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著名历史学家、美中关系史学家汪熙先生逝世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12月26日发布

今天上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传来噩耗,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美中关系史学家汪熙先生今天凌晨逝世(1920-2016.12.26),享年97岁。汪熙先生是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为推动中美关系及基础性、建设性研究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虽然无缘受教于汪熙先生，却从他主持的许多学术成果中获益匪浅。汪熙先生的去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领军人。汪熙先生活在我们心中。汪熙先生家人节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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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汪熙去世

2016年12月26日 15: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肖昊宸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肖昊宸）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汪熙先生，于2016年 12月 26日凌晨去世，享年97岁。194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回国之后，汪熙先生先后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工作，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国际经济关系等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汪熙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卓有建树，他不仅培养了众多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人才，桃李满天下，还推进中外学术交流，主持许多重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关键词：工商管理;汪熙先生;科研工作;复旦大学历史系;学术;上海社科院;经济关系;四川大学;关系史领域;毕业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 肖昊宸）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汪熙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去世，享年97岁。汪熙先生，1920年生，安徽休宁县人。194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回国之后，汪熙先生先后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工作，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国际经济关系等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汪熙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卓有建树，他不仅培养了众多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人才，桃李满天下，还推进中外学术交流，主持许多重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汪熙先生具有全球性的学术视野，多次赴欧美等国高校讲学，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他还是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关系学会和英国研究中国学会的会员。他所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进展，享誉海内外。

昨日的世界：汪熙先生访谈录（一）

明德史馆 2016-07-14 14:47

汪熙先生，安徽休宁人，出生于1920年。先生194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回国后，汪先生先后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工作。汪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中美关系史研究学者。200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于文、秦岭等曾采访汪熙先生，并将访谈稿刊登在《史林》2004年增刊上。今天，我们将此访谈稿发布，衷心祝愿汪老：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一、早年求学与留美生涯

访谈者( 下简称访: 汪先生, 您父亲是汉口轮船分局招商局局长，之后任中德欧亚航空公司的总裁 。这样的家庭背景, 对您选择在四川大学读经济和到美国留学有何影响?

汪熙( 下简称汪)：我出生在安徽休宁， 但我实际回去的时间很少，因为我总是跟着父亲四处流动。我父亲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他对我读书没有什么影响， 关键还是时局的影响。我在南京读高中。 抗战爆发后 ，南京不能呆了， 就逃难到重庆。

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的“陪都”，汪熙先生在这里读完高中

重庆读完高中，然后去成都读大学。这是受时局的影响，我父亲已不做事情， 在逃难。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1943 年， 我在重庆的一家保险公司做事情。正好有国民政府组织留美考试，抗战时期生活很苦。这是抗战多年来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出国考试。我想试试, 结果考取了 ，就出国了。

访: 据我们所知, 当时有10 0 多人报名，只录取1/ 3。您为什么想到美国去读书呢?

汪: 当时想法是能出国就最好。因我在川大学经济 ，想进一步深造，所以就考经济类。那时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包围, 很难出去。从重庆乘飞机出发，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要飞过喜马拉雅山。当时10 次飞行中就会有一到两次要出事，我们那次没出事。

著名的“驼峰航线”：汪熙先生从这里前往美国留学

然后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坐美国运兵船到美国。那也是很危险的。每天早晨, 船长叫我们都穿上救生衣，到船舷上, 准备跳海。因为早晨是最危险的时候。

后来绕过澳洲南边, 到美国的西海岸。路上大约30 天。 因为船不是直走的，而是zigzag。 怕日本的潜艇。当时出国说是自费，考取了之后，你要自己拿钱。但那时的自费和现在比起来， 等于是公派。 因为自费是要你拿钱去买外汇，但是外汇的官价和黑市有很大差别。我结了汇之后，再把外汇卖掉，得到些钱。在黑市结的法币， 再用官价卖。我预售了外汇500美金就出国了。

访: 您去美国前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吗? 能讲一下在美国读书的情形吗?

美国芝加哥大学：汪熙先生曾在这里学习过

汪: 去以前英文有一定的基础。在重庆有些美国朋友， 经常交流， 基本可以会话。比那些完全不懂英语的要好一点。可是到了美国之后，还是有些不够用。尤其是学习。我一开始选择的是芝加哥大学。可是已开学半个学期，发现语言不行，也没有学分。就和校长讲，可否先找附近的学校让我练习一下英文。中国人也会少一些。校长就介绍我到附近的比诺特大学学习。当时我是学校唯一的中国人。在我之前是李宗仁的儿子，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去美国以后, 一直读的还是经济。但我对历史充满兴趣， 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学得很好。还记得在国内大学时有一位教历史的先生，一个姓梅的法国留学生。我是他的得意门生。有时考试的时候，他表扬我说： “汪熙啊，我给他101分! ” 虽有些夸大，但意思是我答的很好，他很满意。所以， 我对历史一直很有兴趣。但我想， 学经济更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

青年时期的汪熙先生和他的夫人董幼娴

访: 当时国内是不是很需要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

汪: 那是最需要的。我在比诺特大学学习后，就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学期。暑假时与哈佛大学陈观烈 （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 ) 、谭崇台 （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 、陈文蔚 （美国 马瑞特大学经济系、商学系教授) 一同到康奈尔大学共度暑假。我一直想学国际贸易。在入学资料中发现还有保险系，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以我就申请了这个学校，读了国际贸易和保险。在那里我也一直选修关于历史方面的课程。不过我的主修仍是国际贸易和保险。在美国5 年对我影响很大， 虽然我后来搞的是历史， 但研究方法与在美国学到的有很大关系。有很多算是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汪熙先生的好友陈观烈教授（第二排右二），大约拍摄于1953年，（图片来自网络）

二、转行与在上海社科院的工作经历

访: 能谈一下您回国时的情形吗? 为什么从经济学转向历史学?

汪: 我的转向应当是形势所迫。因为我回国的时候，刚刚解放 。那时讲国营经济，不需要资产阶级那一套。我学的东西， 什么工商管理、保险，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外交都是封锁的，美国也不让我们做生意。国家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转到了上海社科院。我搞经济史，因为我原来爱好也在这方面。当时虽说我们有可能留在美国，但我们与现在留美学生情况不同。我们都一心想回来，认为自己事业在国内。不像后来人们不愿回来。我们那时都想回来。不回来的也有， 但很少。我们有机会，还是争取回来， 觉得回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访: 回来的时候, 没有想到自己学的东西会有可能用不上吗?

汪: 没有， 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年纪轻，中国要发展，我们要好好工作，所以就回来了。

汪熙先生任教的复旦大学

我所学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文革后重新分配工作， 我就从社科院调到复旦来了。后来又进历史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陈观烈和我同一年去美国。他知道我当年学的是国际贸易，他就把我拉到了世界经济系。这样，我就能比较好地发挥专长了。这与回国时完全不同。在复旦时， 国家教委委托我编了一本《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销量还算不错， 重印了三版。

访: 转行对您容易吗?

汪: 没办法，你只能搞历史了，别的东西都不能搞了。没有国际贸易这些东西，要不就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什么的。我选了经济史，而且也很喜欢。搞得很有味道。私下对原来学的本行，也没有研究了，有些遗憾。

访: 您能谈谈在上海社科院的情况吗?

汪: “ 文革” 开始后， 张春桥说社科院是个烂摊子， 要砸烂。所以， 我们搬到奉贤农场去劳动。那时还叫做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 … 我们是第六兵团的。我们不属于劳动群众，所以不能开会学习。每天只能劳动。大约五六年之后， 上海因为天气热，工厂需要人，又抽调了我们当中身体比较好的回市里“战高温” 。我算身体好的， 所以就回来了。我这样“战高温”有三、四年吧。因为我身体最好，就把我分到劳动强度最强的一个厂-耐火砖厂。 那是很“结棍”（上海方言，厉害）的。“战高温”的时候， 邓小平上台了。他上来后的一个措施， 就是把支援“战高温”的知识份子一律派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大部分人都愿意回去，发挥自己特长。有人问我填到哪里？我说复旦，就调到复旦了。

陈旭麓教授（中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组长

三、复旦教学与科研生涯

访: 您为什么选择复旦？

汪: 我和复旦是有渊源的。我中学是在复旦附中念的，在徐家汇那边。复旦还有另一所附中， 就是现在的复旦附中， 在国权路那里。那时的复旦附中，就是徐家汇的李鸿章祠堂。我对复旦有感情，我愿意到复旦来。文革刚结束， 复旦很乱。刚到复旦没多久， 就被调到外面做“盛宣怀档案”工作。 陈旭麓是组长， 我是副组长，还有上海图书馆的馆长也是副组长。

访: 谈谈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获得过的奖励

汪: 我的第一篇论文,， 来复旦以前就写了。那时在社科院， 是在印度民族大起义100 周年的时候写的 。写完之后， 就寄给我的老师陈翰笙。 他说很好，后来在《历史研究》上登了出来， 那是19 59 年。顺便讲一句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被冲击掉了。我回来以后, 不断地受到“革命”的冲击 。 不是这个运动， 就是那个运动。我们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卷入这些运动当中，不得安宁。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写东西，应该说我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都在“革命”当中， 给浪费掉了。 所以到后来，稍微安静一点 ，我才写一点东西。还有很多东西都来不及写。现在对我来讲， 挣些时间而已。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写点东西， 把应该写的写完。

陈翰笙：汪熙先生的老师

当然，能写多少很难讲。获得过的奖项，我记不得了。有一篇《论晚清的官督商办》，是19 79 一19 85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其他还有好多。当时上海市每年都有评奖，我大概有十多篇。有的是一篇文章两个奖。我的文章基本在两份杂志上发表， 一是《历史研究》， 一个《复旦学报》。 当然《世界历史》也有一些。

访: 您到复旦教书是第一次走上讲台?

汪: 不, 以前也上过课。在社科院的时候， 也有人请我去讲。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在复旦银行系讲过课。当时历史系的学生也不是很多。有的学生被耽误了很多年，下乡多年，年纪大了。再重新拿起书，多少年没有读书了。大家都比较刻苦。 当时只有本科生， 我主要教书，写文章。 当然, 教书写文章是有些不同的。写文章用来教书, 感触更深一些。 那个时候在复旦的好处， 跟我原来想象的差不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 不像有些地方卡的很紧。 我写过一篇文章《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发表的，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觉得研究中美关系，应当是辩证的， 不应当是孤立的。不仅有中美两方面，还有国际的各种因素，也就是客观的历史分析的态度。

我考虑到中美关系史过去的研究方法不是正确的道路，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片面地、不真实情况地反映，对国家掌握政策也是不利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就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当时算是第一炮， 引起了轩然大波。

19世纪末的中国时局图，为应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文革结束不久，汪熙先生发表文章，主张门户开放政策有利于中国的主权完整，由此引发学术界的批判。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几个人写文章批评我。在过去的话，我肯定是右派。苏联也有人攻击我的文章，认为我是代表美国的利益，替美国人说话。批评我的人很多， 什么资产阶级买办利益的学者、美国的买办走狗… … 复旦大学很注意这个问题，把它仅仅限定为学术上的争论, 若是在别处，这就是政治上的问题了。在这里，这是学术问题， 应当讨论而不是上纲上线， 这很不错。 从这个时候开始， 情况也开始变化， 有很多人站出来， 支持我的意见。这样一来， 我的日子就好过一点。这就是复旦的好处。它对学术问题的讨论是很宽松的， 并没有对我上纲上线。 后来我才知道，系里的压力也很大，党总支专门开了会讨论， 但没跟我讲。 《世界历史》杂志社支持我， 认为文中提的问题恰当，没有正式反驳我的文章。

汪熙先生近照

访: 您怎样看待复旦历史系给您的保护?

汪: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历史系党总支的做法很正确。以宽松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不来追究我。都没有找我谈话 。 当时骂我支持我的都有。但和 文革不同，不上纲上线了。我自己在“文革” 时, 根本就不写文章了， 也不愿意写文章了。当时历史学是影射史学, 是说假话， 我不搞那一套。历史系总的来讲， 环境还是不错的，和复旦总的环境差不多。对学术讨论都是一种宽松的态度， 这是很不容易的。“文革” 期间， 历史系有许多派系， 各派系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这对于学术打击很大。

昨日的世界：汪熙先生访谈录（二）

明德史馆 2016-07-23 09:33

访: 您的留美经历对您研究中美关系史, 甚至写这篇文章有帮助吗?

汪: 有帮助。我们那一辈没有到美国的人，始终是把美国人当作敌人来看待。应该看到美国可能是敌人， 也可能是朋友，两方面都可能，这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我对美国的认识，要比完全没有到过美国的、完全凭着脑子想的人要好一点。

1947年，汪熙先生获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访: 您来到复旦之后, 先后在哪几个系科工作过?

汪: 主要是两个系了， 一个是历史系， 后来把我调到了世界经济系。因为当时世界经济系恢复了之后， 不是很齐全, 像国际经济贸易这样的专业都没有，根本不能称其为世界经济系。 所以就把我调过去， 让我把国际贸易专业建立起来。因为当时世界经济系的系主任就是我留学时的同学陈观烈。去了几年， 把班子搭起来， 人也培养出来。 后来我觉得历史系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也需要我回去。 所以又回到了历史系。在世经系的时候， 我在美国学习的世界经济方面的、国际经济保险方面的知识基本上都用上了。

汪熙先生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杰出校友奖

后来历史系近代史组需要人，有一度, 我做了近代史组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历史系了， 也不想离开历史系。我的博士点设在美国研究中心( 下简称美研中心) 国际关系专业。但我培养的人都在历史系。 因为当时美研中心的主任是谢希德。我是副主任, 所以我在美研中心的时间多一点。

访: 美研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请您谈一下美研中心的情况。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创始人、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

汪: 美研中心成立已经是很迟的事情了。

谢(希德) 校长很重视它, 就连美研中心的房子都是谢校长募集起来的。现在它是全国的一个基地。当时却都是兼职的，现在才稍许有些专职人员。 各个系都有,像谢校长是物理系的, 历史系、中文系都有。把各个系研究美国的都放在一起, 有些虚的味道。现在有了专职的人员，也不过五六个人。

汪熙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访: 您还记得当时系里开设的主要课程吗? 您教过哪些课?

汪: 很多, 拉美史外国史、中国史、经济史都有, 我不太记得了。当时学生一进来就把研究方向定下。你是拉美史, 你是经济史, 你是国际关系史。定专业有它的好处, 但是对本科学生来讲, 太早了一点。因为当时大家的知识准备还不充分, 从中学一上来， 就定专业, 知识面就太狭窄了。现在, 有的学校到大三还不分专业, 实际上应该这样。我教近代史、近代中美关系史, 另外还和别人轮流讲课。当时学校的各种讲座挺多的，我也作过一些。还记得当时我在管理学院的大礼堂开讲座， 来听的人不少。讲完了以后, 问问题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这很好。

在教书方面，我总是要做充分的准备， 并且希望同学提问题。我找到一些东西， 这是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课堂讲义， 我当初都把它写成稿子(先生拿出几本很厚很旧的讲稿)。我上课就把这个带去，这是我的底稿， 同时还预备一些材料。 这是我发给学生的材料， 因为需要抄的太多， 在黑板上板书已经来不及，我就把它印成材料发下去， 让学生自己看。他们的专业是中美关系史， 非要深入下去不可。因为你们现在面比较广，这有好处， 你们的基础会打好一些， 但是也妨碍了你们的深入。应该讲第二步就是深入了。你们现在就应该心里有些想法，哪些是爱好的就可以继续深人， 这不妨碍你们的基础学习。

汪熙先生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张济顺教授

访: 您对学生有什么样的要求?

汪: 我上课要提出问题的。所以学生如果没有准备， 常常就会答不出来， 有时乱讲一通， 我一听就知道不对。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个同学头一天没看书，贸贸然就来上课了。那天我刚好点到他名，他答不上来， 就冷场，很尴尬。我喜欢能够提出问题的学生， 有的学生从头到尾不讲一句话，这是我们中国与外国习惯不同。

外国学生喜欢问问题，我们中国不喜欢。学生对老师应该多提问题。在中国，对老师提问题好像不礼貌， 所以不去思考， 你怎么教，我怎么写。我怎么记下来， 就算完成任务。这是我们中学遗留下来的习惯。我那时常请外国人给学生讲课， 就要私下里和学生打招呼，让他们一定要提问题。要是没有，也要凑几个人提问题。讲完后如果没有一个人提问题， 外国老师觉得很糟糕， 觉得自己讲得不好。

汪熙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右二）

其实学生有没有问题呢? 有问题， 种种原因让他不好意思问， 或者由于英语讲得不好。所以后来我告诉他们要是不行的话用中文问， 但是常常要动员再三，才有几个人提问题。上次我请了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在美研中心讲了一次课，列席的一般都是硕士生，但是问题很少， 再三动员， 才提出些问题。我常上完课问学生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提出来。我点到某某同学， 问有什么问题， 逼他才会提出来。有时候，我会检查大家的笔记。因为大家都埋头苦记， 我想看看他们都记些什么东西。我就收上来看看， 这也带一种鞭策的作用。当时有股风气， 叫“ 读书无用论” ，所以有的研究生不好好读书， 我有几次到宿舍去看他们， 了解他们的情况。那时有的博士读书条件很艰苦，我从研究费用里头每个月拨几十块钱给学生。在美国的时候， 有好的资料，我拿回来， 能够翻译的， 我就叫学生翻译。一般来说， 我的毕业生毕业之后我负责写推荐信。在中国有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乱写推荐信。甚至不认得的人也写。

汪熙先生的朋友、美国康奈尔大学高家龙教授

对我而讲, 只有我亲手教过的学生我才写推荐信， 所以我得罪了很多人。当时叫我写的人有的很够格了， 很有交情， 我都没有写。 康奈尔大学的高家龙教授就跟我讲，他们刚刚收到推荐信的时候， 觉得这样好的学生真是难得的天才， 一定要好好注意他。后来却发现这个学生不像推荐信里说得那么好， 差得很远。第二次， 他们就很严格了，但是严格的结果和推荐之间还是差得很远。他们后来说中国人搞的还是孔孟那一套，与人为善， 叫我推荐， 我总是说好的。 而这种东西在美国是不行的，应该实事求是， 好就好， 坏就坏。做学问方面， 我常对学生讲，要他们不要专钻牛角尖钻到一个狭窄的方向，这样虽有些好处， 但影响全面发展，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 博”一点，这对他们研究有好处。虽是学历史的， 世界经济也应熟悉一些， 我就让他们去世经系听课。

访: 您觉得，历史系和复旦给了您什么样的资源或者说提供给您什么样的帮助?

《复旦学报》是中国高校学报的“名刊”，汪熙先生的文章多在上面发表

汪: 我的很多东西都在《复旦学报》上发表。复旦的图书馆对我来说不能算没有帮助， 但我作研究的大部分材料不是从校内渠道获得的，不像美国的费维恺他们的资料主要都是从哈佛图书馆来的。研究主要是我在自己家里单干的。不过学校和历史系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如果不是学校和系里的宽松态度, 可能对我影响很大。这点很不容易, 我希望以后复旦能保持这种态度。因为宽容对学术有好处。

访: 您对谢希德教授有什么印象?

汪: 第一， 她这个人是非常宽容大度的。谢老师的经历非常不平凡， “ 文革” 期间也被打成“ 牛鬼蛇神”，身体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她的腿有“流火”，走起路来很痛。她的丈夫后来一直有病， 经常到医院里去探望他。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工作还很积极、努力， 这是很不容易的。第二, 她对事业是很忠诚的。美研中心要造房子， 是她筹集募捐的， 是美国政府的钱。 现在虽她已经作古， 但美国研究中心的房子还没有造完，这也是她留下来的“ 遗产” 。她任校长的几年中， 复旦搞的也不错。我跟她共事有一段时间，从待人接物、工作态度等各方面来讲，她都是一个值得怀念的人。无论在专业上，还是对复旦大学，她都有很大的贡献。

2009年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前排中间为汪熙教授和资中筠教授

访: 您在复旦主持过哪些比较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

汪: 次数太多了。记得的有19 85 年的中美关系史讨论会， 费维恺也参加了。后来还有几次，一次是中美经济关系的讨论。还有1 9 97 年5 月的“一百年来中美关系研讨会” ， 另外, 关于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讨论会规模也很大。关于中美文化关系对国家成长的影响、中美农业的讨论会等等, 都有很多有名的学者来参加。这几个讨论会都有书， 或在中国出版, 或在美国出版, 《中美关系史论丛》中也有。

（未完待续编辑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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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熙

汪熙，历史学家。1920年生，安徽休宁人。1944年赴美，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Warton）商学院研究生院。1948年返国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汪熙

• 国籍

中国

• 出生地

安徽休宁

• 出生日期

1920年

人物简介

1992年10月起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终身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学术成果

国内，主要专著有8册，论文52篇。此外，还主编《中美关系丛书》共计28本（1985-2010年），《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共计9辑11本（1929-2004年）及“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Management Association）丛书共8辑165本）。

国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3本。

其他，应邀到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访问讲学，在该地出版论文有4篇。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汪熙1944年赴美，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的研究生院毕业。1948年返回国内后，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及《美国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编辑委员及学术顾问。

汪熙自1992年10月起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终身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199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美国费城正式授予在国际上有学术成就和在事业上有杰出贡献的校友奖状。

汪熙在国内主要专著有8册，如《求索集》、《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三版），《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论文52篇，如《论晚清的官督商办》、《论郑观应》、《略论中美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此外，还主编《中美关系丛书》共28本（1985-2010年）、《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共计11本（1979-2004）及“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丛书共8辑，65册。

国外，在美国出版书3本；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中美关系；现状与前景》、《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考查》等。在美国出版的主要论文有：《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中国行政权的下放问题》等。

其他，应邀到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和台湾地区访问讲学时，在各该地区出版的论文有4篇：《英国经济的情况》、《中国的买办商人》、《太平洋战争与中国》、《中国在2000年》等。

1992-1996年受聘为美国（芝加哥出版）“美国-东亚关系杂志”（The Journal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主编委员会委员。

1994-1998年任全国中美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http://baike.so.com/doc/7600863-78749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