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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我国戏剧事业奉献了一生 精选

已有 6204 次阅读 2013-4-16 23:38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父亲,事业| 事业, 父亲

  415上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召开了“纪念葛一虹先生诞辰100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葛一虹先生,作为中国著名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戏剧史家、出版家,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和话剧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今年是葛老百年诞辰的日子,同时也是《葛一虹文集》正式出版发行之日。在此依据葛老文集内容邀请诸位戏剧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资深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以《葛一虹文集》的出版内容为依托,对葛一虹先生的一生进行评述及研究。

研讨会由刘彦君所长主持,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致辞,于光远、周巍峙、刘厚生等因年高无法与会写来贺信。会上前辈专家和父亲共事多年的同行 屠岸、童道明、江韵辉(章泯夫人)、陈永康、方育德、向延生等都根据亲身体会从不同角度谈了父亲的为人和贡献。我作为葛一虹的长子代表亲属发言。

在纪念葛一虹百年诞辰暨文集出版发行

研讨会上的发言

——父亲,为我国戏剧事业奉献了一生

葛肖虹

各位领导、专家、朋友们:

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在父亲百年诞辰与文集出版发行之际,举办这样隆重的座谈会,感谢刚才王文章院长的贺词和刘彦君所长的主持。今天与会的除了各位专家、父辈同仁还有父亲生前好友的后辈,大家从不同角度对父亲的一生,以及他对新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做了历史回顾与评价。作为后辈我们很受感动,在此我代表全家向各位致以深深的谢意。

父亲生前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不平坦。按照常规发展,首先我应该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但由于时代的影响,我搞起文艺工作;又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机会,复从事于将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化介绍到我国来的组织工作;并因此又搞了出版工作。而我写作和翻译的东西约计也有百万字之多。应该说,我在过去是作了些事情的,虽然这一切种种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还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使我想起要是那也可以算是一种斗争的话,那么我所经历的不能不说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

作为后辈,除了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以外,我想结合父亲一生中的几件大事谈一下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父亲诞生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中学时代就积极投身到爱国救亡的运动中,在家乡--上海嘉定他和同乡瞿白音、田鲁创建了“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办剧团、编写刊物,成为当时左翼文化界的“嘉定三杰”。父亲大学在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用父亲的话讲,“原本是学自然科学的,准备走一条科学救国的路,但是国难当头,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步思潮的影响和左翼文化的熏染,1933年8月便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他活跃在上海等地,组织剧团、编写抗日活报剧到城镇和乡间演出以发动民众起来抵抗日寇的入侵,并在左翼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1933年底为反蒋抗日,父亲和母亲陆一旭、郁文哉、周而复等都被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正是这种经历,使父亲和他终生的挚友——这一批怀有强烈革命志向的热血青年,更加坚定了为祖国独立富强、为人民民主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这种信念伴随了父亲的一生

1937年父亲与章泯先生在上海共同创办的《新演剧》杂志,这是左翼剧联的重要阵地,在这个刊物上他们介绍了大量的进步的现代戏剧理论,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左翼话剧运动和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抗战期间父亲在重庆和章泯、戈宝权、郁文哉、盛家伦、戴浩、丁聪、胡风等一批中青年左翼文化、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界人士住在张家花园,周恩来、郭沫若、田汉、曹靖华经常来相聚,逐渐形成了当时重庆的左翼文化群体。不久父亲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戏剧界抗敌协会,撰写了《战时戏剧论》、《确立战时演剧政策》等大量文章,这期间父亲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1940年国统区文化界历时一年多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论争,这场论争与同期发生在延安的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遥相呼应。时年27岁的父亲从一开始就锋芒毕露地投入,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为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与感情”、“觅求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等重要观点,成为捍卫鲁迅大众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对这场论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件就是参与了《中苏文化》刊物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1939-1942年经周恩来安排父亲与侯外庐、翦伯赞、曹靖华共同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中苏文化》常务编委和中苏文协的常务理事,并担任所属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在郭沫若指导下父亲草拟了研究工作的提纲,准备切实地做些“把苏联先进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把中国进步的文化介绍到苏联去的工作”。从此,除了从事文艺评论、戏剧理论研究和翻译写作以外,还为中苏文化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把这一段大量苏联文学、戏剧的译作归纳为“迎接新时代的黎明”,形同鲁迅把翻译出版这些作品比作 “为起义了的奴隶们偷运军火”,在国统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宣传苏联反法西斯的英雄,也为延安和抗日前线的军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其中最突出的是翻译了苏联剧作家包哥廷的名剧《带枪的人》,父亲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的抗战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内民众每天都在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带枪的人》讲的是苏联红军在十月革命的英雄气概,大家看了会受到鼓舞,从而增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这部剧本发表后不久,便相继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等地上演,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

对在重庆的这段工作,父亲几十年的老友张颖阿姨(当年在八路军办事处做周恩来与文化界的联络员)有一段评价“他是戏剧专家很有声望但为人谦和、诚恳,在同志、朋友间很有亲和力,是个好人;而对工作非常负责、细心,不论大小总是尽心尽力去做好。”应该说父亲中年时期的这种品格作风陪伴了他的一生。

1945年秋父亲回到上海,在苏联对外文协的领导下,和姜椿芳、阳翰笙、戈宝权、叶以群、郁文哉等挚友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逐步打开局面,成功地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中苏文化交流的活动。组织过有上千听众的苏联作曲家作品的大型音乐会;组织了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图片和“苏联木刻漫画”等专题展览会,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在抗战刚刚结束后的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他还与戈宝权、郁文哉共同编译出版了《苏联木刻》、《苏联集体农场》、《高尔基画传》和《普希金画传》。印行过几期《中苏文化》杂志的上海版,包括“苏联计划经济”在内的《苏联研究丛书》和十二册《大众科学丛书》,以及苏联少年儿童读物等多种单行本。为掩人耳目,避免当局查禁,这些书的出版都用了“天下(意即‘国际’)图书公司”的招牌,实际上这只是父亲、戈宝权、叶以群、郁文哉等人办的一个“编辑部”,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我们家住所二楼的客厅和亭子间。

1948年10月初,地下党姜椿芳通知父亲,国民党反动派最近要抓铺的一批黑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必须迅速撤离,第二天便与戴浩夫妇和郁文哉夫妇一并搭飞机逃离了上海。

在北平,父亲与地下党城工部的石岚同志接头准备去解放区。当谈到在上海编译的大批有关介绍苏联政治、文化、及科学成就的书籍的时候,石岚认为这类书在解放区也是极为缺乏和十分需要的,建议父亲将纸型一起带到解放区。於是由父亲好友盛家伦再次回到上海,将父亲的行李(包括纸型)从海道运来。在我们全家准备携纸型潜行至石家庄解放区时,因石岚突然被捕而被耽搁。

1949年初,我们全家以极大的喜悦迎接了北平解放,父亲给周恩来写信表示希望尽快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工作。但使父亲感到遗憾和不解的是,当中苏友好协会成立时自己竟被排斥在外。父亲认为,自己长期以来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尽其全力在做工作的,特别在上海的一个阶段,曾艰苦地支撑到了最后一分钟。而现在,在党领导下以国家规模来从事中苏文化交流事业的时候,自己却无尽力的机会,不禁感到失望。

1949年7月,父亲参加了第一次文代大会,会上见到文艺界的许多新老朋友,他们纷纷建议父亲尽快出版一些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以及介绍苏联方面的书籍。为满足广大读者对苏联和解放区图书的渴望,弥补当时出版力量的不足,经党组织同意,父亲重新开办了天下出版社,由父亲、母亲、郁文哉三人负责,母亲是党的负责人,随时向市委请示汇报,把出版社作为一项党的事业来办。

在短短的两年内,天下出版社出版了大批宣传新思想、新文艺的书籍,父亲亲自约请当时国内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音乐家、画家编写、出版了多种系列丛书,如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杨朔等创作的一套《大众文艺丛书》,艾青的《新诗论》;在文学理论方面出版了郁文哉、戈宝权等编译的《苏联文艺科学》、《谈苏联文学》和《文学的人民性》;在戏剧方面出版了瞿白音、安娥、萧三等编译的《戏剧创作丛书》、《苏联名剧译丛》,其中介绍了十多个苏联著名的剧本,如《难忘的一九一九》等;还续出了一批介绍苏联历史、地理、计划经济、工业化之路、政治、法律、科学丛书的《苏联研究丛书》十余种和少年儿童读物,这批书在百废待兴的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约请古希腊文专家罗念生、缪灵珠和周作人共同担任古希腊剧的全部翻译,约请朱光潜翻译柏拉图的《对话集》,并支持历史学家翦伯赞编写史书等;在音乐方面,出版了《音乐丛刊》,其中有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歌曲集等;还包括《丁聪漫画选》和《方灵漫画选》(方成与钟灵合作)等画册。

这些书籍的出版填补了解放初出版事业的空白。以上应该是父亲解放后第一次逆境中的所为。而他们当时的工作量是现在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们既是书籍的约稿人、翻译、著者又是编辑、校对和出版发行者,记得那两年父母和郁文哉经常每天工作到深夜。

五、六十年代,父亲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主任、《戏剧报》编委、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他力促出版了大量中外古今戏剧和戏剧理论的图书刊物,如1957年出版的《戏剧理论译文集》至今还有很大参考价值。凭着父亲的政治敏感,在那个“左”的年代,他想成就事业却要处处小心。但对和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却慷慨相助,如1957年著名音乐家盛家伦病逝后,父亲亲自操办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和著名翻译家郁文哉修建了墓地(郁文哉1953年病逝),并出版了郁文哉的遗作;戴浩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1960年回到北京生活无着,父母就在我家收留了他。

1961年夏季,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新侨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认为文艺工作者之间应当“以诚相待,要厚道、要团结”,父亲的发言得到与会者普遍共鸣。1962年,在父亲积极倡议下,中国剧协创办了《外国戏剧资料》期刊,父亲任主编。刊物以介绍外国戏剧活动为主着重译载了各国尤其是欧美“先锋戏剧”等当代戏剧动向和潮流,对扩大戏剧工作者的视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父亲的以上作为都被扣上了“宣传大、洋、古”的帽子而受到批判。

1965年冬季,父亲和田汉、阳翰笙到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参加“四清”,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那时田汉等已被公开点名批判了。1966年夏,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 造反派把父亲揪回剧协,被诬陷为文艺界“田汉等四条汉子的黑帮干将”而遭受了批斗、示众、抄家等迫害。

1969年冬,父亲随同文联各协会的机关人员,到天津近郊静海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当时父亲参加了920农药实验,他很自豪地对我们说“没想到几十年前学化学还派上了用场”。整个“文革”中父亲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然而1976年清明节,父亲亲笔书写挽联,偕我们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

19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迎来了父亲事业的春天。父亲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外国文艺研究所所长、话剧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等工作。1980年,父亲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宿愿。1987年经中组部批准父亲的革命工龄自1933年3月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开始计算,这是党和国家对父亲一生革命工作的肯定

这以后,父亲以古稀之年又担任了《中国话剧通史》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重要章节。同时期,还主持编辑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作为主编主持了《田汉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使这部16卷约有500万字的巨编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却了父亲对田汉的一片深情

1984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文化—世界人民的交流》之约,撰写了一篇介绍中国戏剧活动发展概况的文章《从莎士比亚戏剧到〈茶馆〉》,发表在该杂志《中国文化专辑》专号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协定,1986年初冬,父亲率中国艺术科学工作者考察团前往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地考察交流。当踏上这块曾让父亲魂牵梦绕的苏联国土时,他感慨万千。父亲说,令其欣慰的是他半个世纪前为中苏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也得到了苏联同行的赞扬。次年,父亲应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之约,为其编纂的《20-40年代中国进步文学和艺术及现时代》撰写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话剧的创建与发展》的文章。

1987年12月父亲75岁离休离休后他笔耕不辍,仍撰写文章接受采访指导对戏剧理论和话剧史及左翼戏剧史的研究,又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年戏剧卷>》

在父亲80岁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葛一虹同志从事革命戏剧工作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对其六十年来的革命戏剧工作实践、成果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鉴于父亲对我国文化科学所做的突出贡献,文化部授予其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

父亲在青年时代确立了人生理想、信念后,不论顺境逆境他一直锲而不舍地走下去。解放后他苦闷过,1974年章泯伯伯生病时我去看他,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大部头剧作品都是解放前写的?他告诉我“创作是要有灵感的,解放后只允许一种声音,没有自由的创作空间与氛围,哪来的创作灵感?”从章泯伯伯的话里我理解了父亲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苦闷的由来,即使这样,父亲依然毫不懈怠地工作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和国家肯定了父亲一生的革命工作,父亲的潜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他带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在他的晚年老骥伏枥地完成了那么多繁重的工作晚年成名后他淡泊名利,仍低调行事,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别人越是尊重你,越是要谨慎谦虚”。

父亲的一生,为我们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我们用信念、坚忍、睿智、儒雅、淡定五个关键词来寄托我们对他的敬仰和怀念。父亲过世已八年了,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他亲笔手书的宋代苏轼名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计东西”

这是父亲的墓志铭,也是他终其一生的淡定情操和留给我们后辈的精神财富

谢谢大家!

父亲老年伏案工作

2001年4月9日父亲以生日宴会名义邀请吴祖光、于光远、周而复、张颖、沙博理、黄苗子夫妇、丁聪夫妇、杨献益、黄宗江夫妇、陈冰夷夫妇、范用、王世襄、曹孟浪等老战友、老朋友们共聚一堂

曹靖华之子曹彭龄(我的中学同班同学)看望父亲,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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