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盛行之际，苏格兰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1723—1796）以亲身远东游历为基础，主持改造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铸就英中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的经典样本。本文认为，邱园大宝塔等遗存并非东方元素的猎奇复制，而是东西方造园思想碰撞、调适与再创造的物质见证；钱伯斯的真正贡献在于以建筑师的系统训练将碎片化的中国园林知识转译为可操作的欧洲设计语言，为理解近代全球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样本。

导语：当你漫步伦敦西南郊的邱园，抬头望见那座五十米高的八角十层宝塔时，或许会产生一瞬的恍惚——这分明是中国古塔的轮廓，却矗立在泰晤士河畔的英式草坪之上。它是谁设计的？为何一个欧洲植物园里会出现中国式宝塔？这座宝塔背后，藏着一段18世纪东西方文明相遇、误解与再创造的精彩故事。今天，我们就从威廉·钱伯斯爵士的远东之旅说起。

1 从广州到伦敦：一个苏格兰建筑师的东方奇遇

要理解邱园的中国式宝塔，必须先理解它的设计者。威廉·钱伯斯爵士拥有极为特殊的成长轨迹：他出生于瑞典，父母为苏格兰人。17岁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1742—1744年以押货员身份两次远航远东，在广州居住数月。在华期间，他实地测绘琶洲塔（Pazhou Pagoda），走访街巷，亲手记录大量中国建筑草图，直观感知中国园林天人合一的空间布局逻辑。

一个17岁的押货员，凭什么能看懂中国建筑？答案在于，钱伯斯并非普通水手。他自幼对建筑怀有浓厚兴趣，远东之行更像是一次带着建筑学眼光的田野考察。除实地见闻之外，他还研读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的《中国皇家园林特记》（Description of the Imperial Gardens of China），借助传教士文本了解圆明园造园思想，弥补个人游历地域的局限。

结束远东之行后，20岁的钱伯斯前往意大利、法国接受系统欧洲古典建筑训练。一手东方实地观察，一手西方古典建筑学理——这种双重知识背景，让他区别于大量仅依靠二手版画、传闻想象东方的欧洲设计师。经第三代比特伯爵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1713—1792）引荐，钱伯斯获得改造邱园的委托，委托人是萨克森-哥达的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 of Saxe-Gotha，1719—1772），即后来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1738—1820）的母亲，改造周期为1757—1762年。

同年，钱伯斯出版《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及器皿之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书中收录21幅建筑园林插图，是欧洲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园林的专门著作。1772年，他又完成《民用建筑装饰论》（Treatise on the Decorative Part of Civil Architecture），进一步阐释造园立场：反对完全放任的原始自然，也拒绝僵化刻板的对称，倡导艺术加工与自然意境的平衡。

威廉·钱伯斯爵士，《邱园总规划》，1763年

该总平面图记录邱园改造后的整体格局，是研究英中式园林空间逻辑的基础图像史料。

2 邱园改造：英中式园林的三重设计密码

钱伯斯对邱园的改造，不是简单把中式亭台宝塔搬入欧洲园林，而是把中国古典造园思想转译到欧洲的土地之上，形成一套完整设计逻辑，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摒弃绝对几何规整，推崇不规则的美。传统欧洲贵族园林崇尚直线、轴线、对称修剪，钱伯斯借鉴中国园林审美，改用蜿蜒溪流、曲桥、错落栽植，消解生硬人工秩序，追求"置身自然之境"的游览感受。英国文化界人士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曾评价，这种不对称设计打破欧式园林的单调，曲折小桥相较笔直人工河道更富有诗意。这种审美，也承接自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提出的"不规则"理论，并经由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文字进一步在英国社会传播。

第二，营造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态游览体验。钱伯斯在园内开掘湖泊、堆叠假山、修筑洞壑与曲桥，景观随着游人行走不断变化。湖心亭需要过桥方能抵达，在当时的欧洲想象中，这个过程被赋予"跨海运抵中国"的隐喻。在钱伯斯看来，优秀的园林设计者不只是植物栽培者，更应当是艺术家与哲学家——园林不止用于观看，更要承载人的情绪与体验。

第三，景观符号承载时代的象征内涵。邱园内宝塔、亭台等中式建筑，不只是猎奇装饰物，更象征着18世纪欧洲的商业扩张与世界主义趣味，和贵族室内收藏的中国瓷器、丝绸互为呼应。园林成为物质载体，把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东西方文化相遇的时代精神具象化。

再逛植物园时，别以为"自然"就等于"不加修饰"。钱伯斯告诉我们——真正的园林艺术，是在人工与自然之间找到平衡点。

3 大宝塔与众建筑：跨文化调适的物质证据

在1757—1762年改造期间，钱伯斯在邱园设计超过20座建筑，构成名为皇家环路（Royal Circuit）的游览环线，集合中式、伊斯兰、古典欧式等多种异域风格。其中，大宝塔（The Great Pagoda）无疑是整个邱园改造工程的标志。

威廉·钱伯斯爵士《邱园大宝塔》（The Great Pagoda at Kew），蚀刻、雕刻，1765年，英国图书馆（伦敦，英国）藏

钱伯斯亲自绘制的大宝塔建筑蚀刻版画，清晰展示八角十层结构与向外伸展的出檐，是研究大宝塔原始设计最重要视觉档案。

大宝塔修建于1761—1762年，是献给奥古斯塔公主的礼物，设计原型来自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版画记录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宝塔高约50米，建成时属于伦敦最高建筑之一，砖结构八角形制，一共十层。

这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中国传统古塔大多取奇数层数，对应传统文化当中"阳"的观念；大宝塔却采用十层。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受当时参考图像混淆塔身与基座层数的局限，或是钱伯斯优先服从建筑视觉比例，而非复刻中国文化象征。这个"错误"本身，恰恰是跨文化转译中最真实的痕迹——它不是复制，而是再创造。塔内部设置253级中央楼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塔身各层曾经凿孔，用于炸弹模型测试。

宝塔原始外观装饰十分华丽，各层出檐铺设陶瓷瓦，屋脊安放80条鎏金木雕龙，龙首悬挂铃铛，风吹即作响。木雕龙构件随着岁月逐渐朽坏消失；2016年，借助中国企业资助，利用3D数字化技术完成复刻重新安装。宝塔后世经历多次修缮，19世纪晚期有改建，2006年向公众重新开放，2018年由历史皇家宫殿（Historic Royal Palaces）机构主持完成大修。

除大宝塔之外，邱园还配套建设中国亭（又称四风塔），1761年落成，八角小型亭阁，重檐屋顶，木雕彩绘、彩色琉璃瓦与雕花斗拱，尝试还原中国民间建筑细节，与大宝塔共同构成中式景观集群。

托马斯·桑迪比《邱园中国亭》（The Chinese Pavilion at Kew Gardens），水彩画，1763年，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英国）藏

表现中国亭掩映于植被、被蜿蜒园路环绕的景象，记录亭阁屋顶与斗拱装饰细节。

邱园并非只有中式建筑。钱伯斯同时修建清真寺，是邱园少见伊斯兰风格景观，穹顶、拱门搭配几何纹样瓷砖，把伊斯兰建筑元素和欧洲园林美学融合，最初作为观赏性景观，后期用作游人休憩点，反映18世纪贵族对全球多元文明的好奇心。

橘园（The Orangery）1761年完工，采用欧洲古典主义，尺寸28 m×10 m，立面对称，高大立柱配大面积玻璃窗，功能是培育柑橘类植物，体现欧洲古典建筑体系与东方景观的功能互补，如今改造为餐厅与活动场地，本体结构保留完好。

威廉·钱伯斯爵士邱园橘园（The Orangery at Kew），1760年

钱伯斯绘制橘园建筑稿，展现橘园古典主义立面、立柱与大窗设计。

此外还有废墟拱门、冰屋、中国桥等作品。冰屋参考黎巴嫩巴尔贝克酒神神庙意象，1916年遭暴风雨倒伏树木摧毁；大量钱伯斯时代建筑，例如湖心岛上的中国亭、孔子阁（House of Confucius）、摩尔风格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复刻景观、帕拉第奥桥（Palladian Bridge）、大暖房、动物园（Menagerie），都已经在历史中拆除消失，只能依靠版画与文献还原样貌。

托马斯·桑德比，《邱园花园与鸟舍景观》，水彩画，1763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记录邱园花园与鸟舍片区历史景观面貌。

4 遗产回响：钱伯斯与邱园的跨文化启示

钱伯斯和邱园的价值，远远不止几座异域风情的建筑，它在理论、实践、审美范式三个层面对欧洲造园产生持续影响。

在理论传播层面，钱伯斯出版《邱园园林与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及透视图》（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1763），作为专业建筑师系统刊布中国相关建筑图纸。连同他另外两部著作一起，为欧洲同行提供一套相对系统化的中国园林知识，改善过去碎片化、道听途说式的东方想象。

在实践层面，邱园成为欧洲英中式园林的范本。18世纪晚期，荷兰、法国、德国纷纷出现模仿邱园的宝塔；西班牙、瑞典大量修建中式亭阁。法式贵族园林增添曲桥、湖心亭；德国园林借鉴不规则植物配置，都能看见邱园带来的影响。

在审美范式革新层面，钱伯斯保持一种审慎的平衡。他既批判凡尔赛式古典园林刻板对称；同时也不认同同时代造园大师兰斯洛特·"能人"·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1716—1783）那种近乎不加修饰的纯自然风景园，认为后者粗野乏味。钱伯斯倡导"艺术与自然明智结合"，推动欧洲园林美学向着如画风景（Picturesque）方向转型，邱园也因此成为区分"如画园林"与纯粹自然风景园的标志性案例。

站在今天回望，钱伯斯主导的邱园改造，是18世纪全球化浪潮之下跨文化设计的典型案例。大宝塔等遗存不是对中国建筑原封不动的复制，而是欧洲设计师结合自身知识体系、时代审美，对外来文化进行理解、转译、改造之后的产物。它是大航海时代东西方贸易与思想交流的物质见证；时至当代，大宝塔龙饰的复刻修复，又成为新时代中英文化对话的现实载体。跨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照搬，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观看、取舍与再创造——邱园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启示，也正在于此。

5 我们可记住钱伯斯中国园林西传故事

钱伯斯真的到过中国吗？他对中国园林的理解有多少是"亲眼所见"？

钱伯斯确实到过中国，但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广州一带。他在广州居住数月，实地测绘了琶洲塔等建筑，但并未深入中国内地，更没有亲眼见过圆明园。他对中国北方皇家园林的了解，主要来自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书信体著作。因此，他的中国园林知识是"实地观察+文本阅读"的结合，这也解释了为何邱园的中式建筑既有真实细节，又有想象性发挥。

邱园大宝塔为什么是十层？中国古塔不都是奇数层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传统古塔确以奇数层为主，取"阳"之意。大宝塔采用十层，学界有两种解释：一是钱伯斯参考的纽霍夫版画可能将基座与塔身层数混淆，导致误读；二是钱伯斯作为建筑师，可能优先考虑了十层在视觉比例上的均衡感，而非严格遵循中国文化象征。无论哪种解释，这个"偏差"本身就是跨文化转译中最有趣的证据。

钱伯斯和"能人"布朗的争论，谁赢了？

从历史结果看，布朗的纯自然风景园在18世纪中后期更为主流，英国大量贵族庄园采用了他的设计。但钱伯斯的意义在于，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园林不只是"美化自然"，还可以是"文化体验"的载体。19世纪以后，随着"如画"理论的发展，钱伯斯的观点重新受到重视。可以说，两人各有千秋，共同塑造了英国园林的多元面貌。

今天去邱园，还能看到钱伯斯设计的哪些建筑？

大宝塔是最核心的遗存，2018年大修后重新开放。橘园至今保存完好，已改为餐厅。废墟拱门仍在。但中国亭、清真寺、孔子阁、阿尔罕布拉宫复刻景观等大量建筑已在历史中拆除，只能通过当时的版画和文献想象其原貌。建议参观时结合邱园官方提供的历史地图，效果更佳。

这篇文章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邱园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原汁原味"的单向输出，而是一个充满误解、调适和再创造的过程。钱伯斯没有"正确"复制中国园林，但他的"误读"本身创造了新的美学价值。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并存的时代，这种"创造性转译"的智慧，或许比追求"纯粹"更有意义。

威廉·钱伯斯爵士设计的邱园建筑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