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怎么赞成“要做事，先做人”，但不等于它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没有道理。一般来说，我们做不到对事不对人，故如此。

这两天翻阅一本小书——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又有新的领悟。在中国的历次群众运动中，由于缺乏法制约束，往往是人性丑恶的大释放，很多情况下，平时得罪了人，在运动中往往会被公报私仇，最先倒霉，下场也最惨。反过来讲，如果平时会做人，做个好人，运动中受冲击也不会太大。

曾彦修（1919年——2015年），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平生六记》中的所谓“六记”分别记的是“土改、打虎、镇反、肃反、四清、反右”中的亲身经历。其中，最重要的事是，一是“镇反”中犯言直谏，极力挽救将处决的140多人。他们的罪名都不具体，都是“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二是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洗清所谓的罪行，脱掉“汉奸、特务、政治骗子、汉奸资本家……”这类“大帽子”。

后来在反右中，曾彦修“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成为大批判的对象。但是，由于他是“中共罕有的好人”，晚年常自庆幸“平生未整人”，反右和文革中并没有吃太大的亏。并且活到高龄，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