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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鼓励抄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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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文章中声称：“In ancient China, for example, students were typically encouraged to copy the words of their masters.”
我很怀疑。难道古人鼓励抄袭吗?——吾未之闻也。
古人同今人，认为写文章写书要有自己的创见或创获，并非以抄袭为荣。
如果说古代中国并没有类似西方的版权法，这倒是真的。不过，古人作书也有很多是著而不录自己的名字，反而是托为名人或圣贤，其原因较多，既可能是担心文网严密，也可能只是为了取信读者，以获利为计。
至于说到抄书，则有两个目的：第一，为了书籍的保存和流通，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前。第二，古人认为“读书不如抄（写）书”，是认为抄书可加深印像，比单纯读书效果要好。所以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把抄书为功课，如苏轼就三抄《汉书》。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的意思是自己不务创作，只是叙述和阐明先圣先贤学说而已。可这也不是鼓励抄袭呀。
黄庭坚提倡作诗“无一字无来历”，是避免文辞浮滑，用典要“夺胎换骨”，要“点石成金”，并不是鼓励抄袭。当然有一种体栽叫“集句诗”的。
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文体目的是要考试者依经立义，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考试范围在朱熹注的《四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内，形式和内容比较禁锢，但这也不是鼓励抄袭吧。在科场上抄袭也是要治罪的呀。
请问：“In ancient China, for example, students were typically encouraged to copy the words of their masters.”到底是说什么？
进一步阅读文章：
一、苏轼抄《汉书》
朱司农（掌管钱粮的官职）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日：“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
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传达人员）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通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去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钞《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到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肃然起敬），复请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令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谪降到人间的神仙之才）也！”
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
二、古人抄书/史飞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ba136d0100jq4l.html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流通主要靠手抄。大约是在晋代的时候图书结束了简帛时代，进入了纸张时代。由于印刷术是在唐以后才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在此之前图书全部系人工抄写。南北朝时期，抄书盛行，社会上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经生”。隋唐时期，政府十分重视抄书。隋文帝时官家向民间搜求异书，召集国内书法大家抄写，抄写定本后归还原主，共抄三万多卷。唐太宗时，更扩大了抄书工作。唐玄宗时，设立了修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工作。唐代文宗皇帝，喜好典籍。因见内府“篇卷散乱，难以检阅”，搜集了公卿士庶之家的所有异书，设官员主持抄书事宜。抄书的人叫“御书手”。抄完藏于乾元殿，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可见所抄书籍数量之大。当时各地官府也抄书，抄书的人叫“书手”或“楷书手”；还有所谓“书令史”，也是官方的抄写者。与此同时，民间抄书之风也很盛。出现了代人抄书的书铺。他们雇有大批以抄书为职业的人。这些人生活贫苦，以抄书所入维持生计，名“佣书”。唐以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等相继兴起，书籍大规模流通遂成为可能。但是即便如此，抄书在古代依然盛行。
古人抄书有严格要求。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抄书非常辛苦。一部薄薄的书抄几天、几月是常有的事。遇到大部头的书，费工费时更不在话下，尤其是贫苦的读书人，经济拮据，困难自然是很大的。
古代有不少和抄书有关的人和事，堪称书林佳话。东晋时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勤奋好学，所抄之书达四百一十多卷。他说：“余抄缀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南齐的沈麟士，一生抄了许多书，不幸的是在他八十岁那年，发生了一场大火，书都被烧了。老先生发愤重抄，又抄了二三千卷，装满了几大箱。《李氏山房藏书记》引宋代苏东坡的话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写，日夜诵读，唯恐不及”。《颜氏家训•勉学篇》家讲到东莞藏逢世，二十岁想读班固《汉书》，就用姐夫家里舍弃的废纸，抄了一部。《新唐书•柳仲郢传》称：“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只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世说新语•巧艺》载：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梁书•袁峻传》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渊鉴类函》载：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旧唐书•魏谟传》载：谟尝钞撮子书，以类相从，二十卷，号曰《魏氏手略》。《耆旧续闻》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鹤林玉露•卷一》载：高宗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自己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以致书一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读书作文谱•卷二》载：孙月峰读书，凡有所评，必草稿已定，而后用格端整书之，不肯以草率从事，故所评《国策》、《史记》颇有独见。《明史•张溥传》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清康熙年间学者、诗人朱彝尊爱书如命。据《清朝野史大观》载：钱谦益的族子钱遵王作《读书敏求记》一书，里面记述了钱家所藏的宋版、元钞等善本书。朱多次请求借阅，都未如愿。有一天，朱宴请地方名士，钱遵王也在邀请之列。趁此机会，朱用黄金、青鼠裘买通钱的亲随，偷出了善本书，请了十几个书手在密室里过夜赶抄，宴会结束，书也抄好了。故，时人称为“雅赚”。此外，朱在担任朝廷国史期间，私自雇了一位叫王纶的楷书手，偷抄他经手的从全国送来的书籍，因此被人弹劾，罚降一级。于是他在偷抄的书的盒子上写道：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因为偷抄书而被降职，可谓嗜书如命。时人谓之“美贬”。无独有偶。宋代的刘仪美，绍兴二年中进士，官俸所得，总要分出一半来买书，买不到就借人家书抄，而且为防散失，每种书都抄三套。居官十年，连买带抄，藏书达一万卷。不料有人将此事上奏皇帝，说他只管抄书，公务都荒废了。皇帝也不调查，直接就罢了他的官。他的朋友为此忿忿不平，写诗说：“只因翻古书，不觉堕危机。”这真是冤煞了抄书人。
三、著书·抄书·窃书/田 芝
http://www.minge.gov.cn/txt/2008-10/08/content_2507379.htm
康熙六年(1667)，五十五岁的顾炎武，从北方回到江南稍作逗留之后，又一次从江南出发，途经山东，来到北京。这一次，他从友人处得到了《春秋纂例》、《春秋权衡》和《汉上易传》等书，又由友人资助，抄录了这些书。事成之后，他写了一篇《抄书自序》，谈了他抄书的缘起和经历。
顾氏起家在明代正德年间，传到顾炎武这一辈，先后六代，一直走着读书做官的生活之路。顾炎武说，在他高祖之时，他家里已藏书六、七千卷。这些藏书，在嘉靖年间因为“倭乱”而毁废殆尽，但到万历初年，也就是在他曾祖父手里，家中藏书又积聚渐多，恢复到他高祖时的规模。到他祖父这一辈，因为分家，藏书一析为四。顾炎武因为其堂祖父(蠡源公)之子早夭，而过继给堂叔，这位堂祖父就是顾炎武的嗣祖，也就是顾炎武自己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先祖”。顾炎武说，他的嗣祖“益好读书”，家中的藏书便“增而多之”，到他手里，家中藏书又有六、七千卷。他的嗣祖死于崇祯十四年(1641)，这一年顾炎武二十九岁。三年之后，明清易代，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遗嘱是要顾炎武“勿为异国臣子”。改朝换代之际，顾炎武与许多江南士子一样，“转徙无常”，家中藏书“散亡者什之六七”。后来时局稳定，顾炎武既不走仕进之路，读书便成了他不计功名的主要生活。顾炎武家中的藏书，随着他的读书生活又增加了。这些藏书，除购买的刻本之外，还有他抄录的部分。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
抄书是古代读书人获得书籍的一种主要手段。即使在印刷业已相当发达的晚明时代，抄书仍然是人们获得书籍的重要手段。在顾炎武高祖的年代(正德年间)，市面上流布的书籍，不过是官府和书商刻印的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性理诸书，其他书籍即使有刊刻的，也只是“好古之家”的收藏。因此，许多书籍往往是通过借抄而获得的。上文提到的《春秋纂例》、《春秋权衡》等书，顾炎武就是从别人那里抄录而得的。
然而，抄书不仅仅是得书的手段，还是撰书的一种方式。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记述道：“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他曾以这个问题，问他的嗣祖。他的嗣祖对他说：“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子，惟读书而已。”(《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在顾炎武的祖父看来，“著书”是必须以学问超越前人为前提的，而学问超过前人，又是以读书多于前人为条件的。既然读书不博于前人，学问不及于前人，“著书”也就无能为力，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抄书”。
抄书与著书不同。何谓“抄书”？顾炎武的嗣祖以自己的实践，为此作出了注解。顾炎武在《三朝纪事阙文序》中记述：他的嗣祖七十多岁了，足不出户，“阅邸报，辄手录成帙，皆细字草书，一纸至二千余字，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这些从邸报中抄录的内容，虽有阙失，后来经顾炎武的补缀，而成《三朝纪事阙文》。对此，顾炎武解释道：“非敢比于成书，以备遗忘而已。世之君子尚怜其志而助之见闻，以卒先人之绪，其文武之道实赖之，而臣祖之遗书亦得以不朽矣。”顾炎武的嗣祖以为自己读书和学问皆不及前人，所以老老实实地以抄书为志业。这是他有自知之明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也是针对当时的“时弊”而作出的。顾炎武的嗣祖生当晚明时代，与当时出版日益发达的情况相应，其时“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可是大多数人的著作，不过是“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这种“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的著作之法，深为顾炎武的嗣祖所诟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极言“著书不如抄书”，并以此教诲顾炎武，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顾炎武完全禀承了其祖父的教训，读书问学，日常以抄书为功课。崇祯十二年(1639，是年顾炎武二十七岁)，顾炎武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在今人看来属于鸿篇巨制的著作，在顾炎武的心目中只是“抄书”而已。《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肇域志》是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所成。他在为此书作序时说：“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
当然，顾炎武的学术志向是著书立说。顾炎武四十岁时(顺治九年)，“斐然欲有所作”。他想：自少年从事科举帖括之学有二十年的功夫，最近十来年“学为诗古文”，而又博览群书，他觉得可以著书立说了。他的《日知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撰作的。可是，“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顾炎武反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他在抄阅《春秋权衡》一书之后慨叹道：“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学问永无止境，而其中极重要的一点是，即使经过几十年努力研读，好不容易有可以沾沾自喜的一得之见，也往往是前人早就说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环境中，读书人要发前人未发之覆，言前人未及之言，谈何容易!
顾炎武将“著书”比喻为“铸钱”。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他著《日知录》，面对前人之书，将之视为藏铜之山，他则采铜于山，鼓铸为钱，而不是像天启年间以来，朝廷收买旧钱以铸新钱的做法。显而易见，以钱铸钱的著书办法，是不会增加知识的“总量”的，它不过是抄袭已有的知识而已。这种做法，用顾炎武祖父的话说，是“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窃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窃书”一条，他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相反，著书的目的在于立说，而所立之说，一定是言前人之所未言。就像铸钱，只有采山之铜以铸新钱，方能增加市场通货的总量。显然，这就不是改窜前人之书可以做到的。顾炎武在“著书之难”一条中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不可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集释》卷十九。)急于求名，所以惟有买人之钱而铸之。而在顾炎武心中，著书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天下国家，为了明道救世。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日知录》等，宗旨莫不在此。
从顾炎武一生的学术事业看，他从抄书到著书，始终以读前人之书为立说的基本功，力求做到“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方才做到了“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日知录·潘耒序》的程度。当代明清史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责编 吴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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