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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与优生问题

已有 715 次阅读 2019-3-7 22:15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今天是女神节,明天是妇女节,特以几年前拙作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寻出来,与朋友们分享,并祝女士们节日快乐!

妇女解放运动又称女权主义运动,它所提倡的是男女平等、男女平权,从清末开始,康有为、谭嗣同等就极力鼓吹,更有秋瑾、吕碧城、张竹君、唐群英等身体力行[1],但这些早期少数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传统的突围却只有象征意义,不足以使中国广大的妇女真正觉醒和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在易卜生的戏剧、爱伦凯的学说影响下,在陈独秀的《新青年》、章锡琛的《妇女杂志》鼓欢下,在蔡元培等人男女同校实践的推动下,妇女解放运动才在近代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对中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传统的重要批判和冲击。但妇女运动中所宣扬的一些主张或口号也有一些非理性的冲动的成份,特别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独身主义、恋爱至上、逃避生育责任的主张,在当时的一些优生学家眼中,就是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

妇女运动中的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婚姻自主是有利于促进“恋爱结婚”的,这在周建人眼中正是容易形成所谓的“合乎善种学的婚姻”,因而是有利于优生的。但是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女性不仅象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那样从家庭中“走”出来,而且还要求从生育的责任中解放出来,这当然是潘光旦等优生学家所极不愿接受的。总的来说,受到优生学家批评的女权主义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追求绝对的男女平等,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同一。

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根源在于传统社会中男女的不平等地位。即:

昔日之女子,职业,不与焉;教育,几不与焉;政治,绝对不与焉;举凡男子可以加入之社会活动,女子均不与或几不与焉。反之,家庭经济,唯女子是问;性道德,唯女子是问;生男育女,传宗接代,唯女子是问;举凡役使隶属之事,男子所不屑为甚或不屑措意者,唯女子是问[2]

有这样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中,自然有女权主义者起身来争取男女平等之权益。但问题在于,怎么样才算得平等?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分工是否有可能得到绝对的平等?某些看上去是平等的现象是否暗含着真正的深刻的不平等,抑或对于女性自身及社会来说具有巨大的隐忧?

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潘光旦1931年所著的《妇女解放新论----介绍英人蒲士氏的学说》中都可以找到。蒲士(Meyrick Booth)在《妇女解放新论》一书中对于妇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一作为分析,潘光旦介绍了此书的主要观点并作了评述。

 女权主义者竭力要把女性从家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工作机会。蒲士却说:

一个女子,自朝至暮,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子,在一间又热又闷的办公室里工作——据说是“自由”的。另外一个女子,为了自己工作,为了自己心爱、自己挑上的男子工作,工作时间又并没有多大限制——据说便是一个“奴隶”。痴人说梦,一至于此![3]

近代的新女子不但并不能不扶自直,从心理方面看去,并且恰恰相反。她依赖男子的程度,自昔已然,于今为烈。生活的男女两方面里,女性方面的受男性理想、观念、标准的包围征服,再没有象今日的这般厉害的[4]

蒲士此说,不无偏颇之处,但也确击中了近代女权主义者的要害之处。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虽有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但它确实是跟着男性的步子亦步亦趋的。这样的“女权运动”被称之为“男化运动”一点儿也不过分。相对而言,当今的女性主义视角却与之不同,女性主义在争取女性权益的时候更多关注女性本身的发展要求,对“男化运动”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5]

与男性相比,女性确实容易感受到生产的痛苦和养育子女的艰辛,为此,一些并不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和男子一起平等分担这种家庭生活的重担。对此,优生学家又有何话说呢?

潘光旦1939年在一篇《妇女与儿童》的文章中说:

妇女与儿童是两种有密切的有机关系的人,所谓有机关系,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概括起来:生、养、教。生,显而易见是妇女的责任居多,在这一点上要讲男女平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除非真有一天,生物学可以发展到一个程度,实行所谓体外生殖,就是,像体素的培殖一般,让男女两性的生殖细胞,在玻璃管与玻璃缸的人工环境内,配合发育起来。生产时节的辛苦,也不是男子所可分减的。

潘光旦既而说到,“养,至少是初期的养,就自然的安排的说,当然也是妇女的一种辛劳” 。教,虽说是“养不教,父之过”,但“儿童最初八九年里生活的训练与习惯的养成,其实还是在母亲的手里”[6]。潘光旦认为,妇女在子女的养育中,辛劳和责任都较男子为重,他把这种状况看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

潘光旦的《妇女与儿童》1939年在《今日评论》杂志上发表之后,分别有张敬女士的《智识界妇女的自白》、林同济先生的《优生与民族》、陈佩兰女士的《妇女与儿童抑父母与儿童》在《今日评论》上发表,与之讨论。三篇文章侧重点各有不同,总的来说,还是批评潘光旦把生育的责任赋予妇女太多,忽视了女性在事业和学业上发展的要求。此后,潘光旦又写了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作为回答。

这时候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像是妇女解放运动初期那样激进和激烈了,通过女权主义早期的斗争,妇女的权益至少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但在具体的家庭问题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且现代社会本身的弊病亦显露出来。直到现在,中国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分工和安排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女性既要在家庭中从事子女养育的重任,又要在社会上从事一份挣钱的工作。一方面在许多职业方面女性因为性别的原因受到歧视,另一方面社会和家庭同样对女性有工作和职业上的要求。

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果如此,得耶?失耶?真是很难说得清楚。

其二,宣传恋爱至上,甚至要求废除婚姻制度。

潘光旦在1927年所做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在关于“婚姻之目的”这一项调查中,潘光旦设计了四个选项:良善子女之养育;父母之侍奉;浪漫生活与伴侣;性欲之满足。调查的总体结果是选“良善子女之养育”作为婚姻目的的人数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浪漫生活与伴侣”,“父母之侍奉”,“性欲之满足”。但如果把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考虑进去,则可发现受教育的程度与调查结果有明显的相关性。对于把“浪漫生活与伴侣”作为婚姻目的这一选项而言,小学程度的人无一人把它作为第一选项;中学程度的人则有26.1%的人把它作为第一选项,位居第三;而大学程度的人则有47.9%的人把它作第一选项,位居第一。这说明了被调查者教育程度越高,越视“浪漫生活与伴侣”作为婚姻之目的。

潘光旦对此调查结果深为担心,他称之为“一绝不幸之事实”。在对结果的分析时,他特地以字下加点的着重号写出如下的句子:

教育之造诣愈深,则其人对于家庭制度应有之观念与信仰愈薄弱;换言之,今日之教育哲学与制度,实根本不利于家庭之存在……

奈何教育成就已达大学程度,或已大学毕业得有学位者,反视子女为婚姻之次要目的,真是大惑不解!我于以知近代之教育哲学与教育制度不特不利于家庭为一种社会组织之存在,抑且不利于种族之绵延也![7]

潘光旦把这样的结果归罪于近代的教育哲学与教育制度,其实个人主义与妇女解放的思想也与之脱不了干系。近代中国社会中被视为摩登的女子往往也是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女子,而这些女子对于西方式浪漫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自然使她们在做问卷时做出如此选择,正如潘光旦所言,“以婚姻为儿戏,视家庭责任为畏途”,正是美国当时城市生活最普遍的现象。

把“浪漫生活与伴侣”作为婚姻的目的,自然使青年人会产生恋爱至上的思想。对于自由恋爱的歌颂和对传统包办婚姻的批评正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强音。爱情的力量有时候是很伟大的,子女的养育、种族之绵延虽然重要,但除了优生学家之外,未必是许多人在恋爱时就会考虑的。

更为极端的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不仅强调恋爱至上,甚至于根据“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这样的名言,宣布要根本废除家庭,废除婚姻制度。

持废婚论观点的多是一些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如存统、李绰、陈德徵、易家钺、陈顾远等。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社会进化的一大障碍,不废除婚制,便“永远没有光明和乐的日子”[8]。他们还把婚姻看成是“真爱情的发生”的一大障碍。无论旧式婚姻,还是新式婚姻,爱情的维持都很困难。因此,“为了两性自由结合不受形式的限制,才能发生真爱情”,就必须“废止婚制”[9]。他们也把婚姻制度看成是个性自由与发展的一大障碍。称“婚姻制度是不适合于‘自由的人格’的,所以要反对他”[10]

婚姻无疑会对人的自由产生束缚,甚至于也不利于人的自由恋爱,但它却是维持人类自身繁衍和种族绵延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废婚论如果真的实行的话,那真是一种“种族自杀”了。再说,这种制度也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发展的一种产物,岂是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说废除就能废除得了的,废婚之论在近代中国婚姻史的影响应当是非常有限的。

其三,追求晚婚、晚育,甚至于不婚、不育,认为事业的成功重要于婚姻或生育的成功。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普遍早婚,而早婚早早地把女性束缚于家庭之中,既影响其学业与事业的进步,也影响其经济与人格的独立,故而对女性早婚现象的批判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特色。陈长蘅、周建人等也从优生学的角度提出早婚不利于优生和优育,陈长蘅提出早婚之弊是:“气血未壮为夫妇者,元气早破,身体必萎,为子女者,先天不强,后天难壮,父母儿女,两败俱伤,个人羸弱,种族不强。[11]

早婚自是不利于优生和女性的解放,那么晚婚呢,它虽是有利于女性的解放,却未必有利于优生,也未必有利于女性生理、心理健康发育的需要。所以女权主义者晚婚的主张,也受到了潘光旦等人的批评,从男性与女性生理与心理的发育规律看,潘光旦还是提倡适度的早婚。

适度的早婚,而非早育,潘光旦的这种建议,主要是从性学的角度而言的。在年轻人性的问题上,潘光旦既反对“禁欲”,也反对“纵欲”,而提倡“节制欲念”。他说:“绝对禁欲既为生理所不可能,放任又为生理与心理卫生所不容许,青年们唯有一面走节制的一条路,一面妥觅婚姻的机会。社会也应当提倡相当的早婚,使节制之期,不致迁延过久[12]”。

那么对于女性而言,到底什么样的年龄结婚适当呢?潘光旦的建议是:

迟婚固不相宜,早婚亦不宜无限制:我辈不妨定二十或二十前后两三年为女子最合宜之婚姻年龄。与其谓二十以上与二十五以上,不如谓二十上下,二十五上下,更较妥善(二十五上下,指男子适宜婚龄)[13]

1929年前后陈利兰对六所女校的调查,梁议生在燕京大学的调查,女子愿意在20-25岁左右结婚的最多,女学生主张25岁左右的尤多[14]。这里也可以看出,女子对迟婚的认同是受到了近代学校教育的影响。

不婚或独身的主张,在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大抵是喊口号的多,而实行者少,或者说只是个人一时的冲动或不得已之言。侯杰、秦方曾以《大公报》几个著名的女编辑、记者为中心,考察了近代知识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中的“双重角色”。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女性有的婚姻比较成功,有的则有过离婚的经历或终身独身,离婚与独身的原因都非是不愿过家庭生活,而是所适非偶或“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矣。”[15]

李宗武在《独身问题之研究》中说:女子之所以被男子征服,主要在于女子担负着生育的任务,而生育的原因就是结婚。要恢复女权,伸张女子的能力,非拒绝婚姻而独立生活不可。他称“人之所以得称‘万物之灵’者,就是在能独身”[16]。针对这类看法,潘光旦1937年曾专门写过一篇《独身的路》对此分析。一般而言,中国人对于性和婚姻的看法是很自然而近人情的,独身从来不被看作一件时髦的事。对于一些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宣称不婚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潘光旦的回答是: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也未尝不是为社会服务,并且是为未来的社会服务,责任更是远大。如以独身为前提,则当代多一女子服务,即斩绝将来可以为社会服务的一个整个的血统[17]

因为追求事业的成功而不婚,这是受到优生学家普遍批评的,不过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几位杰出的女性,如林巧稚、杨崇瑞、刘云波等,她们虽一生未婚,却投身于中国近代的产科卫生事业,或培养了新一代的助产医生,或亲手接生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有效降低了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成为近代中国“圣母”式的人物[18]。她们在中国优生学的历史上,也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也有少数健康的女性,虽然结了婚,但却为若干原因而通过避孕的方法不要子女。对于这种态度,我们可以看一下语言学家王力1943年在小品文《儿女》中的批评,他说:

如果你喜欢结婚而又怕生儿子,就等于喜欢吃鱼而又怕口腥。如果你结了婚而还想法子使自己不生儿女,就是既不体上天好生之德,又有负国家顾复之恩,简直是人类的蟊贼了[19]

其四,批判“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要求儿童公育。

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初期,“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还是受到欢迎和歌颂的。如梁启超等人所言的“新妇观”就是指“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20]”。19151月创刊的《妇女杂志》在创刊号发刊时也称:“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出贤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21]。这份杂志在19181月的广告中还声明“本杂志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尤为注意,既足为一般贤母良妻之模范童蒙养正,又为研究教育者所必当参考之书[22]”。但1919年之后,主编《妇女杂志》虽是提倡优生学的章锡琛和周建人,但杂志已不再把贤妻良母的形象作为宣传和提倡的对象,而是讨论更多的妇女职业问题、离婚问题、产儿限制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等。

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国妇女一直被束缚于家庭之中,所以到了妇女解放运动时,人们迫切的一个要求便是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矫枉不免过正,从人类的生育实践看,女性本是适应于家庭生活的,社会也正得益于女性的贤妻良母这一角色的贡献得以和谐和永续的发展。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这个形象进行批判,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后果不免也是很严重的。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中女性之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多子之苦。读朱自清的散文《儿女》、《给亡妇》便会对此深有感触。要把已婚有子的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儿女的养育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提倡妇女解放运动者,往往支持儿童公育,希望通过幼稚园和学校,让社会承担更多的儿童养育工作。

儿童公育就是由国家或社会,即公共设立的机关来抚育教养儿童。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儿童公育被沈兼士等人看成是“彻底的妇人问题解决法,处分新世界一切问题之锁钥”[23]。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新青年》上曾刊载了杨效春和恽代英关于儿童公育的讨论文章,后来沈雁冰、俞颂华、劭力子等人也参与了这场讨论。讨论的诸篇文章后来还被编成《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续集》在1927年出版,恽代英、沈雁冰、俞颂华都是赞成儿童公育的,杨效春则竭力反对,劭力子曾赞成儿童公育,却认为当时的社会并未到实行的时机[24]

但是一些优生学家们却从儿童生理心理的发育规律上论证,儿童最好的启蒙老师应当就是他的母亲。不仅母乳是孩子最好的营养,就是母亲的抚育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这样的要求自然也是与女权主义者的目的存在冲突。

女权主义要求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对于长期以来感受到家庭束缚与压迫的妇女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女人的天性对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又别有一种依恋,所以处于这种传统与现代思想冲突中的妇女常有非常矛盾的心理[25]。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26]中有全衡女士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徬徨》,正可以反映这种矛盾的心理。

全衡女士记下在1936521发生的事,她的姐姐最近给她写信,总有这样的句子:“孩子们是女人头上的一付最重的枷锁,它桎梏得我动弹不得”,“十年的奴隶生活过得够透了,我想飞”,“我要做个‘堂堂的人’”……可是她发现当姐姐和姐夫一起来时,姐姐根本不提信上的话。当她问:“姐姐,到底怎么样?”姐夫冷冷地加上一句:“吹了个美丽的肥皂泡”。

晚上去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最后一个“走向光明的大道上”的镜头让她很激动地问姐姐:“你看人家都在‘光明的大道上’走着,只有你,连想想也随即用自己的手把眼睛掩上了”。姐姐闭上眼睛,好半天才低声的说着两个字:“矛盾!”[27]

 



[1] 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72-210.

[2] 潘光旦.平等驳议(1928[M]//潘光旦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61.

[3] 有一位女士曾请潘光旦介绍工作,潘自忖:与其介绍一有薪水而短期者,毋宁介绍一无薪水而可终身行之者,于是把她介绍给一位同事做夫人。成礼之日,潘光旦说起这段姻缘,引起哄堂大笑。(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157页)

[4] 潘光旦.妇女解放新论----介绍英人蒲士氏的学说(1931[M]//潘光旦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422.

[5] 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同作为feminism的汉译词,含意却颇有不同,朱晓敏认为,它们代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同阶段。见朱晓敏.由“feminism”的中译引发的思考[M]//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9-32.  

[6] 潘光旦.妇女与儿童(1939[M]//潘光旦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48-149.

[7]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M]//潘光旦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43-144.

[8] 哲民.废除婚姻问题的讨论[J].觉悟,1920511.

[9] 李绰.婚姻何以当废[J].觉悟,1920522.

[10] 存统.废除婚制问题[J].觉悟,1920525.

[11] 陈长蘅.中国人口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66.

[12] 潘光旦.独身的路[M]//潘乃谷、张海涛主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750.

[13]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M]潘光旦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7.

[14] 邓红等.觉醒:民国“新女性”婚姻家庭观之嬗变----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城市女性的调查展开[J].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88.

[15] 侯杰,秦方.近代知识女性的双重角色----以《大公报》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中心的考察[J].广东社会科学,2005(1):113-114.

[16] 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225.

[17] 潘乃谷,张海涛主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753.

[18] 优秀女性的独身让优生学者倍感可惜,但笔者以为这里也暴露了优生学的一个悖论:对于一个未找到可以与之匹配的优秀女性而言,独身“斩绝了一个优秀的血统”,对于民族而言是一个损失;但勉强接受一个素质差劲者的求婚,却也违反了择偶择优的原则,在自己的子女中增加了不良的基因,为优生学的原则所不许。这时候,结不结婚,真是两难。

[19] 王了一.儿女.原载《生活导报》(1943[M]//龙虫并雕斋琐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76.

[20]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M]//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44.116.

[21] 发刊词[J].妇女杂志, 1915.1(1).

[22] 大刷广新广告[J].妇女杂志,1918.4(1).

[23] 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222.

[24] 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续集[C].上海:新文化书社,1927.7-71.

[25] 叶舟所编的《给姐妹们》中收录了当时女性对于思想、生活方面讨论的书信,其中亦反映出女性那时的困惑。见叶舟.给姐妹们[M].上海:光明书局,1946(2).

[26] 茅盾等人受到高尔基所征集编成的《世界的一日》所启发,发起了对“中国的一日”之征文活动,《中国之一日》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各种状况,仿佛照片一样,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宝库。

[27] 全衡.女性的徬徨[C]//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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