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草原，我理想的家园

--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30年的点滴回忆

陈佐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瞬间，对人的一生是宝贵而漫长的岁月；而对我们一代人来讲，定位站的30年，可以说是事业的全部，是理想的一生。这30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

我是在不惑之年以后即41岁才见到草原。那是1978年的冬天，我按照组织的安排陪姜恕、李博等几位先生到白音锡勒牧场选择长期观测样地和站址。因为是冬天，到处是一片枯黄，低低的牧草，刺骨的寒风，颠簸的路面，浓重的羊膻味，并没有使我产生一点点对草原的激情；倒是蒙古包、“草原白”、手把肉和蒙古族同志的热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9年春天开始了野外工作，此后30余年，我把自己的一切就愉快的献给了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就成为我的理想的家园。

1．             为什么在白音锡勒牧场建立这么一个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其实中国科学院为什么要在锡林郭勒的白音锡勒牧场建立这么一个长期的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我也不知道当时的领导是如何考虑的，因为这个事情是1978年冬天在西宁召开的宏观生物学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个会议。在那个会议上，科学院为了加强宏观生物学的研究，决定建立三个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温带森林、温带草原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成立由我们所负责。我本来是在农业生态研究组研究农业中的耕作制度改革，研究北京的小麦、玉米套种等等问题。是服从分配，我们全组都转到草原组去了。

在不断的学习、工作和讨论中，我们逐步明确了为什么在白音锡勒牧场建立这么一个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这个问题。我国有4亿hm²的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其中温带草原是主体，而内蒙古草原是温带草原中面积最大、类型最丰富、代表性最好、研究工作最多、积累资料最丰富、条件最好，是建立定位研究站进行长期定位研究最理想的地方。而在内蒙古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白音锡勒牧场又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地方。白音锡勒牧是我国建立比较早的国营畜牧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国家科委把这里确定为发展畜牧业现代化的样板，为此进行了大量、全面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锡林浩特的草原研究所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牧学院也先后在这个地区开展了许多教学实习和一定的研究工作，有比较多的资料。正因为如此，白音锡勒牧场成为科学院建立长期草原定位研究比较理想的地方。

2．             为什么选择目前这个站址和羊草、大针茅那两个永久观测样地

现在的这个站址是比较理想的地方，前面是锡林河，后面有沙地，西面是伊和乌拉，东南有这个地区最高的山地和高原湖泊，自然景观多样。当时去克旗的公路就在定位站的前面，离居民点不是太远，工作比较方便。当时，也有一个意见，就是把站址放在伊和乌拉下面的公奶庙，临近锡林河；还有一个意见就是把站址放在当时的场部。当然，经过讨论，最后确定现在这个地方。

至于两个永久观测样地的选择，那是经过比较大范围的野外考察才确定下来的。我们的野外考察，是在冬天进行的，植物已经枯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地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大针茅样地，没有生殖枝不好确定是大针茅还是克氏针茅。好在李博先生曾经在这里进行过植被调查，姜恕先生也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他们经过调查，也就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确定这两个长期观测样地。

3．             研究站目标是如何确定的？

在30年前，我们看英美等国家的研究论文很少，国外的文献和资料也很少，我们对国外的了解是不多的。直到1982年，我们研究室为了在国内交流有关研究，还翻译了一些国外有关生态系统研究的文献，出版了《植物生态学译丛》第四集。所以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做什么？在开始我们不是十分明确的。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也是有怀疑的。

我们在建站之初确定的目标是“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提高生产力途径的研究”。这个目标包括基础和应用研究两部分内容。这个目标是在1978年西宁会议上确定下来的。我们经过讨论逐步明确生态系统结构研究，开始要进行包括土壤、气候、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方面的背景研究；而功能的研究就是要进行能流和物质循环的研究。而提高生产力途径的研究是指草原应用的研究。如放牧、割草、人工草地、施肥、引种、牧草栽培以及退化草地改良等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其中有些研究内容是很深入和具有特色的，如草原退化在土壤物理、土壤矿物、土壤结构、土壤腐殖质化学等方面特点的研究是很深入和具有特色的结果。在应用方面，我们站开展的退化草地恢复过程的长期动态监测、放牧实验生态学长期观测、人工草地的试验研究等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工作。

4。建成一个非常开放的研究站

我们都知道，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很宽，学科很多，内容很丰富，单靠我们植物所那七、八条枪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建站之初规定我们这个站由植物所牵头，植物所、动物所、综考会、内蒙古大学共同主持。在这样一个要求下，必须把我们站建成一个十分开放的研究站。在30年前，建设这种定位研究站是具有前瞻性的，所以我们站建立开始，积聚了当时除植物所外国内相关研究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和一大批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科研骨干，如植物学方面的李博、刘钟龄、雍世鹏、仲延凯、赵献英、杜占池、杨持、宋炳煜、刘书润等，动物学方面的陈永林、朱靖、周庆强、钟文勤、李鸿昌等，土壤学方面的李绍良、蔡蔚祺、赵玉萍、康世安等，畜牧学方面的沈长江，微生物学方面的廖仰南、王芳玖等。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使得我们站在研究工作上不断取得较大的进展。

要建成一个稳定、不断发展开放的研究站，要把这些具有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不同性格、不同年龄背景的科学工作者长期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工作是有一定困难的。而我们这些“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还能够经常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侃大山，话题可能很多，但总是十分怀念那段相处的岁月。是那么的亲密无间，是那么无拘无束，是那么相互体谅。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相互帮助，相互体谅的温暖环境中生活。那时，我们站上车辆不多，交通经常十分紧张。有时我们的研究人员在30多公里以外的样地做工作，到了晚上，研究人员要回来，站上的汽车没有办法去接，动物所的汽车会主动去接；我们的定位站在草原的腹地，来往人员较少，每当听说北京有人夜晚到来，不论多晚，在站上的同志都会自动等候他们的到来，问寒问暖；那时，肉食紧张，动物所研究人员研究工作余下的兔肉总与我们一同分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暖烘烘的煤炉旁，闻着铝盆的肉香，谗一口草原白，天南海北一通神聊，忘记了一天的疲劳，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学术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一个伟人说过“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只能是半通”。在我们站上，有不同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互为老师和学生。相互间的学习和交流，即使在饭桌上有时也在进行。我们每年都有一次年会，那是集中进行研究工作学术思想、成果交流的时间。这种年会不仅进行学术交流，也对研究工作以外的管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而每年研究工作成果的展示，是年会的主题。这种学术上的交流、讨论，有时会成为面红耳赤的争论。当时，有几个不同专业的年轻人，他们这种学术上的争论是有名的，他们要成立“杆头学会”，主要成员有动物所的王桂明、王梦军、宛新荣，植物所的汪诗平，内蒙古大学的王炜，内蒙古农牧学院的贾树海等。他们经常的争论没有在他们之间产生隔阂，相反增进了友谊。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在学术上的讨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学习，起到了取长补短的作用，这种讨论为了探求事实的真相，有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资料分析和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科之间的封锁和壁垒。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研究者之间没有因为资料的保密和成果的分享而红过脸、闹过不说话的事。我们那时研究工作的环境比较宽松，没有SCI的压力，没有学术造假的问题，也没有发生过抄袭的风波。但我们对论文还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1985年，我们出版了《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第一集，以后又相继出版了第二集到第五集，在成立10周年的时候，还出版了英文版的专集，并在许多刊物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对那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对那段时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十分留恋。现在我们一些同事之间还经常保持联系，也偶尔小聚，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想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形成的特殊的关系，是一个特殊的团队，不可能复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可以称之为志同道合，那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和共同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