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远古时代没有职业数学家，那时的数学家都是神父、牧师、律师、法官，几乎全都是贵族。换言之，数学是贵族休闲时玩的智力游戏，大概没有哪个整天操心财米油盐的普通百姓会有那份闲情逸致玩数学。

据说日本的大学教师不需要为职称、课题操心，因为他们基本上靠熬资历，尽管没有各种评价指标的约束，但人家照样拿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一个小小的岛国，其产业遍布世界各地，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西方有个美国，亚洲有个日本，这两个国家堪称科技强国，也许，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缘何科技如此强大，估计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至于能不能那么做则是另一回事。

很多人埋怨基础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了考试机器，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怎么做到不把孩子们培养成考试机器呢？答案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你如何改革，应试必定是中国若干年内基础教育的主旋律。我们很多改革者口号喊得震天响，恐怕他们自己内心都不相信他喊的那些口号。在我看来，现阶段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兼顾到应试与科学素养的培养，让我们的孩子或多或少接受一点真正的科学素养的熏陶。遗憾的是，环境迫使大多数的教师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这么做，在一个以分数论英雄的时代，教师与工人没什么两样，从事的基本上是机械劳动而非智力活动。

这几年我每个暑假都是在香港渡过的，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在那里可以心无旁骛地思考一些自己喜欢思考的问题，那里有一个可以让人很轻松的环境，因为没有定量的任务，访问结束前你只要写一份报告，说明一下这段时期都做了些什么就OK了，所以没有任何压力，也正因为没有压力，思考就可以漫无边际，做得出做不出都没关系。例如，我花了好几个暑假的时间思考一个后来才知道很多人也关心的问题：“两个函数乘积的分数阶导数有没有一个估计？”我们知道两个函数的乘积是有求导法则的，可两个函数乘积的分数阶导数与这两个函数的分数阶导数间有什么关系？能不能给出一个估计？这是处理很多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搞调和分析与PDE的人更擅长做这类问题，但据我求教于相关专家，他们也不知所以。对于我这个凡夫俗子而言，只能思考这类比较初级的问题，即使这样，也需要我放松心情，不能像体育竞技那样看谁先跑到终点。对于天才而言，可以研究诸如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不变子空间等更为高深的数学问题，但这些问题都需要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做，否则欲速则不达。

教育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恨不得自己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为大科学家或者比尔盖茨式的亿万大亨，但教育需要水磨的功夫，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怎么教？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既需要了解孩子，也需要有过硬的基本功与相应的素养。而这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便高谈阔论什么教育改革无疑是无的放矢，效果可想而知。

你用各种指标框住大家，而且这些指标决定了大家的生存环境，为了生计，大多数的人只能屈服于这些指标，长远看，这些指标有害无益。那么没有指标行不行呢？目前肯定是不行的，我就知道有这样的现象，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有些老师既不要职称，也不要项目，满足于当一个普通教师，只要教学不出事故，你也不能开除他。他真的当好这个教师了吗？你走进他的课堂会发现，听他讲课不如自己看书。这些老师课外都干些什么呢？聊天、炒股、游戏，悠闲自在得很，与那些一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工人兄弟相比，简直生活在天堂。可以想象一下，一旦没有了各种指标的制约，职称也像日本那样熬年头，情况将会如何？当一个民族的社会风尚，群体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指标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把选择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就可以了。

就现阶段而言，我以为，指标可以有，但不要与利益紧密搅合在一起，它仅仅反应了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学术水平或教育水平，就成本而言，各个单位都付出了很多，产生很大差别的原因不是钱的多少，而是管理者、教师、学生的水平。正如985高校与地方大学，恐怕地方大学付出的劳动不见得比985高校少，为什么经费投入要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人与人之间有所不同，差异性的确大一些。所以，用指标适当制约一下个人未尝不可，但也不要因此带来经济上太大的差距。制约单位就未必明智了，须知一个单位的水平与社会影响力不是靠钱堆起来的。

我倒是觉得，公办学校可以考虑按规模拨款，可以评估你是不是合格，但不要有什么优秀与良好之分，学校与学校之间有时候是没有可比性的，怎么可能用一把尺子？好与不好自在人心，社会与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让社会与百姓自由选择有什么不好呢？何必非得戴上官方的顶戴花翎？

当一切归于无为，也许离诺贝尔奖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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