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秉文 先生:中国农业工程的奠基人
邹秉文 先生为中国农业建设奋斗终生,在农业的教育、科学研究、试验推广、产品检验、对外贸易、甚至农村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对中国的现代农业做出了奠基性的重要贡献。农业工程这门较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引入中国,也是在邹先生的亲自创议和领导下实现的。
邹先生提出的计划,非常明确、具体,当场就得到学会会员们的支持。当时美国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 “ 万国收获机械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IHC)” 决定出资聘请 4 位美国最有名的农业工程专家,成立 “ 农业工程组 (Committee on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在中国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与当时在南京的两所农业大学合作。
万国公司聘请并经中国政府批准戴维孙 (Dr. J. B. Davidson) 博士任这个组的组长。戴氏是衣阿华大学农业工程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是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在美国农业工程界有崇高威望。三位组员由戴氏推荐:麦柯雷 (Howard F. McColly) ,是美国农业部农场管理局的水利总工程师,作为戴氏在中央农业研究所内的助手;汉生 (Edwin L. Hansen) ,原是波特兰水泥联合公司 (Portland Cement Association) 的农业工程师,作为研究所的农业建筑专家,并在金陵大学教课;史彤 (Archie A. Stone) ,原纽约州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系主任,在中央大学教课,同时参加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农业工程组成员与美国企业广为联系,除万国公司外,还得到其他 24 家制造农业机械和一般机械厂商的支持,捐赠它们的产品,用于在中国教学和示范。万国公司除捐赠本公司制造的农机产品外,还负责支付这些专家的薪金、搬家旅行费用、和购买教学仪器设备等费用。
专家们于 1947 年 1 月 24 日 离开旧金山,前往中国。按计划,他们将在中国工作两年半至三年; 1949 年初,因政局变化,不得不提前结束,回美。
至于计划连续 3 年中每年在美国培养 30 名留学生的计划,经邹先生与万国公司协商,落实为 20 名。由公司提供包括学费、生活费、购置书籍仪器费和离校实习的差旅费等在内的全额奖学金,由中国教育部在中国国内公开招考。教育部于 1945 年初在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四地同时招考,按邹先生的意见,规定总名额 20 名中, 10 名应毕业于农科大学; 10 名应毕业于工科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两者都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
当时中国还没有 “ 农业工程 ” 这个名词,大家不知道所指何物;但已有 “ 农具 ” 、 “ 农业机械 ” 的说法,因此把这次招考说成是留学美国学习农业机械的设计和制造。投考获取原来学农的 10 名是吴湘淦、吴起亚、李翰如、余友泰、崔引安、蔡传翰、张季高、何宪章、方正三、徐明光;原来学机械工程的十名,除陶鼎来外,分别为曾德超、王万钧、水新元、吴克 ‘ 马周 ’ 、陈绳祖、高良润、张德骏、李克佐、徐佩琮。 20 人分两批于 1945 年 5 月和 8 月前往美国。
邹 先生与万国公司安排:原来学农的 10 人进入衣阿华大学农业工程系,补学工程课程;原来学机械的 10 人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补学农学课程,都用两年时间,完成农业工程学硕士学位,并利用假期和完成学业后的时间到工厂、农场实习一年。学习计划事先都已由邹先生与校方妥善拟定,留学生到达后立即抓紧时间投入学习生活。
开始学习后我们才发现 “ 农业工程 ” 虽然包括农业机械的设计制造,却不限于此,范围要大得多。原来美国的农场的规模很大,一般达到数千亩,而劳动力很少,如何规划、建设、经营,不是农民自己可能完成,需要工程师的帮助。社会上已有的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水利工程师、建筑工程师等等,固然可以帮助,但一时不可能找到这么多的专业人才,找到的专家不懂农业,也不能很好服务。因此,有必要培养专为农业服务的工程师,也就有了 “ 农业工程 ” 这门学问。根据美国当时农业的需要,各大学的 “ 农业工程 ” 课程,一般包括:农业机械设计、农场的机械化电气化、水 - 土关系、农村建筑等,也就是邹先生在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那几个方面。
这些方面对农业虽然很重要,就工程的技术内容来说,只不过是当时已很成熟的技术的应用,不足以成为一门新的科学,所以当时各大学只能授予 “ 农业工程 ” 硕士学位,而没有 “ 农业工程 ” 博士学位。但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在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机器的运用,需要解决土壤的压实问题;谷物的收获,需要了解谷物成熟期间的水分运动规律;禽畜的工厂化饲养,需要掌握禽畜的生理变化;农场的建设和经营,需要科学缜密的规划设计等等。这些就不是当时已有的技术所能解决的了。于是, “ 农业工程 ” 应当包括那些内容,当时引起美国农业工程师们的热烈讨论,达到的共识是 “ 农业工程 ” 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为农业服务的工程技术 ( engineering for agriculture) ,和农业发展本身的工程技术 ( engineering of agriculture) 。前者指当时已有成熟技术的应用,科学的含量不高;后者则涉及农业生物学、农业经济学等方面极为广泛、深邃的工程问题。因此, “ 农业工程 ” ,不仅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技术;而且也应当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需要人们认真研究。
在美国的学习和实习,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农业工程发展与国家国力强大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邹先生在二战即将胜利结束,中国复兴在望之时,提出并具体组织这项工作,意义如何重大;同时也接触到美国学者关于 “ 农业工程 ” 应有的科学内容的讨论,因而坚定了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948 年初,我们在完成学业,即将回国之时,邀请经其他渠道来美学习农业机械的学人,共 30 多人,在加州斯托克登 (Stockton) 市成立 “ 中国农业工程师学会筹备组 ” 。准备回国后,联系国内学者,正式成立学会,团结全国有志之士,开展有关方面的工作。
1948 年中,我们这批 20 人中,除徐佩琮为改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滞留美国;何宪章因结婚暂时未能成行外, 18 人按时回国,一部分人由教育部安排在行政院下面的 “ 善后事业委员会 ”( 前身为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 的下属的机械农垦管理处、乡村工业处、农业机械公司等单位工作;一部分人则按邹先生原来的设想,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业工程系,从事教学工作,或进入中央农业试验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学习前苏联经验,非常重视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中央和各省纷纷成立与农业机械化有关的事业单位。经邹先生计划培养的我们这批人,自然都分配到这些单位里,计:在农业机械制造方面,成立了华北农业机械总厂 ( 李克佐、王万钧、张德骏 ) ;在机械化农业方面,建立了一些机械化的国营农场 ( 水新元、徐明光、陶鼎来 ) ;在教育方面,经过大专院校调整,先后成立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 曾德超、李翰如 ) 、东北农学院 ( 余友泰、吴克 ‘ 马周 ’) 、南京农业大学 ( 吴湘淦、吴起亚、高良润 ) 、吉林工业大学农机学院 ( 张德骏、崔引安 ) 、沈阳农学院 ( 张季高 ) 等;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立了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 陶鼎来 )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 水新元 )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 ( 何宪章 ) 。戴维孙教授等美国专家在中国两座大学里培养的农业工程学者,毕业后也都分别参加这些单位工作。这些单位的业务工作,可以说都是从无到有,由邹先生计划培养的人们打下基础,然后发展起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农业机械设计、制造和使用的人才和科学研究成果。
1978 年 3 月,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以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会议决定把 “ 农业工程学 ” 作为亟待开展的 25 门技术科学之一。这是在多年重视农业机械化之后,发现农业中有大量其他方面 ( 非机械化所能包含 ) 的工程问题需要研究的结果,也是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明确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1979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 “ 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 ” ,隶属于当时的农林部,任命陶鼎来为院长,张季高为副院长。同年 11 月 “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 ,作为 “ 中国农学会 ” 下面的一个二级学会,正式成立。
从我们 1948 年夏结束学业回中国,到 1979 年成立 “ 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 ” 和 “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 ,在这中国与世隔绝的 30 多年中,随着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 “ 农业工程 ” 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学校提供 “ 农业工程 ” 博士学位;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扩展和深化了这个领域的科学内容。
但 “ 农业工程 ” 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曾经遇到很大的阻力。一是因为 “ 农业工程 ” 的意义,不易为人们所理解: “ 农田水利 ” 、 “ 农业机械 ” 等名词指的什么,都很明确,而 “ 农业工程 ” 具体包括那些内容就不清楚了;而且不少人认为当时已有的各种技术为农业服务已经够了,没有必要提出什么 “ 农业工程 ” ;提出一个新名词反而会引起紊乱;也有人认为 “ 农业工程 ” 所指的范围过大,不能作为一个学科;更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家已经有了十分强大的行政部门主管水利和农业机械工作,它们担心提出 “ 农业工程 ” ,会侵占它们的业务范围和影响国家对它们的已经十分有限的投资,这后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现象。这些概念上的问题和误解,经过大量研究设计实践,才逐渐得到解决。
其他事例,如南方红黄壤低产地区的开垦利用、适应不同纬度地区的阳光温室的推广、适当规模的畜禽集中化饲养、干旱和寒冷地区的地膜覆盖栽培 --- --- 等等也都说明 “ 工程 ” 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只有用 “ 农业工程 ” 来概括这类活动比较恰当。 1985 年,在广泛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国家教委做出决定将全国农业机械化院、校、系,改为农业工程院、校、系,扩大教学内容,使它们能更好地为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建设新农村服务。同时, “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 也由属于 “ 中国农学会 ” 的二级学会,升格为国家的一级学会。 1985 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创办了《农业工程学报》。自此, “ 农业工程 ” 这门学科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农业工程在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除了水旱灾害频繁,农田水利工程发挥保产作用以外,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也十分关键。 1984 年,中国农业特大丰收,粮、棉以及所有其他农、牧、鱼产品产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至中国政府能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解决了 “ 温、饱 ” 问题。这固然是农村体制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结果,而当时存在于农村的大量农业机械 ( 包括大、中型拖拉机 85.3 万台,小型拖拉机 329.8 万台,农用排灌动力 615 万台,各种农产品加工机械 388 万台,等等 ) 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主动购买农业机械上。
由于农民有了需要,工厂又及时设计、制造出了小型适用的产品,农业机械工业就得到大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机械产品中,农业机械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农机工业成为中国工业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农业机械化对推动工业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和工矿的主要建设者,但这并没有使中国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不仅农业机械的应用,解决了农村中存在的劳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农业工程包括的其他技术,诸如:塑料大棚和无土栽培技术在城郊和不毛之地的油田地区大规模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使玉米、棉花、蔬菜等重要农作物的高产栽培突破自然纬度和海拔的界限;畜、禽、鱼等的一定程度的集约化饲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显著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营养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并为农业的产业化,提供了条件。因此,中国农业工程是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本身也得到大的发展。例如: 2007 年夏季,全国参加小麦跨省收获的大型联合收获机,达到 80 万台之多。就可以说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达到了何等水平。农业工程建设正是中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邹秉文 先生于 1956 年回到新中国,任农业部顾问,十分关心农业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曾亲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调查研究,予我们以极大鼓舞。他于 1985 年 6 月 11 日 在北京去世,未及看到中国农业工程今天的成就,但回顾他当年对在中国发展农业工程的设想,和所做的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可以说都已在中国的几十年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实现,并已获得成果;有些地方,超过了他原来的想象,应当也是他乐于看到的。
——摘自陶鼎来先生的回忆文章(会议交流,正式文稿将以英文在IJABE发表)
王应宽
编译、摘录、推荐
200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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