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不详)

 

中国人种起源的说法

 

一直以来，有关中国人种起源的说法都是如此这般：300万年前，非洲的古猿演变成了直立人，他们在10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在亚洲成了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在欧洲先是成了海德堡人，后来进化为尼安德特人。这些直立人在不同地区独立进化，发展为我们今天的现代人，例如尼安德特人变成了今日的欧洲人，北京猿人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这种假说被称为“多地区连续进化”论。

 

时至今日，中国的中学课本上还是秉持着这种观点。我还记得那个生活在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骨的复原模拟雕塑，还真的依稀有几分亚洲黄种人的模样。

 

这种理论的根基基本上是建立在对于古人类化石的粗糙分析和简单的地域关系推理的基础上，如北京猿人的面部扁平，鼻梁不高，眼眶呈长方形，铲形门齿等等，这些特征在中国的化石上出现频率特别高，它们同时共存于一个头骨的情况更是在其它地区很少见的。因此，这是中国地区人类化石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推论出中国人是源自于“北京人” 的一个单独演化的人类系列。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人体基因技术在古人类考古学界的应用，这种理论基本上被否定了。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坎恩等人通过研究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148位妇女身上的线粒体DNA，发现各大洲人种中以非洲人变异最多，从而证明非洲人历史在各大陆为最长。计算发现现代非洲人历史达20万年，而欧亚大陆现代人历史只有13万年。由此断定，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遗传学家称她为“夏娃”，约15万年前生活于非洲，大约10万年前，她的后裔走出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的一群遗传学家在研究了中国28个人类群体的DNA的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后，得出了与国际最新流行的理论相一致的结论：北京猿人确实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全世界的人都是来自非洲。从各色人种的遗传标记的突变点新旧不同来判断，非洲的黑种人最古老，欧洲的白种人第二，印度的棕色人第三，亚洲的黄种人第四。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结论也很吃惊，感觉上有些困惑：如果说一百万年前，我们浑身是毛地从非洲丛林中蹒跚地走到了中国，觉得心情尚可，毕竟那时的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与今日的黑人不过是共有一个遥远的祖先而已。那么现在最新的结论竟然是，非洲不仅是人类的第一次起源地，而且是第二次的起源地，并且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祖先其实并不十分遥远，我们与今天的黑人在血缘关系上实在是近的可以。唉，我们怎么会是黑人的近亲呢？

 

朋友，如果你有与我类似的感觉，你最好赶快检讨一下自己灵魂深处的龌龊观念。呵呵，当然不同人种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俺将在下一篇里论及此议， 科学就是科学，其它什么的都是假的。让我们还是先来科普一下DNA遗传密码是如何被用作探索人类起源这一课题的吧。

 

大概所有的人对DNA的双螺旋结构都不陌生吧？如果没有印象，提醒一下：北京中关村的黄庄路口环岛上的一个很丑陋的现代风格的金属雕塑，就是这个玩意儿。呵呵，当然，那是80年代末的产物，如果你说没有看见，那不定是什么时候扩路给拆了。

 

这构成双螺旋结构的链条上交织着不同类型的4种小球，所谓基因就是其中一些小球按照一定秩序连在一起，并具有相应的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的肤色、形态和健康。还有一些小球的序列不具有功能性，性质如同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并且过上个几千几百年会发生一次突变。

 

我们所关心的是后者，因为这些突变不会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生存，能够稳定地传给后代，并且不断地在后代DNA中积累下来。因此，DNA的非基因部位就好像是一个记录本，记录下来在这代代相传中所发生的突变。这样，只要取样够大，范围够广，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人类之间DNA的非基因部位的相似程度来研究人类迁徙的历史信息。

 

理论上讲，如果自然界中突变发生的频率是一定的，那么从序列差异的大小就可以确定共同起源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大约每一百万年线粒体的DNA序列发生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的变化，线粒体DNA于是就成了一个分子钟，用它可以追溯人类进化的历史。

 

那么，那个“夏娃” 的后代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话说15万年前，在东非的大裂谷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没有资料提及这四种人当时的肤色如何，我判断应该没有多少差异，所谓的颜色标签不过是沿用现代人种分类学上的说法而已。例如白人可能如同今日的印度人一般，肤色也是黑的。

 

到了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全世界其它地方的第一批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大部分都灭绝了。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迫于生计或者其它未知的原因，先是棕色人(人种学上的马来人) ，然后是黄种人(人种学上的蒙古人)，开始走出东非向世界扩散。

 

最早出来的棕色人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通过北非来到中东，沿着印度洋岸边向东走。到了5万年前，他们已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此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又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

 

步棕色人后尘出走的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他们首先也与棕色人一样顺着东非的海岸线一路北上来到了中东这一带，如今天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在那一带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中东富饶的物产，让智人的人口再次扩张，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西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在南亚次大陆的北端经过，进入东南亚。初来乍到的黄种人还没有能力与棕色人种抗争。至少在南亚的时候，印度半岛南部生活着大量的棕种人，一小批的黄种人只能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匆匆通过，这与棕色人沿印度洋海岸迁徙的路径有所不同。

 

黄种人的扩散速度很快，只用了棕色人五分之一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这可能与他们掌握了新石器技术有关，也可能与棕色人散漫的生活习惯有关。黄种人的部落在缅甸一带盘桓了很久，逐渐取得一定势力，早先到达的棕色人不断向南退缩。

 

壮大的黄种人随后分化成了沿海支和内陆支。

 

前者最初在越南、广东一带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后来，部分人南下马来和印度尼西亚，小部分人则沿着东海大陆架北上，穿过白令海峡去了美洲，其中一部分在东北西辽河流域停留下来与后来北上的黄种人混合以后形成了黄种人的北亚支，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先祖。

 

这个时候正是末次冰川时期，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除了有少数棕色人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更多的地方毫无人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间的南岭也是白雪皑皑，限制了黄种人大量地向北的迁徙。

 

受阻于岭南的沿海支，这些人是南岛语系和侗台语系的人群的祖先，就是民族学上所说的百越民族。

 

受阻于缅甸、云南一带的内陆支，这群人是南亚语系的祖先，就是民族学上说的百濮民族。

 

大约两万年前，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地消融，内陆支从云南，沿海支从珠江流域，开始进入中国腹地。

 

先说东部沿海支的北伐，他们进入浙江、江苏、山东，形成了先越文化和先夷文化以及东北的红山文化。千百年的分化中，他们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北部，演变出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

 

有一种说法，农业、新石器、玉器和早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可能首先产生于这一族群中。这也为近些年来，长江流域考古学的新发现所证明。

 

西部内陆支的先濮民族也几乎同时北上，他们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走的是云南、贵州、四川这条路线。中途，分出了两支。一支沿着长江往下走，到了三峡地区和洞庭湖平原， 发展出了先蛮文化，形成以后的苗瑶民族。另一支沿着四川的几条大河北上，来到了黄河上游地区，发展出了半坡—仰韶的先羌文化，形成了以后的羌华民族。他们活动的地区与后世的羌人重合。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就是说的这一带。他们是今天汉族与藏族人的共同祖先。

 

到大约6000年前，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迫使群体又一次开始迁徙，汉藏语系的两个族属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先祖。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

 

藏族是一个很晚才形成的民族，他们是秦汉时期开始向高原迁徙的羌族中的两支--发羌和唐旄。在进入高原后，与当地的属于棕色人种的雅砻土著发生了混血，使羌人很快适应了高原的环境，也使今天的藏族人的面部特征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

 

基本上，汉藏分流是黄种人北上中国的过程中最后完成的。因此长期以来，都有汉藏同源的说法。这个在语言对比上也得到了证明：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一一对应。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学上把汉语归于汉藏语系的原因。

 

在渭河流域的华人，其中一部分出潼关东行和南下，受到夷人龙山文化(先期到达的沿海支，史书上所谓东夷)和苗瑶文化(早期分流的内陆支，史书上所谓的南蛮)的影响，分别形成了齐语支和楚语支人群。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齐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是这个分化的结果。但是，这种差异仍然在彼此可以相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尽管中原人时常嘲笑一下齐人的散漫和疲塌，如齐人之福，楚人的倔强和冥顽，如刻舟求剑。

 

此前，语言学界认为吴越同属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能相互沟通。经过DNA比对，，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吴人是东进的苗瑶人和南下的汉人同化后形成吴人进入了越人的领域，双方由此产生种种纠纷。“卧薪尝胆” 的故事就是这种世代冤仇累计起来的一个总的爆发。

 

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百越因为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汉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不同于先期分化出去的齐楚文化后来又被秦始皇统一回了汉文化圈，因此始终处于被汉民族驱逐排挤的境地，逐渐向南或者偏远的山区退却。史籍记载，三国时期的吴国，立国之初还忙于与江浙境内的山越人作战。但是，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对于中国整体文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虽然这一时期我国远古文化的主干和核心还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2万多年前，沿海支的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有一支部落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沿途几乎没有任何停滞的痕迹，一直跑到东北西辽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阿尔泰语系的核心。后来东夷人北上，华人也北上，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大融合。

 

这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注意，这是第二波人类从亚洲向美洲的迁徙浪潮，第一次是棕色人种完成的。

 

到此为止，中国境内及其周边的民族来源与迁徙的脉络，基本上清晰了。

 

那么，以前我们熟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灭绝于恶劣的气候。这个可以从10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的人类化石出土断层得到证明，这一时期整个亚洲完全没有古人类生活的痕迹。唉，可怜的北京人！

匈奴的起源

 

 

据中国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之苗裔也”。《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著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还有人认为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战国末期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

      上述看法，在近现代学者中并未取得统一。由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不能解决，匈奴的族属与匈奴的语系也都成为悬案。


周朝
     从西周开始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秦朝
      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苏联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


西汉
      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开始与匈奴和亲。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占领河套地区，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卫、霍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单于及左贤王逃走。汉朝在东部联合乌桓，西部以和亲（前105年，汉武帝封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

    前73年，汉与乌孙联兵20万进行进攻匈奴，直捣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获胜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前51年南下投靠汉朝。后来郅支单于则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即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带），呼韩邪单于占据漠北王庭。前36年，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的匈奴，击杀郅支单于。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与汉修好。

     西汉时期的单于有： 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伊稚斜单于、乌维单于、儿单于、呴黎湖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眴鞮单于、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


东汉
     48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89年到91年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


汉朝之后
     南匈奴南下汉化，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4世纪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311年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的一支地位低下的族群称为羯人。汉赵的大将羯人石勒自立，建立赵国，史称石赵或后赵。后被氐人苻氏前秦所灭。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后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后被北魏所灭。

      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

        以上是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

           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匈奴的起源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国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国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

 

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匈奴作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势力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末，正是此时中国在秦朝（前221－206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秦朝建立者秦始皇（221－210年在位）预见到这一危险，与将军蒙恬完成了修建长城的工作。从公元前215年起，长城一直起着保卫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侵犯的作用，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赶出了今天称之为鄂尔多斯的地区，即黄河河套内的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头曼单于（死于约前210—209年）的率领下，以攻月氏而开始了他们的扩张，月氏人直到当时一直居住在甘肃西部。在东方，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约209－174年在位）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亡汉兴（前206－202年）之间爆发的削弱中国势力的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朝的建立者高帝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的中国诗人们所吟：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蒙古的野鸟”。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第一次给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带来了灾难，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月氏。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161年在位）后来结束了月氏的威胁，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器，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月氏一名（至少是以这种形式）仅以它的汉文译音而流传下来。然而，许多东方学专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们从这次迁徙中了解了他们）以及与希腊历史学家们称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按此分类，吐火罗人与印度－塞人是一个民族在两个时期内采用的两种称呼，人们认为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有姻亲关系，或者说它属于印欧种人，这一确认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在今甘肃西部的中国境内——按中国史家们的记载，该地区在公元前第2世纪初期已经是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最迟在公元后2世纪提到了一支塔沟里人（Thagouri）、一座塔沟里峰和一个塔沟拉城镇。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诸族中有吐火罗人（Tokharoi），正好是这时候，中国史家们表明月氏人到达了其迁徙终点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的边境。两种发展进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那些把中国编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腊史家笔下的“吐火罗”、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后罗马时期的“印度－塞人”的历史学家们。此外，迟至公元第5和第8世纪，塔里木北缘绿洲上的居民仍说印欧语，塔里木北缘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时候的地盘的话（因为这些月氏人被证明是甘肃的土著居民），那么，当时其中部分地盘至少是属于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与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亲属关系的部落。直到最近，语言学者们还称这些印欧语为吐火罗语，尽管今天他们满足于将这些语言标明为库车语、焉耆语等等。然而，在历史黎明的时期，印欧语部落向远东前进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这一假设使人们易于接受，因为西西伯利亚、也许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区，似乎在公元纪年以前，已经有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亲属关系的各族居住，以及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带的天山南北两麓在阿赫门尼德时期就有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就该是布满了印欧种人，喀什噶尔附近的那些印欧种人属东伊朗人，在酒泉的、库车的印欧种人属吐火罗人。月氏人相当于后一种人。

 

然而，中国历史地理书所提供的早期资料都涉及到“印欧主义”在这些前哨地区所遭到的第一次倒退。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冒顿单于（约209－174年在位）率领下的匈奴人严重地挫败了月氏。继任的老上单于（约前174－161年在位）杀月氏王，并让人把他的头盖骨制成一个杯子。他迫使这些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向西逃亡。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国人称之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间定居下来，正如两个半世纪以后成书的《前汉书》所记，他们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语言。其余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企图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其音为Oo－Soon）人赶走。中国史家们描写这些乌孙人是蓝眼红须。查尔彭蒂尔把乌孙一名与“阿息”（Asioi）一名联系起来——阿息是萨尔马特人中被称为阿兰人这一支的另一个名字——他认为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那么，在类似月氏和匈奴的压力之下，成群结队地向南俄方向迁移的必定是这些乌孙人，尽管比我们所谈到的时期确实要早一些，但斯基泰人正在不断地被萨尔马特民族所取代。

 

然而有可能，月氏被匈奴从甘肃逐出之后，他们向西迁徙的浪潮曾冲击着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乌孙人暂时被新来者征服，但在匈奴的帮助下随即进行了反扑。后来月氏人重新向西进发，来到锡尔河（希腊地理学家们的亚克苏斯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方（中国人称大宛），《前汉书》记载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到达该地。在那里，他们处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边境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幼克拉蒂斯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必定已接近了尾声。

 

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这些地区是由中国人称之为“塞人”（古音是Ssek），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迦”（“Saka”或“Sha－ka”），希腊人称之为“萨迦伊”（Sakai，“即我们的萨迦人”）的人居住。事实上，他们是“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组成了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即他们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的伊朗人。由于吕德斯的著作，似乎有理由把塞语归属于他们，奥瑞尔·斯坦因使团在和田发现了属于中世纪初期的大量塞语手稿，塞语是一种东伊朗语方言。西迁的月氏对塞人的撞击在塞人中引起了总的反响，导致了他们入侵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希腊王公们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到W．W．塔恩时代普遍能够接受的理论，在月氏的压力下，塞人越过索格底亚那地区，然后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在此取代了希腊人。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据斯特拉波记述，其中最有名的游牧部落是阿息人、帕夏诺伊人、吐火罗伊人和萨迦劳赖人，他们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地区。要准确地识别这些部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困难的。如上所述，查尔彭蒂尔把阿息人（彭沛乌斯·托古斯称为阿息洛伊人）看成是中国史家们曾提到的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劳赖或萨迦卡伊似乎暗示一支古代塞人部落。至于吐火罗人，根掘H．W．贝利所坚持的假设，他们是月氏人最核心的部分。 

 

公元前128年，当中国使者张骞访问月氏时，中国史家司马迁提到他们，把他们当作为已经征服和占领索格底亚那地区（指“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的人。《前汉书》记道，他们已经在该地的监氏城建都。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城一致，kanda是马尔干达（markanda）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史记》和《前汉书》都还记道，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占领其地，至少在当时还未占领。塔恩怀疑（错误地）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们可能仍是希腊人，而不是塞人，按此情况，塞人未能把希腊人从巴克特里亚赶跑。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其后不久，即大约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他们越过阿姆河，实实在在地占领了该省。这种观点是以《后汉书》的一段记载为根据的，该书明确记道，月氏人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领或翕侯（she－hu即叶护）瓜分了其他。事实上，与这些事件的时间比较接近的《前汉书》在这一点上似乎却不太清楚。它只记道：“大夏民（即巴克特里亚人），本无大君长，臣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当时这些人不可能还是粗暴的希腊冒险家们，而只能是某种蛮族），月氏徙来，皆畜臣之。”此文的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有另一本不含糊的史书，即《后汉书》，它记道，公元84年，中国将军班超曾请求月氏王规劝索格底亚那地区王（康居王）。这意味着在当时索格底亚那地区与月氏国是完全区别开的，因此必须在索格底亚那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月氏人，很可能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北岸稍稍逗留之后，他们渡过河，取代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据塔恩（他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月氏人的迁徙是各族大混乱和横扫东伊朗的游牧民浪潮的标志。在南方，塞人受到月氏人在后面的攻击，占领了德兰吉亚那（即锡斯坦）和阿拉霍希亚（即坎大哈）。这一占领是永久性的，因为，从此以后，这些地区成了“塞人的地区”，按伊朗语名称是“萨迦斯坦纳”，近代波斯语称之为“锡斯坦”。

 

所有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在米底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他企图进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一些野蛮人前来救援。这些野蛮人来了，但是不久就倒戈，弗拉亚特斯兵败被杀（公元前128年或127年）。据彭沛乌斯·托古斯说，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于公元前124或123年在对吐火罗人进行反攻中受重伤。这似乎可以证明，中国史上的月氏——如果像推测的那样，就是希腊史上的吐火罗人的话——从那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后来他们使巴克特里亚成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王密特里达提二世（前123－88年）继位，他确实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帕提亚的入侵，甚至将他的宗主权强加于在锡斯坦的塞人。然而，在公元前77年，萨迦劳赖人在伊朗已经十分强大，他们自己挑选了他们的保护者阿尔萨息家族的辛刺特拉克斯或称沙拉特洛伊克斯，把他拥上帕提亚王位，后来辛刺特拉克斯企图反对他们，被他们乱箭射死（大约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忆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第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表明他们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大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些贵霜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中的一部。

 

《后汉书》记载了贵霜人的首领邱就却（古钱币上是kujulakadphises）如何降服其余的月氏部落，由此建立起贵霜帝国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在印度-塞人帝国的名称下知道该国的。贵霜皇帝：库久拉·卡德菲斯或称卡德菲斯一世（公元30年至91年或92年）；维马·卡德菲斯或卡德菲斯二世（92年至大约132年间）；迦腻色迦（大约144年至172年间）；胡韦斯迦（大约172年至217年）和韦苏特婆（大约217年至244年）。他们将其统治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旁遮普和马图拉）。迦腻色迦在佛教向中亚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为人所知。此处提及此事的目的是要表明匈奴首次出击给亚洲的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同样的进程继续贯穿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博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月氏的西迁增强了匈奴的重要性。从此，他们控制了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在外蒙古地区，单于在鄂尔浑河地区，即后来被称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单于庭帐。在内蒙古地区，他们是在万里长城的脚下。现在他们的骑兵已经敢攻入中国境内。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中国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登基时，中国边境各处正受到他们的威胁。

 

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其单于的主要驻地（就游牧民有一固定驻地而言）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夏季大本营，是在上面提到过的鄂尔浑河河源处。被中国人称为“龙庭”的另一个中心地被认为是在更南面的戈壁滩上，靠近翁金河下游地区。武帝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他们赶回老巢去。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抱此目的，他派使者张骞出使月氏。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离开中国，几乎立刻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将他送往军臣单于处。他在那里被迫呆了10年之久。最后，他逃到费尔干纳（大宛）王那里，并由此到达索格底亚那（康居）。但是，月氏人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再感兴趣。张骞只好重返归途。他再次成了匈奴的俘虏，匈奴拘留他一年多，最后，他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被派往伊犁地区的乌孙，由于乌孙人不敢与匈奴开战，张骞几乎没有收获）。

 

由于月氏人拒绝给予汉武帝希望得到的对匈奴的牵制，汉武帝在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发起习惯性的袭击（前129年）。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占据着这些地区的两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顿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来到匈奴帝国的中心。正像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卫青似乎还远至翁金河下游。他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风沙吹打着匈奴人的脸孔。卫青消灭或俘虏1．9万人。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外蒙古约600英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霍去病回国后不久，于公元前117年去世。在咸阳（陕西）有这位伟大的骠骑将军的坟墓，墓上塑着雄伟有力的高浮雕雕塑，描绘一匹马踩着一个野蛮人。

 

匈奴一经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于公元前127－111年间，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地区进军，直至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国和今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国。他监禁楼兰王，并打败车师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中文称大宛）建立了商业关系，当时费尔干纳无疑是居住着东伊朗人和塞人，他们为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大约在公元前105年，由于不满中国的这种索求，费尔干纳人暗杀了中国使者。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率兵6万，从敦煌出发，直奔费尔干纳。当他抵达费尔干纳时，只剩下3万人。他采取引水改道的方法降服该国的都城——可能是苏对沙那，即今乌拉秋别——直到他获得3千匹马作为贡赋后才退兵。

 

与此同时，北方的匈奴并未偃旗息鼓，武帝统治末期是以类似于瓦鲁斯（Varus）之难的一次灾难为标志的，尽管远远不如瓦鲁斯之难那么严重。一位名叫李陵的中国年轻军官计划对外蒙古发动一次远征。他随身带领5千步兵从额济纳河北部支流上的居延出发。朝正北向翁金河方向行军30天，在到达浚稽山——无疑地是在称为吐帕施山附近的某地——之后，他发现自己已处于8万匈奴的包围之中，匈奴中的马上弓箭手们开始驱逐这支小小的队伍。李陵朝中国边境方向撤退，游牧骑兵紧追不舍。“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然而，撤退的军团来到离中国边境30英里内的地方，悲剧发生了。“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时至黑夜，李陵企图在黑暗笼罩下偷袭匈奴中心地，杀单于，但他失败了。只有各自逃命。仅有400人突围生还，其余的人，包括李陵在内，都成了俘虏。武帝闻之，勃然大怒。史学家司马迁曾企图为勇敢的李陵挽回名声而受到残酷的刑罚。“李陵之难”使汉朝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放弃了在外蒙古进行反攻的政策。但是，这次灾难并未危及甘肃边境，因为受它拖累的不过是一支分遣队。

 

从这一时期起，匈奴的古物都是在外贝加尔省发现的。如上所述，有最近在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发现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墓中的西伯利亚青铜饰片可以由自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一些中国钱币确定其年代，而赤塔墓地的发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2至第1世纪。外贝加尔省成了匈奴的物资供应地，当游牧民们在秋季开始进攻鄂尔多斯环状地区时，就从这里提取补给。

 

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匈奴和中国在长城脚下或是在蒙古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彼此为争夺塔里木北缘诸绿洲，也就是说为控制丝绸之路展开了斗争。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王被杀，楼兰国与匈奴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在该地区的伊循屯民。在汉宣帝的统治下（公元前73－49年），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汉宣帝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中国校尉常惠去帮助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对付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国（车师）加入了匈奴的追随者之列，被中国将军郑吉降服。公元前65年，另一位中国将军冯奉世推翻了叶儿羌王的统治，使该绿洲成为中国的属土。次年（前64年），事实上吐鲁番国在中国驻军撤离后立刻倒向匈奴，但是，在公元前60年，郑吉又重新占领其国。郑吉在焉耆南的渠犁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营之后，他本人作为塔里木的保护者驻扎在焉耆和库车之间的乌垒，从他那里监视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于是，中国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一些徒劳的抵抗，但由于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就被一系列内战削弱的事实，他们没有进行抵抗。匈奴的两位野心家，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企图得到宣帝的支持。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于公元前43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其家族的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人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中国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给了那位依附中国的呼韩邪，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经轻率地帮助过他的索格底亚那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因为在公元前36年，中国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郅支，并砍掉他的头（前36－35年）。在这一突然的戏剧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迁到威海边的这些匈奴人消失了。西部的这些匈奴人没有记下自己的历史，因为他们缺乏与可以把他们的情况保留下来的任何文明大国的接触，如中国记下了东匈奴人的历史。直到公元第4世纪末，约370－375年间，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现于古典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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