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共识是：基础科学研究就是使能得到证明的理性学说和经验公式不断增加，从而形成更为基础性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抽象科学理论。

      然而，如果特意的强调由基础科学导出的具体结果（尤其是技术性成就，论文数量等），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科学进步就是科学成就的数量化增长。这就是“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论文数随时间表现为幂律增长（实证性的）。从而，用论文数来体现科学进步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种观点下，人们普遍的把用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看成是科学进步。越新就越科学。【现在想来，我们在1980-1990那十年间的确是如此想的。】

然而，在科学进程的历史长河中，“错误”，“迷信”，“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很难有确定性边界的。但是，增长模式理论要求做出二种选一的推论。在既无法否定“过时的理论（如经典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又无法否定“新理论（如量子力学）”的科学性时，增长模式理论无法做出二选一的结论，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这样就必须引入“科学革命”概念。然而，这个“革命”指的是：旧的科学成就被新成就挤走，而不是增长模式理论下的“旧的”被“新的”所否定。

为了量化这种科学革命，把论文增长律最大值的时间点看成是革命的时间节点而区分出革命前期和革命后期。

量化的“增长模式”的观点在我国的科研管理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数论文）。

库恩对此的批判是：这种科学史家概括的“增长”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陈腐的理论（如欧几里德几何）不是因为它不科学，而是它过时了，难于满足现代科学研究的情况。

      因而，他认为：用理论、定律和定理表达出的一套逻辑演绎及对应的科学知识一起形成认识过程的既定模式。应用该模式达到扩大科学定律和科学概念以及获得知识增长的过程的突然加速才是科学革命。

      这个过程的内在要素被库恩称为“规范”。“规范”可以用科研人员的数量来定量化的测度。不同的规范对应于不同的学科。学科的发展也就归结为规范的均衡化或者是规范的竞争化。按这样一个观点，规范是基础研究的“元质点”。

量化的“规范模式”的观点在我国的科研管理中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数科研人数）。

      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也是库恩公开声称的结论：科学中不存在定理和定律。在任何情况下，定理和定律对科学进步都不是必需的。从而，只有“规范”才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

      按此观点，只要给大批量的科学家大量的钱（科研投入极大化），就可以造成科学进步。这就是现代科学研究管理的基本前提。

      目前，各国竞争性的加大科学研究费用就是对这个观点的认同。我国有关管理部门也不甘落后。

      但是，由于其隐含的前提：否定科学中的基本定理和定律的地位（判决性作用），也就无从判断那个具体的研究项目应当支持，那个具体的项目不应支持。这样，库恩在无法摆脱的矛盾中（哲学上的虚无主义+科学上的经验主义）提出了“管理必须有耐性”，以间接的方式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投入与科学进步之间并没有确定性的关系（或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个人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库恩科学革命论上的基础科学研究管理实践必然是失败的。无论如何：以科学中不存在定理和定律来推动的基础科学研究必定会把对形成更为基础性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抽象科学理论的研究排斥出去，从而把科学导向虚无主义的方向。我国过去的30年来的基础科学研究管理模式的现实结果就是：对更为基础性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抽象科学理论的排斥，并以此为基础而获得“自由自在”的“科学”成果，这类成果对工业、社会而言的正面作用很小，反面作用却是明显可见。

      而高校对库恩科学革命论的接受则是表现为对基础科学理论学习的弱化和对科学中的定理和定律的轻视。

      我在想：西方各国要求科研项目成果必须OPEN是出于社会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动作，其内在的原因可能就是这类成果对工业、社会而言的正面作用很小，反面作用却是明显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