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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悼念和追思冯其庸先生(二十)

已有 839 次阅读 2017-3-18 07:40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10-11)|系统分类:论文交流|关键词:媒体悼念和追思冯其庸先生(二十)

媒体悼念和追思冯其庸先生(二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3月18日发布


201712212:18分,冯其庸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媒体纷纷报道,表达对我国当代大学问家冯其庸先生的悼念和追思(1924-02-03-2017-01-22)。博主将陆续集辑相关信息,现在发布的媒体悼念和追思冯其庸先生(二十),集中刊登《文汇学人》第248期。回忆冯其庸先生文章:罗丰:《音容从此隔秋风——冯其庸先生杂忆》;朱玉麒:《走遍天西再向东——追随冯其庸先生西域考察琐记》;孟宪实:《国学家冯其庸先生》;孙家洲:《流金岁月——冯其庸先生在人大国学院》;苗怀明:《愧对冯其庸先生》:薛天纬:《才识卓绝 文章钜公——简述冯其庸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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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容从此隔秋风——冯其庸先生杂忆

2017年03月17日 16:06 来源:文汇报 作者:罗丰

  经学死亡了吗?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因为“道之不绝在人”。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对于回到经学的声音,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

  著文怀念冯其庸先生,我心乔意怯。得识冯先生时,先生已至暮年,亲炙之日不多,交往时日有限,顶多十余年。而先生门生故旧甚众,自觉不须劳我等传转先生盛德于万一。不过,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知交数人鼓励将所知所见写下,与人分享,不致烟消云散,亦属份内之事。

  正月初九,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送冯其庸先生最后一程。中午,孙家洲教授邀参加冯先生告别仪式的朋友聚叙。席间,家洲兄以一封冯先生亲笔信见示。信有三叶,行草书写在印有“瓜饭楼”字样“宽堂白笺”上,相当讲究,时间是2005年11月3日,并加盖“冯宽堂”红印。

  信中内容与我有关,家洲兄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冯先生指示他全力邀我入职人大国学院,并多有谬奖。睹物思人,又勾起我万千思绪,激动不已。人民大学要办国学院,冯其庸先生担纲,要在大范围内物色人员。承朋友厚爱,在冯先生面前荐我,先生认真,买一本小著读后,觉得此人有可造之处,便延揽我加盟。以现行体制,仅凭一部书或一篇文章就赏识提携他人于牝牡骊黄之外,让人恍若隔世,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受宠若惊的我初心萌动,走进通州张家湾瓜饭楼,聆听冯先生教诲。

  后自度思量,我久居僻壤,闲适有年,对纷繁的京华生活心存畏惧,便以不情之由拂先生之美意。现在看来,本来就不算用功的我,并无经得起挥霍的天才,先生错爱也没有让我发奋淬砺,更上层楼,反而慵懒之态日现。先生见我志不在此,不以为忤,未再勉强。对于我的愚钝之举,先生虽对他人表示遗憾,但在我面前却从未流露出一丝不快,雅量可感。我的粉笔生涯,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

  说来在此之前,我与冯先生还有一面之缘。1988年10月中,我在一家博物馆做事,白天接到通知,晚上有重要参观。上灯时分,博物馆拥进一队人马,为首的便是冯其庸先生。依我性格,要人来访,并不会主动凑前。上面说冯先生是专家,我又对馆里文物熟悉,尾随左右,以便备询。那晚,冯先生看得很仔细,也真的问了一些简单问题,亲切和蔼,给大家印象很好。参观完后,我以一本小册相赠,冯先生客气地请我签上名字,并称序者金维诺教授是他多年的老朋友。冯先生

  来过之后,当地很多人家中挂起了先生的字。多年后,向冯先生提及,称记得此事。

  当然,我知道冯其庸的大名是更早以前的事了。

1979年5、6月间,我在固原师专中文系读一年级。学校在乡下,每周回家,除图书馆借书外,新华书店也是要逛的地方。那时的书店,前面是一排玻璃柜,摆放的是新进重要图书,其他书都在后面的架子上。喜欢书的人都伸长脖子用尽全力巡视架上图书,当有六七成把握要购买时,才壮起胆子喊一声营业员,请他拿书来。如果频繁换书,无从购买,遭白眼是难免的。我则没有这样的困惑,胖大的营业员虎林,我很熟。那天我踱进书店,他便拿起书架上的一本薄册子向我推荐:“这是本新来的书。”接过一看,《论庚辰本》,著者冯其庸。那时可供选购图书确实不多,买了。粗略读过一遍,觉得一部小说还有这样复杂的版本问题,之后即束之高阁。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随着自己文学兴趣的锐减,原有文学类书籍处理很多,尤其是搬至省城后,多数文学书都被留在老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当做纪念品,装入行箧之中,其中就有《论庚辰本》。后又数次搬家,前几年检视书架,这本薄册子映入眼帘。一日,尾玉麒兄拜访先生,携此书呈冯先生。当冯先生得知我十几岁时购得此书,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段跋语:“此三十年前旧作。此书出,学界方知此本的珍贵价值。”“此书为旧迹难得也。”“题签为香港大公报名记者老作家陈凡所书,今已故去,书此为念。”题签信息,原书并未标明。我不太了解冯先生的学术经历,这才获知《论庚辰本》是冯先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论庚辰本》出版,于冯先生事体颇大,学界方知冯其庸,先生也从此转向严谨而深入的学术研究。

  说来惭愧,刚认识冯先生时,先生便以三大本《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相赠。而我竟然从小不喜欢《红楼梦》,虽十多岁时就读过,也知伟人说要读四遍,但完全没有感觉。获赠瓜饭楼本后我曾试图阅读,又失败了。对经典小说的偏见,实际反映了我对文学只能抱有遥远的兴趣。

  虽然与冯先生交往有年,但我们之间并无学术交流讨论。不,确切地说有过一次。一年我们要召开丝绸之路讨论会,邀先生参加。适逢先生有病,需静养,未能与会。冯先生问到会议内容,他对玄奘回程取道路线颇有研究,著有专文。只是就玄奘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如何取道长安,询及于我。武威至长安的道路,我倒有过几次考察,所以率陈己见。玄奘至沙州(今甘肃敦煌)时,上表唐太宗,太宗知其将近,敕文逢迎。玄奘知后,加快行程,走的当然是国家驿道。尤其是凉州至长安一段,武威至靖远,渡黄河,经宁夏海原、固原、平凉、长武、彬县路程,较武威、兰州、天水、宝鸡一道要短。冯先生点头称是,支持这种说法。

  冯先生知我半百之后开始习字,便细心指导过几次。说书法练习,先要读帖,再要研习笔法。他观察到他老师王蘧常写字时,笔杆始终在转动,便问老师为什么转捻笔杆,老师夸奖道,你这就看对了。不过,我没看见冯先生写字时转笔的幅度,可能动作很轻不易察觉。又说,起笔落笔是结字的关键,要多看墨迹。在说到章法时,称要注意齐头平足,尤其要照应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写到倒数第几个字时,就应关注到字的大小问题,不能等到最后两字。研墨时要向一个方向转,怎么才算研好,用墨块中间一划,看两面闭合速度,就知道研好没有。洗笔时不能完全洗干净,要留余墨粘住笔尖。说着拿起笔,先用舌尖将笔舔湿,用门牙将笔尖轻轻咬开,再行濡墨。又说,现在毛笔的质量已经不太好,从王羲之到赵孟頫时代,毛笔是可以传世的。他在“文革”前曾见到一位姓谢的老书法家(名字没听清),常去琉璃厂修毛笔。

  冯先生能诗善画,尤其字得学问之厚养,书宗“二王”,又习得“董字”洒脱,疏落有致,仿佛天成。看来冯先生在笔法上渊源自有,应得高人之亲传。在冯先生的切实指点下,我也用功练习,不敢懈怠。

  一日,我写一册千字文,呈冯先生过目。先生不以我字幼稚,鼓励有加。本只想请先生封面题签,不意先生提笔书跋。先生研墨,手执墨块,一手执袖口一端,顺时研转,几圈之后,蘸墨挥毫,不假思索。跋云:

  书法之道,存乎一心。笔锋倚仄,任其自然。求之过深,转成拘执。临池尤贵读帖,要使古人之字存我心中,则下笔之际,古今浑然,毋烦强求矣。读罗丰兄书帖,深合古意,因题数语,以志盛怀。

  壬辰小雪后。宽堂冯其庸谨志。

  并加盖闲章、名章等四印。先生示范书写过程也是把笔教我,使我真正受益匪浅。

  冯先生关爱后辈之硕德,使我难忘,每每有机会,就去瓜饭楼受教。岁月使冯先生慢慢地老去,见客的地方也由原来的一楼转至二楼,卧床难起,耳聋重听,要通过师母夏老师的转述才能交流。据说只有在天气晴好时,家人才会扶冯先生去阳台上晒晒太阳。面对北京望不远的天空,我想这样的机会一定有限。

  去岁春4月初,最后一次带着冯先生慎重的嘱托,心怀不安地告别瓜饭楼。离开芳草园时,细雨霏霏。

  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迟,去得也晚。

  冯先生辞世的消息是一位年轻朋友传来的。心中虽有无限的悲伤与不舍,但毕竟年过九旬的老人,诸病缠身,如大风中的一盏孤灯,风起灯熄。对于这一天,先生也有诗云:“梦里常存生死日”。先生终生与梦有缘。

  人在楼里,他在梦里。

(作者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http://www.cssn.cn/wx/wx_wtys/201703/t20170317_3456177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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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天西再向东 ——追随冯其庸先生西域考察琐记

2017年03月17日 16:04 来源:文汇报 作者:朱玉麒

  玄奘之路的研究,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

  冯其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1月22日下午由先生的女儿幽若姐告知的:“玉麒兄,您好!我父亲今天中午12:18在潞河医院平静安详仙世。”那一刻,我心里无比怅惘。

  回想起10天前,还刚刚与荣新江、孟宪实二位教授去家里看望过冯先生。他比年前我们去医院里看他时瘦了不少,见到我们来,很激动,一下子来了精神,说了很多话。说我们遇到了好时光,可以安心做学问,可惜他自己虽然还关注,已经没有能力从事研究了。又说起到明铁盖调查玄奘东归入境事、去罗布泊事,历历在目,甚至还记得第一次到明铁盖达坂前,我缺氧之后的狼狈状态。在更早一些时候,我和孟宪实一起去医院看望他,他也非常高兴,说到当年在西域的事,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走了这么多路,现在却不能走路了。”忽然便哽咽起来。

  即使是那样,只要冯先生在张湾住着,我便总觉得会有那么一天,会回到1995年到2005年的那个阶段,先生的电话打过来:“小朱,你计划一下,今年我们再去一趟新疆!”于是,一个月后,我们驰骋在了龟兹盐水沟的山路上……

  现在,先生离世的消息传来,我知道那个邀约同游的电话,再也无法等到。先生的西域之行,终于停止在了2005年前往罗布泊的第十次新疆考察之后。

  为冯先生守灵的晚上,看着烛光中的先生遗像,我每每恍惚起来,觉得他还没有走远,脑子里想起的,都是追随他在新疆的一些琐事:一会儿是在莎车的营房里,教我用牙刷蘸了肥皂刷衬衣的领子;一会儿拿着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问我“玉旺昆”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一会儿又是在明铁盖前,他冻僵了的手指在艰难地打开相机后盖更换胶卷;一会儿又是回程的时候,他仰起脖子从贴身的衬衣口袋拿出钱来说:“一起来还是一起走,你还在读书,机票我来买了!”

 是的,冯先生每每客气地对别人说我是他在西域的向导;实际上,在那些西域同行的岁月里,是先生的引领和熏陶,使我走上了西域研究的学术之路。

  1986年10月4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前来新疆讲学的冯其庸先生,聆听了他在新疆师大关于《红楼梦》的讲座。今天翻出31年前的日记,看到我是这样记录了听讲后的感受:“下午冯其庸要来作学术报告,3∶30便与系上的秘书打扫教室。4∶00冯来,讲了三个小时,很有精神,且很认真——来过的几位内地学者,我觉得都对新疆怀有极虔诚和尊敬的感情,作一些报告特别实在,讲心里话。冯先生是江苏人(听口音是无锡人),中国红学的巨擘,考据方面很有成就。晚上8∶30在行政楼四楼仍有座谈。”

  作为刚刚开始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青年教师,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冯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专家而已。听过他的讲座,我以为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因为在那样一个交通并不方便的时代,内地学者带着对新疆的神秘向往,克服重重困难前来者,虽然不少,但也难得再度前来,更何况已经62岁年纪的冯先生呢?然而1987年的8月,冯先生却第二次前来;1991年、1993年,冯先生又第三、第四次前来。

  1993年10月5日,他第一次深入南疆考察回来后,专门让陪同前往的胥惠民老师邀我到他在乌鲁木齐下榻的宾馆,与我畅谈南疆的感触,然后一起去博物馆参观。那天我的日记里写到:“冯先生很客气,聊新疆见闻,他觉得西域研究比之《红楼梦》更具有现实、历史意义。”这个振聋发聩的说法,在当时让我大为吃惊,甚至觉得可能是一种对新生事物夸大的称赞。但之后,却发现他不止一次在发言中、文章里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他与西域结缘,于是又有了1995、1997、1998、2004、2005年一次比一次深入的考察,一直到第十次!他十次西域之行到达过的地方,超过了很多一生都在新疆的当地人。冯先生成为了西域的“发烧友”、玄奘西域遗迹的追踪者、新时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创者、大国学理念的倡导者——西域成为了他《红楼梦》研究之后攀登的又一座学术高峰。

  与冯先生熟悉起来,并追随他一起在新疆考察,就是在1993年他第四次西域经行之后。在这之前一年,我曾经环游塔里木,因此在冯先生前往南疆之前,新疆师大安排冯先生考察了呼图壁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我有幸陪同,在途中向他介绍了南疆喀什、和田等地的情况。在冯先生开始关注西域以来,我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中在新疆经行比较多的,因此他不耻下问,将我引为小友。因为这个机缘,1994年,当我考上研究生,重新开始北京负笈八年的学生生活时,向冯先生问学的机会就分外地多起来。

  从那以后冯先生的几次新疆之行,以及河西走廊直到额济纳的考察,我都得以受邀追随左右。之前我也在新疆工作,对于广袤的新疆的历史地理考察,虽心向往之,但从经济条件到人际关系,青年时代的我都无法实现。是因为冯先生的资助,我才得以完成憧憬很久的壮游;因为这些壮游,我也有意识读了更多有关新疆的书,从而对新疆增进了更多的认识。

  2000年,我博士毕业,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从事起西域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个转型,不能不说是受到冯先生对西域热情的感染,以及多次西域之行给予我更多感性认识的影响。在2002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致谢里,我写道:“冯其庸先生多次西行探访玄奘故道,每次都特别资助我随行考察,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先生的心迹,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后来我做《西域水道记》与《新疆图志》的整理,在地名索引的处理时,对于同名异地、同地异名的高度警惕,无不来自跟随冯先生考察途中跋涉过的语源各异的地方的敏感。今天,当我在校勘即将出版的《新疆图志》地名索引时,看到蒲犁与疏附属下的“明铁盖达坂”时,似乎又回到了与冯先生三上帕米尔、寻找玄奘踪迹的那些时光。

  冯先生的新疆之行,有他明确的目的性,就是要感受早年传统典籍习得中的遥远西域和漫漫丝路。在他1986、1987年最早的两次新疆考察之后的游记《西域纪行》《秋游天山》中,都表达了这样的向往。后者开篇即言:“丝绸之路……尤其是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也是唐玄奘向印度取经的经行之地。”

  如何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体验和寻觅千百年历史中的古代西域,冯先生找到了以玄奘取经往返西域为核心的穿越之旅。十次新疆考察,他逐步深入,从玄奘西行走出今日国门的别迭里山口,到东归入境经行的瓦罕走廊,都一一考察。最后在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走完了玄奘在西域的最后一处踪迹。

  他的学术研究也在他称之为“西域学”的领域里结出硕果,在最为人称道的《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中,他考证了玄奘东归进入中国境内的瓦罕古道及明铁盖山口。瓦罕古道上的多个山口,究竟哪个是玄奘归途经历,因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而众说纷纭。斯坦因以“波谜罗川”的大龙池比定作萨雷库里湖为前提,认为玄奘是从瓦罕古道北边的排依克山口进入的。冯先生根据其在玄奘记载中的经历国家、明铁盖地名与玄奘“橐驼数千”故事的吻合,及公主堡、朅盘陀国的地望,将东归山口确定在了瓦罕古道南边的明铁盖山口,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冯先生提出了“玄奘归国古道”的概念,除了学术的意义之外,它的认定也具有在当代中国弘扬玄奘精神、建立民族自信的现实意义。这个概念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但是多数的研究在另立新说时,用了类似“基里克和克克吐鲁克相对明铁盖要平缓得多”的理由来做替换,仍然是一种皮相之论。一方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关于玄奘归来的途中,为了顺道而放弃所谓的平坦不止一处,归途中“其山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或平或耸,势非一仪,登陟艰辛,难为备叙”的描述即其例证;另一方面,在瓦罕古道各个山口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侧,究竟道路的平坦程度如何,如果没有做过全面翔实的调查,也不可轻易否认明铁盖的说法。

  对于我们而言,冯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玄奘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帕米尔高原上物化而得以瞻仰。玄奘之路的研究,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

  冯先生的新疆之行,不仅在其晚年创造了他学术事业的一个新高,也创造了他文艺事业的新高,使他作为一名文学家的古典诗词创作更添豪放雄浑的气韵、作为一名书法家的行草更具纵横恣肆的意态、作为一名中国画家的山水更增浓墨皴染的色泽。

  而他的西域学研究,也以他山之石的方式,进入了最为耕耘自适的红学园地里。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的不寻常岁月,他发表了《〈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的宏文。他分析《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将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后说的话,认为这是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发自内心的对西部平定的歌颂。这个在《红楼梦》以批判时代为常态的例外,被冯其庸先生认为是西部平定深入人心在当代作家笔下情不自禁的流露。在对《红楼梦》的文学文字作出本色当行的细读之外,冯先生分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自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到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的时事,也一样精确老辣。这不仅是文史互通的典型,也是其对于西域作为中华故土的统一中国理念的学术表达。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道义担当,他的西域研究越走越远,甚至不惜暮年衰龄,开始带动时代的步伐。他致力于《玄奘之路》纪录片的拍摄,从1998年以来,就多方寻找合适的机会来宣传“不有艰难,何来圣僧”的文化丝路;他致力于弘扬西域学的研究,从2002年以来,就开始打报告给有关方面呼吁成立西部研究中心。在同样艰难的历程之后,他的这些愿望终成正果:2005年,《玄奘古道寻踪》由他担任首席顾问而由中央电视台开拍并播放,带动了人们对玄奘之路与玄奘精神的探求;也是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他被聘任为创院院长,在他的主张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同时成立,“大国学就是新国学”的概念为国学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6年的年底,我得到了冯先生从医院托人捎给我的《风雨平生》的样书,几乎一口气读完。第418页,看到他叙述2005年考察罗布泊的感慨:“我的腿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2006年的春天才开始犯病,不能行走。……罗布泊到楼兰到白龙堆、三陇沙,这些都是靠腿走的,现在却完全不行了。反正我也已走了不少地方了,年岁也九十多岁了,即使不能再走,我也无遗憾了。”心里蓦然一震,想起了几天前他在医院对我说的正好相反的话。是的,当他还能在清晰的思维之中遥想西域的山水却又力不从心时,他的悲哀时时会在暮年的伤痛中涌上心头;但是因为仰慕“玄奘追求佛典精义而万死不辞的勇气”,当他以八十一岁高龄在罗布泊划上了玄奘西域寻踪的句号时,后来的一切又都在所不惜。在矛盾交织的晚年,他战胜了自己,把西域圆满行程的欢欣留在了文字里,留在了可以藏之名山的传记中。

  1月23日,我又走在了走过多少遍的前往张湾芳草园的路上,虽然知道那是为冯先生去送行,但又觉得先生似乎还在寓所的那把椅子上坐着等我。长路上,勉强凑成了一段挽诗:

  梦里红楼别样红,

  还从大漠识穷通。

  我翁归去寻常事,

  走遍天西再向东。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是冯先生西域诗的名句。我愿归去的先生,不再有人世间不良于行的苦恼,在他所倾心的漫漫丝路中,任意遨游东西。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http://www.cssn.cn/wx/wx_wtys/201703/t20170317_3456173_1.shtml

【专题】国学家冯其庸先生

日期:2017-03-17 10:01:09 作者:孟宪实






初版《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1986)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瓜饭楼丛稿之冯其庸文集》

孟宪实

在冯先生的早年阅读中,我们看不到一点西学的内容,充当文化启蒙功能的,都是传统的国学书籍。在少年时代,对冯先生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国学。冯先生的时间,主要分配给了国学阅读、诗词创作以及书画学习。虽然西学之风早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主流,但在广阔的九州大地,并非所有空间都被西学占领。

2017年1月22日,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平静地走完他的人生。每一名成功的学者,都是一道学术风景线。哲人已逝,风景不该消失。思考、分析冯先生的学术人生,这不仅是冯先生扬名后世的必然,也是后人积极继承宝贵学术遗产的应有态度。

总结冯先生的学术人生,治学广博应该是个共识。但是,这里的广博其实是在新学科体系参照之下才能得出的结论。如此广博的治学,在冯先生同辈或者前辈中,并不鲜见,只是越到后来,越能感到这种广博性。冯先生何以治学广博?追问此题,不能不从冯先生的教育经历中去寻求答案。

国学启蒙

冯先生的早年教育,断断续续,充满痛苦与挣扎。家庭贫苦,小学时期印象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围绕学费的挣扎。因为母亲的坚持、亲朋的帮助,冯先生最终没有辍学,可以称作奇迹。冯先生的小学活动空间,大约不出无锡前洲镇。小学与学习相关的回忆,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冯先生因病休息,等到病愈再去学校,学校已经不在了。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一部《三国演义》,因为学校解散无法奉还,只好留在身边继续阅读。

按照民国教育部1915年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小学科目主要是国文、算术,高等小学才有本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曾经有过的读经、修身课程在1916年修定的时候取消。识字读书,应该是小学最重要的目标,从冯先生借阅《三国演义》一事看,这个目标学校是能够完成的。这一年,冯先生14岁。从此,进入辍学状态。

辍学的冯先生开始下地劳动,业余时间找书读。第一部阅读最细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因为没有其他书。这个时期冯先生的读书目录没有目标,更没有计划,找到什么读什么。环境提供什么,冯先生就读什么。从冯先生后来的回忆看,冯先生的阅读是从小说开始,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西厢记》,再到《唐诗三百首》和《古诗源》。开始模仿写诗是在这个时期,写字、画画也是这个时期。后来又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聊斋志异》《西游记》。如果从小说的角度看,这个系列有一定的逻辑。但实际上,这些书的获得与阅读,完全不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此外,又读过《东莱博议》《夜雨秋灯录》《浮生六记》,还有《史记精华录》和《三藏法师传》。15岁那年,冯先生的二哥帮助他从苏州购买了几种书,它们是《西青散记》《西青笔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当时,我如一夜暴富,天天夜以继日地沉浸在这些书里。”冯先生如是说。

冯先生沉浸在自己的读书世界里,他只是乐在其中,即使后来回忆,也充满快乐的语调。但是,当时冯先生的这种阅读,对于他和他的未来,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冯先生是否心知肚明?

这是冯先生的文化启蒙时期。在冯先生的早年阅读中,我们看不到一点西学的内容,充当文化启蒙功能的,都是传统的国学书籍。1935年,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在《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作为文化的中国已经消失,今后应该努力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这相当于中国文化危机宣言书,基本的事实认定也大略不错。但是,这些先生并不知道,在江南核心区域的苏州无锡,前洲镇上的一位少年,每天沉浸其中、乐在其中的正是饱读国学。中国的底层社会,国学依然是其文化底色。

17岁时,冯先生终于有机会读中学。那是1939年,前洲镇创办了青城中学,1943年,他考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这期间,冯先生的国学修业超越启蒙,进入有所创作的高级阶段。初中时获得一部《水云楼词》(作者蒋春霖,字鹿潭),对照《词律》进行学习,开始喜欢“词”这种文学形式,后来先生著《蒋鹿潭年谱考略》,这是最初的契机。此时,冯先生有词作和散文在无锡《锡报》上发表,这是获得承认和鼓励的重要方式。

冯先生的国学启蒙,主要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冯先生的父亲是识文断字的,并且是书画爱好者。他有一个表弟薛玉麟,同时也是冯先生的书友,一同寻找书籍,一同研读。他的邻居邓桐芳,是冯先生的小学同学,两人都要帮家里劳动,共同的爱好就是读书,那本《东莱博议》,冯先生就是从他那里借来读的。冯先生的一位堂兄叫冯宗志,喜欢书法和篆刻,冯先生深受影响。还有位初中同学,家里富有藏书,但他自己不喜欢读,随手送几部给冯先生,有王士禛的《古诗笺》和袁昶的《安般簃诗续抄》。冯先生早年积累的书籍,1954年赴北京工作留在老家,后来毁于“文革”,竟然有“几个柜子”。一个家境贫寒的乡下少年,能积累如此多的书籍,除了个人的爱好努力之外,我们得注意所在的环境:国学厚重的存留,给少年冯先生提供了最重要的阅读条件。

早年的老师,也是冯先生重要的国学资源。冯先生几乎记得他所有的国文老师。丁约斋老师教导冯先生怎样写文章,看见冯先生在读《水云楼词》十分高兴,就用其中的词句为冯先生写了一个扇面:“细竹方床蕉叶伴,薄罗衫子藕花薰。晚凉闲坐看秋云。”冯先生原来的名字是大哥起的,名奇雄。初中三年国文老师方伯霄,认为名字太露,改为今名“其庸”。如此,更符合国学精神。无锡工业专科学校,相当于高中。冯先生不喜欢数理化,偏科语文和图画。顾钦伯老师就教冯先生阅读史震林的《西青散记》《西青笔记》和《华阳散稿》,而顾老师自己就是一位诗人。因为冯先生爱好诗词,于是一位教印染课的老师范光铸告诉冯先生应该去读《红楼梦》,而这位范老师有自己的书法特长,尤其擅长写《麓山寺碑》。还有一位科举出身的语文老师张潮象,别号“雪巅词客”,冯先生认为张老师的诗和词都是一流水准。

冯先生结识诸健秋先生,成为诸先生不磕头的学生,这种奇缘正是根植于无锡当时浓厚的国学氛围。无锡有许多画家,而诸健秋是最著名的。冯先生的朋友邵雪泥是诸健秋的学生,而邵雪泥父亲也是画家。因为邵雪泥,诸健秋收了冯先生这位徒弟,考虑到家境,诸先生不让冯先生磕头拜师,让冯先生进入诸先生画室看先生创作,有时又为先生讲解各家作品的优劣,这让冯先生对于国画的理解有了很大提高。冯先生后来回忆说,无锡的画家很多,有孙葆羲、陈旧村、陈负苍、钱松喦等,冯先生与他们都有往来。特别是,诸健秋和张潮象办了一个文人诗社“湖山诗社”,也吸纳冯先生进入。虽然还是一个高中生,但已经进入无锡文人的社交圈,这对于提高他的国学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先生提及他初中时学过英文,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强迫学日文。但是,毫无疑问,在少年时代,对冯先生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国学。冯先生的时间,主要分配给了国学阅读、诗词创作以及书画学习。虽然西学之风早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主流,但在广阔的九州大地,并非所有空间都被西学占领。无锡隶属苏州,作为江南文化重镇,苏州一带的国学传统根基雄厚,枝繁叶茂。西学在大都市,在北京上海等地,所占份额应该更高,而苏州无锡不是文化前沿,国学的传统依然顽强。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为冯其庸先生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

冯先生年轻的时代,国学虽然不再时尚,但依然有人热爱,有人奉行,有人专研。“礼失求诸野”的文化变迁原理还能够获得证明。几十年之后,那样的国学环境一扫而空。学生要写作,我们的高中老师会拿出《西青散记》《西青笔记》让你读吗?老师会给你写个扇面,鼓励你去作诗填词吗?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来冯先生的成功,虽然出身贫寒是不利的,幸而当时的文化环境比较有利。

无锡国专

中国近代学人,多有兼跨中西之学的特点。早年接受传统文化熏陶,青年时期远赴重洋或者追随西洋之风,最终成为中西兼通的学者。但冯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此不同,因而呈

现出单纯的国学风貌。

冯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严重受制于家庭的经济状况。1945年的下半年,冯先生一边在小学教书求得生存,一边在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但仅仅学习了两个月,冯先生再次失学,因为美专搬到苏州去了,冯先生没有学费跟到苏州。看看地图,无锡距离苏州咫尺之遥,贫穷让他再次失去机会。但对下一个机会,冯先生一生都感到庆幸。1946年初,冯先生入学无锡国专。他迎来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国学教育和学术训练。

进入无锡国专之前的冯先生,国学已打下一定基础,而无锡国专的训练,不仅称得上是学术性的,而且是中国一流的。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就大学阶段而言,各个学校皆因拥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国学门而言,从1925年到1929年,仅仅坚持了四年,而国学门还不如四大导师名声响亮。原因可能是众多的,但清华大学国学门越来越西化,国学被文史哲取代的趋势十分明显。读陈寅恪先生的通信就能发现,早期陈先生写信多用国学概念,表扬一个同学会说他国学修养深厚。但后来,国学的概念越用越少,最后都是文学、史学这些概念了。无锡国专,从1920年开始筹办,转年正式招生,一直坚持到1949年,在西风劲吹的民国时期,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几乎称得上是一枝独秀。

“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无锡国专的这个理念,一直坚持到最后。今天看上去,尤显切实而明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无锡国专拥有特殊的地位。无锡国专教育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书院传统与近代西学结合的成功,研究者通常称之为转型的成功。国专原本一律以经典设课,1927年为了应对教育部的立案转制,即赢得合法办学资格,增加多门必修通识课,因而形成了经典课与通识课并行的课程体系。而国专的特色课程,仍然是那些以经典书籍为题的选修课。冯先生著有《瓜饭楼述学》一文,回忆无锡国专时讲到:无锡国专的课程,凡经典著作,都有专题课,如《诗经》《楚辞》《左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史记》及杜诗等。无锡国专的教育成功,这份课程目录应该是有启发的。

冯先生进入无锡国专,开始接受高等学术训练。冯先生清晰地记得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课和《杜甫》专题,备引诸家观点,再仔细对比评论,然后得出自己结论。正确的学问方法,很自然引导学生登堂入室。老师们的学问高度,让冯先生领略到了学问的魅力。王蘧常先生讲《庄子》,旁征博引,古今《庄子》的研究,都储藏在先生的脑子里,一个学期没有讲完《逍遥游》,但冯先生却从中看到了学问的渊博与深广,钦佩不已。王先生书法专写章草,天下一绝。冯先生与王先生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在无锡国专的时候,冯先生依然专注于诗词写作,但学问的理念已经确立起来。比如,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直接介绍与唐兰正在进行的学术辩论,彼此的资料,彼此的观点,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课堂上,不仅让同学看到了论辩,也看到了学术要有立论根据,要尊重学术对手。大约在1948年春,冯先生到达上海的无锡国专学习,于是有了机会利用上海的学术资源。冯先生专注在顾廷龙先生工作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蒋鹿潭年谱》,顾先生是王蘧常先生介绍的,图书馆为冯先生提供了十分周到的安排,从而让冯先生顺利完成了《蒋鹿潭年谱》。冯先生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事,无锡国专有好几位专门讲唐诗的教授,顾佛影、俞钟彦和冯振心,他们都开唐诗的课,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也可以都听,先生们的各自特色令学生在比较中获得认识。为了完成《蒋鹿潭年谱》,冯先生连刘诗荪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课都没有听完整,却明确了一个问题:红学是一门学问。

无锡国专的师生,成为冯先生永久的朋友圈,也是最核心的朋友圈。无锡国专的名师太多,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顾廷龙、谭其骧、朱东润、钱基博等等,不一而足。冯先生在上海见过词学泰斗龙榆生先生,介绍人还是王蘧常先生。上海的无锡国专,有位词学教师,名陈小翠,被喻为当今李清照。她指点冯先生的作品,让冯先生很受益。书法名家白蕉先生善长写王体,冯先生书法很得白蕉身传。因为同学严古津的介绍,冯先生拜见了钱仲联,从此与诗学泰斗钱先生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冯先生的同学除严古津外,还有汪海若,同学们一同组建“国风诗社”,作诗填词,也一同参加学运,抗议当局的种种不义。说起来,这应该就是当时学生生活的基本内容。

无锡国专的学长杨廷福,在学校时没有交集,直到1977年才相见,但一见如故。杨廷福以研究玄奘、唐律享誉学界,与冯先生交往甚深。杨先生爱酒,懂茶,能诗,善书法,特别喜欢京剧。于是,他常常与冯先生彻夜长谈。此外,杨先生还以《易经》算命著称。据冯先生女儿幽若说,1979年考大学,请杨伯伯算算能否考中,结果遭坚拒。两位挚友有着太多的一致,所以才会如此倾心。这仅仅是个性使然吗?无锡国专的教育背景是必须承认的。国专学生多博学,一专多能,这应该归功于国专的教育。无锡国专的国学课程设置,没有像后来文史哲那样搞大分工,现在看来是很成功的。

但是,有个问题始终不见冯先生在回忆中提及,那就是无锡国专的师生是否讨论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否涉及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叶君远在《冯其庸年谱》中,曾经引用冯先生在油印刊物《国风》中发表的一首《调笑令》:“休去,休去。且伴春风同住。夜来香满帘旌。怕见花间月明。明月,明月。何苦照人离别。”无锡国专的师生似乎都是学术与创作并重的,如果仅仅拥有学术能力,那么有关文化的价值判断是可以坚持否定路线的,但是一旦涉及创作,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坚持否定路线就无法彻底。词汇是传统的,方式是传统的,甚至感情都是传统的,如何坚持彻底否定?这如同“文革”时期读毛主席诗词,当时心底的一个疑问是毛主席为什么不用自由诗。其实,无锡国专的时期,或者无锡国专以后很长时期,有关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已经概括性做出,不同的观点可能被扣上政治帽子。看看无锡国专的理念,在当时条件下,说无锡国专实行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教育路线,应该是不错的。有人写文章,认为无锡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史,就是以唐文治先生为首的一批文化人顽强坚守,为中国文化殉道的三十年。对此,阅读刘桂秋先生的《无锡国专编年事辑》,证据甚多。而冯先生为此书作序,直接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无锡国专,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具体而言,冯先生认为国专给了自己一是进步思想,二是学术道路,但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冯先生长期以来似乎一直是回避的。

有资料显示,无锡国专的学生主要来自苏浙。无锡国专的国学坚持,是否具有某种地域文化的色彩,有必要深入研究。在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苏浙两省,有一座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研究的高等学院,其中必有缘由。其实,无锡国专在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中,是个异类,国专的学生也莫不如此。在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如无锡国专这样以文化保存为己任的学校,生存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然而,我们今天再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无锡国专是一个珍贵的存在。比如,对于无锡国专的教育,当时主张西化的人士并不满意。国专培养的人才赢得了社会的信心、国际的认可,特别是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洋专家到达国专,给予国专教育高度评价,盛赞国专保存文化的可贵。教育部的反对声音因为崇洋而消退。

很多年以后,冯先生发言撰文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面,认为国学是中国文化的“母乳”,主张大国学即新国学。无锡国专的文化理念,在冯先生头脑中,似乎一直是潜伏状态,直到新的时期到来。2005年,冯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把无锡国专的课程体系创造性地移植过来,国学研究与保存的传统,再一次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获得新生。直到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冯先生一直保存着国学的火种,冯先生就是一颗国学的火种。

学术人生

冯先生的口述自传最近出版,名为《风雨平生》(商务印书馆)。不能不承认,冯先生这代学人,确实饱经风雨。早年,中国久陷战乱,国运人生,混乱跌宕。新中国之后,又连逢政治运动,迟迟不能迈入正常的学术人生。这不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学术命运,这是整个学术界的。然而,冯先生却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逐渐展开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如今去回顾,感觉十分别致。

冯先生中学时看过《红楼梦》,但少年更喜欢行侠仗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才子佳人的《红楼梦》。无锡国专时期,虽然确认红学为学问,但也没有燃起研究兴趣。1954年,奉调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正逢中国开展《红楼梦》研究批评运动,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大受批判,但冯先生没有参与,仅仅阅读文章,冷眼旁观而已。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冯先生已经开始大讲《红楼梦》了。到“文革”发生时,冯先生暗地里抄写《红楼梦》庚辰本,当是对红学很有了解甚至产生感情了。

冯先生正式开展红学的研究,源于1973年全国红学再次掀起热潮的时刻。当时人民大学已经解散,北京市委宣传部

成立《红楼梦》写作组,冯先生被调入。这是冯先生开始研究《红楼梦》的开始。不言而喻,这类写作组要完成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写作任务,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此以后,在写作任务之外,冯先生开始认真研究起《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来,即使是政治任务的写作,毕竟也要熟读《红楼梦》。另一方面,应该是考虑到写作组的临时性,1974年前后,冯先生曾经调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作组去,但当年10月,国务院成立《红楼梦》校订组,由文化小组副组长袁水拍当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校订组是毛主席同意的,而最初的建议就是冯先生提出,报告也是冯先生起草的。于是,红学成为冯先生的主攻方向。

《红楼梦》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尤其是最高领袖重视《红楼梦》,红学于是获得了最社会化的影响。但是,《红楼梦》竟然没有一个校注本,对于红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遗憾。于是,校订组开始从全国抽调学者参加工作。1976年,校订组已经有了不少成绩,但在这个多事之秋,校订组是否解散曾经是一个问题。当然,最后还是保留下来。到1979年1月,在校订组的基础上,成立艺术研究院所属的红楼梦研究所,5月决定出版专业刊物《红楼梦学刊》。1980年,中国成立红学研究会,吴组缃出任首届会长,冯先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从《红楼梦》写作组,到《红楼梦》校订组,再到研究所,最后出版学刊,原本一个政治色彩极浓的写作组,完全转轨成为正规的学术组织。冯先生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和学刊主编(另一主编是王朝闻先生),红学的著名学者都参加了编委会。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红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冯先生是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人物。

1980年7月2日,俞平伯致冯先生的书信中写道:“《红楼》本是难题,我的说法不免错误,批判原可,但不宜将学术与政治混淆。”(“语可诲人,光可鉴物”,见《剪烛集》)俞平伯是红学政治化的受害者,对于红学正在发生的巨变,他的感受可想而知。在所有的学术都饱受政治化影响的时代,似乎只有红学走出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说冯先生驾驭了潮流未免太夸大了,但冯先生利用了形势,应该是不错的。这种利用,正是学术化的正途,红学从此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泥潭,踏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红楼梦》校订组是一个良好开端,在“文革”结束之后,乘着拨乱反正的东风,红学快速走进新时代。或许,在冯先生的心中,有一个无锡国专时期形成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红学是门学问。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一定要恢复红学的学问本质。就如同国学教育,国学的理念和系统,始终隐藏在冯先生的心中,一旦机会成熟,立刻落地生根。

冯先生以研究红学著称,但在其他的学术领域也多有建树,治学广博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特点,可以在无锡国专的教育中获得部分答案,更可以说,这原本就是国学的特点。近来,常有学术大师缺乏的讨论,那么大师的特征是什么?就学术研究而言,只有治学广博,方能影响更大。看看曾经的中国学术大师,国学基础深厚,差不多是共同特征。王国维如果活在今天,适合文史哲哪个专业?哪个专业都胜任。陈寅恪曾经被中文、历史两个系聘为教授,一时传为佳话。胡适呢?虽然当时有人认为胡适的国学根底不足,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恐怕也是文史哲都有资格做教授。冯先生以及他的先生的那代学者,有学术,能创作,多专多能是很普遍的,所以大师纷出。在探索其中的原因的时候,人们强调中西融合的意义。当时中西融合能够创造大师,今天不是同样存在中西融合吗?如此分析,我们今天缺乏西学吗?今天中西交流的程度降低了吗?今天中西交流的机会变少了吗?显然都不是。比起曾经的学术大师来,我们今天缺少的其实是国学教育,不仅缺少古代经典知识,也缺乏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温情。在满怀中国文化自卑感的人群中,数典忘祖很容易,融合中西太难。

冯先生治学广博,来源于他接受的国学教育。书法家、画家、摄影家、戏剧学家、红学家等等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的词里,恐怕还是国学家更恰当。作为国学家的冯先生,他的人生是精彩的,对于后学,是富有启发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http://www.whb.cn/xueren/867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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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冯其庸先生在人大国学院

   孙家洲

   “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

   2017122下午,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来电,告知了冯其庸先生于午间逝世的噩耗。我尽管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依然抑制不住悲从中来!

   我有幸认识冯先生,始于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创立国学院。当时,人大学校领导礼聘校友冯其庸先生担任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早年间曾经在人大中文系任教,后来奉调离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至退休。冯先生受聘为国学院的首任院长时,已经是他荣退十年之后了。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位早已退出人大人事系统之外、已是81岁的高年长者担任的国学院院长一职,应该是荣誉性的职位,冯先生既不会、也不必亲自过问学院的具体工作。但是,上述出于常识性的推测是不对的。冯先生在受命之初,就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我当时被人大校领导任命为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冯先生的任期之内,我得以全程追随左右,目睹了冯先生为了国学院的成立与发展所做出的无私奉献、鼎力担当、杰出贡献。时隔十年有余,许多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礼聘名师、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人大成立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但在成立之初,国学院的在职教师仅仅只有七位,远远不能胜任培养国学人才的要求。冯先生与各界人士多方沟通,人大领导也给予了引进人才的特殊支持,但在短期之内要改变教师队伍人才不足的局面,谈何容易!冯先生为此而多方筹划。

   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这五位先生是:庞朴、傅璇琮、韩兆琦、王炳华、谢桂华。他们在历史与哲学、古代文学、西域考古学、简牍学的领域内,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声誉。冯先生提出的设想是:要请几位老先生真正进入人大,要给学生讲课、指导研究生,起码要给学生搞学术讲座。几位老先生的加盟,确实让学生可以领略名师风采,有效地提升了国学院的教育质量,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五位特聘教授之中,除了庞朴先生受聘到他的母校山东大学任教、谢桂华先生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之外,其他的三位先生,都在国学院任教多年。其中,傅璇琮先生2006年指导的博士生卢燕新,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冯先生提出:要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国学院任教。他对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以重金聘请人才,是我们表达尊重人才的诚意。人大提供的工资,不足以吸引真正优秀的教授来国学院任教。你们负责用心物色人才,我来设法解决聘任人才的经费来源问题。实在不成,我可以卖字画来筹钱请人。我当时听了,极为敬佩!在国学院的筹建过程中,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适时给我们推荐了在国外工作16年的沈卫荣教授。冯先生当机立断,对我说:荣教授是有眼光的人,他推荐的沈卫荣,我们要不计成本聘请过来。冯其庸先生明确表态:要向人大领导申请给海外归来的沈卫荣解决住房问题,给他的工资按照年薪20万元支付(费用从冯其庸先生从国家高层申请的经费中解决,见下)。在当时,20万年薪在大陆的大学教授里面是相当罕见的。在冯先生的直接运作之下,沈卫荣教授于20064月从日本归国,受聘为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沈卫荣教授又推荐了乌云毕力格教授加盟。很有学术特色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国学院建成不到半年就

   搭建起了基本的人才框架,这与冯其庸先生力主从国外礼聘沈卫荣教授密切相关。引进一位杰出人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在冯其庸先生逝世之后,我翻检出冯先生在2005113给我的亲笔信,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冯先生的这封亲笔信,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看,已经是足堪传世的珍品。此信共计3页,书写在带有瓜饭楼标记的特制信笺之上,冯先生还在署名之下,钤印了一方印章,以示郑重。从书信的内容来看,更是珍贵无比:因为这是集中体现冯其庸先生办学首先重视人才引进的一封信件。其实,这是冯先生给我的指令,要求我一定要把宁夏考古所所长罗丰先生聘请到国学院工作。原信篇幅不长,敬录如下,以与读者朋友共同感受冯先生的爱才之心与担当之诚:

   家洲兄:刚刚见到沈卫荣先生和罗丰先生,非常高兴。沈先生敦聘事已解决,极为高兴。罗丰先生聘任的事也务必解决,不论有多大困难也要解决。罗丰先生的一部书有多大份量,不是人人能知的。我前些时已买来先读,佩服至极。我们不可失此人才。办学关键是人才。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也。务请您体此意。如有困难,我即去面见校长。请您随时通知我知。问好! 冯其庸 十一、三

   信中所涉及的两位中年学者,在冯先生面前都是晚辈后学。冯先生在这封信中,从用语到内涵,对他们表达了由衷的信任和推奖,甚至可以理解为敬意。冯先生所讲到的罗丰先生的一部书,是指罗丰的代表作《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9月)。冯先生似乎担忧掌握人事权的领导不了解罗丰和他的著作的学术价值而可能影响到对罗丰的礼聘,所以,在信中三致其意,对罗丰的嘉许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聘请名家来国学院任教,冯先生真的是思贤若渴。接到冯先生的手书后,我和国学院的院长助理孟宪实老师与罗丰先生联系,得知他在兰州出差,我们二人立即前往兰州去拜访罗丰先生,转达了冯先生的诚意邀请。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罗丰先生未能如愿到国学院来,这在国学院而言,当然是很大的遗憾。

   冯先生逝世之后,远在银川的罗丰先生专程赴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午间,我设私人酒宴招待罗丰等十多位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在我出示了冯先生当年的这一通手札,和罗丰先生等人共忆这段感人的往事,在座的诸位好友都不胜唏嘘!我还扫描了冯先生的手书信札,面交罗丰先生收藏。

   冯其庸先生明确主张要不惜重金礼聘著名学者来国学院任教方面,还有一件往事,同样也是我无法忘怀的。我向冯其庸先生推荐,王子今教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难得的学科带头人,应该礼聘到国学院来。但是,人大能够提供的工资待遇,使我无颜对王子今先生谈起聘请加盟之事。冯其庸先生翻看了我面呈的王子今先生的代表作,很快表态:为了引进人才,多花钱是值得的。家洲,你认定王子今是可以做历史学的带头人,我相信你的判断。他的工资由我们国学院的西域所经费中解决,给他和沈卫荣教授同样的待遇。这就是王子今先生调入国学院的缘起。后来,王子今教授成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至今依然工作在国学院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上。

   极为重视国学院的课程体系与科研重点的布局

   国学院的课程设置,经历过三上三下的讨论,人大校内外的教授和领导,都曾经贡献过各自的智慧。在我的记忆里,最核心的课程设计思路是由冯先生提出和完善的。这里面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多设置经典研读课。冯先生是把自己青年时代在无锡国专读书的经验移植过来的。他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论概论之类的课程要少设,要力争把重要的经典逐一开出解读课程,让学生直接接触经典自身。在这个基础之上,国学院出版了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由此形成了有特色的教学体系。二是要让学生走出去,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国学院师生游学的缘起。游学成为国学院师生津津乐道的教学特色,而为其他学院的同学所艳羡。

   冯先生提出要办好高质量的国学论坛,请到真正的名师给学生搞讲座。20051214下午,国学论坛举办了开坛仪式。此时,距离国学院正式挂牌的109,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邀请庞朴先生以《谈》为题做了首场报告。冯先生亲自到场致辞。现场气氛热烈,京城内外多家媒体广泛报道。人大国学论坛的美誉,得到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次带有轰动效应的论坛,是2006116晚,叶嘉莹先生做了一场题为《小词中的儒学修养》的精彩学术报告。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后来的同学由于没有座位,有的干脆坐在地上,有的一直站在后面,82岁高龄的叶先生讲得精彩投入,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我们的院长冯其庸先生不仅参加了这次国学论坛,还作了发人深思的点评和总结。

   冯先生明确要求: 国学院的科研必须有自己的亮点。在设置经、史、子、集四个研究室的同时,冯先生发起成立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既是冯先生晚年亲身参与西域探险与研究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追求之所在,也是他大国学理念的重要体现。在这个领域,冯先生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北大的荣新江、朱玉麒以及人大的沈卫荣、孟宪实等教授,都有专文论及。此处不再赘述。沿袭至今,西域研究依旧是国学院的学术优势之所在。饮水思源,冯先生的开创之功,后人自当铭记不忘。

   为筹措办学经费而尽心竭力

   要高标准地办好国学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人大校方的财力投入之外,冯其庸先生运用他的个人影响力,努力筹措经费。若干细节,令人感动!

   国学院从国家得到的第一笔专项经费1000万元,缘起于当年冯先生邀约季羡林先生联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立西域语言与历史研究所。两位著名学者的联名上书,很快就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亲笔批示,都明确表示应该给予支持。经过一个阶段的具体工作程序,财政部下拨的西域语言与历史研究所专项经费2005年年底到位。

   国学院创设之初的第一笔大额社会捐赠,也是冯其庸先生运用社会影响而筹得。山西晋城皇城相府集团无条件捐赠200万元,在国学院设立了陈廷敬国学教学科研基金。冯先生为国学院改善办学条件,争取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冯其庸先生的高风亮节,可以从一件事上再次得到确证:人民大学聘请冯先生担任国学院的院长,是有一笔聘金的。冯先生从接受之初,就非常明确地对我说:这钱,我只是暂时保管,等到我卸任之时,一定要捐赠给国学院,用于支持学生工作。到他卸任之时,把学校给他的聘金全部捐赠出来,成立了冯其庸国学奖学金。国学院的学子得以继续受惠于冯先生!冯先生对于国学院,没有索取,只有奉献与贡献。在卸任院长之后,冯其庸先生依旧对国学院用情很深……

   *      *      *

   为了撰写这篇追思冯其庸先生的文章,我几次翻检保存下来的工作记录。当年的点点滴滴,都令我一再感动!有的事情,回想起来甚至是五味杂陈!20066月我写给人大学校领导的《工作总结》,这是在国学院工作一年的个人心声的流露。我愿意援引其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冯其庸老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以无私的精神,投身于国学院的建设之中,他在扩大国学院的对外学术影响、争取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的能量和贡献,是一般书斋型大学教授所无法比拟的。我对冯先生的敬重与日俱增。(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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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愧对冯其庸先生

日期:2017-03-17 10:28:15 作者:苗怀明

冯其庸先生校注的1982年本《红楼梦》



冯其庸先生为作者批改文章

苗怀明

我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并不多,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次,但每次都印象深刻,对其提携和关爱之恩,一直心存感念,从他身上看到了前辈学人的胸襟和情怀。

这个题目已经萦绕在脑海中十几年了,其间曾有几次想动笔写出来,直到冯其庸先生去世后才下决心形成文字。

事情要从1998年我博士临毕业前一年说起。

我硕士、博士阶段的专业方向都是元明清文学,重点在中国古代小说,但结识冯先生并不是因为专业问题,而是为了找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未出校门的年轻学生,冯先生则是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主持校订的《红楼梦》印数超过500万册。尽管早已拜读过先生的多部大作,但一直没有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得以结识冯先生,还是经过朱玉麒兄的介绍,他和冯先生是往来密切的忘年交。那时候临近毕业,一边忙着撰写毕业论文,一边四处奔波找工作。当时工作已经相当不好找,尤其是留在北京,正在焦头烂额、没有着落的时候,玉麒兄偶然提起,说他听冯先生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那边可能需要人手。

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想去试一下,遂请玉麒兄帮助引荐,托他将自己发表过的几篇小文章转呈冯先生,请其指教。本来是病急乱投医,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冯先生读过小文之后,对我还算满意,并很快付诸行动。当时红楼梦研究所虽然需要人,但没有进人指标,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为此冯先生亲自出面,找文化部相关领导说明情况,经过一番争取,这才算是获得进人指标。考虑到这份工作收入太少,冯先生还托朋友帮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住所,房租很低;还说到时候可以参与《红楼梦学刊》的编务工作,每个月会有一点补贴。先生如此热心帮助一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且考虑得如此周到,当时激动的心情已无法用感谢一词来描述。

随后,玉麒兄带我去拜访冯先生,去的是先生在通县张家湾那边的住所。那时候先生身体状况还不错,基本上是他讲我听,内容主要是指导我如何做学问,将来如何在单位工作,并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见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深刻,除了冯先生的谆谆教诲外,还有其满屋子的藏书与字画,真是大开眼界。当时冯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刚出版,他还签名惠赠了我一本。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工作算是基本定下来了。此后好事多磨,起了变化,当然责任全部在我,无可推卸。由于个人的原因,尽管已经找好工作,但经过反复思量,觉得还是离开北京为好。于是在冯先生帮助联系工作的同时,我又私下里联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准备去做博士后。博士后的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我决定南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玉麒兄。玉麒兄随后转告冯先生,冯先生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到的:他听到之后非常生气,觉得受了我们的骗,说我们利用了一个老年人的善良。弄得玉麒兄很是难过,我自然是更为愧疚,一是觉得对不起冯先生,二是觉得对不住玉麒兄,让他因为我的事情受到连累,影响他与冯先生的关系。

后来冯师母帮我们开脱,说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除了学业,还有生活上的顾虑。两个年轻人虽然做事莽撞,但情有可原。经过劝说,冯先生止住了怒火,勉强接受了我们的道歉。现在想来,当时真是太年轻了,也太鲁莽了,考虑事情不周全,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当时将自己的想法如实说给冯先生,和其商量一下,让他帮助拿拿主意,也许能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比如先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做一期博士后,两年后再回北京工作之类,至少让先生有个思想准备,不会觉得那么突然。但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不仅让冯先生白忙乎一场,而且还浪费了一个珍贵的进人指标,内心除了愧疚,还是愧疚。至今见到张庆善先生,他每次都会半开玩笑地批评我,说我当年不够意思,放了红楼梦研究所的鸽子。

这种愧疚是终生的,也是无法弥补的。1999年7月,我到了南京大学,师从俞为民先生做博士后。稍后,卜键先生在南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请冯先生做答辩主席。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先生,在答辩之前,我很忐忑地上前打招呼,他只是对我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我心里满是愧疚,也没敢再多说什么。

2005年,我读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所收胡适与周汝昌的往来书信,发现书信内容与周汝昌先生的相关回忆反差极大,颇有感触,遂写了一篇长文,回顾两人之间的交往,还原一段历史事实,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小文初稿写出后,因话题重大且相当敏感,心里没底,便呈送几位自己信得过的学界前辈,请他们帮助把关,其中包括我的导师张俊先生、南大中文系的董健先生、江苏社科院的萧相恺先生,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先生。虽然知道冯先生与周汝昌先生之间曾有一些不愉快的误会,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经和玉麒兄商量,遂也给先生寄了一份。

冯先生看到小文之后,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先问我《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的情况。因该书印量很小,不容易看到,他想购买一套,核实一下相关资料。等费了一番周折,看到原书之后,他才提出自己的意见。先生看得很仔细,批改虽然不多,但都很中肯,主要是对小文字句的不妥之处进行批改,比如笔者认为胡适与周汝昌两人是“争吵”,先生改为“争执”。再比如笔者指出从建国之初到“文革”这段时间里,周汝昌在谈到胡适时说了一些严厉指责乃至谩骂的话,其中有一些违心的成分,先生将“违心的成分”改为“政治因素”。对这些批改意见,我大多采纳了。

小文征求了几位学界前辈的意见、修改过几次之后,在《新京报》发表,后又收入《风起红楼》一书,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其中有正面的鼓励,也有反面的批评,周汝昌先生的家人为此要起诉我,差点引发一场官司。小文发表后,我从网上看到一些批评,说我的目的是为了出名,受人指使,动机不纯,为某人充当打手之类,对于这些指责,我一概不予理会,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大多为想象臆断之辞,不值得回应。冯先生不因为我当初的草率鲁莽而介意,反而热心帮助我修改文章,至今想起,仍感动不已,内心的愧疚又增加了一分。

此后因冯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不忍心打扰,就再没有和他有直接的联系,只是不时从一些朋友那里或报刊、网络上得知先生的消息。每见先生有新出的大作出版,或购藏拜读,或在自己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网上进行推介。2010年,适逢冯先生米寿之喜,相关单位举办庆祝活动,准备出本论文集,玉麒兄帮忙征集论文,我奉上小文一篇《红学史上的关键一环——论近代红学研究》,算是为先生祝寿。论文集名为《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年庆贺学术文集》,厚厚两巨册,不知先生是否注意到我那篇收录在红学研究新视野专辑中的小文。

转眼到了2017年1月,有位朋友想出一本书法作品集,托我求先生题写书名,被我当即婉言谢绝,一则是多年没有联系了,不可能因为求字的事情冒昧打扰先生,二则是听说先生身体很是不好。谁知此事刚过两天,就听到先生仙逝的消息,深感悲痛,第二天在自己所办的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则先生新书《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的消息,以表感激和悼念之情,当然也有埋藏在内心深处十几年的那份愧疚。

我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并不多,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次,但每次都印象深刻,对其提携和关爱之恩,一直心存感念,从他身上看到了前辈学人的胸襟和情怀。这份基于感激的愧疚将永远留在心底,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http://www.whb.cn/xueren/86799.htm

【专题】才识卓绝 文章钜公——简述冯其庸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日期:2017-03-17 10:32:09 作者:薛天纬

作者(左)与冯其庸(中)合影,右为王炳华。

薛天纬

作为文学史家,冯其庸先生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稿(周代至宋代)》(以下简称《史稿》)。这部70万字的《史稿》写于1956至1958年,是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开设文学史课程撰写的讲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冯其庸先生以红楼梦研究鸣世,他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时,首先被标以“红学家”的头衔。这固然名副其实,但说到底,“红学”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尽管它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显学。因此,当我们回顾冯先生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成就时,在标榜“红学家”的同时,还应该称其为文学史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在大学中文系上本科的时候,读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历代文选》一书,主编即冯其庸,由此闻知了先生大名。冯其庸先生回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向他转达,毛泽东主席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表扬这本书,“要大家读读”,可见其影响之巨。1977年,冯先生还收到香港友人寄来的港版《历代文选》,可见其影响之广。《历代文选》问世以来长盛不衰,直到近年,仍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两家的新版本流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某种意义上说,《历代文选》已经典化为今人选编的《古文观止》。

作为文学史家,冯其庸先生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稿(周代至宋代)》(以下简称《史稿》)。这部70万字的《史稿》写于1956至1958年,是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开设文学史课程撰写的讲义。这份油印讲义历经“文革”劫火,被两位有心的学生保存下来,直到2012年《冯其庸文集》出版时才公之于世。冯先生说,元代至明清的讲义也写过一部分,没有来得及交付打印,所以未保存下来。

《史稿》能够在那个年代写成并留存下来,真可谓凤毛麟角。这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史稿》的内容。那个年代,写学术著作必须突出政治,突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少谈艺术,更不能触犯“阶级调和”、“人性”这类禁区。然而,这些时代色彩在《史稿》中却相当淡薄,其内容的科学性经得起时间考验,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文学史教科书。其次,是撰写《史稿》的工作方式。那个时代,文学史教科书必须集体编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迄今为止,作为个人著述且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国文学通史,如冯先生之《史稿》者,仍属罕见。

正因为这是一部个人著作,所以它有一以贯之的学术观点,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框架,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包括语言表达特色。《自序》云:“我对文学史的讲解,重点是讲作家和作品,我觉得对作家特别是对作品理解透了,那么再从理论上去认识它就较为容易了。其实单纯的理论是空的,必须有作品去充实它,空洞地记一些理论毫无用处。所以我是着重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和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角度来讲的。讲完了这些作品,再从史的角度理一遍,这样对文学的发展脉络就清楚了。”这一特色有多方面的体现:

《史稿》在每个重要作家名下或重要文学现象之下,都选录了足够多的作品。选录作品重视其完整性,一些诗文即使篇幅很长,也全文录入,如元稹《连昌宫词》、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等。甚至对于一些持否定评价的作品,也适当选录,如南朝宫体诗。

《史稿》对重点作品都做了详细讲解。如讲《古诗十九首》,先对它作出整体性评价:“《古诗十九首》是从乐府诗的叙事到诗歌走向人生的咏叹和抒情的一大历史性的跨越。《古诗十九首》正是以它的人生咏叹及对生命的珍惜为其最大特征开启后人的。”这是从“人性”角度对《古诗十九首》内容的充分肯定。《史稿》讲《古诗十九首》的篇幅约5000字,未着一字贬语。而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对《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倾向是严厉批判的,因为诗中有“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等明显表现“消极颓废情绪”的句子(这些诗句《史稿》都引用了)。由《古诗十九首》的例子,可以知道冯先生的思想倾向。

《史稿》特别重视对作品艺术特色、包括写作技巧的分析。比如讲欧阳修《醉翁亭记》,用了1000余字,兹录其讲解文章结尾连用20个“也”字的一段:

这篇文章,全文用了二十个“也”字作为句子的结束语,而在上句往往用“者”字作提顿,或者竟用问词,如“名之者谁?”造成一问一答的语调特点,而每用一“也”字,即十分饱满明确地叙述完一层意思,不留任何迟疑不决之处给读者。如此,则每经一“也”字,文意即转深一层,真像引导读者游九转八曲之深山幽谷,时时路转峰回,越转越深,到最后却转出一片和平愉快的欢乐景象,使人赏心悦目。全文因为用了二十个“也”字,语调十分圆熟流畅,如幽谷悬泉,虽然千回百转,但却轻快俊爽,毫无滞涩之感,使人读起来不得不一气到底,读完为止。

娓娓道来,参透了文章妙处,也参透了作者用心。

《史稿》十分重视对文学史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文学概念的阐释。比如对“兴”的解说:

“兴”是由联系出发的,它有时可以仅有感觉上的联系或者韵上的联系,在意思上竟和主题思想无大关系。例如《周南·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诗里所说的求爱,就不见得有什么联系,可能就仅是感觉上或音韵上的联系。这种表现方法,在现在的民间歌谣里还保存着,例如:“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阳山头上小花篮,新做媳妇许多难。”新做媳妇的好,不在于阳山头上竹叶的发青,而新做媳妇的难,也不在于阳山头上有了一只小花篮。它们之所以会这样成为无意义的联合,只因“青”与“音”是同韵,“篮”与“难”是同韵。若开头就唱“新做媳妇像观音”,觉得太突兀,站不住,不如先唱了一句“阳山头上竹叶青”,于是得陪衬,有了起势了。“关关雎鸠”的兴起淑女与君子,也是如此。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了,太率直了,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的重要的意义,只在于起兴,在于“洲”与“逑”的协韵。另外,以草木鸟兽昆虫以及天象地理等现象来引起感情的抒发,这样的写法,也的确可以使人有一种亲切具体的感觉,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有所感触,就因物起兴,咏唱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其实这也是民歌所具有的一个特点。

“兴”是一个不易解说的概念,《史稿》把它说得一清二楚,浅近亲切。

尤其应该强调的是,《史稿》的论述往往不从“主流”,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比如“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当时差不多是解释文学史发展过程的一种官方定义,《史稿》却有这样一段论述:

近几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流行一种非常普遍的见解,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大家这样说,大家这样写,成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然而又非常简单化的公式。把这一公式运用到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去,其结果就不能真实地分析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和各个作家不同的性格以及他们的作品的不同的艺术特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仿佛只存在两个派别:一派是先进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一派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文学史家采用了这种最简便的方法,好像破西瓜似的,把中国文学史切成了两半,这一半是现实主义,那一半是反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实际也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变形。

这里对流行观点的批判,显示的不仅是作者的学术见解,而且是精神操守和人格力量。

我之所以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标题中使用了“文章钜公”一词(出自唐诗人李贺《高轩过》),是因为冯其庸先生的文章早在“文革”前就已名重京师。1963年,先生写成三万字长文《彻底批判封建道德》,刊于当年《新建设》第11期(当时的《新建设》犹如今时的《中国社会科学》),毛主席高度赞许,以为可以拿来作为写作与苏共论战的“六评”的参考。也许正是“文名”之盛,使冯先生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4、5月间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告知,将调往“中央文革小组”。然而,先生“考虑再三,未去报到”。这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气、人生智慧和精神定力!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冯其庸先生的学术研究重心转向“红学”,但仍然继续着对文学史的思考。比如,1979年所写《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文学史属于“史”的范畴、治文学史之“通”与“变”、文学史研究要纠正“左”的片面性、文学史研究过程中考证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发表了非常剀切的见解。进入新世纪,冯先生投入巨大精力,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写成长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这则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硕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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