学态度,又为海外流民, 也可以不顾那些吹毛求疵小鬼们的迫害, 给中国学术界留一点‘历史研究’的作品。”她尖锐抨击国内的论文“很少有真正的独到高见,有时可能还抄写些国外学者的论调而据为己有,根据一点事实,远非了解全貌,就随意想而论断,多与事实不符,没有佐证,就下断语,不是‘学者’的‘研究的态度’, 不是历史,也不是研究, 更无学术价值。”她在信中还写道:“在咳嗽难止,尽力全竭的情况下, 勉强支持写出心中的愤怒与不满, 多有得罪, 即将归去的人, 也无所惮忌了。我这种刻薄的批评, 也是希望中国学术界改进。”万先生自费在国内走访大江南北和东西各省, 所到之处讲学、座谈受到热烈欢迎,但是也对于国内个别学者的傲慢态度十分反感, 她曾在两封信中指名批评“这位博士架子好是不小。(1993.6.11)

  万心蕙先生虽入藉美国,但对祖国无比热爱和充满深情,她和王霈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正式设立《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的时间是1989年的4月29日,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就不难看出万先生的一篇爱国之心, 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1989年4月26日至5月2日万先生来到北京,我陪同她访问北师大、北大等校, 无论是在《王桐龄、张星浪教授奖学金》的议定书签字仪式上或是在学术报告时及与学生平时交谈中,她都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对比在海外的遭遇和新旧中国的巨变, 一再劝导学生要热爱新中国, 绝对不要自己乱了自己, 告诫学生要热爱新社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她在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设立仪式上说:“我们在国外的, 看见外国人就觉得矮了三尺, 从1949年中国独立站起来了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在美国看见外国人就矮了。”“现在我们知道,不费一兵一卒我们可以把香港拿回来了, 这是谁的贡献?我觉得自己没有贡献一点,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话里充满着对新中国的崇敬和为祖国奉献的激情。她说:“我问我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这么多年离开祖国,没有给祖国做些什么。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当局接受这个, 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主要是想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点贡献。虽然, 捐助的钱数量非常小。这些是立足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块小砖也可以给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万先生每次回国都对祖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 同时又对精神文化中的某些丑恶现象表示深痛恶绝。

  今年5月14-21日, 她在与晚期癌症病魔的痛苦搏斗中, 断断续续用了八天时间,给我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万先生在信说:“我的病已是第四期”, “人一点精神都没有”,“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一切的一切都得靠王霈......我等于成了残废。”信中还专门写了一页“呈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习气”的信,并要我“在大会或理事会上大声宣读(让)每个人都听见”。信中对国内各种会议大开华宴之风激烈抨击,信中说:“政府的四菜一汤申令,如同废纸,这怎么执行法治?开放以前,大家吃得真苦, 营养不足,现在已近小康,

家中吃得都很好,用不着华宴补充。”“希望贵会有勇气,改除官僚习气,领先严守政府法纪, 开小康会议,保持中华人民的骨气。那么,有人说,开会的人数会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正不要那些无学无德的人来, 中华子孙里总还有清风亮节学者,会为学术而来开会。”

    信中的结尾称:“恕我这临近生命终点的炎黄子孙,冒昧呈词,我本是愤世嫉俗的刻薄人,到现在也无须掩盖,说一些别人心中也有,而不敢说的话,何惜千秋辱骂!”“人类物质文明在飞跃,精神文明在腐烂!”一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耆耄老人, 道出了她生病最后时刻对祖国前程的极端忧患,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叶落归根,万先生在海外定居了48年后, 按她的遗愿, 她的骨灰将安放在中国。

   万先生和我们永别了, 但是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她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无私精神连同她设立的三个奖学金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学习和继承她的这种心蕙精神是我们对她的最好思念。

         写于1996年10月28日

[2002年1月18日说明：本文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4期,第13-18页；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编《万心蕙先生纪念专刊》,1997年,第5-14页；《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第18-31页,江西美国史研究编,1997年5月。

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忘的精神遗产。包括她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无私精神，她一再呼吁学术界端正学风，反对学术腐败的主张。从1990年师大历史系举行首届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颁发以来，基本上每次为10位优秀研究生和本科生发奖，每位获奖者得人民币200元。2002年1月10日，师大历史系举行了第11届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颁奖仪式。不过1990年时6000美元的年利息约2000人民币，2002年时10000美元的年息不足1000人民币；1990年校系各类奖学金为数极少，现在则越来越多；1990年时的200元奖金和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奖学金捐赠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仍有是十分丰满的，学生们依然十分珍惜这份奖学金。 80年代末到现在万先生呼吁国内为设立奖学金规定优惠待遇的税收政策，迄今尚未得到落实，这使得许多奖学金的发放面临困境，“善事难”的现象何时得以解决呢？黄安年]

    附录：

    开小康会议，除华宴之风——一位爱国华裔老教授的临终前呈词

[黄安年按：

  1996年5月14-21日, 已是79岁高龄的美国华裔老人万新蕙教授在与晚期癌症病魔的痛苦搏斗中, 断断续续用了八天时间,给我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万先生在信说:“我的病已是第四期”, “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信中专门写了一页“呈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习气”的信, 并要我“在大会或理事会上大声宣读(让)每个人都听见”。

   一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耆耄老人,道出了她生病最后时刻对祖国学术前程的极端忧患。尽管中国的国情和美国有别，各种学会情况不同，但是万先生革除“华宴之风”、“开小康会议”和“重质量，不重数量”的主张，改革学术会议陋习的建议，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会风连同学风，不知何时能给我们的学术会议带来一股清风呢？

   万心蕙（191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1996年10日11日），原籍江西省九江市莲花乡人。194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本科, 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部, 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教授, 同年通过奖学金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 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桐龄教授之子)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 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执教于美国达拉斯大学历史系等几所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多年来她一直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的发展。1987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王霈先生用多年来省吃俭用以工资积蓄的钱来资助筹建九江师专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88年10月正式成立)。1989年他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1990年他们在九江师专又设立奖励基金,以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师生。1993年他们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了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学基金。她是北京师大历史系、江西九江美国研究中心和烟台师院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员。  下面是万先生信件的全文]

    呈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

    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主义习气

    1．贵会中有很多人曾参加过美国学术会议，知道，除大家得交同样会费外，吃，住，都是自理，自选，只有一个大聚餐，随意另交费参加，饭菜通常简陋难吃，没有大会补助津贴，早，晚三、四日大开华宴之风，钱不够，向国内工商业捐款尚可，而以国际会议名义，向国外学者打秋风，实在有伤国体，有损学术界的自尊。

2．外国人不是傻子，也不甘心受敲，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国人的会议中，主席当场公然揭穿中国丑行，说：“中国人要来美国，还要美国写‘邀请信’（更以此向国内人士吹牛，自以为博学渊源，别人特别‘邀请’）并要邀请单位出钱”，使我在场汗颜得无地自容，因礼貌他们没有面对你们说。

3．美国出差，开会，全系报销制，没有‘出差费’！吃，住，坐的交通工具上具都有一定限制。拿美国最大跨国公司德州仪器公司而论，现在每日饭钱，在Dallas本城开会，限40美元一天，到纽约开会可给60美元，可是前年威海开会时，我看见向外国学者要80美元一天饭钱，难道威海生活程度比纽约还高？1994年我参加武汉拉美近代化会议，每人只交10元人民币一天饭钱，然大开华宴三、四天，每日三餐，每桌酒席人民币八百元（据说在北京要过千元），但还好是向当地工业公司捐的津贴。可是政府的‘四菜一汤’申令,如同废纸,这怎么执行法治?开放以前,大家吃得真苦, 营养不足,现在已近小康, 家中吃得都很好,用不着华宴补充。

   4.希望贵会有勇气,改除官僚习气,向美国开会方式看齐，（当然他们也有浪费过奢的地方）领先严守政府法纪, 开小康会议,保持中华人民的骨气。那么,有人说,开会的人数会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正不要那些无学，无德的人来, 中华子孙里总还有清风亮节学者, 会为学术而来开会。我参加两次国内会议，只三、四十人，开得很好！

   5.恕我这临近生命终点的炎黄子孙,冒昧呈词,我本是愤世嫉俗的刻薄人,到现在也无须掩盖,说一些别人心中也有,而不敢说的话,何惜千秋辱骂!

    人类物质文明在飞跃, 精神文明在腐烂!

[2000年1月18日黄安年注：信的原件保存在我手中。我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捐赠代理人，当时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