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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治政：科学若不注入人性 就将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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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一线   2016年09月29日 17:08 手机看

尽管当前医疗卫生的现实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但社会各界对人文的认识仍存在不少偏颇之处。无论是病房里病人的照料、危重病人的抢救，还是在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文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人文医学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推行人文医学理念会妨碍医学技术发展吗？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医学人文学者、大连医科大学教授杜治政。

杜治政教授

一个失去良知的科学家，远比蒙昧无知的人危险

记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一股重视和要求重塑医学人文精神的热潮在国内外悄然兴起。就医学界来说，在绝大多数人呼唤医学回归人性、回归人文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一些质疑。有人甚至说，人文医学是摆设、是花瓶。要把病人的病治好，还是要靠医学科学，靠药物、手术等这些硬工夫。对此，您怎么看？

杜治政：人文医学总体来说，与科学陈述“是什么”不同，解决的是“应当是什么”的价值指向问题。的确，人世间不存在离开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独立发挥作用的人文医学实体。但是，人文医学确实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因为各种医疗实践活动无不隐藏着价值观和行医目的。例如，适宜医疗、过度医疗都是当前医学诊疗实践中的医疗，人文医学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具体的医疗活动，但适宜医疗与过度医疗两者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前者是从人性出发的，以病人为本；后者则与此相反，它是从增加医方收入出发，或是从维护医方自身其他利益出发的，两者的价值指向不同，其效果和患者的感受不同，这也是事实。可见，人文医学绝非空穴来风，也不是虚无缥缈。只要我们审视各种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就可以看到人文医学的身影。

人文医学对医学和医疗卫生实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整个医学科学和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对此，汤钊猷院士曾深有感触地说：“在医学实践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有成就的科研人员，往往是人文比较好的。因而对于成就一个成功的医学科研人员，尤其是临床医生来说，‘软件’必不可少。现在大家忙得不得了。我们以前一天做一两个手术，而现在我手下的年轻医生一天要做五六个手术，一天做到晚。当然这样会使技术提高很快，但我们能有多少人、多少时间静下来思考我们的方向？”

记者：有人认为，医学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依靠医学自身的发展解决。科学自身不断追求与探索的精神，可以克服科学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杜治政：的确，科学自身发展中的双刃剑问题，仍需要通过科学自身发展，寻求更好的方法加以克服。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一过程远不是自发的。纳粹时期的德国拥有大批崇尚科学精神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强烈。然而，这么多科学家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接受一个愚昧无知的杀人魔王呢？科学史研究专家萨顿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一定程度，致使他们对人性已经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失去良知的科学家，远比蒙昧无知的人危险，他们作恶的可能性远比无知的人大。这就充分说明科学如不注入人性，就可能走向科学的反面。我们必须向科学、向医学注入人文精神，关注科学和医学应用中的伦理社会问题。同时这也可以解释，某些高水平的医学家为什么对病人那么冷漠，对那些渴望救治的人那么无动于衷。

那些有利于人类利益的研究，完全可以大胆迈开脚步前进

记者：在人兽混合胚胎研究之初，一些人文学者提出看法，认为研究涉及诸多社会伦理问题，需慎重对待。但当时从事此项研究的专家不以为然，反倒指责这些指手画脚的议论有碍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伦理审查与技术进步的矛盾？

杜治政：一些科学家认为，科学只有真伪之分，不存在善恶之别。但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生长起来的技术，是服从人们一定的目的去改造世界的，因而出现了技术“双刃剑”的问题。人们可以用某种技术行善，也可以用某种技术行恶。原子能可以发电造福人类，但也可以制造成原子弹杀人。这在历史上不乏深刻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英国自然科学史家丹皮尔也说过：“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还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

科学和医学接受伦理审查，会不会妨碍其发展呢？对那些有害或可能有害人类利益的研究，肯定会有所妨碍。而对那些有利于人类利益的研究，由于它的伦理正当性得到了肯定，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迈开脚步前进。在辅助生殖技术刚刚诞生时，人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质疑，表达了对这项技术的忧虑。后经生殖学家与伦理学家共同讨论，达成了使用它的伦理规范的共识，后来这项技术得到广泛的运用，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伦理社会问题。当前得到各国政府支持的药物开发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的程序，不正在促成药物开发的正常发展吗？

记者：也就是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力量越来越大，对自然、人体的干预越来越深，产生的后果影响深远，其前瞻性常常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人性尤其不能缺席。科学家与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协作方式是怎样的？

杜治政：凡是对社会、对人民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对自身从事的研究，须愈来愈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对人文学者提出的意见，一般均会抱欢迎的态度，和他们共同讨论，而不是采取“猫捉老鼠”的办法，改名换姓，避开关口。实际上，这种改名换姓的办法，并未逃脱社会舆论的追问。尽管有人将“人造生命”改为“合成生物学”，但并未终止人们对人造生命伦理正当性的追问。

当然，伦理学家或人文学者对当前生命科学前沿出现的种种新事物，也应该首先持欢迎的态度，毕竟人类对疾病的控制，有赖于科学的力量。对于当前生命科学中出现的新发现和新成就，首先要为之高兴，为之助力；其次是学习，很好地了解其新成就；对其可能产生的伦理社会问题，应当是以商榷的形式与科学家共同讨论。我们不能充当裁判官。我们只是为各种技术进行人性辩护，其目的是为技术的应用提供人文和社会支持，使技术具有明确的人文基础。

杜治政教授简介：

杜治政，主任医师，教授。现任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大连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荣誉院长。1932年出生，1956年大连医科大学（原大连医学院）毕业。曾任：大连医科大学助教、讲师、兼职教授，大连理论医学研究所所长；医师进修杂志、实用护理杂志、医学与哲学杂志副主编、主编；大连市人大常委，大连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学术著作

著有《医学伦理学纲要》、《护理学新论》、《医学伦理学探新》；主编有《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