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讲了一个故事：

两位神父不能断定是否可以允许抽烟和祷告同时进行，于是就请教皇给一个权威的裁决。其中一位神父问教皇：“允许祷告的时候抽烟吗？”教皇说：“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因为祷告时应该全神贯注。”另一位神父问教皇：“抽烟时允许祷告吗？”教皇说：“这是可以的，因为任何时候祷告都是可以的。”

波斯曼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两位神父问的是同样的问题，是因为提问方式不同才得到不同的答案，进而说明语言技术带有意识形态偏向。

我想说的是，两个神父问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提问方式可能暗示不同的预设。

问题1：“允许祷告的时候抽烟吗？”

这个问题问的是在某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抽烟，抽烟有无条件限制。这里面还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先祷告，然后在祷告过程中抽烟；或者，先抽烟，然后在抽烟过程中祷告。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显然不符合祷告的要求，即全神贯注；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不能证明在祷告的时候不全神贯注，只能证明对于抽烟这件事情没有全神贯注。

问题2：“抽烟时允许祷告吗？”

这个问题问的是在什么时候可以祷告，祷告是否一定受正在做的事情的影响。如果是先抽烟，然后在抽烟的时候祷告，则与祷告要全神贯注不一定矛盾，因为祷告者可能对于抽烟这件事心不在焉，而全神贯注地祷告。如果是先祷告，然后再抽烟，则说明祷告者没有全神贯注地祷告，而是分散了思想，想到抽烟去了。

问题1和问题2都不是十分清楚的问题，不符合提问的清晰性标准。教皇对问题1的回答是判断问题1预设了“先祷告，后抽烟”；对问题2的回答是判断问题2预设了“先抽烟，后祷告”。在对问题的这个不同理解下，教皇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不矛盾的。

问题1和问题2也似乎可以合并为问题3：“抽烟和祷告是否可以同时进行？”或者说，问题3似乎可以分解为问题1和问题2。但仔细分析，问题3与问题1和问题2都是不同的问题。什么叫“同时”？在一段时间同时抽烟和祷告，并不能据此判断究竟祷告者是先抽烟还是先祷告的，所以问题3也具有模糊性。正因为问题3比较模糊，所以两个神父才可能把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问题来提问。由于神父提问的方式具有强烈的预设暗示性或引导性，教皇才能分别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如果提问者和回答者在对问题的理解上，比如预设上有不同的看法，则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提出一个清晰的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问题提得模糊，回答就会模糊，或答非所问；问题提得清楚，回答才可能清楚。在科学上，需要提出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问题。否则，科学研究就失去针对性，失去方向。当然，在日常生活或外交场合，为着某种目的，有时需要故意模糊问题，那是一种人文智慧，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