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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 千秋师表————周培源先生生平掠影 精选

已有 9589 次阅读 2017-12-12 08:54 |个人分类:科技史|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周培源| 周培源

注:今年是周培源先生诞生115年,把一篇文章贴在这里以表纪念。


锲而不舍 千秋师表

         ————周培源先生生平掠影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周培源先生座右铭

学校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而学术活动的特色乃是它的独创和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

            ————周培源《访美有感》,1982年4月2日《人民日报》


学术简历: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科学上,他选定了国际科学界认为最困难的问题,并且终身坚持,从不动摇。主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两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因此,他应当说是中国理论物理和力学的奠基人

    作为教育家,在培养人才方面,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出自先生门下。在他率领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他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培源从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为此被所在的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开除学籍。作为社会活动家,追求真理,一身正气是他一生的写照。在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帕格沃什组织等重要职务和活动中,他总是为伸张正义和维护民族尊严、为祖国的科学文化繁荣而奋斗。并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胸怀救国梦的热血少年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属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周培源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国力衰弱、列强在中国横行的时代。他曾随父亲辗转于南京、上海的一些小学和中学就读。后来于1918年前往上海圣约翰附中求学。在上海所见大大激起这位少年的爱国心。一次他和同学在外滩的草坪上漫步,有一个看管竟要轰他出去。他气愤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走走?”那个看守竟说:中国有一天强大了,你们就可以在这上面走了。这对血气方刚的周培源无疑是一次极大的侮辱,但只要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上面走了却是铭心刻骨。这也就是少年周培源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的渊源。

周培源在圣约翰附中就读期间,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前后。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圣约翰中学的学生也走出了校园,参加了上海人民反日的斗争行列。当时正值圣约翰大学40年校庆之际,校方全力以赴积极准备校庆。而附中学生却走上街头,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这当然使校方十分愤怒。他们决定要开除学生领袖,这又遭到几百名同学的反对。周培源领头的学生们列队向学校请愿,校方当场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学生随即再次走出校门,以示抗议并称学校不收回开除的成命,他们绝不返校。圣约翰大学附中的行动,得到全上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校方一看事情有闹大的可能,急忙采取措施,他们一方面假装收回成命,把大部分游行学生骗回学校,另一方面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当校方再次宣布开除学生时,周培源等人又一次离校,但这次离校的人数则大大减少,只有几十个人。校方就此将他们全部开除,周培源自然也被开除者之一。

被学校开除后,周培源开始了专心学习的生活。他在乡下老家为了减免邻里晚上干扰他的学习,曾在家门上贴出:本处不是茶馆,请勿常来的字条,结果受到他父亲的一顿训斥。又因为不愿意听父亲对儿子惹是生非的唠叨,就住到芳桥的潮音寺里去念书。一天他在浏览报纸时,无意中看到江苏省政府登载的一条清华在江苏省招考五名插班生的广告,考试在南京举行,周培源立即赴宁报名应考。周培源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说:这条广告只登了一天,而且是非常小的一条消息,居然被我看到。

考试成绩非常好,因为在圣约翰念过书,所以英文特别好。几天后发榜,被录取了。从此他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不仅学业优秀,同时在体育方面也表现突出。他曾数次参加校运动会,在民国11年、12年的1英里和880码的比赛项目中获得过冠军。他曾经作为清华学校的选手参加当时的华北运动会。据说他跑1英里的纪录,在清华保持了许多年后才被突破。    

同时,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学生,就发表了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三等分一个任意角,传说是古希腊柏拉图提出来的命题,要求只用圆规和直尺,后来已经严格证明,在只用圆规和直尺限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周培源突破这种限制,提出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三等分任意角。这个结果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郑教授在该文的附言中称:“周君之第一方法,确系创作;其第二法,虽已有人先行发明,然周君立法立式之简捷,亦自有特长之可传,因嘱其缮送本杂志付印。惟周君交稿之后,深恐彼之方法,已有人发明,嘱愚代为调查,并坚嘱如已有人用过,切勿登入,以免则袭之戾。然就愚力检查所得,则周君之第一法,故确系中西畴人之所未曾用过,第二法虽非新创,亦有可足研究之价值,因决付诸学报,以供同好之参览。万一周君之第一法,亦已有人用过,此则非周君剽窃之咎,而愚实负失察之罪,应预声明,以示责任之有所做攸归。”从这段附记中,我们可以窥探得出周培源在进入科学领域的起步阶段,是以何种虔诚和认真的态度对待科学的。

1924年,他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

理论物理领域中的新俊杰

在20世纪的科学领域,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莫过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诞生这两件大事了。不过,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多数抱着救国梦的青年才俊,在留学之初,大多是想投身于工科,走实业救国之路。投身于科学的就很少,而投身于学习理论物理的就更加是凤毛麟角了。

1924年秋天,周培源被清华学校派送去美国学习。而周培源所选的研习学科就是在20世纪初令科学界耳目一新的理论物理。

被审查承认周培源在清华已修的部分学分,并继续完成大学课程,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周培源于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个学季,于1927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先从师贝德曼,后改从E.T.贝尔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CumLaude)。

总括起来,周培源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在美国一共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并且还是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这实在是一般人难能的。周培源的女儿曾经问他:何以能3年半连拿三个学位?周培源回答:“勤奋。别人夏天都休息时,我到处去选课,所以很快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

随后,他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作短期访问学习,并经巴黎去意大利参加了一次国际数学学术会议。这些短暂的访问、游历,不仅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增添了他的艺术情趣。

同年10月,他从意大利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作为博士后从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教授研究量子力学,海森堡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年龄只比周培源大一岁,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半年后因海森堡教授去美国讲学,他又应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泡利教授之邀,到瑞士跟随泡利教授继续从事量子力学研究。泡利的年龄比周培源大两岁,由于他发现的不相容原理而获得1945年的诺贝尔奖金。

   1929年秋,在海外留学五年的周培源,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之聘,从瑞士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那时的清华大学只有一百来名教授,其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学识才华,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与敬仰,被谐称为清华“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主讲理论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物理课程的周培源教授。他不仅课讲得生动有趣,富有深度和逻辑性,而且出题和解题思路也非常之妙,常能把人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以致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些学生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堂课,第一次考试和第一次听他的学术报告的生动情景。

   1936年,周培源在清华任教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根据当时清华大学连续工作五年可休假一年的规定,他利用这次年休再次赴美,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爱因斯坦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研讨班,并登门拜访了这位科学大师,为他摄影留念,还结识了他的得力助手英斐尔德等一些朋友,受益甚大。

周培源先在美国熟悉了相对论,并且进行过前沿的研究工作,而后又在欧洲,量子力学的发源地,在海森堡和泡利这两位大师领导下工作使他对于新物理有一个全面的深入了解。之后又有机会在爱因斯坦领导下工作。这对于他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他终生沉湎于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中,并且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业绩。成为我国理论物理从无到有的传承者。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澂女士结婚,生有四个女儿。王蒂澂退休前,一直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

我国近代理论物理和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他最瞧不起那种专找容易问题去做的物理学家,他对那种“拿出一块木板,专找最薄的地方,钻许多孔的物理学家,他们缺乏耐心,因为钻孔是很容易的事。”而赞赏那种挑困难题目钻研的科学家。

周培源先生正是爱因斯坦所赞赏的那种迎着困难上的科学家。他将自己精力的大部分献给了力学与理论物理中两个十分困难的领域: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他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学说1916年发表后,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有夏元瑮等物理学家,然而进行深入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说并独树一帜的,周培源是第一位。

广义相对论在物理上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困难,这就是,表达引力场的方程是一个包含10个二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方程组,而这10个方程之间又存在着4个独立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所组成的恒等式,也称为比安基(Bianchi)恒等式,这就使得只用引力方程得不到10个引力函数的确定解。
   
周培源一进入相对论领域便抓住这个难题,主张引进另外的物理条件才能求解出引力函数的确定解。沿循这个思路,周培源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80年代,与他的学生们在这方面有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中,他是一位“坐标有关论者”而独树一帜。

湍流是近百年来,世界公认的在整个自然科学中的难题,也被称为“经典物理学最后的疑团”。1883年雷诺(Reynolds)指出:当流体的雷诺数R大于某个临界值Rc时,它就从层流向湍流转化。尔后,他又提出了著名的雷诺方程,试图用确定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

湍流不仅困难,而且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自然现象和工程实践中经常遇到。就拿往一杯水中加白糖这件事来说,如果静等白糖溶化并且靠扩散使它均匀,也许要等待数小时,可是我们只要用汤勺一搅,使杯子里产生湍流,不到几秒钟,糖就会溶化而且糖水就会迅速变得非常均匀。此外湍流还和天气预报、大气环流、航空航海中减少阻力等密切相关。

英国著名学者兰姆(Horace Lamb,1849-1934)在1932年说过:“我老了,在我死后上天堂时,有两样事情我要向上帝讨教,一个是量子电动力学,一个是湍流,对于前者我确实是乐观的。”意思是说,上帝也不一定能够回答湍流的问题。

1956年9月,周培源率中国代表团赴布鲁塞尔出席第九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会议。前排左三为冯·卡门右三为周培源,二排左一为钱伟长,右一为郑哲敏。

周培源原来的兴趣是广义相对论的宇宙论,在“七七事变”后,他觉得应当做一点和实际接近的课题,于是便选择了湍流这个难题。一直到他去世他从未为这个题目的困难动摇过。而且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我们应当引用美国专攻湍流的著名流体力学家兰磊(John L. Lumley)在1995年发表在《流体力学年鉴(Annu. Rev. Fluid Mech. 1995. 27: 1-15》上的两段话来说明周培源得到的结果的重要性:

“在湍流领域,他(周培源)被认为是计算机模式之父。在一篇发表在中国物理杂志(ChineseJournal of Physics,4,1, 1940,pp.1-33)绝对原创的文章及其后更详细的发表在国际文献的三篇文章中,他引进了湍流起伏的二阶和三阶矩的方程,这些方程和稍后Millionshchikov的方程略微不同。……,遗憾的是,周的建议是在计算机发明之前,要靠手来进行大量的计算是很难的。但是在现今,全世界有成百的以模式来用计算流体力学程序计算湍流的人,他们追本溯源都是直接继承1940年周的那篇文章的。

“在这一代人中,在流体力学中至少有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四位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方法在国内和国外造成很大的影响,既是由于他们对流体力学的贡献,也由于他们提供的智力和领导,在每一个国家,那些非凡的后继者在流体力学中的出色的工作者都可以追踪为这些巨人的学术继承人。我所说的四位巨人是:美国的冯卡门(vonKarman),前苏联的柯尔莫哥洛夫(Kolmogorov),英国的泰勒(G.I.Taylor),和中国的周培源。

能够和前三位巨人齐名的评价,说明周培源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

周培源先生,对于自己湍流的工作,从来都是低调处理,从来没有提出过得什么奖的问题。记得是1982年,文革以后国家恢复奖励制度,那时武际可正好是负责科研工作的副系主任。学校有一次传达要求上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项目。他回来和几位教员商量了一下就把湍流研究这个项目报了上去,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是周培源,下面还有魏中磊、黄永念、是勋刚等。当时并没有和周先生商量就报了上去。周先生知道后他说不要申报,他还要再做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是,力学系的同志坚持上报。最后周培源先生同意了。后来知道,这个项目得到了二等奖。一直到周培源先生去世后,他们才知道,对于《湍流理论》申报的这个奖项,他曾经给直接领导评奖工作的钱三强同志写信,明确表示:一等奖应该授予王淦昌、陈景润等同志,他的《湍流理论》得个二等奖比较合适。他写道:“即使将来再做一些工作并取得一些新的结果,我想也只能授予二等奖,因为从大的原则来讲,这还在牛顿力学的范围之内,而不能算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周培源先生这种极端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赞赏。

在科学研究方面,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是,在湍流领域里,周培源完全是独立开创道路的。在力学和物理领域,我们知道的许多学者都有师承的,例如钱学森是师从冯卡门的,钱伟长是师从辛格的,就是说他们的老师是力学或应用数学与力学的,他们自己的最重要的开拓性贡献也大致在这个领域内耕耘。而周培源是自己跳入力学领域独立做出重要成果的。我们知道周培源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相对论方面的,和流体力学关系不太大。他转入流体力学并做出出色成果,完全是由于他的基础理论的功底扎实和非凡的独创精神所致,而且一旦转入这个领域,就要挑选世界上第一流的难题来攻击。

由于沉湎于湍流的研究,他不得不暂时放下相对论的研究,这一放就是大约40来年,1979年,周培源出席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第二次格罗斯曼会议,令他吃惊的是,40年前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疑问,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一位教授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当他讲完之后,周培源问:“你能用你的理论解一根杆子的引力场吗?”这位教授竟然无从答对,愣在台上。这次会议大大激发了周培源重新开展相对论研究的决心,是年他已77岁。

周培源除了从事理论研究外,对有关的测量仪器的研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北京大学湍流测量仪器与实验设备的研制建设工作数十年来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和鼓励,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周培源以“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这16个字总结了他所从事的科研活动。在关键性的科学问题面前,他从不随波逐流。“文革”中当陈伯达特地到北京大学找他,要他批判相对论时,他敢于当面提出不同意见。在1958年宣传亩产粮食数万斤的浮夸风中,他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他从不随声附和而要独立思考做出判断。
   
他坚持两个领域中的难题研究,跨越半个世纪之久,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一个个新的进展,不能不说是锲而不舍的典范。
   
周培源在总结自己的科研活动时,又概括地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说明旧理论能说明的现象;二要能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三要能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用实验证明它。”这些精辟的见解是周培源在科学研究中以科学的态度独立思考的理论概括。
   
周培源在科学研究上孜孜不倦,勤奋进取,敢于啃硬骨头。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与行政工作之余,从不放弃利用点滴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中的思考。1989年,在他年近90岁,身患心肌梗塞,卧床住院期间,仍然亲自指导他的博士生撰写论文,并亲自对公式逐个加以校验。周培源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不能不在后辈科研人员身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辛勤耕耘60余年的教育家

周培源自1929年留学回国直至他去世,60余年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作为一位知名的老教育家,在传授知识、指导科学研究、组织教学、创建新专业,以及发现和扶植优秀人才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视基础理论,培养了几代力学家和物理学家。他数十年贡献于高等教育,培养了几代力学和物理学的知名学者,例如王竹溪、张宗燧、钱三强、胡宁、林家翘、彭桓武、何泽慧、郭永怀、钱伟长、于光远等,都曾师从周培源。有人说,在我国两弹一星的二十多位功勋科学家中,大半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在早期出国留学人员中,学习理科的较少,而物理学方面,多数是实验物理学家,周培源回国时清华大学四位教授中理论物理学家就他一人,他的回国对清华物理系的教学与研究自然大有裨益。
   在培养人才方面,重视基础理论是周培源的一贯主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学中他总是指导学生将有关学科最根本的理论内容吃透。在20世纪40~5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学中,每年上一门理论力学课,后来写成讲义,195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理论力学》教程起点很高,对后来北京大学理论力学教学的高水平起了很重要的影响。听过他的课的学生,无论是继续进行研究工作,还是转向技术工作,都得益于学生时期受到的这种严格的基本训练。

周老当年的学生,著名的物理学家胡宁回忆周培源在西南联大的教学说:“当时清华和联大的教学,主要用启发方式,在课堂上讲的并不多,但重视培养学生阅读和钻研参考书的习惯(可惜现在很多大学并不这样做)。从参考书中我们可以学到有关学科的最新成就和细节,这是课堂上无法讲授的。周先生在流体力学讲课中,还进一步把我们引到书上没有写进的这门学科的最前沿并提出还没有解决的湍流中动力学粘滞力机制的重要问题,希望我们将来努力解决。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尚没有解决的具体的物理问题,感到非常兴奋,课下时常讨论这个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胡宁先生还风趣地说:“那时周先生的教学是帮助学生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尽每个人的能力跑。而现在的教学是让学生列队走,就像‘十一’受检阅的部队那样,大家齐步过天安门。”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周培源来到了北京大学。在他带领下,北京大学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力学专业。
   
在组织学校教学中,重视有学识的教师,乃是周培源一贯的教育思想。在力学专业办学过程中,他经过多年努力,聘请国外新归来的学者来校任教,聘请国外专家来系讲学,并亲自带头听讲,给学生和其他教师作出表率。例如,他曾两度亲自致函聘请胡海昌来系任教。力学专业从一开始只有5名教员逐步发展到有近百名教师的队伍,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
   
支持和指导年轻教师研制成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周培源不仅重视基本理论,而且对技术和生产的新发展也极为重视。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校长期间,从1974年起,他以超前的眼光敏锐地注意到电子计算机为汉字印刷排版带来技术革命的前景,从而排除重重困难,和张龙翔(1974年为教务长,后为副校长和继周培源而任校长)一起组织学校的人力和物力。热情鼓励和支持以王选为首的研制组工作,使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在经过10多年的努力,投入了数百人年的人力之后,得以研制成功。这项成果在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后还多次荣获过各种奖项。这项成果使我国整个印刷行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到1990年,我国已有1500多套这种汉字照排系统用于国内外报社和出版印刷系统。由此,周培源被推举为1985年成立的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的名誉会长。

文化大革命”中,周培源曾经抵制过“实验室车间化”的口号,也反对过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教学指导方针。“文化大革命”后,为了恢复教学秩序,周培源曾停办了一些学校的生产设施,例如关闭了技术含量不高、对环境污染严重而只能赚钱的制药厂。与此同时,他又集中学校的巨大财力、物力支持印刷系统的研制和生产。这说明他的办学思想并非一般地反对学校搞生产研究。在他看来,学校的技术生产,也和研究理论一样,必须有新思想,必须创新,否则就会将学校混同于一般工厂。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也为我国高等学校发展工程技术走出了一条新路。

据王选回忆,他说:“多年来,我经常思索这一问题:周老为何如此热心地支持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我体会有下述原因:

1.作为老一代科学家,周老亲身体验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自主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热切愿望,而汉字照排系统的研制涉及到我国,甚至中华民族的声誉。

2.周老多次提到,激光照排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周老特别赞赏团结合作、协同攻关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有价值、有影响的重大成果。

3.周老多次提到,从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中,可以总结出经验,其中之一就是要大胆提拔年轻人,让年轻人脱颖而出。”

在周培源即将离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在1981年4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他写道:“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他认为:“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严选良师的办法和传统,必须有选择人才的条件。否则人才就会在死水一潭中被埋没。”系统地阐明了他重视选拔教师和尊重教师的思想。在文中,他还就培养人才问题、现代化问题、青年思想教育问题和改进高等学校领导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的经验总结,也体现了这位老教育家离开高等教育领导岗位时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殷切期望。

艰苦条件下的教学与研究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澂女士结婚。不久,周培源的大女儿如枚、二女儿如雁相继问世,辛勤与劳累也随之降临到他们夫妇头上。王蒂澂因身体虚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这种病,当时尚无特效药物可治,疾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周培源把夫人送至香山眼镜湖边的疗养院,整整疗养了一年。这一年中他挑起了既为人父又为人母的双重责任,二女尚小,嗷嗷待哺,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每到周末,他还要骑自行车去看望病榻上的夫人。从清华到香山,往返数十里,当时只有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其辛苦劳累,自不待言。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中,从1937年到1943年,其间六年,周培源先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西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研究。

西南联大时期上课归来的周培源


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周夫人王蒂澂养鸡补贴家用。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带家眷的教授们都分散在离昆明较远的山村居住。周先生住在昆明城外西南的的山邑村,联大校舍在昆明城的西北。周先生的家距学校大约40里之遥,于是他养了一匹枣红马名为华龙。周先生有两门课,每逢周一、三、五有课的日子,他总是早上五点钟起床,喂马、备鞍、送女儿上学,然后快马加鞭地赶到学校上课。

周培源以马代步,驰驱在山邑村与学校之间。精瘦的躯干凛然地骑在马上,颇有几分威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便戏称他为“周大将军”,这个外号在联大的教员与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们十分喜欢华龙,课余为它添喂豆子和草料,上课还不时偷偷地往院子里瞅它几眼。

昆明西南联大时的留影。后排左起:周培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在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



有一次那匹马惊了,周培源从马上跌下来,但一只脚却还套在马镫里,被马拖着跑了好长一段路,幸得一位农民把马拦住,周培源才幸免遇难。还有一次,因学校有事,回家时天已很黑,马迷失了路,连人带马摔到一条沟里。后来到联大的路修好了,同时,由于战时物价涨,喂马的草料昂贵,他就卖掉马改骑自行车。就这样,风雨无阻,从未误课迟到,同时还进行着科学研究。

对于周培源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能够克服种种困难的情景,引出和他十分熟悉的著名教授金岳霖后来最爱讲的一段玩笑话:“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他比我还不行;梁思成也许能活得久一点,可身体不好,最后惟一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周公(指周培源)了。”

周培源在清华先后开的课程有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电动力学、辐射及量子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多门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教学条件更是艰苦,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他自己编写讲义。有时周培源自己刻写蜡板,由夫人协助印刷,临上课时,把还飘着油墨清香的讲义发给学生。周培源1952年出版的《理论力学》就是在这个时期油印讲义基础上编写付印的。

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当时的联大仍然关注图书建设,并且利用学校较少的图书经费购买最重要的文献。据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学生林家翘先生回忆:“1938年出版的希德尼·戈德斯坦著的《Modern Developments inFluid Dynamics》(流体动力学的新近发展)的确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那时候昆明居然有一部(两册),周先生就将此书交给我读,并保存,有空袭警报时,也由我随身带到防空洞。”

尤其可贵的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从1937年到1945年,他在相对论方面发表了4篇文章,而在湍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世人称他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先以《关于Reynolds求近似应力方法的推广和湍流的性质》为题在中国物理杂志上1940年发表,后又补充改写以《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为题于1945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成为国际上湍流研究的经典文献。

在昆明时期周培源先后指导了谢毓章、黄授书和张守廉三位研究生。这三位研究生都是以湍流作为学位论文毕业,先后于1942、1943和1944年毕业的。此外,彭桓武原来曾经考取周培源的研究生,开始随周培源研究相对论,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周培源建议他去爱丁堡大学,因为那里有马克思·玻恩。马克思·玻恩是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接受了周培源的建议就成了马克思·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段时期,社会上刮起了一阵“理论无用”、“理科无用”风,并且还要批判相对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国内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研究处于“谈理色变”的十分困难的境地。

1969年,陈伯达组织批判相对论。当周培源知道这一情况后给科学院的副院长刘西尧说:“相对论可以讨论,不能打倒。否则我们将来会很被动。”陈伯达并且当面向周培源说:“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判相对论。”周先生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这几句话旗帜鲜明,坚决把陈伯达顶了回去。

1971年4月,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文件提出来“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年底又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周培源先生应多数代表的要求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要重视理科教育,并且从科史的角度论证。他以微积分的发明和核理论的发展为后来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例证说明理科教育的重要性。

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中国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办?是跟着他人摇旗呐喊,还是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周培源不畏强压而选择了后者。1972年《人民日报》一名记者约周培源写一篇理工科教学如何办的文章。周培源应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简称《看法》)一文。在文中,他总结了大量自然科学历史事实,根据自己长年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论述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及学科内部矛盾演化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理科大学应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重视与实践相结合等建议(该文后改在《光明日报》发表)。1972年7月20日,周培源又上书给周恩来总理。在信中,他分析了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基本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缺乏统一的、持久的认识,没有坚强的领导及切实的组织保障。周总理对周培源的信非常重视,7月23日,他将信批复给有关同志,要他们“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
   
周培源的提倡基础理论研究的观点在当时甚至招来了对他的批判和围攻,但是他作为一位关心国家教育命运的、正直的、无私的科学家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了科学、知识界人们的心目中。

周培源先生的学生钱三强在《记周培源老师几件事以志应向老师学习的精神》(祝贺周老90寿辰)一文中有一段文字:

1976年秋的一个夜晚,周先生和夫人王蒂澂突然来访,周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些日子真苦闷,心里有话不能说。”周师母说:“你这位老师快憋死了,今晚一定要我陪他到这儿来,现在只有和你这样的老朋友还能说几句话。”周老说了下面一系列的话:“我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他们却要立竿见影,要做出东西能叫能跳的,如果真这样要求,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爱因斯坦,不可能有玻尔了。有的同志一气之下干脆放弃了理论研究参加手工操作去了,这等于放弃了基础。50年代周总理领导我们搞12年科学规划时说:要结合实际,但也要有打基础的科学。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看到理论物理学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什么1964年我们的原子弹能够上天,我们的氢弹能够那么快地爆炸?如果建国初期我们不建立理论物理组,没有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这些有才华的科学家埋头苦干,那会是什么样子啊!1962年广州会议,周总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可看出他的卓识远见。有了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领导,才能把今天和明天结合起来呀!有一次总理很客气地找我说:‘周老我来将你一军,有人不重视理论物理,你能不能写一篇文章,讲讲理论物理的重要性。’我找了几位党员又有理论物理修养的,进行多次讨论,写出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公认是有水平的。现在也要批,他们是想害总理呀!我们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我70多岁了,你也60多岁了,我们总不能说瞎话呀。”

彭桓武是周老的好学生。周老说:“1947年他去云南大学教书,那是熊庆来校长请他,尊重他;1949年他来北京,因为你了解他,尊重他。这些年他工作得十分出色,许多人都佩服他,称他是个奇才,解决数学难题的本领也很强,与同事的关系也处得很好,这次运动也冲击了他,这样搞下去,对谁有好处!”

最后周老说:“物极必反,现在作恶已经到头了,总有一天党的正确领导会竖立起来。”一个星期以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突然传来,我高兴得老泪满面,跨上自行车,来敲周先生的门,周老几乎跳起来迎接我:“这场噩梦总算是过去了!”王蒂澂师母说:“你看你这位老师前几天那样,今天是这样,简直发疯了!”周老和我互嘱保重,还想再为祖国做些工作。

著名学者季羡林是这样来讲述周培源在“文革”中的表现的:

但我是一个颇爱打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于这位“老佛爷”(指当时任北大革委会主任的聂元梓)的所作所为,……,我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便“蠢蠢欲动”了。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周先生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

在灾难深重和极端困难的“文革”中,有人沉默,有人顺从、有人阿谀时,他正像爱因斯坦说过的:“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像大河一样奔突着向前。周老就是这样不懈奋斗和迎接光明的未来的。

人民的社会活动家

半个多世纪来,每当社会发生巨大政治变动及尖锐复杂斗争的关口,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总是为伸张正义和维护民族尊严、为祖国的科学文化繁荣而奋斗。追求真理,一身正气是他一生的写照。
   
1927年夏,周培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暑期学校学习时,正值国内发生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之后不久,当时在美国西海岸的中国留学生正在该校举行夏令集会,会上,学生分成了拥护和反对国民党的两派。周培源和他在清华学校的3位同学施滉、冀朝鼎、徐永瑛毅然站在反对国民党的一派中。

据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的回忆:

1946年末。当时内战正酣,国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清华园里教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一位在昆明和我们家共过患难的北大教授来访,聊天中谈起当时全家尚在美国的培源先生。这位教授说了一句:“我看周公是不会回来的了。”不想对这句随口说出的话,我母亲林徽因却突然变色,厉声对这位老友说道:“周公一定会回来的!”母亲解放前历来不十分过问政治,也谈不上有“进步”倾向。她在“周公是否会回国”这个问题上突如其来的激动,使坐在一旁的我这个中学生吃了一惊。自然地体会到,在我父母的心目中,周爸的品格必有其不同寻常的地位。

不久,国内形势突变,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北平即将解放。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前锋到达清华园一带,北平守军龟缩城内。一时间,清华曾处于“真空”状态。为防止国民党败兵和附近地痞流氓趁乱打劫,清华决定组织师生巡逻队,保卫校园。教师中,带队的就是周老。当时,他家中有几支一位外籍教师回国前留下的猎枪。周老,这位当时已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就每晚掮着猎枪,领着学生彻夜在校园里巡逻。我母亲得知后笑着说:“Typical周公!除了他,这还能是谁?”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北平解放时,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周老并未被邀观礼。但他却和女儿一起,一大早就从清华园骑车进城,在前门大街五牌楼旁,挤在人群中站了大半天。

事实正如林徽因所料,周培源如期回到了清华园。

1943年当时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那次周培源一家刚入美国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周培源对此一笑了之。而到了1947年,那时国内处于激烈的内战中。海外许多好友都劝他不要回国,但他还是抱着报效中华的心愿带领全家回到了北平清华大学,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周培源带着女儿,冒着寒风,骑车进城去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进北京。从此之后,他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始终不渝地努力工作着。
   
周培源是我国最早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他又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负责人和领导人。多年来,他为我国科技界,特别是物理学界与力学界,开展国际学术与友谊交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曾数十次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界出席国际会议,为发展科技界国际合作、宣传中国科技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活动中,他总是坚持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正义的立场,他操着流利的英语,态度潇洒,风度翩翩,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敬与爱戴。例如,据科学院力学所的郑哲敏先生回忆:“1956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第9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我有幸参加这个代表团,因而有机会体察和学习周老在这方面的优良作风和品德。在那次会议上,周老做了湍流方面的学术报告。会下他与力学界的同行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专门设宴招待了像冯·卡门、G.I.泰勒等著名的学者。短短几天之内,他还与许多位留居国外的华裔学者接触,与他们谈心,介绍国内情况,还向有些华裔学者表示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途经莫斯科的时候,周老又特意访问了苏联科学院,会见了苏联派往布鲁塞尔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周老参加国际会议绝不仅仅是宣读论文,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广交朋友,为使我国科技走向世界开辟道路。”多年来,他还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中波友好协会会长,为推进和平民主和科技进步,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后,党和政府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周培源率领代表团访美。在中美学术交流中断了二三十年之后,由于周培源的这次访美,从而沟通了中国科学技术学者赴美访问的渠道。他1975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美,受到美国科技界的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福特亲自会见他。在他的努力下,1979年中国终于向美国派去了1949年后第一批500~70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1980年,周培源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日本有关方面签订了中国科协与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之会间的科技交流备忘录。
1982年,周培源又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并商定该学会与中国科协间的合作补充备忘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培源把部分精力放在了三峡工程的宏观论证上。他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当三峡工程上马,已几乎成为一面倒的意见时。1988年,当大人物们已经下了决心要上三峡工程。已经86岁高龄的周培源,率182位政协委员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直接上书中央提出缓建三峡大坝的建议。他表达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的心声:“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他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他还说:“关于三峡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通过三峡工程的论证可以为国家对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积累经验。”

周老还为一本有关三峡工程宏观决策的书作序,这本书中收录了李锐、孙越崎、黄万里等名人的文章,还有著名的力学家、气象学家、水利学家、水文学家等数十人的文章。周老对书中不少作者的意见非常熟悉也十分重视。他说:“这篇序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时写的是:‘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否则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遗臭万年。’收入这本书时,语气改得缓和了一些,把‘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改成了‘闻名于世’‘后悔不及’。”

与此同时他还对开发大西南给予特别的关心。1988年11月,九三学社与开发大西南协作中心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大西南经济振兴研讨会。周先生作为就散学社的领导亲临大会并且讲了话,他说:“西南水能占全国72%以上,振兴大西南的关键是能源开发;这不仅有助于西南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支援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各名族、各地区的共同繁荣。”会议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周先生致函中央领导,并呈报这一建议书。这项建议书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有关方面已经将《建议》的一些内容纳入到“八五“计划中去了。

他的这些活动正是在于能使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上的决策更民主、更合理,更能听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是为我国决策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和教务长的周培源就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不久,他又作为“和大”主席郭沫若先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同蔡廷锴、李德全、严济慈等著名人士一起,前往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一个由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等发起成立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会议结束后,又逢匈牙利科学院成立125周年。郭老和周公等5人又受匈牙利科学院的邀请,去匈牙利做了短暂访问,然后回国。从此,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奔波了40余年。

1952年、1955年和1964年先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和平会议和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和平大会。

1955年2月,爱因斯坦收到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信,告诉他由于制造核武器的竞赛,人类的前途实在令人担心,希望以爱因斯坦为首团结几个著名的科学家发表宣言避免毁灭人类的战争发生。爱因斯坦在收到信后马上回信表示:“你熟悉这些组织的工作。你是将军我是小兵。你只要发出命令,我就随后跟从。” 7月9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伦敦公布了由他亲自起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10位著名科学家联名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发表后,促成了一个国际性会议——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引发了著名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帕格沃什运动。

1957年帕格沃什组织成立,创建人是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创立地点为加拿大帕格沃什。罗特布拉特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因在核裁军上的努力而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由于周培源同国际科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于1957年作为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的代表,应邀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科学与和平事业组织成立的帕格沃什大会。这个组织从此便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简称帕会)闻名于世。此后,周培源曾多次出席帕会年会。特别是1960年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帕会第四次大会,正值中苏分歧公开化,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在周培源的率领下,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深入宣传和阐述了我国对战争与和平、缓和与裁军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一贯立场。坚持原则,排除干扰,求同存异,为维护“帕格沃什”运动的团结和坚持反对制造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方向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代表们日夜忙碌,几乎几宿未眠,大家决定让团长睡两个小时休息一下。年近花甲、疲劳不堪的周团长,一睡就睡得死死的。团长是一个人单住一间,当团员们试图找他时,怎么也敲不开门。给他房间打电话,敲他洗澡间的墙都没有反映。这一下急坏了中国代表团,于是要求苏方立即想法开门,可旅馆的总钥匙又被女服务员拿回家了,急得大家团团转。最后决定砸门撬锁。等门打开后,周先生屹立房中,不解地看着大家。团员们看见团长安然无恙,激动得与他拥抱起来。原来周先生的右耳早已失聪,睡觉时刚好把左耳压在下面,加之过份疲劳,所以什么没听见。这场虚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是如何的紧张、艰辛。

1961年,因帕会会址选在美国,中国代表团无法参加,从此中断了与该会的联系。但这一年他又亲自率团参加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第7届“8·6”大会。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文革”后,帕会秘书长两次与周先生接触,希望中国恢复参加帕格沃什会议。1985年,周培源以83岁高龄率中国代表团到巴西赴会,从而恢复了与其中断25年关系,并引荐了年轻的接班的中国科学家。此时,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周公,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周老了。

1988年在联合国倡议下,在每年的11月11日所在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与科学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活动。1989年我国成立“国际和平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举办了数十项群众性活动。作为组委会主席的周老,亲自参加了其中的十来项活动: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上讲话;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言;为“拯救地球上的生命”国际宣传画展览主持开幕式;为讴歌和平的美术作品题词;还亲自参加了北京小朋友们举办的一些和平活动,勉励他们做一名“和平小使者”。1986年,他还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和平问题专家讨论会”和“华沙知识分子争取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情欢迎。这一年,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成立,大家一致推选他为该会会长。在1986年和裁会同其他群众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的大会上致辞,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还出席了“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正义斗争”的群众大会及1989年举行的“科学家谈和平”座谈会。从1986到1991年,短短六年中就接待了几十批外国和平团体、研究机构和知名人士的来访。

1991年,帕会以“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为主题,在北京举办第41届年会。周老积极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并带病出席会议,主持开幕式。对此,与会代表,特别是多次同周老一起参加过帕会年会的中外老科学家、老教授十分感动。他们都为帕会成立34年来,通过周老同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而高兴。

周培源曾多次说过:“十亿中国人民是世界和平的坚决捍卫者。”“中国人民要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去参加国际和平活动,让世人听到中国人民的和平声音。”周老就是这样一位始终以积极姿态,四十年如一日,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半个世纪的辛劳,周培源成为中国最有威望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被看作是中国最真诚的和平愿望的象征,被赞誉为“和平老人”。他曾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深深懂得科学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因此远在50年代我就同国内外许多科学家一起强烈呼吁科学上的新发明应用于造福人类而不应用于军事目的。我始终坚信人类既然有智慧发明原子弹,最终也一定有办法去消灭它。今天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他还是一位活跃在世界科教舞台,为促进国内外的科教交流与合作及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大普及做出杰出贡献的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

忠贞不渝的爱情

周培源对待爱情和家庭,也像他对待湍流与相对论一样。他和夫人王蒂澂,一旦定情,便终身不渝。无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也无论是在多次访问美国的年代,他们都形影不离,相濡以沫。
王蒂澂出生于贫寒之家,由于学习出众,被吉林省官费保送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时年17岁。
王在女师大有王世芳等7名好友。一日,八姐妹畅游颐和园,王世芳的堂兄为她们拍照留念,没想到这张小照竟被他登在翌日的小报上。从此“八美”便名扬北平高校。王蒂澂在一定意义上是“八美”的核心,所以便得了“头美”之名。
1930年,比王蒂澂高一班的刘孝锦偷偷地把她的相片拿给周培源看,周一看就十分中意,当他们在刘设的宴会上初识时,周培源频频向王蒂澂盘中添菜。王蒂澂却“不领情”,心想,这个人一定很笨,我不吃韭菜,他还使劲给我拣。
此后,周培源便常常去女师大宿舍找王蒂澂。每逢传达在门口叫:“王蒂澂王小姐,有人找。”王的同学总是抢先冲出去,“看看他什么样。”有一次,周培源拿了一盒手帕去送王蒂澂,等落到她手里只剩下块把了。
1932年6月18日,这一对佳人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校长梅贻琦先生是证婚人。梅先生宣布:“今日是王蒂澂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婚礼。”全场哄堂大笑。事后,周培源认为梅先生是“老糊涂了”,王蒂澂却认为这是梅先生的幽默。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他们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周培源是典型的科学家,他的为人做事和他所研究的科学一样,精细准确,不能出一点差错。王蒂澂则洒脱大方,善解人意。从此,英俊有为的周培源和纯美善良的王蒂澂便成为清华园中令人羡慕的一对。曹禺先生就说过,那时候,只要周培源伉俪出门,我们青年学生就偷偷追在后面看。在王蒂澂在香山疗养肺病的那一年,从清华到香山,当时只有一条土路,每逢周末周就骑上自行车,颠簸往返50里去看望她。然而疗养院却不许他进病房探视,他只好把带来的东西交给护士转送,自己则从外面爬到离地很高的窗户看看爱妻。香山清新的空气和绝对卧床,使王蒂澂彻底康复。周培源认为这全是他坚持科学,要她静养住院治疗的结果,“否则她的小命早就没有了。”每逢谈起此事,周培源总是十分得意。
自然,王蒂澂也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周培源
和孩子们。无论在怎么困难的情况下,她总是默默地站在周培源身后,用自己孱弱的身体支撑着周培源。

1943年9月,周培源根据休假计划,访问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随同周培源来美国有夫人王蒂澂和三位女儿。他的家一时成为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年轻留学生的温馨的家。据林家翘先生回忆:“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包括钱学森、傅承义、钱伟长、郭永怀等人——都常常在星期日到周家去。记得有一次大家都说,好久没有听见中国小孩说中国话了,听到周先生的女儿讲话,真是清脆好听,可见我们那时候怀乡的情绪。”

周培源热爱他的家,可以从他对同事和学生们经常把“我们家有五朵金花”挂在嘴上为证。他的女儿说他是整日把“爱”挂在嘴上,女儿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譬如他说自己有“五朵金花”——4个女儿加一个老伴,然后是顺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最喜欢。”“文革”时,红卫兵大字报“打倒周白毛!”从海淀贴到西直门,平日里他无所顾忌说:“我是周白毛、周招待,我们家阴盛阳衰”……女儿评价他:“有思想、又幽默”。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周培源躲出北大校园,王蒂澂坚持只身留在燕园。时常有人在她家窗外声嘶力竭地吼叫,辱骂周培源,还有人往里扔石头,但她仍然留在那里,并对担心她的孩子们说:“我不要紧,你们尽管放心,照顾好你们父亲,是最重要的。”
每年3月底,玉兰、桃花盛开的时候,他们夫妇总是相偕去颐和园踏青赏花,连“文革”也没有能中断他们的这一雅兴。但自从王蒂澂因脊椎损伤而不能行走后,周培源也再没去过——他不愿离开妻子片刻,就像他一生中所做的那样。
   婚后的周培源赴美留学,转战西南联大,无论是在艰苦的生活中,在时刻充满危险的路途中,王蒂澂都是紧紧陪伴的。

1952年之后,周培源担任北大的教务长,王蒂澂在清华附中教书。他们家住在北大。校领导曾经提出是否把王蒂澂调到北大西语系工作。从中学调到大学工作,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得的机遇,但是他们经过认真商量后表示,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好,婉言谢绝了。

晚年的王蒂澂瘫痪在床,周培源每天清晨在出门前都去打招呼,周培源50岁上右耳失聪,所以说话总“大声嚷嚷”,“自己听不见也怕别人听不见”。于是,周家上下每天都要听他公开“谈情说爱”。每天早上打拳、晨练之后,他一定到老伴房里问安:“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物理学家说话总是带着公式化的特点,天天重复同样的话。周师母便说他烦,可能觉得他不够浪漫!

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这句话从第一次说出后就未曾再改变,与其说是周培源深爱的物理学中公式,不如说是他们的爱情宣言,爱情就是至死不渝的,爱情宣言也一样。

1993年11月24日早晨,周培源像往常一样,在对王蒂澂说完“我只爱你”后突然感觉不舒服,想躺下,而这一睡就再也没有起来。晴天霹雳,周师母以为谁在开玩笑,一时不能接受。然后唠叨老伴:“不讲信用!说好他先送我,可他连个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连个再见都不说……”
  随后,她很平静地面对一切:打电话通知国外的女儿回来;送他走,不要穿西装,中国人穿中山装。
   当晚,夜深人静时,轮椅上的老人要小女儿如苹帮她做件事:“替我写封信,带在他身上,贴在他心口。”那晚女儿写了一遍又一遍,不是这个字不对,就是那个字没写好,直到她满意为止,写的是:“培源: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这个纸条就静静地被放在逝去的周培源的上衣口袋中……

周培源先生去世后,王蒂澂经常对女儿说:“我又梦见你爸了,我要跟他去了。”16年后的6月22日,王蒂澂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周培源与王蒂澂演绎的爱情成为了一个永远动人的场景,一部永远的经典。

严于律己 无私奉献

周培源为人谦和、坦诚。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生活上节约俭朴,而对支持科学和文化事业却慷慨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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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50年代,国家拨款在北京大学建造大风洞,主要目的在于支持他领导的湍流研究。当他得知我国航空工业还没有一座足够精密的大风洞时,他毅然将二元低湍流段建造推后,而首先建造三元低湍流段,以适应航空工业的发展需要(后来由于经费等原因,二元低湍流段一直未能建造)。他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对学生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风洞建造中,1958年他和系里的学生一样挽起袖子参加劳动,参加磨洞壁的水磨石。在制订建造风洞的方案上,当他与实际主管此事的他的学生陈耀松产生意见分歧时,便耐心地说服陈耀松,并吸取陈的意见的合理部分。事后陈耀松回忆说:“当时我不太会办事,捅了漏子,他总是揽在自己身上,工作做好了,总是把成绩算在我们身上。”多年协助周培源先生做湍流实验的盛森芝风趣地说:“陈耀松每与周老顶嘴或抬杠完了以后,周师母一定请他吃饭,可我从来都很听周老的话,她却从来没请过我。”他对此始终不理解甚至有点“愤愤不平”。

一次在中关村科学院开会,会后有人想顺路搭周老的小汽车。周老回答说:“我的车只能搭一个人,请后面坐。”原来周老是骑自行车来的,大家听了周老的回答都会心地笑了。在离家短距离开会或参加学术活动,周老一直是骑自行车。后来由于年龄大了,有一回在骑车时摔倒了,擦破了皮,自行车才被夫人“没收”。之后他只好安步代车,靠走路上下班。

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是周老一贯的作风。

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科学名人词典,想请周老作主编。按照现今中国人的习惯来说,当时周老是中国科协的主席,又是知名的科学家,当个挂名主编也并无不可。不过周老却对来人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逐篇审订书稿,所以我作不了主编。”来人说,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你只要挂个名就行了。周老说:“你们要我不做实事,我可不能不做实事而掠人之美。”就这样,周老把这桩事情给回绝了。以同样的说词周老回绝了不知多少类似的请求。

周培源夫妇平日生活俭朴。1950年后,他们夫妇俩用自己的工资节余购买古代名人字画收藏起来,其中多是明清时代的珍品。1989年,他们将收藏的145幅名人字画全数捐赠给了无锡市博物馆。据人们估计,这批字画如果去拍卖,能够使他们的孩子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而把它们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无锡市为奖励他们的爱国行为,特颁发给他们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们立即又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分别赠给了他们曾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将一万元奖金赠给了中国振华基金会;还分别向他们童年时的母校上海实验小学和吉林扶余镇实验小学各赠一万元作为奖学金。他们说:“字画与奖金既来自人民,都应把它们还给人民。”1987年,他曾将父亲在家乡遗留下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献给了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站。
   
回顾周培源的历史,在每一关键时刻,他总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己任而放弃个人的安逸和舒适条件。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战火之前,他拒绝加入美国籍,放弃优厚的条件和受人尊敬的地位,从美国回到国内。1947年——北平解放的前一年,当时,许多海外朋友由于对共产党不了解,都曾劝他留在美国。他说;“我虽然也不了解共产党,但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崇高的声誉,而且我是清华大学派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华大学工作。”就这样,周培源怀着对祖国的向往之情,恪守对母校的承诺,他全家又一次从美国回到北平。晚年,每当他送自己的学生出国留学或访问时,临行总是谆谆嘱咐:“你的事业在祖国。”这句话概括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

1992年6月1日至3日,为了庆贺周培源先生90寿辰,周培源的海内外学生和友人发起,在北京举行了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届时,在北京西郊的中苑宾馆的会场上,“老寿星”周培源先生与老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居中而坐,一左一右成“双星拱月”的是杨振宁、李政道先生,贵宾席上专程从美国赶来的一班好友均为“重量级人物”:顾毓琇、任之恭、吴健雄、袁家骝、林家翘、陈省身、张守廉等,而“两弹”元勋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朱光亚及周光召等则为国内物理学界翘楚,除此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专家学者计三百多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的出席,和随后吴大猷邀请大陆六位知名科学家访台,沟通和开启了中断多年的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1992年周培源与吴大猷在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上,

他们两边分别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周培源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普及的热心倡导者。生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副院长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中波友好协会会长多年。是我国科学家中最早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国际科学家联合会理事及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全体大会的中国代表和首席代表,并于1962年当选为世界科协副主席。198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有着这许多头衔和荣誉,但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他常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十分勤奋”。我的座右铭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他一生是实践着这些诺言的,而且做得是那样优秀,那样出类拔萃。

周老离开我们有二十多年了。为了纪念他,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每两年在大学生中举办一次力学竞赛,近年来每次参赛的大学生已经超过一万人。为了奖励有成就的力学与物理教学与研究的后起之秀,周培源基金会设立了物理奖和力学奖,每两年颁奖一次。清华大学还设立了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周培源精神以各种形式得到传承和发扬。周培源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影响是永恒的。

参考文献

1唐廷友.科学巨匠周培源.力学与实践,19901295010-12

〔2〕田方.周培源与三峡工程论证.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1996年第二期.

〔3〕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科学巨匠,师表流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4〕李俊兰,周培源 生命因科学精彩,《北京青年报》 2002年8月28日
〔5〕武际可,一代宗师育桃李  近代力学奠基人:物理学家、力学家周培源,文集《创造物理教育奇迹的大师》第77-9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

〔6〕章道义,周培源:中国科教界一颗明亮的星———为纪念周老诞辰100周年而作,《科技日报》 2002年8月28日

〔7〕梁从诫,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纵横》2002年第08期,第37-39页

〔8〕武际可,我最敬重的科学家——周培源先生——纪念周培源先生诞辰110周年,力学与实践,Vol.34(4)99-100,8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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