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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锡山:一件有全国影响的知识产权名案判决书的诸多错误剖析

已有 1686 次阅读 2016-3-11 18:46 |个人分类:边看边说|系统分类:科研笔记|文章来源:转载

一件有全国影响的知识产权名案判决书的诸多错误剖析

——兼论语文、文学与法学关系的重要性

周锡山

(2015年10月24日·华东政法大学文学院、上海美学学会、上海法学会、上海伦理学会举办的“法学与文学研讨会”论文)本文将公开发表。

《金圣叹全集》及其中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是中国美学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名声极大,故而鲁迅曾特地地称之为“最有名的金圣叹”(《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尤其是本案涉及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简称《金批西厢记》,其第十三折的性描写,因其语言高雅,成为情色文学的经典,从而在明清两代与《水浒传》并列为“诲淫诲盗”的最重要的样本,屡次列入禁毁书目。

一,此案背景和审理经过

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出版于1985年,选题计划在1983年报至本案被告江苏古籍出版社(现改名为凤凰出版社),同时交出《唱经堂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和《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为全书样稿。全集出版后,因全书汇编、校勘之署名和稿费问题,自1986年起向国家版权局投诉(该局回信:已批转江苏省出版局处理),1988年得到上海市政协领导与市政协法制委员会领导的关心,并推荐市政协委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朱华荣教授为律师,建议司法解决。后由江苏省出版局版权处调解,并发出“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苏出办(1991)第41号·《金圣叹全集》调解意见”。该文件中的“调解决定”特地提出,全集以后重印、再版和署名,要经过周锡山同意。并报送国家版权局、上海市出版局版权处。

周本《金圣叹全集》(4卷220万字)的选题列入文化部首届香港书展重点书并获得极好的海内外声誉,出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首届(1978-1987)优秀著作二等奖,江苏省出版特别奖(首届),给新成立的该社带来很大声誉,(出版社却从未通知过周锡山,周锡山在为本案起诉调集证据时方才获知这个信息。选题报告还特地向该社提供了出版本省名家全集的思路,该社领导竟自诩“从一个普通的出版选题”,思考出了这个思路),接着又进入国务院(今改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1990年发表的《建国四十年古籍整理出版总结报告》,成为该报告特出表扬的“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优秀著作之一。

可是凤凰出版社违背调解决定,背着周锡山,于2005年将全集的选题交由南京师范大学陆林研究员“修订”,其向黄浦法院禀告的理由是,“原告周锡山先生不处在古籍整理和金圣叹研究的前沿,显然不能胜任该项工作”。

事实是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集》(16开4卷180万字),于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网以整个网页的篇幅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极高评价:“权威学者”精心编选并校点的“当今国学的难得的范本”。同年经该院历史、文学两所专家评定,获得该社“优秀著作策划奖”和“编校质量奖”;此书于2012年重版,今正在印制精装本。2010年全国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批准周锡山《西厢记注释汇评》(16开3卷145万字)以专项经费资助,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立即获得全国古籍优秀著作二等奖,并印制精装本。此书内有周锡山《金批西厢记》研究专著20余万字。周锡山编校《金圣叹全集》增补、导读解读本(16开法式精装7卷320万字)于2009年出版。其中有周锡山的金圣叹研究和评论45万字,提供了唯一以原刻本的为底本校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并在书前印制国内外只有周锡山拥有的证据页。2015年又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并资助,周锡山主编并兼第一作者的《牡丹亭注释汇评》(16开精装3卷15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上4部大型中国顶级经典著作的古籍整理本(也都是美学著作),是地位远高于被告凤凰出版社的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领先于国内外的优秀学术成果,被告作为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竟然如此污蔑原告。凤凰出版社对原告周锡山的这个缺席审判,是违法的;而据此理由,背着周锡山,将《金圣叹全集》选题送给不能胜任者“修订”,造成单是“陆版金批西厢记”即新增错误几百出(300处以上,还有错批周版标点错误的500处以上,都是被告自己列表并标出数序而提供的证据)的严重后果,更是违法的。

此答辩状后来转入上海二中院和上海高院,被告欺骗黄浦法院、二中院和高院的长篇虚假证词,对二中院和高院都起了效果。

周锡山从事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和古籍整理研究,都有取得学术界领先性成就的重要成果出版,获得多项奖项,古籍整理研究仅是其从事的其中一个专业而已。

陆林此书的汇编、校雠和标点,都剽窃周锡山的成果。周锡山于2011年11月向上海文联知识产权维权委员会投诉,维权会接受后,多次在《简报》中作为大案要案而发布受理信息,作为其重要工作汇报。但经多次研究后,感到此案复杂,推荐朱妙春律师,2012年初向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

朱妙春是“中国十大风云律师”之一、“鲁迅家族首席律师”,代理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五朵金花》、钱钟书《围城》汇校本等多个著名著作权案件。又是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兼职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出版过7本著作权法学专著。

朱妙春律师感到全集的证据提供的工作量浩大,建议先诉全集中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及其单行本。

即使将起诉的全集缩小为其中一本《金批西厢》,由于此案的预期影响很大,所以二中院竟然在黄浦法院由该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亲任此案审判长的金滢法官,在经过一年(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的调研、取证和慎重研究,并已经发出2013年3月12日开庭的传票之后,突然将此案提升至该院;此案在二中院宣布2013年7月17日庭审后,上海法院网和中国法院网立即同时发出届时将做庭审直播的公告。

由于庭审时,同时直播的双方的庭辩显示被告的失败,审判长在两次询问和劝说被告接受调解之后,宣布:“庭审结束后,在法庭的指导下调解,调解不成再判决。”此后未有任何调解信息,4个多月后却判决原告败诉。原告迅即上诉至上海高院,2014年2月18日开庭,在5个月后的7月18日收到上海高院维持原判的判决书。

原告认为本案的一、二审判决书判决不公,而且错漏严重,为此于10月2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送再审申请书。可是过了半年,竟然毫无音信,而且还不准查问!在此期间——

2015年1月,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2014年中国十大最具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评选•候选案例”和“中国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清华论坛2015”的“十大案例”选拔和研讨几乎同时进行。其中同时进入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十大案例”候选和正式名单并作探讨、研究的只有一个案件,即本案。

2015年4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将此案列入“201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同时还特别说明其【典型意义】。这个“典型意义”是负面的,充分显示了合议庭成员未能掌握著作权法的精神和原则,本文下面再做分析。尤其严重的是:一、二审在长达近2年的审理、长达9个月的庭审后的合议庭工作,签发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错误很多,损害了上海和中国司法界的声誉。我认为产生的错误的原因是审判员审案的态度差、审案水平低,而后者又是经事司法人员语文和文学水平差造成的。

在最高院半年没有任何信息,还不准查询的情况下,原告于2015年4月,向最高院有关领导直接递送投诉信,投诉信除揭发半年不予立案之外,还概要揭发一、二审的种种错误,包括接受被告14项欺骗与愚弄,尤其是判决书的严重错失,损害了上海和中国司法界的形象。一周后,立案庭执事人员来电,在自报其姓名后,宣布立案庭决定受理此案。接着询问:“奇怪,为什么此案至今才到立案庭?”又问“你有否向信访处去信投诉?”6月10日,原告收到立案庭发来立案通知,同时收到由“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局”发来备供正式投诉的“廉政监督卡”,并附有供投诉参考的“主要监督事项”18则。今据主要监督事项的条例来分析此案的判决书,并指出和分析其语文错误和后果。

二、判决书的主要错误

1、否定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不予保护。

判决书第12页第一段:“古籍点校中只有存在有别于原古籍作品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演绎作品,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106处错、别字校勘,校勘的目的在于恢复古籍作品的原貌。故原告主张的该106处错、别字校勘本身不可能产生于有别于古籍作品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这个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错误分析:

1,本案从审理开初起,至庭审,原告坚持提出首次校点出版的古籍整理成果,在整体上具有独创性,或者说首创性。审判员每次都拒绝这个观点,坚持提出只有独创性的编校和标点才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成果。但他又不解释更不能指明什么是“独创性”。

被告凤凰社在最早的答辩状提出,本案全书都是“惯常性的表达”,也即不具有编校和标点的难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审判员何渊接受其要求,所以只要原告和被告提供“独创性”的证据。原告要求提交“抄袭”证据,该审判员还借故发火!

原告不同意被告凤凰社和审判员的以上观点,指出古籍点校作品与一般著作不同,不能用一般著作的“独创性”来要求,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独创性。

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原告和被告陆林不同意审判员的这个错误观点和意见,而且正因审判员包括这个表达在内的错误观点,在庭审时直播,因此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都强烈批评此案“法官、辩护人(按,指代理人)都不懂古籍整理,因此法院审理中,法官、辩护人(代理人)的提问、辩论都不专业”。并具体批评:“从保护劳动成果看,古籍第一次整理者付出劳动很大,其权益应该保护。”这个批评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并在网上公布,——因此,审判员的这个错误,损害了中国司法界的声誉。

审判员坚持己见,他具有国家授予的身份性的权力,因此,原告和被告分别列表举证“独创性”的成果。审判员又不解释更不能指明什么是“独创性”,于是原告坚持提出了清晰的界定:1,“本案此书是首次整理和标点的古籍整理成果,在整体上具有独创性”;2,其中原作没有句读的大量内容,是标点的独创性较强的部分;106处错、漏字等等的改正和补正,是编校的独创性较强的部分。审判员没有辨别能力,对此不置可否。于是原告就按此去做。

被告陆林也列表举证其独创性的标点和编校,而且绝大多数都与原告所举证的相同,这说明了2点:1,被告关于古籍整理的独创性的辨别的观点与原告相同;2,被告之书是抄袭原告的成果,因此“独创性”的绝大多数成果,与原告相同。

针对审判员不懂专业,外行地坚持其错误观点,原告与代理人,在多次交换证据和庭审时,反覆提醒审判员:

1,古籍整理作品中的文字校勘,产生了新的表达:由于古文作品比较艰深,原作或底本中的错字、漏字,产生了错误的或残缺的表达。使读者读不懂或产生误解。经过校勘,改正了错、别字,或补上了漏字,改变了原作或底本的错误或残缺表达,产生了古籍整理者认为的新的正确的或完整的表达。

2,古籍作品中加上新式标点,也产生了新的表达:由于古文作品比较艰深,在没有断句和标点的情况下,提供的是难以确定的表达、使读者理解困难或无法理解的表达。经过新式标点,古籍作品产生了新的表达:清晰、正确的表达。

3,惯常性表达的抄袭也是抄袭。而且难点没有规律地分布全书,抄袭者不会笨到不抄全书而费尽心思、大海捞针般只寻找这几个难字抄袭。

古籍著作的首次整理工作,非常艰巨,行内人士都有体会。因此,全国的古籍出版社(包括本案被告凤凰社)、古籍专家都一致呼吁要对古籍整理作品加强保护,报上发表的有关报道很多,其中原告提供给法院的《人民日报》2012年6月28日发表《古籍整理作品如何免受盗版扰》的重要文章说:

“古籍整理作品版权保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学术界、出版界和相关主管部门的人士出席座谈会。在会上,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与著作权保护成为焦点话题。

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王自强表示,古籍本身已经过了50年的保护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根据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今译等整理行为产生的作品,具有独创性,是受保护的。“实际上这个保护跟当代作品的保护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说,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的问世,整理者要付出很多心血,应该得到充分尊重。

“你千辛万苦把古人错误之处校出来了,但别人也有可能独立做出同样的校勘,你怎么去区分别人是不是参考了你的校勘呢?我们很难区分对方是做学术还是恶意盗版。到法庭上,你让法官怎么来判断呢?”(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经理)金良年说。

正是由于古籍整理作品的这些特点,所以明知被盗版,权利人也很难去告盗版者。金良年介绍说,甚至有古籍整理者为了防范盗版,故意留下若干处错误,如果盗版者连错误处也照抄不误,那就成为侵权的证据了。但这种做法明显对读者不公,因此不值得提倡。

古籍出版社和古籍整理专业专家一致要求加强保护,全国有关的案件,除本案外,全都胜诉,只有本案败诉。上海二中院和高院的少数司法人员,不懂首次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具有整体的独创性这个专业知识,违背全国古籍整理专业人士和出版单位的强烈意愿,在盗版、抄袭猖獗之时,保护抄袭剽窃者,因此在清华大学高层论坛上,据其主持人说,当即有专家对本案审判长王静发表反对意见。

上海高院依旧坚持其错误意见,在2015年4月公布错判的此案为该院知识产权十大案例之一,并特作:“【典型意义】”说明:“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关于古籍点校成果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纠纷案件。本案判决明确:当古籍点校成果目的在于复原古籍原意、点校者仅是按照语法规则揭示了客观事实时,点校成果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基于古籍点校的特殊性,在后的点校者无法避免其在后点校成果与在先点校成果间会发生部分甚至大部分相同的情况,不能仅依据部分相同或大部分相同就简单认定在后的点校者构成抄袭。本案对古籍点校成果是否属于作品以及古籍点校成果的抄袭认定问题作出了探索,对同类案件审理具有示范意义。”

这个说明和判决书,不仅显示其对审理对象——古籍整理作品,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而且都根本性地混淆了是非:1,抄袭作品不是“发生部分甚至大部分相同的情况”,而是绝大部分相同;2,不是一般的“相同的情况”,而是相同中必然有其特殊的抄袭证据。

原告提出的证据:

(1)底本据周本的抄袭。凤凰社和陆林对原告自始至终责令其交出底稿的主张,不予置理;审判员也不理。

(2)被告伪称首图藏本是其底本,并在庭审的当日上午才拿出此本复印件,并在此前、此时和此后(庭审时)多次声明因复印成本昂贵(“每页要16元资料费,陆林当时怎么舍得”),被告在整理校点违权书时没有复印,这便为原告提供了其底本不是此书的有力证据。

(3)被告抄袭的具体证据99个(二审时根据被告提供的首图本复印件增至此数;原告提供的实际证据超过此数)。这99个证据是不同于被告声称的底本,而与周本完全相同,又没有校勘记的文字。

关于古籍整理作品,虽有学者反对用知识产权法保护,但同时主张用邻接权保护。总之,是主张应该保护的。

2、肯定被告主张的首图版为抄袭本的底本。

判决书第13页第一段:被告提供的“首图版金批西厢记”全书、吉师版、北大版、金谷园版、芥子园版部分复印件、首图借阅单,“可以证明被告陆林以‘首图版金批西厢记’为底本”,“进行了校勘并完成了‘陆版金批西厢记’。”

错误:

(1)上段(2)已经证明了判决书的错误。

(2)首图提供的陆林到该馆查阅首图藏本的时间表,证明了陆林不可能以首图藏本为底本:

首图提供陆林借阅时间和借阅书目,可知陆林多次借阅了2-6部书,不是单看“金批西厢记”,判决书第9页第4段,硬帮陆林,说他在首图工作了3个全天,7个上午,共13个半天都在做“金批西厢记”,歪曲了事实。其实际查阅此书的时间,按照古籍阅览室的情况,每半天至多只有3小时可利用,算足只有39小时。此书20万字,陆林没有复印,如果要做底本,只能抄写,而且是繁体字,他用这些时间根本来不及,就是40小时,每小时必须抄5千繁体字,而且不能上厕所、喝水,要连续不停的抄,有不少字要辛苦辨认。可见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陆林多次借阅了2-6部书:

其中1个半天借书6种,1个半天借书5种,5个半天借书3种、5个半天借书2 种。用于贯华堂《西厢记》的时间至多约总共4个半半天。专借《贯华堂西厢记》仅2个半天。合并计算,共6个半半天。陆林实际查阅《西厢记》时间最多不可能超过19小时半。算20小时,每小时必须抄写1万繁体字。

“吉师版金批西厢记”、“北大版金批西厢记”从未列入陆林版的参校本中,不是陆版的参校本。更没有提供陆林去吉林师范学院和北大图书馆查阅《西厢记》善本书的证据。吉林师范学院不在吉林大学和东北师大所在的省会长春,而是另在吉林市的一个不出名的学校,陆林根本不可能为了仅有的一个字,而特地去那里查书。

3、歪曲事实:将大量的,说成仅“个别”没有校勘记的“字词”与周本相同;而与被告底本和参校本不同,是巧合,而不是抄袭。

判决书说: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陆版金批西厢记”确实存在被告陆林未作校勘记的个别字词与首图版、吉师版、北大版、金谷园版、芥子园版等不同而与“周版金批西厢记”相同的情况。但是原告与被告均是就同一古籍进行的点校,因此,在各自独立的点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相同点校的情况。而被告陆林未就该些词撰写校勘记,不能成为被告就该些字词系剽窃、抄袭原告“周版金批西厢记”的理由。同样,鉴于古籍点校者个人的文学素养、认知水平,以及编校者的差错等各种因素,亦可能产生点校差错相同的巧合。因此,综合考虑到本案中的各种情况,仅凭上述个别字词与“周版”相同,无法否定陆林自行校点完成、亦无法证明被告存在剽窃、抄袭周版的行为。

错误:

①判决书说的:与周版完全不同共5处,与首图版相同22处、金谷园版相同4处、芥子园相同2处;共33处,原告认为判决书的这些统计都没有根据。而且既然金谷园与芥子园是被告认定的参校本,其相同的6个,没有校勘记,就证明是抄袭周本。而且,以上证据,因都没有校勘记,因此都是都是抄袭。

②繁简字、异体字,与周版相同20处(实际上只有4处),也是抄袭。

③判决书说“个别字词”,附表2列出15个(其中第13项3个,第10项是分段)。实际应该是17个,见④。

15个或17个,是否可以说“个别”?将大量证据,说成是“个别”,证明审判员的语文水平太差。

④计算错误,以上表格共列出68个,还缺2个。这2个应该列入③,因此,“个别”应为17个。

4,错误判断:属于繁简体字、异体字的有20处(判决书第16页,附表二第5行)。审判员不懂,繁简字和异体字,词典上都有专门的说明。一共只有4个。其他,某字“同”某字,不是异体字和繁简字,是同义字。审判员不懂,只能听从被告的欺骗和愚弄。

5,二中院和高院判决书都将陆林无法辩护的抄袭,判决为:“该处系被告陆林根据上下文意径行修改,未作校勘”。“系被告陆林根据上下文意及现代汉语的用法进行的修改”。分段抄袭,则“此处未分段系因根据全书分段标准进行统一而修改”。有更多的抄袭则“均属于编校错误”。“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陆版金批西厢记”确实存在被告陆林未作校勘记的个别字词与“首图版金批西厢记”、“吉师版金批西厢记”、“北大版金批西厢记”、“金谷园版金批西厢记”、“芥子园版金批西厢记”等不同而与“周版金批西厢记”相同的情况。但是原告与被告陆林均是就同一古籍进行的点校,因此,在各自独立的点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相同点校的情况。而被告陆林未就该些字词撰写校勘记,不能成为被告陆林就该些字词系剽窃、抄袭原告“周版金批西厢记”的理由。同样,鉴于古籍点校者个人的文学素养、认知水平,以及编校者的差错等各种因素,亦可能产生点校差错相同的巧合。故不能就该些点校差错,认为被告陆林系剽窃、抄袭原告“周版金批西厢记”。因此,综合考虑到本案中的各种情况,仅凭“陆版金批西厢记”中上述个别字词与“周版金批西厢记”相同,既无法否定上述被告陆林自行点校完成“陆版金批西厢记”的事实,亦无法证明被告陆林存在剽窃、抄袭“周版金批西厢记”的行为。故原审法院对于原告关于“陆版金批西厢记”剽窃、抄袭了“周版金批西厢记”的诉讼主张,亦不予采信。

将陆林大量的抄袭,都说成是“巧合”。照此案的这种说法,抄袭都是巧合,中国没有抄袭案件了!

6,故意隐匿被告自己提供的对被告不利的4个证据:

①《金圣叹全集》的后记第四段中公开承认:“只是如果案头已有前贤的整理之作,很少有人会另起炉灶重开张,我也不例外。庆幸的是,正是通过三年来围绕金圣叹著述的系统整理、反复校读,对其作品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

陆林承认《金圣叹全集》没有另起炉灶重开张,即抄袭了“案头已有前贤的整理制作”(按,即1985年版周本《金圣叹全集》),只是版本有了改进。(陆林对版本没有正确体认,原告已有《金圣叹著作述略下编·三,陆林“金圣叹全集”的版本错误》和《陆林“金圣叹全集”的四大学术错误评论》两文,指出并论证陆林将金圣叹现存著作的版本全部搞错。两文收入拙著《金圣叹文艺美学述略》,年底前可在权威出版社出版。)关键是陆林承认《金圣叹全集》没有另起炉灶重开张,即抄袭了他的“案头已有前贤的整理制作”,也即周锡山的1985版《金圣叹全集》包括周本金批《西厢记》。

②中华书局官网刊载《出版商务周报》记者原业伟的文章《继往圣绝学 出名人全集》(《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7月02日)的报道(现在网上还可以马上搜索、查阅和下载):

全集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还要几经修订。凤凰出版社副总编倪培翔以《金圣叹全集》为例介绍说:“1985出版4册《金圣叹全集》,影响大,发行量高,被思想界、学术界誉为‘思想解放的一个例证’,囿于当时的出版条件,校勘未臻精妙,2008年又重新请南京师范大学的陆林教授主持出版6册修订本……”

《出版商务周报》和此篇报道的记者,皆不承认陆本《金圣叹全集》是原创之作,其引用倪培翔言论之前,先定性陆本是“修订”本,而非“一蹴而就”的原创本。

倪培翔自己也公开承认“出版6册修订本”,不是陆林重新汇编、校勘、标点后的新作品。但此版《金圣叹全集》封面和扉页不标明是“修订本”,作者则公然印上:陆林编校。

倪培翔承认是修订本,这就同时承认凤凰社将周锡山的整理本,给陆林作为底本,在上面略作不必要的改动(即所谓“修订”)而已。

因此,陆林本《金圣叹全集》包括本案涉及的陆本金批《西厢记》,都是以周本为底稿,由二被告分别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③陆林向法院提供书面陈述意见,称:“2002年我(陆林)……经与出版社商定,关于作品的校勘整理,遵循的是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2.底本错误,据参校本改正,出校勘记;底本不误,参校本错误的文字,不出校勘记;3.底本的重要异文,当无法判断对错时,不据参校本改动原文,但出注说明;4.所有的对底本文字改动,均要有版本或文献依据,并出注(按即标出校勘记)说明,坚决杜绝仅凭己意随意径改。”申请人提供的“陆版西厢记”抄袭“周版西厢记”的99个证据,皆违背陆林提出的以上基本原则,尤其是第2和第4项,可见是确凿的抄袭证据。

初审和二审判决书,都故意隐匿以上3个证据。

④在庭审当天上午,被告拿出陆林版所谓的底本的“证据”,即首图版金批西厢就的复印件。

原告当场指出,这部书不是陆林所说的“原刻本”,陆林搞错了版本;而且更不是其底本。(原告根据原刻本,提出其抄袭证据70个;根据被告所据的首图本,否决了10个,这证明被告所据的不是原刻本。)

被告说,当初没有复印这部书,所以现在出示的复印件,当然不是其底本。

原告要求查阅全部复印件,既然被告说此是底本,原告有权利检查此复印件。法庭不理,不给原告查看此复印件。这是二中院审判员故意隐匿证据。

上诉至高院后,原告到高院查阅案卷,检查了此件复印件,并复制了全部复印件,发现:

首图本有缺页,缺字,多页的部分文字不清晰,有的已经难以辨认;有的已被过去的收藏者涂改。可见此书不是完整的文献。而陆林将此书冒充为自己的底本,又不做必要说明,不向读者和出版社交代清楚这些情况,不诚实,不负责。或者说,此因陆林不懂规则,是外行的缘故。

此书多页的印刷,中间断裂,不少页面墨色过浓或过淡,证明不是被告所说的原刻本。而是仿刻重印本。此书如此多的错失,说明陆林不可能将其作为底本。

这就进一步证明陆林将周本作为底本,只是将此书做了粗疏的校对。

上已分析,首图提供陆林借阅时间和借阅书目,可知陆林用于贯华堂《西厢记》的时间约总共4个半半天,根本来不及抄录下来作为底本,也根本来不及仔细校对全书。

结论:判决书故意包庇被告。陆林以首图本为底本的谎言彻底拆穿。

7,放纵和支持被告违期拿出“证据”,故意刁难原告,支持伪证。

审判员还故意让被告超过提交证据的最后截止期(6月15日)达32天之久,在庭审当天的上午才拿出其“底本”的证据,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当时和事后也不让原告仔细审阅。

在庭审时,又放纵被告拿出所谓《会真传》的分段证据,并当场命令书记员将“证据”放到原告席上,让原告辨认。原告不怕刁难,当场指出,这些都是伪证,并说明了理由。判决书还是专列一段,支持被告的伪证,否决原告指控被告抄袭分段的证据,做出错误判决。

8,判决书的写作错误

原告向最高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中指出:

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二段,一审法院将被申请人提供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傅晓航校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与“陆版金批西厢记”和 “周版金批西厢记”进行标点的比对,这些比对工作到底是被申请人做的还是一审法院自己做的,申请人毫不知情。况且,这些比对的数据没有经过庭审质证,也未征求申请人的意见,剥夺了申请人对此进行反驳和提交反证的权利。

更且傅晓航本,本与本案无关,是被申请人提出“傅版金批西厢记”比“周版金批西厢记”早出版3个月,借此反诬“周版金批西厢记”抄袭“傅版金批西厢记”而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作批驳,予以认可,并提议和转交了被告的“傅版金批西厢记”,才会在判决书中出现这种毫无意义的比对。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将“吉师版金批西厢记”和“北大版金批西厢记”及“傅版金批西厢记”作为比对样本,并无不妥,这显属错误。

被告如果要诉讼周版抄袭傅版,本与本案无关,必须另行起诉,本案法庭应该不理;可是在法院交换证据时,被告反诬周版抄袭陆版、王季思版和傅晓航版,当庭出示了王季思版和傅晓航版《西厢记》的原书,原告当场做了有力反驳,审判员竟然还是当场指令被告将王季思版和傅晓航版两书交给法庭审阅,然后指令被告复印后,给原告比对;后又由法院将两书的复印件快递给原告。原告不予置理,一审判决书突然插入周版和陆版与傅版的详细比对,还有对傅版标点的分析和评价,这一大段文字,前无铺垫,后无说明和结论,非常奇怪地出现在判决书,完全文不对题,令人不知所云,是判决书写作中的一个贻笑大方的错误。

陆版后记写于2009年1月5日(戊子小寒),以此,此书最早只能在2009年1月出版,此书版权页谎称2008年12月,愚弄出版界、学术界和读者;被告还据此反诬2009年1月出版的周本,抄袭陆本。判决书不提被告反诬原告抄袭陆本和王季思本,也不敢公开支持被告反诬原告抄袭傅晓航本,可是判决书竟然忘记删去审判员错误支持的痕迹,造成这个笑话。二审支持一审的这个错误。这既是审判不公的证据,也是审判员语文水平差造成的判决书写作水平低的一个典型失误。

三、错误的原因分析:

1,语言水平差,造成思维水平低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一个人的思维水平,决定于语言的水平。因为人是靠语言思维的。

(1)被告的底本如果是以首图藏本为底本,其必然的结果是:1,复印全书;2手抄(包括手抄或电脑打字)全书。被告既然明告没有复印,就必须手抄全书。被告自始至终没有宣布手抄全书。

原告根据被告的抄袭情况,认定是据原告的出版书籍(包括复印件)作为底稿抄袭的;被告必须交出底稿,作为本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证据。被告自始至终不敢正面反驳原告提出的以原告的书籍抄袭的观点,在原告坚持要求交出违权书的底稿时,一直不予置理。

以上情况已经清晰说明了被告抄袭,而审判员对此也置之不理。如果不是故意包庇,那就只可能听不懂原告要求的意义和被告态度的真相。

(2)看不懂首图提供的陆林借阅《贯华堂西厢记》的时间表的语言。他多次借阅多本书,这意味着他真正看《贯华堂西厢记》的时间很少。如果不是故意包庇,就是没有看懂时间表表达的信息。

由于审判员是外行,不知图书馆善本室图书办理借阅手续的时间长、阅览时间短的特点。

如果不是包庇,就是不懂抄写古籍著作的艰难,搞不清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抄完或校对全书。

(3)不懂异体字、繁简字和同义词,判决书中的判定,有多次相关错误。

(4)因语文水平差,弄不清“巧合”与抄袭的区别;在一大堆抄袭证据面前,审判员无力判定这些相同的字,是不可能巧合的。

有人会说,这是审判员故意包庇。其实,语文水平好的审判员,看到这些证据,知道肯定包庇不成,自己翻落笑柄,就及时悬崖勒马了。

2,作文水平差,不知紧扣题目的写作方法。

判决书竟然离开本案诉讼的内容——陆林版“金批西厢记”抄袭“周版金批西厢记”这个主旨,将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傅晓航版,与周版和陆版做具体比对,并对傅晓航版做评论。这段与本案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字,是一个贻笑大方的错误。审判员支持被告反诬原告抄袭,造成了这个重大是失误,这个失误严重损害了上海和中国司法界的声誉。这个失误,与审判员接受被告欺骗和愚弄等事实相结合,成为本案审理者包庇被告的一个证据,应该追究。

3,语言水平差、作文水平差,都与审判员的文学修养差有关系。多读优秀的文学著作,认真学好“大学语文”,才能提高语言和作文水平。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教导读者热爱真理,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还能训练读者具有识破假恶丑的辨别力。

综合以上的原因,虽经原告书面提醒,本案审判员还是全盘接受了被告14个欺骗和愚弄。仅举一例:

陆本915页9行,原文为:【耍孩儿】只闻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唐诗云:“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此用其句法。

原文中的“唐诗”,误,陆本应按照校勘中“理校”的方法,写出校勘记:

按“唐诗”误,应为北宋欧阳修《踏莎行》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青山”,原作“春山”。

陆林文史根基差,没有看出错误,不出校记。

凤凰社的副总编倪培翔亲自当《金圣叹全集》的第一责编(共2人,另有把关者数人)和《金圣叹评批西厢记》的唯一责编。他跟在别人的名字后面,与人联名出版了《欧阳修集解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008)。结果对欧阳修最有名的作品《踏莎行》词,稍有古典修养的人都会背诵的这首词,倪培翔竟然也不知道。陆林对原本将欧词错作“唐诗”和引句之误都失察失校,倪培翔也无力识别,一任其误。

更可笑的是,在原告批评指出之后,被告用书面形式欺骗法庭说:“要知道,400年前所能看到的古籍,与今日已经大不一样,不能据现存文献就说古人没有这样的唐诗。”

被告为了掩盖自己水平低下,瞒着原告,欺骗法庭,将宋代大作家、大诗人欧阳修的一流名作坚持认作“唐诗”的错误,竟然毫无根据地胡说400年(实际是300多年前)前所能看到的古籍将欧阳修词作为唐诗收录。被告无视法庭的尊严,如此编造谎言,愚弄法庭,真正是荒唐和可笑至极,实属胆大妄为。而审判员竟然任其愚弄。

4、被告一凤凰出版社因陆林违权书至少有99个字(实有100多个字),与贯华本和首图藏本不同而与周本相同,又没有校勘记,是过硬的抄袭证据。审判员因为语文、文学水平差,看的眼花缭乱;被被告愚弄,无力识别其真伪,或故意听从被告胡说八道。

例如:页36下3行,旙囗(方+童,音床)(佛教用的旗帜);周本56页6-7行,旙幢;陆本911页10行,同周本。囗(方+童)同幢,是同义词,不可改。

被告一凤凰社竟然说是该社的电脑字库缺少疑难字等原因造成的,并提供书面伪证(出版社的电脑字库软件系统“证据”)。作为古籍出版的专业出版社,竟用如此拙劣的谎言欺骗法庭。而且按当今出版界现状,出版社不负责打字,版权页揭示:被告此书的打字、排版是由南京展望公司做的。对于专业打字员甚至不少普通电脑使用者来说,任何难字都可“造字”解决。当今全国古籍出版物,也都不会因电脑“缺字”而印错字。关键还在于,底稿到底是什么字?被告又不敢拿出底稿来。

今以原告提供的证据表的前5个抄袭证据,编号1-6(其中2号,原告据原刻本收集证据,陆林据其冒充原刻本的首图本,找到并非抄袭的根据,所以删去)为例,看陆本抄袭的真相。

卷四

(34处) 贯华堂本 周本 陆本 说明(共34处)

繁体版 · 简体版 说明

1 页3上末行 沈冥 39页6行 沉冥 889页9行 沉冥 “沈”同“沉”,不可改。

被告说电脑里自动改,而且沉必须代沈。

反驳:文言著作多喜用“沈”,不用“沉”。例如20世纪第一国学大师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六四则:“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王国维《鹊桥仙》词:“沈沈戍鼓”(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1册225页、第 2册2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012)

2 页6下6行 缺“实”字 补“实”字 892页5行 补“实”字 补此字而没有校勘记

3 页10上首行 蝼螘 42页11行 蝼蚁 894页2行 蝼蚁 “螘”同“蚁”,不能改。被告说电脑自动跳出这个蝼蚁两字。反驳:“可以改,字库中有螘字。

4 页11上4行 写书附京师 43页3行 写书付京师 894页12行 写书付京师 附:寄递。将书寄到京师。

周本责编随意改字。陆本照抄。

5 页12上6行 缺“二”字 43页13行 补“二”字 898页 补“二”字

6 页13上7行 蹔至中原 44页5行 踅至中原 踅至中原 蹔,同“暂”。踅(xué),折回,旋转。两字意义完全不同。周本责编擅改,造成错误,陆本照抄。

明显的抄袭。

由上可见,原告提供完整的抄袭证据,并作了详尽说明;审判员工作不认真、语文水平太低,所以看不懂、不重视、不采纳。

以本案为例,希望我国政法高校,加强祖国语文和文学课程,提高其学分,督促法律专业学生,认真学好祖国语文和文学课程,以提高阅读证据、文选和判决书写作尤其是思维的水平。过去的司法专业毕业生不重视,从我个人经历过的6个案件(2个知识产权案、1个房产买卖案、1个物业管理纠纷案、2个邻里纠纷案)为例,有些法官和律师在庭审和法律文件中颇有失误,尤以本案为烈。当今的法学专业学生要以过去毕业生的前车之鉴为戒,尤其是当今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高难度作品很多,审判员必须在大学期间打下扎实的语文、文学和写作的基础或能力。

尤其欢迎法律或社会学等专业的博士生,仔细调阅本案案卷并研究判决书,撰写学位论文,将这个典型的错判的案件做精深研究,总结此案审理和判决中的诸多错误,——近期国家宣布大案要案建立终身问责制,可以此案警戒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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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正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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