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看。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还是有不足的，给英国人留下了香港回归之后干涉的口实：在声明中，中国政府以单方面声明的方式宣布了对港政策，并附了具体说明的文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作出交还香港之后不再干预香港事务的声明和承诺。这应该是对等的，而声明中只有我们单方面的政策宣示。

给世人一种错觉，英国政府是在中国政府承诺了英国政府接受的治港方式之后，才同意交还香港的，这就为英国议会和政府干涉香港事务埋下了伏笔。如果毛周在世，外交部乔老爷在任，那是绝不会给英国人留下这个空子的，他们在外交上对帝国主义的警觉性一直是很敏锐的，洋人的花招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

英国人要的就是这种错觉，他把联合声明解释为：中国接收香港后的治理方式，是有英国认可并加以监督的限制性条件的。因而，他觉得有权在交还香港之后，审查中国是否履行了联合声明中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外交承诺。

国际条约和国际法这一套洋玩意是英国人玩出来，他们一贯是老奸巨猾的。小平同志当时只注意了香港交还前对英国应有的警惕，而忽略了香港交还之后英国继续干涉的可能。

当然，可能在小平同志看来，香港交还之后，在中国政府的有效掌控之下，不怕英国人死皮赖脸地找任何麻烦。然而，不怕是一个方面，杜绝英国人的任何干涉借口，则是大意不得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当时在这方面还是大意了。而英国人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才需要事先在双方签署的外交文件中，从法律上尽可能剥夺和封堵他们干预的理由和空间，这就是外交和法律的攻防战。

百密一疏，我们在联合声明中是有疏忽的，只有中国政府声明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既没有明确表明香港回归后的治理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也没有对等地要求英国政府声明交还香港之后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这样一项承诺，使这个联合声明看起来有点象英国交还香港的条件书，或中国接收香港的承诺书。实际上，联合声明中“一国两制”的治港方式，只是中国政府自主通告外界的一种政策宣示，也相当于是对香港发出的安民告示，而绝不是对英国人的承诺，这一点小平同志是明确说过的。

小平同志大概觉得我们有实力阻止英国人在交还之后的任何干涉，所以才只关注了香港交还之前对英国人可能捣乱所应有的警惕和限制，他根本没把英国人交还之后的干涉放在眼里，也就没有要求在联合声明的条款中对英国人在交还之后与香港的关系准则和行为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现在英国议会借口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是双方签署和批准的，以英国议会有责任审查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为理由，想派员来港调查。中国方面如果敢做敢为的话，应该直接拒绝英国议会有关方面来港。