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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学术性文章很少有感情色彩,但最近来自英国Harefield皇家布朗普顿外科器官移植和机械辅助中心的主任Andre R. Simon写了一篇“氢气水在器官移植效应研究”的评述,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感情色彩。文章的题目是,Hydrogen-supplemented drinking water, just soda or an elixir of life?。这里对该短文进行中文介绍,以飨读者。
自从令人激动的开始,器官移植已成为多种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标准治疗方法。毫无疑问,在追求长期维持移植器官功能过程中,虽然我们对器官移植带来的复杂效应的理解在不断增加,但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是使用免疫抑制剂。1969年,环孢霉素被发现,1972年发现环孢霉素具有免疫抑制作用,1978年Calne等开始在临床使用环孢霉素作为对抗器官抑制的免疫抑制剂。但从那时到现在,器官移植领域并没有任何更加突破性的发现,环孢霉素目前仍是临床上使用最广泛的免疫抑制剂。虽然许多替代或辅助性药物被相继发现,甚至有一些药物被成功用于临床,一些新的治疗概念如诱导免疫耐受也被相继进行分析。但不幸的是,大多数这些工作只在啮齿类动物中产生诱导免疫耐受,并不能被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因为这些手段和药物几乎没有任何临床效果。乍一看,国际上关于心脏和肺移植的注册数据非常不错。1年生存作为心脏移植后的长期生存的一个标准,可以很好地分析免疫移植控制的效果,从这个标准看,器官移植的整体效果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有任何提高。相反1982-1991年间器官移植患者平均存活13.9年,但1991-2001年反而下降到13.2年(P = 0.0002)。1991-2001年间和2002-6/2009年间没有统计学差异。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过于简单的分析,但在过去的40年,这个领域确实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在最近一期的Transplant International,来自美国Pittsburgh 的Kentaro等研究小组,研究分析了使用富含氢气的水在心脏器官移植后存活和血管移植后内膜增生方面的效应。不得不说,我看到该稿件题目的第一反应是负面的,氢不可能有这样的作用,但是我阅读全文后改变了这一看法。首先,这是一个简单而新颖的思路;其次,他们使用的模型,虽然是啮齿类,但可以非常优美地说明这一效应;更为重要地是,氢气水这种简单非特异性手段,具有非常大的转化意义的方式,几乎可以不受任何障碍地立刻用于临床实践。
Huang(他们自己的研究,目前黄医生已经回到台湾并继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现的氢气具有抗炎症,以及Ohsawa等(日本医科大学太田研究小组)氢气具有抗氧化、抗细胞凋亡和细胞保护效应。根据过去发现的氢气抗氧化抗炎症效应,其他研究小组发现氢气可以通过口服氢气水的方式被摄取,而且具有广泛的抗炎症效应。将上述两类效应结合起来,他们通过将Lewis大鼠心脏和动脉段异种移植给Brown Norway大鼠。然后进行标准的研究,包括移植物存活和形态学分析,他们也分析了受体动物血液中氢气的水平,髓过氧化物酶活性水平作为免疫反应的水平,丙二醛水平作为氧化损伤的程度,另外还检测了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表达等。根据研究结果,他们可以确定氢气似乎可以非常显著地减少受体动物的特异炎症反应和血管内膜增生,从而提高移植器官存活。
根据研究结果他们推测,这一效应可能是属于一种非常基本的保守的机制,也就是说是具有非特异性或普适性。当然,仍需要更多研究来阐述这一机制。但是,临床不同于数学和工程,临床医生使用工具时完全不需要必须完全理解。(临床医学不同于其他科学,不追求完美,只要追求理想;不一定了解过程,只需要了解结果)。所以,作者建议可以将氢气用于临床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我们见证了器官移植的新时代,氢气水是否具有价值必须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假如氢气水真的具有如此神奇的效果,那么我们将大声疾呼“bang for the buck”(花最少钱取得最大效果)。非常期待这一奇思妙想能获得成功。
作者西蒙教授
Dr. Andre R. Simon | Expert Cardio-Vascular Surgeon
Dr Simon trained at the Christian Albrechts University in Kiel, Germany,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and the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Germany, where he qualified as a cardiac and thoracic surgeon.
He attained his Doctorate at the Christian Albrechts University and holds a Higher Doctorate of Medicine at the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He worked as an attending cardiac surgeon at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form 2003 to 2010 and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Hannover Thoracic Transplant Program in 2007-2010 where he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lung transplantation.
In 2009-2010 he was the director at European Academy for Organ Transplantation (EUCAT) at the Integrated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 (funded by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ituated at the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Hannover, Germany, founde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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