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培养不出许多大师的原因

1.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科学研究管得太死，学术自由受到压制，学术服从、服务于官僚体制，而官僚体制推崇的是对自己制定的原则和框框的绝对服从，这和创新是背叛、突破旧的原则，重新建立背道而驰。

2.   大师一般出现在盛世和乱世，如中国历史上的盛唐和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到1949年之间。因为盛世物质巨大丰富，人民的各种追求得到充分满足，人民不会推翻已建立起的生产关系，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达到了最高程度，这种自由不会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威胁，而是加强这种生产关系。因此，在盛唐涌现了很多大师。而在乱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人和社会的控制力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也能达到相当高度，尽管物质条件不丰富，但也能涌现大师，如鲁迅、钱钟书、梁启超、吴大猷、闻一多、华罗庚、熊庆来等。中国现在既不是乱世，也不是盛世，象鲁迅那样的人写文章讽刺时憋比刺棍子打着还疼痛的人，是没有市场的。

3.    中国文化中，人们对关系、人情比较看重，在生活、工作、学习等活动中，要获得某种机会如求学、就业、主持项目等，在正常竞争处于劣势时，常常考虑利用关系、人脉、金钱去获得机会，坏了规矩，制造不公平。甚至自己处于优势时也利用关系。如现有科研项目评审（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基层公务员考试没有人说是公平的。

4.   没有一个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人才和发现人才。现有的人才评价标准不科学、不具体。如科技奖励的评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评审，用SCI论文引用和发表的等级评定，方便操作，虽然有一定客观性，但造成唯论文奖励现象；有一些应用研究，常常通过关系到农村、工厂写一些不存在或虚报的经济效益的证明获取奖励，社会科学领域常常用著作数量（本数）来评价，选出假的科技奖和人才。

5.    科研项目评审中，官僚和学者狼狈为奸，大型项目一般是官僚定夺了之后，找几个专家象征性评审一下，不疼不痒提几个问题，最后通过，签上名字。评审专家只是官僚达到目的的工具，常常埋没一些尽管不很完善但有真知卓见的项目。

6.       很多学者、专家人格低下，尽管自己已经做了很深的学问，但面对官僚、所谓大专家，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评审中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敢投反对票，完全是奴才的样子。

7.       在资源分配上不公平，各种机构的领导（官员）在宣传资料上展示的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当官的和资源优先权是等同的，群众为他服务的多，如设备购买、报奖、出国等都是优先，所以，有如此多的学者想当校官、所官，忽视学术追求。

8.       中国教育从孔子开始，多数强调对知识的完整记忆、复述，对规律、过程的创新认识不重视，忽视学生对科学问题兴趣的培养、教导。

9.       中国的科学研究短期行为太多，长期的、一生的研究某一个科学问题几乎没有。为了得到科研项目，科研人员跟着指南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稳定的研究方向。

10.   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对科学研究工作而言是一种错误的文化观，是对学术研究的扰乱，但在中国人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1.   中国文化中对科技人员不重视，过去，当官的是士大夫，而科技人员是匠人。当今，科技人员待遇低是明显的，做出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的人，与当大官的人，在名利、地位上不能比，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大得多。如中国高速铁路成果、杂交水稻是过硬的民用科技，但主要完成人和一个厅长、副市长的待遇简直无法比，这些官僚享尽人间一切金钱、美女、地位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而象袁隆平老师可能有些享受根本就没听说过，70多岁的人还在稻田中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