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科学哲学由初期的被膜拜，发展到末期的被鄙视。而21世纪则出现回归。这个过程与国家利益（或荣誉）密切联系。

       在中文文献中，有关20世纪初期的自然科学哲学方面的争论文献很不完整。我们的了解往往是结论性的片段。

       从目前看到的前俄文翻译书看，从英文科技文献看，从各国作者专著（论文）对定理、公式等的命名来看，20世纪初期的科学争论的“民族主义”色彩是很浓厚的。而在这类争论中，对定理的命名就反映了出来。所以，从目前的现象反推的话，在20世纪初对科学上的首发权的争论是比较热的。

       抄袭，或是剽窃，应该是当时的热词。各国科学家间的关系，在爱国主义的热情下，是竞争关系。全球科学界把抄袭，或是剽窃，视为科学上的不当行为，实质上源于20世纪初的发现权争论。但是，由于当时出版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也由于再往前推，私人信件、小团体口头交流等曾经是科学交流的主要学术工具，所以各方都能展示各自的“有利证据”，或是“有利证词”，而且借助于媒体，总是能与爱国主义热情结合，从而在本国获得“认可”。

       但是，这种“认可”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其后果是它国的科技文献、科学理论进展等流入“认可”国的渠道变得狭隘。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借助于抄袭，或是剽窃而获得“认可”的人，对本国科学发展的作用是负面的。这样，在全球背境下，在把抄袭，或是剽窃看成是不当行为问题上就获得了共识。

       这个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学术上，把抄袭，或是剽窃，视为不当行为的基本原因是出于对国家长期利益（或是群体长期利益）的损害，而不是出于道德原因。但是，的确是用道德原因来论述这类抄袭（剽窃）是不当行为。

       由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被视为民族的成就，从而用科学理论的发现来论证民族的伟大就是20世纪初的典型现象。换句话说，在科学历史上，把抄袭（剽窃）当成是功劳的时代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问题必定的反映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在科学哲学意义上，并无法定义何为抄袭（剽窃）。同一个结论，用不同的说法来论述，是抄袭（剽窃）？不是，而是被视为对理论的发挥。如果能修改其结论，或完善其结论，那就是发展。

       这个原则被搬到自然科学上以后，随着大量定理间的相互关系被揭露，大量的等价表述关系的发现，很多的定理被归类到少数几个定理上了，用谁的名字来命名呢？依然是有争论的。

       这样，科学发展历史给自然科学哲学打上了“民族”或是“国家”的色彩。

       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时期，科学哲学理论与国家制度间的关系色彩就表现出来了。前苏联，对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科学哲学持批判态度；作为回应，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美国大规模打击某类科学家的运动）强制科学家持对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全力拥护的态度。

       在冷战时期，与军事有关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理论研究是保密的，科学研究被上升到国家基本利益层次。这样，对科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审查也就成为必然。这种审查是隐含在“同行评审”的形式下的。

       到了20世纪后期，由于科学研究与产业的关系被各国意识到，从而对于有重大产业或经济价值的研究，慢慢的转向大集团的垄断手中。在大集团内，对于集团外部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抄袭（剽窃）是理所当然的正当行为，以产品，或是专利技术，发明人的身份，在法律的保护下，对于学术成果的抄袭（剽窃）成为合法的。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哲学就不再是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力量，而是由经济利益（或是产业利益）来引导。这样，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的哲学特征就淡出了学界的关注视野。

       就期刊而言，对于技术研发没有直接关系的期刊越来越难办，而与技术研发有直接关系的期刊则进入了黄金发展期。期刊与产业技术研发的关系在20世纪末期达到了最为密切的时期。

       随着把New idea 看成是科技创新的秘诀，科学哲学的地位，连同基础科学的地位，一落千丈。

       但是，进入21世纪后，在科研投入巨大而科研产出极低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在有限的投资下出成果，学界不得不把目光再次的转向于求助基础科学理论，自然的，也是向科学哲学求助。

       学界必定的失望！因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走向的是抽象路线，而技术类学科走的是New idea （脱离科学哲学束缚的，科学研究上的自由主义）路线，两者早就由20世纪初期的两位一体特征演化为20世纪末期的背道而驰。所以，除非在国家（或多国联合）的超大项目中，这两批学者是各行其事的。

       没有共同的语言，在本质上意味着独立。这样，不同的科学哲学理念就造就了不同的科学理论学派。而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学科，也生成了自身特有的“技术哲学”特色。基础科学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类技术哲学理论，形成了类似于东周列国的时代。

       在21世纪，“科学哲学”不再是学者可以自由持有的空谈，而是演化为在科技领域竞争致胜的利器。

       在科学哲学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将是21世纪各学科的基本对策，有的学科是被迫采用改革开放战略，有的学科是积极采用改革开放战略。

       在科学界采用科学哲学层面上的改革开放战略后，各学科的期刊论文（学术性的）将急速的减少。所以，这几十年的论文高产将与今后几十年的论文低产形成极为明显的反差。

       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高生产力需求）在利益上发生冲突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