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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饥饿源于菌群"的新发现为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机遇

已有 456 次阅读 2019-5-17 22:45 |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基于“饥饿源于菌群”的新发现为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机遇

 

张成岗*,巩文静,李志慧,高大文,高艳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辐射医学研究所,全军军事认知与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北京 100850

 

 

*通讯作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生物学;心理认知;肠道菌群与慢病防控、菌心说、医学3.0、健康智库;Emailzcgweb@126.com;微信号:junxinxueshuo;电话:010-66931590;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27号二所三室,邮编:100850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世界、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作为人类思想的灯塔,马克思主义仍然在持续照亮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就我国而言,从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以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发展。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也在讨论之中,这是因为将近两百年前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指导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面前,经常会面临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找到解决当前社会发展矛盾的答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现代化的问题之一。无独有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由于近年来对于“什么是人”以及“人是什么”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为将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的生命科学新发现相结合,不仅为重新认识“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提供了新的机遇,而且还将为更加科学、客观、辩证地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此,本文拟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结合生命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发现,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新思路,而且有趣的是,一旦马克思主义借助生命科学新成果获得新发展,则反过来也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基于物质、但是却更能够高于物质”的新的发展轨道,从而为有可能从物质层次解放全人类、发展人类精神文明提供具有生命科学依据的新方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菌心说;双脑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解放全人类

 

 

The new discovery that "hunger sensation comes from gut flora"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Cheng-gang Zhang*, Wen-jing Gong, Zhi-hui Li, Da-wen Gao, Yan Gao

 

Institute of Radiation Medicin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Military Cognitive and Ment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 of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Marxism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world, but al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ith the ent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as a beacon of human thought, Marxism continues to illuminate the direction of human progress.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a hundred years ago,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irman Mao Zedong, has achieved great victories in overthrowing the old China and building a new China. At pres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its core,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ar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recent years, the ques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This is because, nearly two hundred years ago, the birth of Marxism, whether and how to better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face of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social development, often face how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contradictions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xism.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Coincidental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man" in recent year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and new discoveries of modern life science not onl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understanding of "man" and "society" composed of "man", but also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us. A more scientific, objective and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ombined with subversive innovative discoveries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hat once Marxism gains new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new achievements in life science, it can in turn further promote human society towards "material-based, but more capable". The new development track of "higher than material" provides a new plan with life science basis for the possibl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 Gut flora-centric theory; Two-brain mode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terial dialectics; Material and conscious relations; Liberation of all human beings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灯塔,为人类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正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等思想的指引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革命才能够实现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回顾100年前的中国社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作为金融寡头利益集团的代表,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历史最终选择了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建国70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在前进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最终还是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事业获得了大发展,当前正在党中央的带领下,行走在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全国人民正在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需要路线图,政治需要指南针,文化需要有灵魂,民族需要有信仰。我国作为目前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然而,由马克思在将近200年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够在现代社会具有灯塔一样的指导作用,是否能够与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并指导社会发展,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需要被深入讨论的新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剩余价值论”而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和定义的;然而,在我国社会当前人民群众是主人的现实情况下,作为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管理者(例如企业主、雇主)和被管理者(例如雇员)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理顺,如何进一步化解矛盾,降低社会管理风险,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实际上是“人”和“物”的关系,即一个人是否应该能够通过合理的劳动、合理地拥有“物”,与社会分配制度密切相关。此方面有大量政治经济学的论著进行了讨论,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由于基于生命科学的新发现,让我们对于一个“人”之所以需要拥有“物”的动机和科学依据有了新的认识,具体地,我们将以“人对于食物需求的客观动机和主观意愿”为主题进行分析和描述,期望能够为基于生命科学的新发现去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思路与参考。

 

一、        人们对于食物需求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肠道菌群向人体传递的饥饿感

就人们的生存而言,“吃、喝、拉、撒、睡”等生理需求,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与“吃”密切相关的食物获取方面,由于不摄食就会导致人们因为饥饿而营养不良甚至死亡,因此不妨可以说“吃饭(摄食)”是人们的第一需求,也被认为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随着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几千年来关于“饥饿”和“摄食”的传统认识,却遇到了新的挑战。以往人们认为大脑负责控制人们的饥饿感,大脑摄食中枢会在一日三餐(或一日两餐)的时候主动向人体发出饥饿和摄食信号,这一认识在生理学和医学教科书中作为“金科玉律”而存在,并且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识。有趣的是,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生命科学领域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人体不仅仅是人体本身组成(由人类基因组DNA系统负责编码),而且同时还有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由微生物基因组DNA系统负责编码,其中主要是肠道菌群),前者被称之为“人类第一基因组”,共编码2.5万个人类基因;后者被称之为“人类第二基因组”,共编码300-1000万个微生物基因,从而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人是由人体和共生微生物组成的超级共生体”这样的新认识。大量文献报道了人体共生微生物尤其是肠道菌群与人体多种慢病密切相关,例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自闭症、抑郁症、帕金森氏症、阿尔兹海默症以及恶性肿瘤,为慢病防控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实验室在针对肥胖和肠道菌群相关性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饥饿源于菌群”,即迫使人体摄食的饥饿感实际上来源于肠道菌群在人体胃肠道中繁殖其后代时的能量需求,即肠道菌群会通过分解、破坏人体胃肠道黏膜获取碳源和氮源。该信号可通过迷走神经和神经内分泌系统传递到大脑,大脑控制人体摄入食物。当食物进入胃肠道之后,肠道菌群即可解除对人体的“绑架”或“劫持”,人体主要通过小肠吸收食物中的营养,肠道菌群从剩下的食物残渣以及脱落的肠上皮细胞等获得营养。在此思路下,我们通过研究证明,如果向肠道菌群提供人体不吸收的食物例如多糖和膳食纤维等,饥饿感逐渐减少或消除,人体就能够类似于骆驼在沙漠中的特殊生活方式一样,在“只饮水、不摄食”的情况下,能够正常生活、作息7-14天,身体各项指标基本处于正常状态。由此,我们形成了“菌心说”学说(简称“菌心学说”),即肠道菌群是人体摄食的中心、重心与核心,而且肠道菌群健康,人才能健康;相应的验证技术被称之为“柔性辟谷技术”,前者是后者的理论依据,后者是后者的实践检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双脑论”的新认识,即人体作为一个载体,支撑了“两个大脑”,其中由肠道菌群组成的“人体第二大脑”即“菌脑、菌心”负责人体对于食物的直接记忆和客观记忆,而通常意义上的“人脑”只负责符号逻辑、思维、意识、意志、精神和信仰等高级过程,从而构成了对于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身、心、灵·三位一体”新理解。相关系列论文已发表,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我们的研究指向了这样一个新的认识,即人们对于食物需求的直接原因并非是人体和人脑自身的问题,而是为了满足肠道菌群向人体传递的饥饿感、防止肠道菌群对人体胃肠道黏膜的分解和破坏所致。换言之,人们摄入的食物,不妨可以被理解为向肠道菌群提供的“祭祀品”和“牺牲品”,用来“满足”“肠道菌群”的饥饿和摄食需求,这是人体由于饥饿而摄食的客观动机所在。事实上,在我们最近投稿的一篇论文中,结合我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中的语义理解和科学推测,我们初步判断,“十二生肖”中“龙”有可能指的就是几乎所有动物体内都含有的“肠道”以及“肠道菌群”的联合体,即“龙为肠中菌”的隐喻。由于这一概念对于读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语义极其重要,因此,深究该问题有望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重要参考,我们将另文讨论。

 

二、        人们为摄食而进行劳动生产具有客观被动性而并非主观主动性

就劳动生产本身的动机来看,当然是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保障条件而从事的活动,为了协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进而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然而,根据上述“饥饿源于菌群”的新发现和新观点来看,既然饥饿信号是由肠道菌群所发出、由人脑来解读并驱动人体摄食,因此,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认为人们劳动生产、制造食物的原始、客观、直接动机,应该说是为了满足肠道菌群的摄食需求信号,从而避免肉体(胃肠道黏膜)受到肠道菌群的分解、消化和破坏的严重后果。因此,在“食物”与“吃”方面,肠道菌群的需求实际上通过人体饥饿感表现为第一需求,而人体的营养摄入则是在肠道菌群引导人体摄食信号之后的自然过程。换言之,“摄食”虽然是人体的表现,然而却是源于人体共生肠道菌群的客观需求,而并非人体的主观意志所能够控制和替代的!即便是偶尔可以一餐不食、两餐不食,然而如果一天或几天不食的话,人体就会出现严重的代谢紊乱。因此,不妨可以这样认为,肠道菌群向人体传递摄食所需的饥饿感是客观的、直接的,人体必需被动应答这一摄食信号,至于人体决定是否摄食则是主观的、间接的,可以通过个人的主观意志进行判断和决策摄食或者不摄食。有的时候即便是不饿的情况下,也会摄食,这种情况往往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体现出人脑的主观意识能够超越肠道菌群(菌脑)的客观需求。

 

三、        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角度理解人体结构和功能对于重新定义与人有关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不论在生命科学、医学还是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是将人视为一个由人体和人脑组成的整体,前者是支撑人脑进行思考和精神信仰活动的肉体,后者负责思想意识和精神意志,几乎没有认真、深入考虑过“人为什么吃饭”这个问题。人体摄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由于不摄食就会饿死的现象司空见惯,出于对此现象的恐惧感,没有人去深入研究其中的科学道理。根据前述讨论,现已知晓“饥饿源于菌群”,而且人体摄食具有明确的被动性、客观性,从而使得我们必须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角度,重新认识“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了,迫切需要重新定义与人有关的事情具,不仅对于医学、伦理学、生命科学,而且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在我们实验室发现“饥饿源于菌群”并提出“菌心说”之前,也的确没有想到、没有预料到可以将人体共生微生物尤其是肠道菌群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在进行大量临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逐渐意识到人体对于物质(尤其是食物)的现实记忆,看起来是依赖于肠道菌群通过生化反应繁殖后代过程的体现,从而形成“肠道菌群构成了人的‘第二大脑’的‘神经元’”,进行形成了“菌脑”负责人体对于物质(以食物为主)记忆的新认识。由于人体本身具有针对温度(体表皮肤)、光线(眼睛)、振动(声波,耳朵)、电信号(人体细胞)等物理刺激信号的神经感受器(主要是通过瞬时受体电位通道蛋白家族TRP实现感觉传递),而且这些过程均不像在胃肠道里边肠道菌群通过生化反应那样繁殖后代,因此,人体直接具备对这些物理过程的生理记忆即躯体记忆(过程)。至于嗅觉(鼻腔)和味觉(舌头、味蕾)相关的记忆,虽然也是基于化学物质的过程,但是通常并不认为其涉及到肠道菌群那样的生化反应,而是通过这些嗅觉和味觉相关化学物质作为配体(ligand)激活其在人体中相应的受体(receptor),而引发人体的生理性反应。所有这些外界信号输入人脑即人的“第一大脑”之后,经过信号处理和加工,最终形成大脑的记忆过程,从而体现了人体作为“身、心、灵·三位一体”的统一性,即以肠道菌群为代表的记忆属于基于化学反应的物质(需求)的初级记忆、躯体承载物理刺激和嗅觉与味觉刺激的初级记忆,人脑进行这些信息的整合,并以符号逻辑方式体现出高级记忆。

换言之,在我们从“菌心说”开始乃至形成“双脑论”的认识中,可见人脑并不直接负责这些初级记忆,而主要是进行高级记忆和认知思维以及意识和精神活动。以上两种初级记忆,都具有典型的“客观性”的特点,而人脑在处理高级记忆的过程中,当然具有明确的“主观性”的特点。在我们的研究之前,由于缺乏“饥饿源于菌群”的认识,并没有明确“人必须吃饭”属于客观记忆还是主观记忆,加之对于“不吃饭就会饿死”的恐惧记忆,导致了人们很少去思考“人体摄食”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即便是在19世纪初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研究狗对于食物相关信号刺激的条件反射实验时,也并没有将“摄食”的记忆区分为主观记忆还是客观记忆,当然毕竟在100多年之前,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在人体和动物肠道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和深刻。

 

四、          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菌心说”的创立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了对于人体可从先前的“躯体+人脑”认识发展为“躯体+肠道菌群+人脑”的新理解,结合基因组编码系统的角度来看,躯体和人脑是由“人类第一基因组DNA系统”所编码和控制的,为简便计,不妨可将其定义为“第一操作系统(OS/1)”;相应地,人体共生微生物系统尤其是肠道菌群则是由“人类第二基因组DNA系统”所编码和控制的,可将其定义为“第二操作系统(OS/2)”。至于人脑,亦可顺应性地将其定义为“第三操作系统(OS/3)”,此处我们只需要参考DNA遗传密码系统使用人类语言、符号来进行理解即可,即人类所创造的符号、语言类似于遗传密码DNA中的嘌呤、嘧啶碱基(ACGT)一样,通过对于汉字、英文字母以及其他语言的字符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形成类似于基因组DNA序列一样的“人类语言的‘基因组’序列”。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我国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还是西方国家的文明进程,只要是能够通过人类语言符号逻辑序列进行表征的,都可以视为人类知识库(ΣOS/3)的组成部分,那些能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贡献的信息,都将能够以OS/3的“基因”方式被人类社会所继承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大量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信息,例如自然科学发展史、社会科学发展史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就像一个“红色基因”的种子一样,在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地发芽、开花、结果,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及时汲取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反过来促进着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鲜活性、引领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距离今天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高度提炼和总结,因此,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正确性的充分体现。回顾我们实验室在提出并发展“菌心说”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遵循和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要点之一即“实事求是”原则,首先是通过反思、怀疑和质疑当前医学陷入僵局与困境,不能够解决“人本健康”的现实需求问题,而让人民群众陷入到慢病高发乃至失控的难题和泥潭之中,其次是通过自身甘当小白鼠进行体验,并结合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归纳、总结,最终意识到“饥饿源于菌群”这个被忽视了数千年的重要现象,进而认识到我们需要把“肠道菌群”这个通常只有在胎儿出生后才从环境中被自然界主动“接种”到人体内的“外来生命体”从人体结构和功能中分离出来,而且将物质(尤其是食物)需求的记忆归因于肠道菌群并形成“菌脑菌心”的新概念,从而把人体从先前“一分为二”的“躯体(OS/1+大脑(OS/3)”之理解升级为“一分为三”的“身(OS/1)、心(OS/2)、灵(OS/3)·三位一体”,实现了对人体结构和功能的新认识,尤其是将人们对于“物质需求”确定为源于肠道菌群的客观需求、而人脑则是在主动寻找“精神追求”,同时也已经确认了可以通过诸如柔性辟谷技术,“和平地”、生理性地消除肠道菌群在每天一日三餐的时候向人体传递的饥饿感,让人脑能够重新获得对于人体科学摄食、合理摄食的控制能力,显然对于提高一个人对于真善美的精神追求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仰、而不是为摄食以及对于物质需求的贪婪与贪欲所累提供了科学解释、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这个世界,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自然追求,也是共产主义努力的目标和方向。随着“菌心说”相关理论体系的逐渐成熟和柔性辟谷技术等的发展完善,我们对于“什么是人”以及“人是什么”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尤其是已经通过大量临床研究证明通过靶向肠道菌群消除人体饥饿感,人体能够在连续7-14天处于只饮水、不摄食的特殊生理状态,对于人的意志力的提升以及精神信仰的促进具有直接的效果,当然对于肥胖、糖尿病以及相关慢病的改善也找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菌心说”对人的新认识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逻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现实应用。反之,如果不是使用“实事求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辩证和解析慢病起源问题、而是使用“从众”和“跟风”的思路去进行研究的话,也很难获得“饥饿源于菌群”以及“菌心说”这样的新认识和新发现。其次,在我们的研究中,唯物辩证法中的辩证逻辑也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辩证思维模式,才能够去提问和追问:肠道菌群在人体肠道中存在的逻辑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考虑到肠道菌群具有繁殖期后代的生命能力,类似于小麦的种子在合适的土壤环境中就会繁殖后代、长出新的植株一样,一旦采用科学逻辑的方式去思考和提问:难道肠道菌群不也是在人体胃肠道之中繁殖其后代吗?如果不是的话,似乎就失去了肠道菌群在人体胃肠道(黏膜)中存在的意义了;而如果是的话,那么肠道菌群必然就会向人体(胃肠道黏膜)索取营养,这难道不是人体饥饿感和低血糖的原因吗?在这样的“换位思考”和“辩证逻辑”的思考和启发下,以我国先秦时代的先民就知道通过“辟谷”来获得健康这样的事实为参考依据,通过自身甘当小白鼠进行体验,最终发展出可通过靶向肠道菌群消除人体饥饿感的柔性辟谷技术,对于“饥饿源于菌群”的思路实现了反向验证,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和重要价值。

之所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其实也可以从地球生命起源和发展进化的角度,找到“人菌共生”的自然发展之脉络。已知地球的历史大约是46亿年时间,而地球上生命起源、形成微生物(菌群)的时间大约是36亿年前,随着陆续进化出了藻类、植物、动物乃至人类。在“菌心进化论”一文中,我们提出了动物也是受到肠道菌群赋予摄食所需要的饥饿感这样的压力而进化的,不论是飞禽走兽,还是猪马牛羊等,都必须依赖其消化道摄食而获得营养和能量。从整个地球的生命发展史来看,植物作为“自养生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进行独立活存,当然固氮细菌对于部分植物的生长也提供了重要的协同作用。微生物(含肠道菌群)是“异养生物”,动物和人也是“异养生物”,而且从生命起源的角度来说,总归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顺序,即微生物(菌群)先来、动物和人类后到,那么,作为都是“异养生物”的微生物(菌群)和动物以及人类,又如何能够获得能量和营养呢?显然,在自然界进化出生命的过程中,植物(的果实)为微生物(菌群)和动物以及人类提供了良好的能量来源;然而,只有通过在动物(包括卵生和胎生)和人体(胎儿)出生后,自然界“主动”向动物和婴儿的消化道“注入”肠道菌群之后,动物和人体才能够获得后天摄食所必须的饥饿感!于是,从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时间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为“饥饿源于菌群”和“菌心说”提供了科学、可靠、合理的思路解释。事实上,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在地球生命起源以来的36亿年时间内,自然界早已经将地球发展为一个充满微生物(菌群)的环境,一旦卵生动物破壳而出、胎生动物从母体子宫分娩、人类婴儿呱呱坠地之后,都相当于“闯入了”地球上遍布微生物(菌群)的“领地”,微生物(菌群)反过来必将以这些新生动物和新生婴儿“为食物”用来完成其作为“异养生物”的使命,而动物和人体则通过免疫系统进行“反制”,防止被微生物(菌群)感染、破坏、分解和消化,从而构成了动物和人体与微生物(菌群)之间的“既合作、又对抗”的矛盾统一体,菌群赋予动物和人体以饥饿感,而动物和人体则以消化道为菌群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繁殖场所,体现出“人菌共生、人菌共赢、互惠互利、相得益彰”的“人菌关系”,符合唯物史观的自然逻辑。

 

五、        “菌心说”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述从物质层次解放全人类提供了理论可能

随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历经将近200年时间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正在为从资本主义历经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当然,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马上遇到垂死和腐朽的境况,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在通过武力威胁其他国家为其自身的发展服务。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也仍然存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并不会说马上就要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毕竟还没有形成充分的量变和质变条件积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在思想认知和精神层次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能够期待和欢庆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因为那时候将是物质自由、精神丰富的新时代。

也许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也许是科学研究的偶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自从近年来发现并确认“饥饿源于菌群”、提出“菌心说”并形成“双脑论”的系列观点以来,我们对于人体是“身(OS/1)、心(OS/2)、灵(OS/3)·三位一体”的新认识,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肉体皮囊(OS/1)、物质需求(OS/2)、精神追求(OS/3)”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了。对于成年人而言,其正常体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体质量指数(BMI)的范围通常是19-24之间(即身高/体重^2),即便这个人吃得多一些、吃得少一些,由于摄食之后还得排便,所以人体的正常体重处在这个正常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是:第一,饥饿源于菌群,是肠道菌群(OS/2)而不是人体(OS/1)自身在“点燃”着人体摄食的欲望;第二,当人脑(OS/3)能够将肠道菌群向人体传递的饥饿感和摄食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的时候,人体的摄食量是正常的、健康的,反之,如果人脑(OS/3)对于肠道菌群(OS/2)控制人体摄食的饥饿感进行“放纵”和“失控”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将很容易成为食物的奴隶,表现出贪吃等异常表型。生活中常见的偏食、挑食、异食癖甚至烟酒成瘾、药物滥用等,也都与对于这些物质具有记忆能力的肠道菌群的异常密切相关,即通常意义上的“管住嘴”实际上指的是“管住肠道菌群”的科学逻辑。我们此前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的研究证明,通过柔性辟谷技术能够有效地促进吸毒人员减少对于毒品的心理依赖程度,与肠道菌群微生态的“弃恶从善”有关,因此,作为人体对于“物质记忆(尤其是食物记忆、饥饿记忆、摄食欲望记忆)”的肠道菌群,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困扰人类的“物质需求”的客观原因和物质基础。从“生死存亡”的角度而言,如果能够科学、合理地控制人体的“饥饿感”,例如通过柔性辟谷技术能够适当下调过度的食物摄入量,而且还能够确保身体健康,那么,至少在“吃饭”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能够合理地“解放人类”,无需担心由于食物摄入过度而导致的肥胖等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问题了。至于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使用“菌心说”的观点来理解,显然指的是人和动物被“肠道菌群”所控制、所绑架、所劫持,导致了饿死的恐惧、物质的贪婪、精神的坠落。

前已述及,既然人体对于食物需求的饥饿信号是由肠道菌群所引发的,而人脑中则主要以葡萄糖为能源进行思考和精神追求,从而体现出自然界对于人体的设计应该是“物质需求≠精神追求”的逻辑,那么,就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物质和意识(精神)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了。在我们所提出的“双脑论”中,以食物为代表的物质需求由肠道菌群所激发、人体通过摄食确保肉体的存在,而人脑则通过人类独有的语言体系和符号逻辑进行思维活动并通过意识形成思想和精神信仰,这样一来,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理解,就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即在每个人一生的过程中,其对于物质(尤其是食物)的需求是是被动的、客观的、是用来满足肉体的存在的,但是其对于精神的追求则是主动地、主观的、是用来提升精神和修养的,而这个“精神追求”对于一个人来说,则是极其重要的,毕竟肉体是一过性的存在,而一旦形成了对于人类文明具有重要贡献的思想,例如马克思主义,则其精神是永存的,虽然其肉体会消逝但是其精神却以“第三操作系统(OS/3)”的方式继续传承和运行,促进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发展。

显然,如果一个人过多、过度地受到“物质的拖累”、甚至成为贪图享乐的主人,就必然难以理解精神的可贵和崇高信仰的意义与价值。“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之间就好比一对矛盾,前者让人成为世俗和当下的现实存在,后者让人理解和洞察人生的真谛和社会发展的未来;前者的表现是“肠道菌群”通过赋予人体饥饿感而摄食和无法摆脱食物而生存,后者则让人思考意识和精神的逻辑。在通过诸如柔性辟谷等能够靶向肠道菌群调控技术的协助下,显然有助于让人们从每天一日三餐被动的摄食需求中能够获得动态解放(前提是优先满足肠道菌群的摄食需求),然后就能够拥有大量时间去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有充足的时间“去辩论”、“去思考”,从而获得物质上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

 

六、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世界化

回顾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在过去的三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里,近代中国经历了苦难辉煌的发展过程,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垮台,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00年前即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年间,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建国以来的70年,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继续稳步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前时间里,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处于从“站起来”经过“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洞察事物运行的本质和规律以及颠扑不破的真理把握,以“理论联系实际”仍然是指导我国继续稳步发展的灯塔,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仍将持续发挥其对我国走向下一个一百年、下一个一千年发展的灯塔性、引领性指导作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方面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也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灵活把握,既能够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灵魂,同时又能够反过来丰富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完善与发展,这就充分体现出了“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为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和发展进一步用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国际化,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与灵魂具有鲜活的、积极发展的一面。

在从事“菌心说”相关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时时刻刻分析和思考这其中的相关问题,这是因为“菌心说”并不单纯是一个医学问题、生命科学问题、自然科学问题,而是因为“(摄食、物质需求)欲望源于菌群”的新发现,显然与人们的心理、意志和理想信仰等高级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前已经能够通过诸如柔性辟谷等菌群调控技术靶向肠道菌群而消除人体饥饿感之后,人体对于物质需求的欲望能够直接得到显著改善和控制,这就充分说明了“肠道菌群很有可能是人们对于食物等物质需求的生物学基础和根源所在”!在此过程中,我们充分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导,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思路的启发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分别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分析角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现实依据两方面进行反复研究、反复验证,最终分别形成了“菌心说”学说和“双脑论”理论模型以及可通过临床实践进行检验的柔性辟谷技术,为将人体从先前的“一分为二”认为人体和人脑的认识发展到现在的“一分为三”即“身(肉体、生理:OS/1)、心(菌群、心理:OS/2)、灵(人脑、精神:OS/3)·三位一体”的新认识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充分支持,显然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医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典型应用。不过,重要的是,由于将“肠道菌群·菌脑菌心”的概念和相应实体已经引入到“什么是人”以及“人是什么”的新认识之中,因此,我们预测“菌心说”和“双脑论”的后续研究,将有可能对心理学、精神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可能会产生系列新的影响,因为此后我们可以参考使用“菌心说”的观点重新审视、重新梳理、重新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了,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毕竟随着现在对于“肠道菌群·菌脑菌心”这个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36亿年、而且在引导着人类摄食和饥饿感的生命体的新认识,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到自然界里边所存在的“物质域、生命域、精神域”之间的递进关系,尤其是“菌群引导的物质需求≠人脑主导的精神追求”,对于在新的科学进步条件下进一步注释和注解马克思主义,显然提供了新的基础。

在研究过程中,“饥饿源于菌群”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微生物,其在我们人体胃肠道里边显然并不是“坏人”,而是一种源于自然界对于人体赋予饥饿感的天然设计,具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如果没有肠道菌群,那么,人们将缺乏饥饿感,没有摄食的“内生动力”。相反,如果使用抗生素去杀灭菌群,则会导致严重的菌群失调和紊乱,这是慢病高发的重要原因。因此,“人菌共生,人菌共赢”,菌群向人体赋予饥饿感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对抗”现象,然而人们却必须能够去理解这种自然现象,而且使用食物去“喂养”菌群,从而获得“人菌关系的再平衡”。菌群没有意识,所贯彻的逻辑只是寻找食物和能源繁殖自己的后代。如果人们不能够理解菌群、而是使用抗生素等方式将其“赶尽杀绝”的话,就会导致菌群紊乱之后严重破坏人体健康的医学问题,即“人不犯菌,菌不犯人,人若犯菌,菌必犯人”,到头来人体还是菌群的牺牲品。因此,在自然界的“词典”中,既然肠道菌群是婴儿出生后自然界向人体主动提供的“饥饿信号的使者”、“人体摄食的种子”,那么,我们人类应该学习理解肠道菌群,并与之和平相处,因为破坏菌群就相当于破坏我们人类自己,相当于人类自身的“慢性自杀”。由此可见,从“身(肉体、生理:OS/1)、心(菌群、心理:OS/2)、灵(人脑、精神:OS/3)·三位一体”的角度而言,我们人类的健康取决于我们对待肠道菌群的态度,应该秉承理解的态度,走和平的道路,毕竟“肠道菌群·菌脑菌心(OS/2)”是我们人类摄食所需要的物质(食物)饥饿感的信号源,是人体摄食欲望的物质基础;在确保“肠道菌群·菌脑菌心(OS/2)”稳定的基础上,人脑就可以在人体肉体的支持下,以符号记忆和逻辑推理等辩证思维方式,畅游在思想、理想、精神、信仰的自由天空,从而体现出“肠道菌群·菌脑菌心(OS/2)”所代表的“物质空间”和“人脑(OS/3)”所代表的“意识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两者在本质上属于“物质和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重要逻辑。

显然,在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讨论“菌心说”学说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天人合一”之思想,即我们认识到肠道菌群代表环境中的“原始生命之变量”,而人体自从出生后,就终生处于“肠道菌群”微生态环境的“包围”之中,人体共生微生物遍布于皮肤、消化道、呼吸道和泌尿生殖道,形成了人体和环境之间互动的“生命屏障”,并通过免疫系统防止菌群突破人体防线而进入人体内部导致感染。然而,既然自然界在婴儿出生后就主动下人体胃肠道里边“接种”了肠道菌群,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一种巧妙的设计,并不是让肠道菌群用来破坏人体健康、而是通过肠道菌群向人体赋予饥饿感的重要举措!在“菌心说”的辩证思维逻辑中,使用“人菌共生、和平相处”的中国传统思路“和顺”来理解,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合理逻辑。

由此可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显然也可以吸收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反过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随后的世界化、国际化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指导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优秀文化,一定也会是世界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人与自然关系是契合的,而在“菌心说”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则将“人与人体内部即胃肠道里边的‘肠道菌群’这一人体内的‘微生态’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了精准解读,从而能够从人体内在的“微生态”与人体之间的平衡关系角度进行了新的解释,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扩充为“人体外部的、宏观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即宏观生态、外在生态)”与“人体内部的、微观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即微观生态、内在生态)”两大部分,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后者是“菌心说”所重点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正式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生态观和内在生态观的研究,我们才能够获得“饥饿源于菌群”的新发现,充分说明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显著推动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七、        总结与展望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角度而言,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处于从愚昧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是各个国家和社会努力的方向。人类脱胎于自然界,在适应自然界的生存压力过程中,获得了能力,发展了文明,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对于有限资源的无限竞争中,经历了疾病(慢病和烈性传染病)和战争的洗礼,进入到了21世纪的今天,并正在向着美好生活的明天而努力。本文所讨论的可以将人们对于食物需求的原始冲动归因于人体共生肠道菌群即菌脑菌心这些原始的生命体(微生物)之后,意味着人类对于饥饿以及食物需求的客观原因实际上已经被找到了,而且还可以通过诸如柔性辟谷技术来靶向调控肠道菌群、暂时消除人体饥饿感,让人体获得更加良好的身心健康体验,从而让人们几千年来第一次能够科学、合理、客观地把握“人需要摄食”这个事关生存的基本问题,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提供了新机遇、新挑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获得新发展的良好机会。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饥饿而摄食”的认知升级了,对于人的认识获得了新发展,相应地,经典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有可能可以获得新发展,在实事求是的逻辑下获得新进步。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没有变,尤其是实事求是、唯物史观的逻辑不会变。曾几何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声音响彻云霄,而从现在的研究来看,“食物”作为最重要的“产”的客观需求,未曾想到的却是由人体共生的肠道菌群所引发和点燃,从而迫使人体不得不出于“喂饱菌群”的客观动机而摄食,因此,在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新发现的推动下,我们衷心地期望,马克思主义获得新发展已经具备相应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且已具备相应的科学基础和技术条件。可以设想的是,一旦人类能够从“食物”这个事关生死存亡的“产”中(暂时地、科学地、合理地)解放出来,那么,我们人类距离真正走向“健康、和平、自由、美好、幸福”的新生活就更加科学地接近了。

 

八、        参考文献

1.       《人民军医》杂志论文

2.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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