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战“疫”的关键时刻，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以下简称《措施》），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二者主题均集中于论文，引发广泛关注。

老文想起了之前有国外公共卫生学者自我“诊断”：过去几十年，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出版物数量呈指数增长，然而，这种势不可挡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公共卫生水平指数级的提高，今天的研究机构远未发挥其促进社会变革的潜力。（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seen an exponential rise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roduced by public health academics. Yet this inexorable rise cannot possibly be said to have led to exponential impro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Today’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re far from maximising their potential for catalysing social change.）

科学研究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用公共卫生领域的话说，就是“防病治病”。公共卫生领域是科技界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论文越来越多，但我们依然很难“防病治病”，是科技界的“通病”。

为什么会这样？国内外对此已有大量研究。其实常人不用或不看研究，都知道症结所在。欣喜的是，科研人员大多为最新出台的《措施》和《意见》点赞，尤其赞它们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科技评价。

老文一直有个观察，评价是科技界最灵利器：你评价什么就得到什么，你想得到什么就可评价什么。事实证明，我们从数论文篇数到看刊物分区、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热点和高被引、ESI等，这些都是一评很快就得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希望论文更助力“防病治病”，那么评价依然不可或缺，关键是评什么、怎么评。

经济学界流传的“眼镜蛇效应”，对我们有启示。这个效应源自一桩关于眼镜蛇的轶事。

英国殖民下的印度，曾经眼镜蛇肆虐，人畜一度深受其害。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悬赏捕杀眼镜蛇，民众每捕杀一条眼镜蛇可领取一卢比赏金。悬赏之下，民众纷纷投身捕蛇运动。

眼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当局者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肆虐的眼镜蛇数量明显减少了，但民众拿来换赏金的眼镜蛇数量不降反升，相应的，政府发放的赏金越来越多。

原来，有民众发现捕蛇不如养蛇简单高效，便开始大规模养殖眼镜蛇，捕杀后同样换取赏金。

英国政府察觉后，终止了悬赏捕蛇。那些养蛇者看眼镜蛇再无利用价值，便把蛇都放了。放出去的眼镜蛇继而大量繁殖，导致比悬赏捕蛇前更严重的蛇灾。

如果把论文看作这儿的眼镜蛇，那么发表论文的本来目的是什么？是消灭肆虐的眼镜蛇，助力解决眼镜蛇泛滥、伤害人畜的问题。这样的论文显然是需要的，也值得激励和奖励，甚至给捕得多或贡献大的人提职称、给“帽子”都是应该的。

本意很好的激励和奖励为什么催生了养蛇者？首先，政府悬赏捕蛇，从经济学上看相当于创造了一种买卖，买方需要的是眼镜蛇，而且要害是只要是眼镜蛇就行，不管蛇是从哪来的、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其次，一个广为人知的公益广告说得好——“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样，没有买卖，就没有饲养。

评价学术成果如果只看论文，相当于悬赏捕蛇只看蛇，其结果必然是，论文（蛇）越来越多，但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论文（被捕杀的伤害人畜的眼镜蛇）占比越来越小。

不仅如此，假设英国政府不终止悬赏捕蛇，甚至加大悬赏力度，而且一如既往只看蛇，那么可以预计，捕蛇者可能大量转型加入养蛇者行列。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会认识到，养蛇比捕蛇不仅轻松（至少不用跑野外，不用担心被蛇咬），更诱人的是还可规模化生产、按需（指标）定制，获利获益简直就是多快好省。这又导致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捕蛇者）的占比越来越小。

这就是不恰当的科技评价导致论文越来越多，但我们依然很难“防病治病”的内在原因。

那么，如何才能让论文更助力“防病治病”呢？

事实证明，像英国政府那样终止悬赏捕蛇不是一个好办法（导致了比悬赏捕蛇前更严重的蛇灾），尽管还是会有不少有责任感或热爱捕蛇的民众自发捕蛇。不为悬赏驱动的捕蛇民众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庙堂里的第三类人，“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但这样的人非常少。社会的大多数人摆脱不了“经济人”属性，还是需要激励和奖励的，这本来也是按劳分配的体现。

显然，悬赏捕蛇并非不能达到解决眼镜蛇肆虐问题的目标，最关键的是能辨别一条眼镜蛇究竟是野生的还是饲养的。要做到这一点，看眼镜蛇的外观或采用诸如粗壮、长短、颜色、凶猛程度等指标，基本无济于事。对此我们其实都有体会：老文多次购买号称的所谓正宗土鸡或正宗土鸡蛋，事后证明次次上当。从生物学上看，测DNA可能是辨别野生和饲养动物最可靠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就是看最本质的东西。

让论文更助力“防病治病” 也一样，关键是在需要论文、激励和奖励论文时看论文中最本质的东西。外在的一切指标都不可靠。至于如何看最本质的东西，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只是技术性问题。老文设想，如果有人发明了判别论文的“DNA检测”技术，将极大推动论文助力“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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