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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视频科普的先驱——赵致真先生 精选

已有 3440 次阅读 2019-3-12 10:52 |个人分类:科普|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视频, 科普, 赵致真



我国视频科普的先驱——赵致真先生



我平时不太爱看电视。唯独看的是科普类节目。多年来浏览过许多电视上有关科普的栏目。大多令我失望。我不仅不敢奢望有像国外discovery,和national geography那样专门播送科普视频片的频道,就连少得可怜的冠以科普名字的节目,也很少有真正科学的内容,因为它们大半把科普办成了“猎奇”。

后来发现,有一个“科技之光”的栏目,使我的眼睛一亮。在我的眼里,它是实实在在为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于是便对这位从未谋面的“科技之光”栏目的主编升起由衷的敬意。这位主编就是1985年到2003年任武汉电视台的台长赵致真先生。

赵致真先生在主持武汉电视台期间,主持制作和推出一系列科普电视作品。开辟了科技之光栏目。先后有影响深远的科普电视片《欢迎你,哈雷彗星》、《我们应该长多高》、《凯丽阿姨讲科学(100集)》、《怪坡揭秘》、《让科学的光芒照耀中国》、《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当我们站起来之后》、《追寻永乐大钟》、《守护敦煌》、《我们的宇宙》;长篇科普散文《我们的灵与肉》、《怎一个老字了得》等等。他多次荣获各种国家级奖项,并在拉夫伯勒、巴黎、蒙特利尔、里斯本、布达佩斯电视节上获国际奖。他是我国在电视上进行科学普及工作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并因此被誉为“中国视频科普的带头人”。

赵致真先生,在中学时期曾经是一位热爱理科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一直向往大学的理科。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他只得学习文科,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即使如此,他在工作中仍然顽强地表现他对理科的热爱,把科学普及当作他毕生的追求。用他后来的话说,这不仅是一种执着的兴趣表达,更是一种责任的驱使。当他看到我们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时说:抢盐风波、抵制PX、转基因激辩、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上百万的“科学算命”的网页以及近年来发生的类似社会热点事件,使科普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们做科普是责无旁贷的事。

2003年赵致真先生退休了,近来他回忆时说:“我曾在电视台的欢送会上夸过海口,说我这辈子如果能有点成绩,那一定是在60岁以后做出来的。”他说:“原来是在文山会海之余做科普,还能取得一点成绩,何况现在有了大块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退休后十多年的作为说明赵致真先生实现了并且实现着自己的诺言。他率领自己的小团队,先后推出谈体育中的科学的《科技与奥运》三十五集、谈技术发明历史的《世博会的科技传奇》二十集、讲科学史的《播火录》十集,2012年创作并开播了中国《科技春晚》,2014年由北京少儿出版社出版了《神奇科学》,推出视频片《守护南海珊瑚林》等等。

我和赵致真先生是在他退休以后筹措《科技与奥运》时候认识的。从那以后的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一直关注他所取得的一个个新的成果。以我的判断,他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自己视频科普的特色。这些特色使他和他为首的团队成为一个视频科普的流派,可以立于世界科普之林。

特色之一是它优美的文字。

古语说“文而无彩则行而不远。”就是说,要让科普的视频有更广的影响,必须在视频的说明文字上下功夫。赵致真以古人说的篇无赘句、句无赘字为座右铭,对视频的说明文字字斟句酌。再加赵致真深厚的文科功底,所以每一部视频出来,虽然文字都朴实无华,但都句句打动人心。以至于单独把解说词剥离出来出版成书,它仍然能够成为出版物中的精品!能够把解说词单独成书又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的视频科普片,在世界上也很难见到。

在《科技与奥运》系列片推出的同时,200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把它的解说词单独结集为《奥运中的科技之光》出版,并且纳入《大众力学丛书》。受到读者的广泛称赞。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颁发的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图书奖。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赵致真的团队又推出了二十集的视频片《世博会的科技传奇》,同时视频的解说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造物记》,这本书图文并茂,每一位阅读的读者,都会被它那睿智而朴实的笔触所感动。他介绍了历史上每一次世博会上推出的新的重要的技术革新与发明,建筑、轮船与航海、火车、电灯、电报、汽车、留声机、电影、飞机、航天等等以及技术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前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说:“本书画龙点睛之作当属《人与自然》一章,作者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莫过于对环境危机的发现’。接着他以人人能懂的事例解释了滥杀动物、滥伐树木的害处,铅、汞和滴滴涕对健康的损害,等等。对‘温室效应’和‘低碳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作者更是以娓娓道来之声,得发聋振聩之效。”。作者最后呼吁“地球不属于人类,人类属于地球。”

2015年之后,赵致真又推出的科技史视频片《播火录》,北京市出版集团正在结集出版它的解释词。可以预料这本书的出版会受到比前两本书更广泛的欢迎。

特色之二是他追求一定的深度和独特的视角。

在我国科普视频和科普书籍的市场上,高水平的不多,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高水平的科学家大多忙于搞研究,愿意花精力做科普的人不多。所以,凡是受过中学教育的人,看了市场上的科普产品,兴趣不大。

赵致真做科普却不满足于此。他对一个论题不涉及则以,若要抓住一个论题,就必须穷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不懂的,就查资料、请教专家。例如在写作《科技与奥运》的时候,他对自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跳远运动员起跳以后还要在空中做迈步的动作?单双杆体操运动员,手上擦一些镁粉(碳酸镁)的作用是什么?运动员感觉到的网球拍上的“甜点”在力学上是怎样的点?跳水运动员起跳时只有横向的旋转,为什么后来会有绕轴向的旋转?这些问题,连教练们也回答不出来,于是便请教有关专家,有的还委托有关方面做实验研究,直到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难怪有经验的教练和训练有素的运动员看了都有收获。

从历史上看,传世的科普著作都包含有一般人没有注意而自己独立研究的结果,像法布尔的《昆虫记》、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等都是这样。赵致真做科普,正是以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在科普中有研究,在科普中有独创!

三百多年的科学发展,使科学具有无比的威信和崇高的荣誉。因之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的著作也汗牛充栋。大凡浏览过一些这类著作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这些著作大都以阐述科学中的事实、规律和定律的发现过程为线索来展开的。赵致真编导的科普视频系列片《播火录》,在国内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却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来讲述科学史。

马克思说过:“科学的门口,就是地狱的门口。”视频片的第一个专题《科学入口处(上、下集)》就是专门和集中地介绍科学史上那些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从事科学的科学家们感人事迹的。他们冒着失明的危险,去用裸目观察研究太阳,冒着生命的危险,以自己的感官为传感器去尝试新发现的化学物质,乃至为了弄清传染病的来源,以身饲蚊、吞食病菌等感人的事迹。人们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视频有一个专题《文明的代价》来介绍滥用科学或由于无知使人类吃过的苦头。视频还专门就富豪们如何资助科学研究、诺贝尔奖金的成功与失误等方面来讲述科学史,使人们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即使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专家还是科学史的研究生,看了之后,无论从史料的掌握上,还是对论题发掘的深度上都会有收获。

科学是博大精深的,反映科学发展的科学史也应当是丰富多彩的,以往那种以叙述科学发现和科学规律为主线的科学史叙述方式,不免令人读起来感到沉闷、单调和千篇一律。看了《播火录》之后,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系列片会启发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考察和思考科学史,也会启发我们的科技史的作者和研究者换一个角度从新的角度去研究科技史。

赵致真科普特色之三是把新技术用于科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电视在我国刚刚普及的时候,作为武汉电视台台长的赵致真先生,没有像其他台一样,把主要功夫花在播放清宫辫子戏和小品类的娱乐节目上,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普及上。

二十一世纪初,当二维码刚刚普及的时候,赵致真与他的团队成员王俊抓住这个时机,将视频与印刷的书籍结合。于2014年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了《神奇科学》上下册。这套书介绍了说明科学基本原理的81个实验,每一个实验都有一个几分钟的视频演示,这些神奇实验,乍看起来有悖常识和经验,却涉及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各领域,随后的说明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科学的基本原理。读者只要扫描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一边看书上的文字,一边通过手机看视频实验。这是我国第一部跨媒体的科普读物。这套书一出面就受到广泛的欢迎。

我国的春节晚会,如果从1983年算起,已经有三十多届了。这无疑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能不能利用这种形式进行科普教育呢。2012年春节,赵致真组织了一次科技春晚,这次春晚内容丰富,有相声、有小品、有趣味实验,例如大型肥皂泡、节拍器自行对齐等等,收到各界的好评。限于赵致真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所以没有能够连年办下去,但它毕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而且他告诉我们,钻研科技,同样可以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的。

讲完了我所体味到赵致真先生团队所做科普作品的特点,我想说一点我的感受

回想五四时代的那一代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科学、民主的口号。文化的责任是引领整个民族前进的方向。文化产品不仅要普及点什么而且要使群众提高点什么。那时候,无论是教学、出版物、电影、话剧、歌曲都担负着引领人民大众争取民主、接受和学习科学的方向。所以那时的许多文化产品,流传到现在,快一百年了仍然有现实意义。

现在,环顾我们的文化产品,有一种感觉,文化界不是引领人们前进而是跟着大众兴趣的屁股跑。跟随学界的一股复古热,前些年媒体上充斥了辫子戏。现在老百姓要讲究吃了,于是就有大量的“舌尖”书和电视问世,老百姓要旅游了,于是又有“爸爸去哪儿了”和花300亿打造的新“圆明园”。不是说不需要这些,而是当文化界的主流是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方向而变为“媚俗”。这些产品在热闹一时之后,不久就会被淡忘,对社会留不下多少永恒的印象。我们每年生产大约一万集电视剧,每年生产大约八千本小说,能够出版的是两千本,有多少能够流传下去的呢?而《科技与奥运》、《播火录》、《世博会的科技传奇》等作品,是坚持科学民主主流文化、提高受众、引领受众这一方向上的优秀作品。就是过多少年之后你再看,还是会有所启发的。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特别是,我们民间迷信、愚昧和落后还很严重。我们更不要忘记,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屈辱于列强的历史,就是大刀长矛屈辱于洋枪洋炮的历史,也就是愚昧落后屈辱于现代科学文明的历史。所以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仍然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严重的社会责任之一。这也算是几句“盛世危言”吧。

我们平常说,“曲高和寡”,是说,水平高了,影响面就小了,于是一些人为了“和众”就要“曲低”,也就是为了所谓的收视率、印刷发行量和经济效益,就要以媚俗的产品讨好大众,致使大量的低俗文化产品流传。但是赵致真他们的作品不同,不但水平高,而且和者也多,它是“曲高和众”的产品。我们说“曲低和众”和“曲高和寡”都是容易的,这是一般规律。但要“曲高和众”这不是一般的功底能够做到的。这是这个团队几十年合作,不断学习、磨练才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我想我们的科普作品应当向他们学习。文化工作者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

一直使我产生疑问的是,既然赵致真他们这个团队,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一支有水平、成绩卓著的团队,它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座科普的丰碑,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下,能不能让这个团队继续他们的风格,把他们的品格、知识和才能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这的确是我们值得思考和担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另一种形式。钱学森之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培养不出出类拔萃的人才来呢?”这是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当面提出的问题。前些年,清华大学纪念他们百年校庆,宣传他们曾经出现的27位大师,都是1949年以前二十多年培养的,1949年之后至今60多年,连一个大师也没有出。你看像赵致真这个团队,这样优秀,在同行中这样出类拔萃,这样的科普大师,能不能保证能够发扬光大传承下去,还是一个疑问,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仅在视频科普界是这样,在教育界、科学技术界也大致是这样。

    邓小平说“人才难得”。我以前也说过,真正的难得的人才不是领导抓出来的,而是在好的体制和环境之下冒出来的。在好的体制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希望在影视界和出版界能够出现敢于革新的伯乐、出现大胆的改革家,在现有体制下,突破一个缺口,珍视几十年冒出来的这支影视界的精英团队。能够精心呵护它,给它创造条件,使它健康成长。但愿这个团队能够发出更灿烂的光和热。更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团队涌现。这也许是讲完赵致真团队的科普写作的特色之后我们真正应当思考的最为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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