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和体制存在种种弊端。除了美国《科学》杂志约三年前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和最近刊登的《改革中国科技体制》两篇文章所披露的妇孺皆知的弊端外，或许还有许多更严重的顽症。作为置身于科研文化和体制中的科学家（注：这儿科学家泛指做科学研究的家伙），当然有责任和义务为之“把脉并提出改革思路”。

为科学网的同博们能在世界顶级科技期刊上发表“文化”和“体制”“雄文”感到由衷高兴！同时，也不得不为如此“雄文”亦如或将如中国浩如烟海的SCI论文丝毫不能推动科学发展和科技进步一样，也丝毫改变不了中国的科研文化和体制感到万分悲哀！（有点葡萄味）在我看来，科学家想要更好地为“文化”和“体制”作贡献，很有必要再搞清楚如下问题：中国科研文化和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其根源是什么？谁能、从多大程度上能革除这些弊端？特别是，科学家在科研文化建设和科研体制改革中应有什么作为？能有多大作为？针对这些问题，本博主先英勇就义，再慷慨陈词。

一、中国的科研文化是中国的科学家搞臭的

以《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所列举的科研文化为例。文章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存在种种弊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滋生了包括拉关系、与官员勾结、不以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等一些丑陋的中国科研文化。该文发表不久，本博主就曾撰拙文《科研文化由科学家酿造》，对其把丑陋的中国科研文化归咎于体制和官员表达反对观点。其一，任何科研基金分配体制都有其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即使在美国应该也不例外，纵观国内外的科研项目,从提出、立项、实施到结题验收，每一个环节，尽管都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官员的组织和参与，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科学家，所以如果说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中有猫腻、有勾当的话，罪魁祸首是科学家，而不是体制和官员。其二，如果上升到文化层面，那更是科学家自己的事了，与体制和官员基本无关。文化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百度：“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医生收红包、按回扣开处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医疗文化，这是官员之过吗？《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列举了拉关系、与官员勾结、不以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等一些丑陋的中国科研文化，试看，拉关系、与官员勾结、评审经费申请者的不全是科学家吗？

就算制度和官员能影响科研文化，那充其量只是外在因素。看中国历朝历代，最不缺乏的就是黑暗腐朽和贪官污吏，但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和传承着优秀的治学文化，这无不归结于一批批文人志士“出污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和傲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坚守和执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多屋”的信仰和虔诚。官场有官场文化和教化，官员有官员的活路和套路，对错自有公论。但科学家不坚守自己的文化，不遵守自己的规则，不按自己的套路出牌，而被小部分官员同化、收买，沦为官员的小弟，最终将官场文化引入神圣的科学殿堂，玷污了科研文化，这到底是因为官员的坏，还是由于科学家的错？把科研文化的弊端归咎于体制和官员，无异于把官员贪腐归咎于制度和“二奶”或“小三”。我家乡有句话糙理不糙的土话：尿不出尿尿怪尿桶。中国的科研文化烂了，不从科学家自身找原因，而是去怪“尿桶”，抓住症结了吗？这病能治好吗？

二、中国的科研体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能够攻克的

什么是体制？一个国家就是一种体制，一个政府就是一种体制，一个单位就是一种体制，一个部门就是一种体制，一个家庭就是一种体制，甚至一个个体就是一种体制。与体制密切相关的是机制，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体制。体制与机制是相对的，通常说来，上级是体制，下级是机制，整体是体制，局部是机制。以一所大学为例，它是教育部的机制，又是它的职能处室和院系的体制，至于大学的教职员工，包括科学家，都是体制和机制要制的对象。体制和机制最在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最佳地制服要制的对象，而不是如何让要制的对象感觉最爽。

如果认同老文对“体制”的上述理解，自然就会明白作为科学家对“体制”能有多大作为，以及如何才能有作为。读了科学网置顶博文《体制的坚冰久攻不克情况下，“混”正在成为一种生存智慧》，给有志于攻克体制的科学家指条路，也许是唯一一条路：去做官！要想攻克某一层面的体制，就要去做至少更高一层面的官。不过，科学家即使当上了官，也未必能治好体制的病。有官员发现过一条规律：人越聪明越自私，所以越当不好官。各位反观身边事例，官员的发现不无道理。这种道理也许是：过分的优秀，过分的狭窄；或者说，过分的本行，过分的本位。科学圈里想当官者，大多是倒逼的，因为若不当官，则很难做事，尤其是做大事，这样的当官动机，只能是让体制好了自己苦了他人。

从科学家熟悉的领域找类比，或许更能理解攻克体制的艰难。一种体制就像一门学科，其架构或体系一旦建立就很难撼动。回顾科学史，创立新学科和颠覆旧学科的科学家屈指可数，多如牛毛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所从事的无非添砖加瓦、补洞检漏等工作。一种体制也像一本专业教科书，成千上万的编著者可以编它著它，但不大可能会损它毁它甚至灭掉它。一种体制也有它的惯性和连续性，建立或颠覆它的不是它要制的科学家，至少不是多数科学家。科学家能够做的，就像一位小学生发现了其学习和生活于其中的班级存在迟到早退、缺课旷课、扰乱课堂纪律、破坏公共财物等不良现象，迅速报告班主任老师，然后获取表扬。两篇“雄文”作者所做的正是如此。至于因班级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好好学习，痛骂班级，仇恨学校，其后果对于小学生可能一时难以预料，但作为科学家，应当是了然于胸的，“混”得再有智慧也未必有出路。

科学家对科研体制无计可施并不意味着对科研体制要彻底绝望。恰恰相反，科学家如果对国家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那么就完全可以放心地多做科学、少谈体制，要相信一切因发展而产生的问题终将因发展而消失。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一个国家能发展好经济，就一定能发展好科技，经济体制改好了，科技体制水到渠成。回顾我国近三十年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历程，以经济领域的GDP和科技领域的论文数之关系为例，本博主曾阐述过：有多大体量的GDP，就有多大体量的论文数；有什么质量的GDP，就有什么质量的论文数；GDP是硬道理的时候，论文数也是硬道理；不以GDP论英雄的时候，也不以论文数论英雄了；提倡中国经济要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的时候，也在强调中国的科研论文要从追求数量转向注重质量。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转方式、调结构，而这也正是革除各位科学家历数的科技体制弊端所要施行的最好手术，《改革中国科技体制》一文中所谓的“改革思路”归根结蒂不就是转方式、调结构吗？

三、中国科学家最需要做的是多打铁自身硬、少恨铁不成钢

中国的科学家，有相当部分在一边搞臭科研文化，一边痛骂科研体制。林语堂说，在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一个人年过四十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就是天才。”“可惜这样的天才在中国几乎看不见，而常常只出现在国外，而这些人在国外常常就是大师级的人物，是人类的天才，是划时代的人物。”中国出不了大师，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的科学家搞不过老外，过去常常说是仪器设备比不过老外，如今仪器设备世上最先进了，又与时俱进说是体制比老外的差。一个群体不在自己该搞能搞的地盘好好搞，非得要把它搞脏搞臭，而在不该搞也不能搞的地带放肆搞，搞不定了就放肆骂放肆贬，这样的群体应该也属无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无非是堂而皇之地“混”，“混”还要“混”得有理。

中国科学家目前最需要做的可能是多研究些科学和技术、少谈些体制和文化，多打铁自身硬、少恨铁不成钢。如果真有恨铁不成钢之心，那也要切记：恨铁不成钢不如自己先成钢。那么硬气的钱学森先生当面向总理发问，仍然没有问出杰出人才，更何况我等无名小卒在网络和媒体抱怨几句！

（写于实验室在南岳衡山的“心愿之旅”）

科研体制与科研文化系列：

1. 科研文化由科学家酿造

2. 把学术较真者关进笼子

3. 天天看文献怎敌天天看文件？

4. 科研合作：人人都要吹哨子

5. 体制也是一种基因

6. 美国人为什么按GDP收取论文版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