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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鸟粪的利用却是工业时代和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

这首先取决于人类对土地肥力认知的一个突破。19世纪初，当科学家们试图解读，植物生长所需的物资从何而来时，普遍观点是认定，植物生长依靠的是诸如粪便、落叶一类的腐殖质。简单点说，植物生长被认定为是一个把一种“无用”有机物，变成“有用”有机物的循环利用过程。这一看法，看似完美的解读了，为什么那些有机肥能够如此明显的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然而将对植物肥力的认知停留在“有机肥”层面，并无助于海鸟粪成为一种资源。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只有新鲜的鸟粪才具备成为肥料的条件，而鸟粪岛上那些千万年来累积下来的鸟粪都已经矿化了。你很难让传统思维下的农民，相信这些石头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丰产。所幸，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

19世纪中期，化学家们终于搞明白了，决定植物生长的其实是那些无机物。有机质的腐殖过程，只是在帮助分解释放出矿物质。

（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创立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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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肥料并不一定要来源于新鲜的动、植物腐殖物，而是可以在矿物中寻找。前提是你要明白，到底是哪些矿物质能够帮助植物生长。

在这种新的认知下，人工合成的“化学肥料”开始出现。工业化的生产，大大加速了人类改造土地的能力，一片土地由不适合耕种的“生土”，变成能够带来丰产的“熟地”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粮食单产亦大大的提高。

这场发源于在19世纪中叶的肥料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革命”。顺便说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也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中，能够看到人类直接用无机物在工厂中合成食物，并大规模应用的“第三次农业革命”。至于这场革命，会对人类和地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是等到这一天到来后再分析吧。

回到海鸟粪的话题上来。总得来说，化肥可以被分为：氮肥、磷肥、钾肥，以及将上述元素复合在一起的“复合肥”。任何一种富含上述物质的矿物，都有机会被制作为化肥。

海鸟粪的最初形态，决定了它本身含有动、植物所需的矿物质，具体来说就是磷和氮。为了与那些新鲜鸟粪相区别，矿化后的鸟粪石被称之为“鸟粪石”。然而并非所有的无人小岛，都有机会成为鸟类生存的乐园，并累积出鸟粪石密布的“鸟粪岛”来。 

通常情况下，鸟粪岛都位于鱼类资源丰富热带海域。最著名的鸟粪岛当属中太平洋地区的“瑙鲁”。在密克罗尼亚人划着独木舟迁入这个面积仅21.1平方公里的小岛之前，海鸟们已经在岛上积累了厚达5-10米的鸟粪层。不过瑙鲁人的生活中，鸟粪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一项资源。一直到20世纪初，这些肥料才被英国人发现及开采。此后德、英、日等老牌殖民帝国，以及邻近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曾先后染指这座鸟粪岛。

20世纪60年代，瑙鲁终于摆脱殖民统治，独立成为了“瑙鲁共和国”。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来看，这个南太平洋小国都属于倒数第三小（面积仅高于梵蒂冈和摩纳哥，人口仅比梵蒂冈和图卢瓦多）。在拥有天赐资源的情况下，这种小倒也不是坏事。通过对鸟粪石的超量开采，瑙鲁一度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悲剧的是，海鸟们累积如此厚度的资源，需要成千上万年时间，但在机械的助力下，开采起来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尤其当瑙鲁人认定，他们只需要鸟粪就可以永远过上好日子时。

过度开采，使得瑙鲁的鸟粪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接近枯竭。以至于不得不开始依靠国际援助，及某些主权国家特有的政治筹码来过日子（比如反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做选择；比如成为避税和洗钱天堂）。在这里举瑙鲁的例子，是想让大家明白，海鸟粪作为一项资源，真的有机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引发战争。

当然，鉴于瑙鲁的人口不过万人，这样的案例似乎缺乏普遍性。那么，在我们即将展开的南美洲，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鸟粪资源呢？这些鸟粪资源，又与那场100多年前的“南太平洋战争”，又是否有直接关联呢？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确存在不少“鸟粪岛”。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岛屿主要分布在南纬7°到14°的区间，也就是今天的秘鲁沿岸地区，而并不是引发战争的阿塔卡马沙漠沿岸。两个因素造就了秘鲁鸟粪岛的存在。

首先，秘鲁沿岸的小型岛屿数量较多，能够为鸟类提供躲避人类影响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引发战争的“阿塔卡玛沙漠”（目前绝大部分归属智利）沿岸，特别是争议领土一带，就会发现岛屿的数量几近于无。

当然，无人岛只是“鸟粪岛”生成的条件之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岛屿附近的海域，能不能够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这时，我们又要提到一个跟秘鲁有关的地缘概念了，那就是“秘鲁渔场”。

海洋鱼类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并不是每一片海域都能够生成，有捕捞价值的渔业资源。那些渔业资源密集的海域，会被称之为“渔场”。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上一直有四大渔场之说，分别为：日本的北海道渔场；加拿大的纽芬兰渔场；英国的北海渔场；以及我们将要解读的秘鲁渔场。

上述海域成为渔业资源密集之地，都与洋流有关。除秘鲁渔场以外，都是由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暖流相遇而形成的。温度的不同，带来了海水密度的差异。在暖流与寒流相遇后，密度大的冷水下沉，密度小的暖水上升，使得海水发生垂直搅动现象。海底沉积的矿物质被带到海面后，滋生了大量浮游生物，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秘鲁渔场的情况本质也是如此，只是造成底层海水的垂直搅动现象原因略有不同。

为秘鲁渔场提供营养物质的寒流名叫“秘鲁寒流”。这股寒流始于智利南部的西风带，然后沿海岸向北运行。当进入南纬5°——25°的东南信风带时，在风力的作用下，海水开始出现垂直搅动现象。原本在下层的寒流，带着海底的资源上升到海水表层，进而让处在食物链中的：浮游生物、鱼类、鸟类，以及人类受益。

顺便说一下，秘鲁寒流和秘鲁渔场的存在，还在动物学和气象学上造成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件是温带企鹅的产生；一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在绝大多数人的影响中，企鹅是生长在南极冰原上的可爱精灵。不过借助北上的秘鲁寒流，以及寒流所带来的食物，企鹅甚至能够上溯到赤道附近生存。由于厄瓜多尔沿岸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这种企鹅最著名及最北端的聚集地，这种企鹅被命名为“加拉帕戈斯企鹅”。与绝大多数跨气候带生存的动物一样，身处热带的“加拉帕戈斯企鹅”，比它们在南极的亲戚们体型要小的多（身高只有50厘米左右。而体型最大的帝企鹅，身高最多能达到120厘米）。

（加拉帕戈斯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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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在赤道附近的存在，以及体型上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只不过，人类所面对的环境，不仅仅有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环境。如果说，通过研究，人类还能够知道，为什么企鹅能够成为一种跨气候带动物的话，那么与秘鲁寒流有关的另一个气象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就没有那么容易让人了解到规律了。

在西班牙语里，“厄尔尼诺”是“圣婴”之意。19世纪初，在秘鲁渔场捕鱼的渔民发现，每隔几年的圣诞节前后，就会有一股暖流南下，将表面海水的温度升高。由于秘鲁渔场的鱼类，大都是适应的寒流的冷水鱼。海水温度的升高会造成鱼类大量死亡，并给依靠他们生存的渔民造成重大损失。无法了解背后原因的渔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与“上帝之子”（圣婴）的诞生联系在一起。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厄尔尼诺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秘鲁渔场，在它发生之时，整个赤道一带的中、东太平洋水温，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这一变化，还会对赤道洋流及东南信风造成影响，进而让全球气候出现反常。尽管科学家们，还无法完全释读厄尔尼诺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过最起码我们知道，只要新闻里不断出现这个名词的话，那么今年的气候就会有些不正常了。

与厄尔尼诺现象相比，秘鲁渔场的知名度反而要低一点。不过关于秘鲁渔场的情况，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并非一无所知。这片渔场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捕鱼者，其中就包括中国人。2010年12月，由山东出发的“鲁荣渔2682号”渔船，载33名船员出海。8个月后，这条渔船再次回到中国海域之时，船上只剩下了11名船员。记录这一真实案件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曾经爆红网络。而这条恐怖渔船的出海目标，就是秘鲁渔场的鱿鱼。

（注：就我个人来看，《太平洋大逃杀》如果有机会不加改编的搬上银幕的话，将成为一部现象级高分电影。可惜的话，改编的版权被乐视影业所买。在乐视没有从现在的泥潭中抽身而出的情况下，这部电影很难进入实操阶段）

1个半世纪之前，远洋捕渔业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不过秘鲁鸟粪岛上的资源，已经可以影响到秘鲁的国运了。在这些鸟粪岛中，储量最大的是北距秘鲁首都利马约180公里的“钦查群岛”。

整个群岛聚集了上千万只海鸟，其中最多的一个岛屿，海鸟数量能够达到500万之巨，并累积出超过十米的鸟粪石。而这些为秘鲁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海鸟中就包括企鹅。

加拉帕戈斯企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洪堡企鹅”，秘鲁寒流也有一个别称为“洪堡寒流”。这是因为，寒流和企鹅的最初发现者，是19世纪初在此考察的著名德国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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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伟大的学者，同时还敏锐的发现，秘鲁沿岸的原住民，会不时的将岛上的鸟粪运往大陆，抛洒在农田中。不过，不管是用鸟粪肥田的农夫还是洪堡，当时都无法获知鸟粪石肥田的原理是什么。

事实上，与瑙鲁等地的鸟粪资源相比，秘鲁鸟粪岛上的出产要更为优质。这是因为，鸟粪中所富含的磷和氮都是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资。然而在多雨地区，氮很容易融解于水并流失掉，因此瑙鲁出产的鸟粪石被称之“磷质鸟粪石”（磷含量最高可达40%）。至于秘鲁沿岸的鸟粪，感谢上帝为这一地区安排的热带沙漠气候，并没有多少降雨去融解鸟粪石中的氮（最高可达15%），为了区别前者，这种能够复合肥属性的秘鲁鸟粪石，被称之为“氮质鸟粪石”。

很显然，成分更丰富的秘鲁鸟粪会更具经济价值，这些“氮质鸟粪石”甚至不用再进行化合工作，就可以在粉碎后直接施用在农田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石等无机肥料，以满足工业时代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

另一个利好消息是，当19世纪中期，秘鲁开始在外国资本下，大力开发这些上天的恩赐时，身处北美的美国也正处在西部大开发阶段。为了让那些新增的农田得到有效开发，当时的美国甚至出台了一部《鸟粪岛法案》（1856年）。

这一法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只要在无主之地的岛屿上发现了鸟粪石，这个岛屿都将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悲剧的是，已经开启了400多年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并没有给美国留下太多的无主之地。进口，成为了美国肥沃土地的必然选择。

这场席卷半个地球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当时处在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等国，并不在此列），极大了推高了秘鲁鸟粪石的价格，使得秘鲁在19世纪下半叶，进入了“鸟粪经济”时代。及至“南美太平洋战争”开启之前的1870年，鸟粪石出口收入已经占到了秘鲁政府财政收入的80%。将这一时期的秘鲁称之为“建立在鸟粪上的国度”，一点也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