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证据，力避权衡，是否能以其利来弥补其弊，这是科学看待一个重大工程的三条基本原则

著名的八零后作家韩寒最近可能有些不爽。当韩寒在其评论文章中说“我作为三峡大坝的拥护者，认为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三峡大坝不光利大于弊，而且有百利而无一弊”后，网友唾沫铺天盖地而来，一改其民意代表，从之者众的状况。

通读全文我们会发现，韩寒的文笔不无调侃，很难说他就真是像自己在开篇所说，是三峡的粉丝。然而众多责之者，似乎并没有耐心把文章好好读完。

这其实也是现今人们对三峡工程本身的态度。长江中下游一旱，鄱阳湖水一少，加上正好国务院会议发出的声音被解读为“中国首次承认三峡弊端”，于是责难声马上不绝于耳。这与2010年初西南大旱、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更早的重庆大旱被归咎于三峡一样。

然而，不论是韩寒的调侃，还是这些轻易的指责，都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

那么怎么科学看待三峡呢？我们要从眼下的旱灾说起。从直观上来讲，似乎三峡把水拦住了，下游水少了，自然就旱了。但科学的态度第一是寻找证据，第二是排除其他因素来找到因果关系。这种基于证据的原则是我们要遵循的第一个原则。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卢耀如最近在接受不同媒体时所说，如果要看三峡是否造成了下游大旱，需要找到近百年来的气象水文资料，而对比这些资料可以看到，长江中下游并没有因为修建三峡而更加干旱。

至于三峡是否造成了天气异常，已经有多位气候学家表示，三峡水库导致的蒸发量的变化，至多对水库自身的天气造成一些局部影响，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修三峡后天气有大范围不正常了，其次更谈不上极端天气与三峡之间有因果性。

同样，2010年初西南大旱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与三峡有联系，前者是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季风变化的结果，而后者则源于地壳板块运动，三峡蓄水造成的水压变化，只能让水库本身的微小震有所增加，对于导致汶川大地震所需要的巨大地应力，三峡造成的那点压力在传导了几百公里后，对这样巨大的地壳变动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当然，三峡没有导致旱灾并不是说这个巨大的工程就没有问题了。正如5月18日的国务院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要甄别出这些问题及其确切影响，无一不需要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找出各种出现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既包括自然变化，也包括人类活动因为建坝而发生的改变；其次要分析这些问题的诸多生成因素，排除那些与建坝无关的因素；第三则需要根据大坝导致问题的因素来考虑解决方法；第四点也很重要但经常被许多人忽视，那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列出个轻重缓急，也就是洋人们喜欢说的“priority list”(优先性列表)。

要科学地看待三峡大坝的问题，仅仅找出问题及生成因素并不够，因为大坝已经在那里了。对于人类最大的工程之一的三峡，还需要全面衡量其利弊。正如国务院的报告中，首先盖棺定论的，是“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

一项巨大的工程，不可能一点弊端也没有，不可能对自然没有任何冲击。我们要好好看看，弊端是否因为利益而得以平衡，而已经产生的弊端，是否有补救的措施。就三峡而论，百万的移民、对洄游生物路线的阻断、库区的地质灾害，这些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以这些为代价产生的，是每年800多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以及少排的1亿多吨二氧化碳。

除去其经济的贡献力外，三峡生产的清洁水电，每年要少消耗5000万吨煤炭。而经过多年集中努力，2009年，中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2005年的3人下降到0.892人。即便如此，5000万吨煤炭也意味着45条生命。而全国清洁水电的发展，则可以每年减少数百名矿工的死亡。

而对于三峡产生的各种弊端，各方正在努力，例如采用人工繁殖的方法成功养育中华鲟，对库区脆弱地质进行加固，以及努力改善移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

但就减少特别是移民问题的诸负面影响而言，则还需要适用科学看待一个工程的第三条原则，那就是在权衡利弊后，是否能以其利来弥补其弊端，从而使整个的影响呈现正效应。

比如，三峡水电产生的巨大收益，如果能在合理地应用于移民的补偿和环境生态的补偿之余，仍然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则我们就可以说，此事符合科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