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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尽狂沙始见金——整不倒的丁石孙先生

已有 2072 次阅读 2017-9-8 08:42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丁石孙

吹尽狂沙始见金

         ——整不倒的丁石孙先生

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影响你最深的老师是谁,我会不犹豫地回答,丁石孙。

我是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的,丁石孙先生教我们高等代数,还兼任我们那一年级的级主任。他不仅讲课讲得好,在教育思想和对学生的培养方针上也有特别的想法。

我们那个年级一共有二百多学生,入学程度差别比较大,有来自著名中学的拔尖学生,也有来自工农速成中学的工农干部,还有工作过几年又考大学的“调干生”。我就是高中毕业后工作过几年的调干生。

面对入学程度相差很大的这批学生,教学组织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就我的记忆,系里针对我们这个年级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加强对学习困难的学生的个别辅导;二是组织课外兴趣小组,有分析、代数、计算方法等兴趣小组,丁石孙先生自己指导代数小组;三是规定学生可以自学一些必修课程,经过考试可以免修。这样,既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跟上教学进度,又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力。

现在看来,这些措施是真正的因材施教。在这套办法的指引下,年级学习气氛浓厚、思想活跃、创造力旺盛。果然,在一年级末就有同学在学报上发表论文,二年级就有一批同学通过考试免修如实变函数那样的重要基础课,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在我们54级入学五十周年纪念时丁石孙先生回忆说:“我记得从二年级开始,我们在全年级组织了两个小组,我负责代数方面的小组,已故的程民德教授负责分析小组。我们分别找些课外的文章指导这两个小组的同学学习,比较早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有的同学在参加小组的时候,就写出了研究文章,为此我们出了自己的刊物,发表学生的研究成果。这个年级虽然入学时成绩参差不齐,但经过大家的努力,后来不但总体上学习成绩是好的,而且思想极其活跃。这次聚会的时候,根据同学们的统计,这个年级出了七个院士,还有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这可以作为当年教学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拿我自己来说,由于工作过几年,高中学的东西有点忘了,经过努力逐渐跟上了教学进度。记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那时是学习苏联的口试采取五级记分制。几门功课都得了优,到考代数时,基本考题都答对了,丁石孙先生问了一个题签以外的问题,我没有答上来,得了个良。为了记取这次得良的教训,也因为对丁石孙优秀讲课的迷恋,我后来一直把丁石孙教我们的代数笔记留着,期间处理过多次书籍和资料,唯独丁先生的代数笔记,一直伴随我六十多年,作为永久的记忆和纪念。到大二时,我不仅能够跟上教学进度,学得不错,还有精力看课外书,参加了课外兴趣计算方法小组。

后来,我留校作了教员,一直把丁石孙先生作为我的榜样,心想作教员就要作他那样的教员。

1959年秋,随着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开始,全国上下都在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北大也不例外。全校组织了二百五十多人的党员学习队伍。总支委员和党员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全必须参加,每周抽几段时间集中学习。说是学习,其实那阵势又是要整人。我那时是数力系的总支委员,照例是要参加“学习”的。刚开始动员,就听说党委副书记邹鲁风自杀身亡。当时也许很是天真,认为数力系和人民公社没有多大瓜葛,大跃进时我们又是炼钢、又是打麻雀、又是十三陵水库劳动,大家既出人又出力,汗没有少流。虽不能说有多先进,但至少也不能说是促退吧。心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自己很远,参加学习不过是看看热闹,受受教育而已。

岂料,在1959年底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而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中,丁石孙先生被批判为反党和阶级异己分子。那时我作为一个党总支委员目睹了批判的全过程。

事实是,1957年北大反右运动之后,说是原来党委书记江隆基反右不够有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从铁道部和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校系两级的领导都“加强了”。新来的党委书记是陆平,数力系也来了一位党总支书记。新来的领导们,对于教育是完全的外行,再加1958年的“大跃进”氛围下,出现层出不穷的瞎指挥。丁石孙先生他们难免要提一点不同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反党”。

事情是先从法律系和哲学系的“河南河北调查组”开始整起。原来1958年学校要紧跟“大跃进”的形势,派出了两个调查组,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些不懂跟“风”的“书呆子”们如实调查,如实写调查报告,却带回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一大堆问题,如食堂吃不饱、产量浮夸等。于是上头说他们诋毁人民公社。组织全校干部的批判。结果,调查组领队,副校长邹鲁风自杀了。调查组的骨干有数人全校批判,开除出党。

这个批判,并没有就此为止,延烧到在大跃进中,对学校工作中的瞎指挥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批判范围逐步扩大。先后有技术物理系、数学力学系、无线电等系的部分系主任和教师受批判。批判的根据是他们既是党员又是专家,说他们以业务专家为资本向党讨价还价,不服从党的领导。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党内专家”一案。数力系前党总支书记林建祥,和系秘书丁石孙,技术物理系的孙亦梁,无线电系的张世龙,就是其中的典型。最后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或给以处分,并且找个理由说,林建祥是漏网右派,丁石孙是阶级异己分子。

在批判丁石孙的时候,我们年级当年的一些教学措施竟成为他的主要罪状。54级由于思想活跃,在“反右”中就有四十名右派,占了全系右派的三分之二左右。课外兴趣小组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路线,右派人数多被说成是因为培养学生脱离政治,等等,不一而足。最后把他开除出党。1963年虽然随着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但这次罗织的问题就成为他后来多次挨整的肇因。  

我当时只是小助教一个,还够不上专家。但由于我一直是把他们当作学习的努力方向和榜样,用时下是话说,我是他们的“粉丝”。所以在批判他们时也不免被连带。

1964年,我和丁石孙先生还有数力系姜伯驹、周民强等一共是九位教员,一起被分派到怀柔县参加“四清”。我和丁石孙先生被分在同一个杨宋庄公社,我在张自口,丁石孙先生在张各庄,虽不在同一个村,但在社里开会经常汇报情况见面,那几年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候,农村执行政策中过左也经常发生。丁先生当时是工作组组长,手里也算是有一点权,可是他从不把上边的精神放大去整人,我一直觉得他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都很得当、实事求是。

杨宋庄公社的四清结束后,先在怀柔县集训休整一个月,后来因为增加学习王光美桃园经验,又延长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我被调到县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当秘书,丁先生则经常来办公室和我聊天。我们很多问题都谈得来,彼此非常熟悉。之后便到朝阳区进行第二批四清,这时我们同在一个大村里,他担任工作队队长,我是“四清报驻工作团的记者”。接近和了解就更多了。到了年底,听说北大社教也开始了,以张磐石为首的工作队进校,丁先生被调回学校,我心里一直为他担心,恐怕他又要挨整了。

自从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说宋硕、陆平是修正主义,并且6月1日,中央广播台广播了这篇大字报,那时我正在门头沟进行第三期四清,六月三日北京市下令北大在校外的人员一律调回,我们便回到学校参加运动。回校后觉得学校天天处于动荡中。1966年的6月18日,吃过晚饭后,我照例到学校看看。那时,数学力学系的活动场所是在哲学楼。

那一天,一些学生未经工作队同意,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进行体罚、拳打脚踢和人身侮辱。后来听说“斗争”最热闹的是在学生宿舍38楼前头,设了一个“斗鬼台”,把从各系和学校揪来的“修正主义”或“反动知识分子”轮流到台上斗争和侮辱。据说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就是6.18挨斗后于次日自杀的。

我到哲学楼前时,楼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听见人们在高声呼喊,但听不清他们在呼喊什么。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看了一会,我进哲学楼的洗手间解手,这时突然听见楼道里有人喊,“丁石孙是坏人”、“打倒丁石孙”,我连忙到楼道看个究竟,发现人们给丁石孙先生头上扣了一个厕所里盛手纸的纸篓,还将一桶写大字报的墨汁劈头倒到他身上。后来的事情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心情很坏地慢慢回家。

6.18学生们在斗鬼台上斗了些什么人,并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因为大多不熟悉,最多也是听到一些片段的情况。可是对于丁石孙的遭遇,就大不一样。

由于,有多年接触和了解,又由于丁石孙先生的挨整是我人生中亲身经历对我刺激最深的不平和冤屈事件,他的挨整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哲学楼前丁石孙又一次挨斗的一幕,我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尽管刘少奇当时的党中央认定6.18是反革命捣乱,可是后来中央文革却认定它是革命行动,是“造反有理”。从此也便对“文革”究竟是要干什么,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从此也便“逍遥”了起来。文革中撤工作组、大串联、分派、武斗,乱糟糟地进行了两年,学校什么都干,就是不上课。

文革中的丁石孙先生,是当然的被冲击对象,先是当牛鬼蛇神批斗,后是被专政进劳动队,当然受尽各种凌辱。不过也有“造反派”之间互斗、或把注意力转到夺权的时候,对他们管理就松动了,记得有一段,他竟能够出来,晚上到我家串门,两人还下过几盘围棋,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文革中,我一直是在圈子之外的。其间,我回了一次农村老家,农民是朴实的,别看他们没有文化,大字也不识几个,不过还是有常人见识的。记得与堂姐夫谈起“文革”,他只说了一句话:“锣鼓长了没好戏”。这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对文革的看法。

吹尽狂沙始见金。四人帮终于倒台了,人们终于能够像正常人的思维那样思考和说话了。数力系的人们终于看清了丁石孙不是坏人,人们说,在那样挨整的条件下,丁石孙始终想着教学,再也不能整这样的好人了。从1959年开始,丁石孙断断续续反反复复挨整,整了近二十年后才为人们真正认识。后来他被推举为数力系的系主任,又被推举为北大校长,都干得不错。而且珍重这发挥才干的机会,工作更投入、更勤奋。“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加鞭自快行。”这是他当时的心情。

经过多年挨整的丁石孙,做起事来,并没有畏首畏尾,还是像以前一样直接明快。例如他对于有的领导对年轻人的指责,说:“说青年人唯利是图、唯名是图,难道做领导的不该扪心自问一下吗?”,“不重视教育将成为千古罪人。”,还例如,他对北大精神的解释说:“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其他方面都可以由此生发出来。”,我们54级同学看到这些,欢欣鼓舞,都复印了相互传递或抄写了相互传告,这些思想正好就是当年他作为我们年级级主任时教育思想的发展。

不过我也注意到,报上有一篇文章在不点名地批判他的办学观点,认为他是背离党的教育方针的。还听到有位领导说他这些话是哗众取宠。并且听说北大有些人想揪他的辫子,心里又不免为他担忧。有一次在中关园碰到他,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对他说:“你要注意保护自己。”没有想到他却冷静地回答我,“没有什么,我曾经两次被开除出党,还怕什么。”他的这个回答,我印象很深。每想起他便想起他的这句话。

是的,做人就要像他那样,认定了就要坚持下去,“还怕什么”。

丁先生退休后,我们每年春节或是元旦都会去给他拜年一起聊起往事,每次都聊得很开心。2007年九月是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数力系52、53、54三届的九位同学送他一副寿联:

桃李并茂永怀执鞭教诲,

松柏长青难忘风雨同舟。

前一句是说我们感谢老师的教诲,后一句是说,风风雨雨几十年共命运、但始终是心相连相通的,这种相连相通是像松柏一样永远不会变的。



2008年春节给丁石孙先生拜年。前排轮椅和沙发上坐的是桂琳琳、丁石孙,

其余自左至右是叶以同、金和、沈国钧、朱建士、蔡金狮、邵秀民、武际可


2014年春节向丁先生拜年后排自左至右:张兴根、王大钧、盛森芝、姜伯驹、武际可、邱淑清、叶以同、姜伯驹夫人、陈堃銶、邵秀民。


1983年丁石孙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门前与武际可留影


1964年在怀柔参加四清的四位1993年重返怀柔在慕田峪长城合影

自左至右:秦寿珪、丁石孙、羌笛、武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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