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对SCI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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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的由来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即科学引文索引)旨在通过论文间的相互引用关系来描述期刊信息的传输网络。
1955年，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所长Garfield博士首次提出建立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构想；1958年，Garfield博士创建了化学、医药和生物学的现刊目次(Current Contents，CC)，共收录有200种期刊；1961年，ISI创建了综合性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计收录有613种期刊和140万条引文；1978年，被ISI检索收录的科技期刊达5200种，并创建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2008年被ISI检索收录的科技期刊为9300余种(不同产品所覆盖的期刊数目有较大差异，如2008年SCI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收录了6822种科技期刊。
1972年，Garfield博士在其具有里程碑性的论文“引证分析作为期刊评价的工具”(Science, 1972,178: 471-479)中系统分析了SCI所收录的2200余种期刊的约1000万篇出版物和2700余万条被引文献，指出期刊可按引证的频次和影响来划分等级；自1975年开始，ISI在《科学引文索引》的基础上每年发行上一年度世界范围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从此，作为SCI附属产品的JCR逐渐成为期刊定量评价的重要工具。
SCI的功能
由于SCI收录并统计了期刊和论文的被引证资料，因而其在具备其他专业性检索系统所具有的文献检索功能以外，还绝无仅有地具备期刊和论文的影响力评估、科研绩效评价等功能。目前，SCI的应用方面大致有：
（1）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科研能力及全面评价某个国家的科研状况
由于ISI 建立的数据库具有学科全面、学术影响大、覆盖的国家广泛等特点，因而被其收录检索的期刊和论文常被称作国际主流期刊(Mainstream journals)和国际主流科学(Mainstream science)。国际上的科学计量机构及国际性组织在对国家或科研机构的科研能力及绩效评估工作中，常用ISI 的数据库作为统计源。
（2）作为图书馆管理员进行期刊订购和剔旧的参考
大量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结果表明，相对较小量的期刊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所有学科来说，全部的核心期刊皆存在于约2000种期刊中。例如，2006年JCR收录的6165种科技期刊中，发表论文数处前10%的期刊(617种)占总发表论文数的45.3%，被引频次处前10%的期刊占总被引频次的66.3%。
ISI每年发布的JCR将收录的所有期刊分为约160个研究领域，并将每个领域的期刊按影响因子的大小排序，从而使得不同学科的图书馆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有限的资金征订相对重要的刊物。Garfield博士甚至推算，大约500种期刊即可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综合性图书馆的基本需要。
（3）帮助科研人员选择阅读和投稿的相关专业性期刊
由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的大小最直接地表征了期刊的被利用程度(影响力)、显示度及潜在的读者数，因此，科研人员可根据这些引证指标来有效地选择自己用来收藏和经常阅读的期刊，以确保及时地了解所从事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此外，作者也可根据自己的稿件内容和期刊的引证指标来权衡投稿方向，使自己的稿件在最合适的期刊上得到发表，并在同行中得到有效地交流。
（4）用于定量地分析特定期刊的读者群分布及与其他期刊间的关系
同样，期刊编辑和编委可通过期刊的各项引证指标及期刊的自引、他引情况，分析相关期刊的学术地位、读者群的学科分布、与其他同类期刊间的关系，等等。
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差别很大，这一方面与不同学科的引证行为（如论文中参考文献数目、论文被引半衰期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不同领域研究群体和相关期刊数目的大小密切相关。
（5）用于分析、追踪热点研究领域、判断科学发展的宏观态势
由于SCI不仅检索、收录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论文，同时也详尽地检索、统计了这些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这就使得科研人员、政府的科技决策部门和科学基金资助部门可以较方便地通过论文的产出及引证状况来追踪特定研究领域的国际研究热点，并进而由论文的产出及引证的演变来预测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
SCI与科研成果评价
通常，文献计量方法用于宏观层次如国家或研究机构的整体科研评价是有统计意义的，但在微观层次如研究人员个体的研究评价中，由于科研产出的周期性和主要引证指标的不确定性，文献计量方法的使用应特别谨慎。这是因为论文的引证中存在有大量的作者自引、反引(批评式引用)、合作者和小团体间的“友情互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罗列式引用”，因此，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次数并不能与其科学价值成正比。
此外，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不能反映其中每篇论文的实际被引证频次。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某特定期刊而言，其中约15%的论文贡献了刊物总被引证频次的约50%，其中约50%的论文对总被引证频次的贡献高达90%，即刊物中50%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的平均被引证次数大约是其余50%论文的10倍。这表明，好的刊物并不能提高一般水平论文的被引频次，即论文相对于刊物来说，不存在“免费搭车”(free ride)。
当然，引证分析中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其在科研成果评价中不具任何借鉴意义。总体说来，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是通过同行评议来实现的正相关关系，亦即高影响因子的期刊通常具相对高的“显示度(visibility)”或“影响(impact)”，因此吸引相关学科中优秀论文的能力更强，因而导致对所录用论文的筛选更为严格(即稿件通常要经过更为严格的同行评议)。
就大样本的统计结果看，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作者的科学影响力也基本呈正相关，如Garfield博士(Scientometrics, 1998, 43:69-76)统计发现，诺贝尔获奖者的平均被引频次是总平均被引频次的30倍，个人被引频次处前1000位的有50%以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目前国际上的科学计量研究主要应用的是SCI数据库，客观上要求我们需要适度地鼓励中国的科学家在被SCI检索的期刊上多发表论文，这不仅是为了适应和利用这种国际“游戏规则”，同时也可以提高中国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不过，这种鼓励应建立在切实提高论文质量的基础上。此外，对于基础性研究来说，由于研究人员的科学贡献和学术影响主要是通过论文的交流来实现的，因此，研究评价中如何将定性的同行评议过程与定量的文献计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体现科学研究的国家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科研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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