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力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校长钱伟长去世，媒体一片悼念之声，也引发了又一次“钱问题”——大学教育体制。去年年底本家钱学森去世的时候，提出了“钱学森三问”，如今，钱伟长去世从另一个方面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去年跟一位上海大学毕业的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了他们的教学体制和其他大学的种种不同之处：小学期的设置，课程教育以研讨班为主，本科生也要写大量的调研报告。当时感觉到这里很有文章，朋友谈到他们这一切都来自钱伟长。后来建议南周和科学新闻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但没有得到回应。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大师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我们却在固步自封，眼睁睁看着事情败坏但束手无策。

钱伟长和一直风光的钱学森是两种不同的遭遇：

钱伟长，以历史和中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第三天抗日战争爆发，为科学救国而改学物理，1946年回国，并在1955年协助钱学森成立力学所，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三钱于此时闻名天下，时人戏言“天下科学共一两，本家占三钱”）。

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中科院为了保护科学家获得毛特许，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不划右派，可惜钱伟长一不是50年代回国，二主要关系在清华，于是成为右派典型，被拉着到处做报告“我是如何被改造好的”，非人的待遇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科学家何辜，知识何辜，只因多读了几年书。

钱伟长平反后，无处可去，邓劝他说，你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树敌太多，去上海吧，你可以一直当校长。于是钱伟长孤身一人从此住在上海。所幸的是，邓的指示让他可以保有一块儿“自留地”——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可以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实验自己借鉴国外经验所设立的教育体制。钱伟长为上海大学费尽了晚年的所有心血，从校园设计到教育模式，都亲历亲为。头儿的女儿还在上海大学上学，学生们遗憾的说，他们的毕业证书上不会再有钱伟长的签字了。

文汇报记者写道，钱95岁生日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时会冒出一句“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所指的，是关于当今流行的教育体制。钱伟长所不知道的是，不仅他作为院士没有什么发言权，所有人都没有发言权，体制这个怪兽成长起来之后，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这是当年的一大悲剧。

教育官僚们对钱学森之问讨论了也半年多了吧，会议不知开了多少，论文不知道发表了多少，但这些都仍是如影帝一般地作秀。

手机报上，跟钱伟长去世的新闻放在一起的，是某领导慰问朱光亚的消息，这消息真不吉利，不过也是宿命。

等这些人都死了，有能力提出问题而受关注人的人都死了，教育部的压力也就都没有了，所以去世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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